marvel电影慈禧自认有史以来最聪明女人，却亲口承认这件事是她一生中唯一的过失-读史知今
慈禧自认有史以来最聪明女人，却亲口承认这件事是她一生中唯一的过失-读史知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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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23期
作者：李宗陶
原题：慈禧的两个世界
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乐寿堂与外国公使夫人合影
1889年3月4日大典之后，光绪亲政。慈禧住进了颐和园，手里仍握着帝国的缰绳——皇帝每隔五六天来向她请安，“用人行事，随时秉承，莫敢违焉”，所以翁同龢说“一切照旧”。
这种和睦持续了5年。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在慈禧六十大寿之前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有学者在大量史料中发现，中法战争、中日甲午之战时，拜洋务成果，清军的武器装备并非像1840年以前那样遥遥落后于外国，也不再有老将杨芳以粪桶对抗英军的愚昧，另有无形的东西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比如，自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发展海军和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而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停止购买枪炮弹药，通过总理海军事务的醇亲王（光绪的生父），约有860万两海防经费流向颐和园修建工程，以供慈禧六十寿诞后更好地“颐养天年”（她每次撤帘归政前总是热心于修建园林）——在这件事上，慈禧显示了她的“妇人之私”，唐德刚称之为“姨太太”心理：她不是皇帝，她最大的愿望恐怕只是替儿子们看好江山。
严复回忆过中法战争后他与赫德的一次交谈。赫德说，中国的强盛决不能只求船坚炮利，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建立强大的海军之上：“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这个根本，指向政治、军队、教育、文化的整体改革。
《马关条约》的签定使光绪在屈辱中“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此时，康有为的改制之书进入翁同龢视野，“大惊服”，见面后“乃益豁然”，从此“专主变法”。他向光绪推荐：“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于是，1898年1月总署五大臣在西花厅接见康有为，6月光绪与康长谈两个半小时——这些都是在慈禧首肯下进行的高泓贤。
其时李鸿章问：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需裁撤，那么旧的规章制度是不是也要撤呢？康有为答：现在是世界列国并立的时代，而我们的法律和官制都已陈旧，中国之所以弱，就在于此。最好都撤，即使一时不能全撤，也应当考虑斟酌修改。李鸿章沉默。
光绪在103天里颁布了27份诏书，涉及设立京师大学堂，遣宗亲出洋考察，奖励艺术、科学和现代农业，废除科举之八股文许嘉重生记事，催促尽快修筑芦汉铁路，倡导所有八旗军队采用西式武器并操练，建立西方式的国家预算制度，以及其他行政改革……同时，他将过去十年间试图进行的重大改革所需要的原则统统交待清楚了。
“诚然，这些维新的决策一个个出台得过急，但仔细研究之后不得不承认，倘若它们得以施行的话，其中没有一个不会给国家带来最大限度的效益；倘若军机大臣和各省地方官员费些心思体察他的用心并响应他的号召一介鲁夫，那么中国在采用西方观念方面也许会紧随日本之后了。”何德兰在见过康有为、也和并非激进派的某位翰林交谈过后，得出这样的看法。他很能理解这个27岁的小伙子想让帝国重新找回尊严和荣耀的急迫。
费正清在《剑桥晚清中国史》中提到：清朝的根本弱点在思想和体制方面。
赫德1865年7月5日记：“（中国政治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专制主义与激进主义、皇权主义与共和主义、集中化与其对立面的最奇异的混合。”这个混合物盘根错节，头绪万千，牵一发而动全身。
27份诏书里，有3份涉及裁撤六部、三省巡抚以及驿站（以新式邮政代之），另有一份涉及将阻碍新政的官员革职。时任顺天府尹陈夔龙后来在《梦蕉亭杂记》中，细述了他当日亲历的这一次朝局大动荡：
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城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近万人蒲松林。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太仆寺被撤之后，陈夔龙奉命接收公事档案，前往该寺查看，发现衙门里众人如鸟兽散，印信、文件全无踪影，厅事里的门窗也都被拆走。
连外国人何德兰也看出，假如皇上花些心思在裁撤旧人的同时为他们创造新的职位，也许就不会遭遇保守派如此强烈的反弹了。
等到皇帝下旨免了总署大臣李鸿章、敬信的职，“旧臣惶骇”。他们陆续赶往颐和园，在慈禧面前跪了一地，“不谋而同心，异喙而同辞”，说光绪“妄变祖法”，请她再次训政。慈禧没有立刻答应。
这时候，热血青年走了一步险棋。
谭嗣同，翁同龢在日记里的评价是：世家子弟中傲慢者。他幼年丧母，庶母待他残酷，杨国强说，这样的人容易走极端。marvel电影经过维新派前期试探，谭嗣同深夜游说机警的袁世凯，希望他率部进京，包围颐和园，杀慈禧以促成皇帝变法。光绪紧接着两次召见袁世凯并提拔了他。
而前一天晚上，康有为等人还在饮酒唱曲，“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直到此时，有着6位夫人、“功夫全在文字”的康有为可能才意识到天底下许多事不是道理可以摆平的，而军权于当国，何等重要。
虽然戊戌政变并非因袁世凯与新党的接触而发生，但围园弑后计划的败露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慈禧闻讯返宫，怒斥光绪：“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随后，群臣跪右，皇帝跪左，设竹杖于座前，慈禧痛斥道：“天下者陈俊言，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
随后，所裁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悉数恢复，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复归其位，而新成立的农工商总局则被废去。
随后，菜市口斩六君子，下旨捉拿康梁。
狱卒刘一鸣后来回忆：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溅血之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康广仁（康有为弟）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刘光第曾任职刑部，安慰康说：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牵自西门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憎，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里也记了些遇害六君子的情况，其中最年轻的林旭26岁，是林则徐的后代；他的未婚妻听到噩耗立即自杀身亡。
学者雷颐认为，这场维新，政治上只是进行了非常有限的行政改革，因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终告失败。
何德兰说，光绪是外国人眼里中国许多伟大改革举措的创始人，但缺乏实施设想的权力和挑选杰出的政治家来辅佐他。
李鸿章曾对伊藤博文说，戊戌变法之失败，只因“变法太急，用人不当”。但他也对人说过：废掉过去的旧政策和体制，是我想了几十年也没有做到的，我不如康有为。
他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康梁以庇护，除了通风报信、护送出京，他建议康有为“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戊戌政变之后，康梁逃到日本，慈禧下令搜捕康梁亲戚，刨平二人祖坟，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一直托辞不办。后来，他对部下说：我不做刀斧手。
有一天，慈禧指着一摞弹劾奏折问李鸿章：有人揭发你为康党。李鸿章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罢默然不语。
庚子之变后，慈禧以不亚于光绪的诚意和力度推行新政，甚至走得更远。与几年前相对照，后世读史者惟感可笑、苍凉。
比如，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法”归来，手中的新知不够用来达意，于是暗中求教于当年的新党。当时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代为拟草的考察书、请立宪定国是的奏折超过二十多万字；更有争权的两个部门，所递交的权限辩释书，均出自梁先生之手。
以25岁弱龄出任国人导师的梁启超日后检视其旧论，“辄欲作呕，复勘其体例，未尝不汗流浃背也”。在那“流则多变”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里，晚清最后十年终由变法而破坏，由破坏而立宪，由立宪而革命排满，由排满而无政府主义……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过失”我最不愿提起那次事件，也不喜欢外国人向我们的人打听这方面的问题。你知道，我常常认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女人，谁也不能和我比。……我一直都很成功，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庚子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过失。我本可以及时颁布诏令，阻止拳匪的妖言惑众向云龙，但是端王、澜公二人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这些拳民是上天派来的，能使中国摆脱一切我们所痛恨的洋人，当然他们指的主要是传教士。你也知道我有多恨这些传教士，我一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我寻思自己先不忙开口，等等看会发生些什么。我的确也感觉到了，他们太过火了。有一天，端王带着拳民头领到颐和园，把所有太监召集到大殿的院子里，逐一检查每个太监，看看他们的头上是不是有一个十字。那个头领说：“这些十字平常人看不到，但我能。凭着他头上有没有十字来判定他是不是基督徒。”……端王说，这个头领法力无边，能杀尽洋人，刀枪不入，所有天神都保护他。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曾经有一个拳民用火枪向另一个射击，子弹打中了，但那人却毫发无损。……这之后，端王又建议，最好让拳民头领每天来宫里教太监们各种法术，整个北京城差不多都在学拳民的法术呢邝文珣老公。第三天，太监们都换上了拳民的装束，使我大吃一惊。他们穿着红马甲、红头巾、黄裤子。我看见所有的仆从们都脱下了朝服，换上这身滑稽的装束，心里很是难过。澜公还送了我一套拳民的衣服。……
这是1904年4月，慈禧向德龄回忆1900年她欲借义和团之力向11国宣战的蠢事。
如果说戊戌变法是统治者在西方长期迫压下学习先进、自我更新的反应，那么义和团运动则是下层民众在同样迫压下，从传统中寻找思想武器的响应，可惜唤起的情绪和意气是一种淹没理性的盲潮。后者对洋人的仇视和扑杀，与戊戌变法后整个朝廷的排外一拍即合冒牌风水师，化成天子脚下烧香、焚表、请神、持咒的奇观。
据《中国教案史》的不完全统计数据，义和团年间共有253名外国人（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和3.5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近3万人，新教5000人）被杀。
至于吸纸烟、戴眼镜、用洋伞、着洋袜者，均有被拳民诛杀的危险。《拳事杂记》中：曾有学生6人，仓皇避乱大明帝师，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被团匪搜出，死于非命。
义和团败，联军入京。慈禧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逃往西安，一路上吃了些苦头；京城百姓付出的代价是任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然后于门上贴“不晓语言，平心恭敬”学做顺民；清王朝付出的代价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辛丑条约》的签订，它的赔款数额达到4.5亿两白银，按当时中国人口计，人均一两。
78岁的李鸿章带着签《马关条约》时留在脸上的那颗子弹，签了此生最后一个卖国条约。回到家，他吐了血。两个月后，他死了。
条约中，德国代表强烈要求清政府派专使就克林德公使被杀一案前往德国谢罪，并在其遇害之所树立纪念牌坊。何德兰参加了揭幕典礼，但他听说，中国百姓以为这个牌坊是为纪念杀害德国男爵的人建造的。
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
清朝就在进一小步退两大步的节奏里走进20世纪。尽管慈禧顺势而行，也诞生了“江楚会奏三折”这样经典的改革文本，但这片江山已是日薄之象。当慈禧想把自己的侄女许给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时，袁世凯当即借故推辞了。
慈禧与光绪在两天里接连死去，她的声名愈见败坏——这也是革命的需要。
学者沈渭滨查过，有关慈禧的种种传闻，蕾妮斯梅大抵是在戊戌变法之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这段时间里出现的。有人列数了她的情人：荣禄、安德海、李莲英、某京剧名角，乃至饭庄伙计。更有一部奇书：英人埃德蒙?巴恪思男爵所著《太后与我》，不仅是晚清京师同性恋大观，还交待自己32岁时曾与69岁的太后同床共枕。
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教授马克梦先生最近出版了《牝鸡无晨：历代后妃生活》（Women Shall Not Rule），从吕后一直写到慈禧，盘点了中国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他认为慈禧跟挪威的玛格丽特皇后差不多，只能算是临时摄政的皇后。和其他王国一样，若要批评女性掌权者，最好的办法是说她淫荡。在男人想象的政治秩序中，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是女人不能干政，而女人当政往往标志着进入了乱世。这与慈禧在遗诏中添加的那句颇有共鸣，也可看作她面对两个分裂的世界为数不多的反省——仍是关于权力的：
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加拉雷斯。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自咸丰后，慈禧指定的新君一个比一个幼小，大清的黄昏则越来越近。傅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下了1908年12月3日他在啼哭声中登基的场面：
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叫我不要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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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宗陶
原题：慈禧的两个世界
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乐寿堂与外国公使夫人合影
1889年3月4日大典之后，光绪亲政。慈禧住进了颐和园，手里仍握着帝国的缰绳——皇帝每隔五六天来向她请安，“用人行事，随时秉承，莫敢违焉”，所以翁同龢说“一切照旧”。
这种和睦持续了5年。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在慈禧六十大寿之前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有学者在大量史料中发现，中法战争、中日甲午之战时，拜洋务成果，清军的武器装备并非像1840年以前那样遥遥落后于外国，也不再有老将杨芳以粪桶对抗英军的愚昧，另有无形的东西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比如，自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发展海军和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而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停止购买枪炮弹药，通过总理海军事务的醇亲王（光绪的生父），约有860万两海防经费流向颐和园修建工程，以供慈禧六十寿诞后更好地“颐养天年”（她每次撤帘归政前总是热心于修建园林）——在这件事上，慈禧显示了她的“妇人之私”，唐德刚称之为“姨太太”心理：她不是皇帝，她最大的愿望恐怕只是替儿子们看好江山。
严复回忆过中法战争后他与赫德的一次交谈。赫德说，中国的强盛决不能只求船坚炮利，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建立强大的海军之上：“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这个根本，指向政治、军队、教育、文化的整体改革。
《马关条约》的签定使光绪在屈辱中“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此时，康有为的改制之书进入翁同龢视野，“大惊服”，见面后“乃益豁然”，从此“专主变法”。他向光绪推荐：“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于是，1898年1月总署五大臣在西花厅接见康有为，6月光绪与康长谈两个半小时——这些都是在慈禧首肯下进行的高泓贤。
其时李鸿章问：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需裁撤，那么旧的规章制度是不是也要撤呢？康有为答：现在是世界列国并立的时代，而我们的法律和官制都已陈旧，中国之所以弱，就在于此。最好都撤，即使一时不能全撤，也应当考虑斟酌修改。李鸿章沉默。
光绪在103天里颁布了27份诏书，涉及设立京师大学堂，遣宗亲出洋考察，奖励艺术、科学和现代农业，废除科举之八股文许嘉重生记事，催促尽快修筑芦汉铁路，倡导所有八旗军队采用西式武器并操练，建立西方式的国家预算制度，以及其他行政改革……同时，他将过去十年间试图进行的重大改革所需要的原则统统交待清楚了。
“诚然，这些维新的决策一个个出台得过急，但仔细研究之后不得不承认，倘若它们得以施行的话，其中没有一个不会给国家带来最大限度的效益；倘若军机大臣和各省地方官员费些心思体察他的用心并响应他的号召一介鲁夫，那么中国在采用西方观念方面也许会紧随日本之后了。”何德兰在见过康有为、也和并非激进派的某位翰林交谈过后，得出这样的看法。他很能理解这个27岁的小伙子想让帝国重新找回尊严和荣耀的急迫。
费正清在《剑桥晚清中国史》中提到：清朝的根本弱点在思想和体制方面。
赫德1865年7月5日记：“（中国政治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专制主义与激进主义、皇权主义与共和主义、集中化与其对立面的最奇异的混合。”这个混合物盘根错节，头绪万千，牵一发而动全身。
27份诏书里，有3份涉及裁撤六部、三省巡抚以及驿站（以新式邮政代之），另有一份涉及将阻碍新政的官员革职。时任顺天府尹陈夔龙后来在《梦蕉亭杂记》中，细述了他当日亲历的这一次朝局大动荡：
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城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近万人蒲松林。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太仆寺被撤之后，陈夔龙奉命接收公事档案，前往该寺查看，发现衙门里众人如鸟兽散，印信、文件全无踪影，厅事里的门窗也都被拆走。
连外国人何德兰也看出，假如皇上花些心思在裁撤旧人的同时为他们创造新的职位，也许就不会遭遇保守派如此强烈的反弹了。
等到皇帝下旨免了总署大臣李鸿章、敬信的职，“旧臣惶骇”。他们陆续赶往颐和园，在慈禧面前跪了一地，“不谋而同心，异喙而同辞”，说光绪“妄变祖法”，请她再次训政。慈禧没有立刻答应。
这时候，热血青年走了一步险棋。
谭嗣同，翁同龢在日记里的评价是：世家子弟中傲慢者。他幼年丧母，庶母待他残酷，杨国强说，这样的人容易走极端。marvel电影经过维新派前期试探，谭嗣同深夜游说机警的袁世凯，希望他率部进京，包围颐和园，杀慈禧以促成皇帝变法。光绪紧接着两次召见袁世凯并提拔了他。
而前一天晚上，康有为等人还在饮酒唱曲，“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直到此时，有着6位夫人、“功夫全在文字”的康有为可能才意识到天底下许多事不是道理可以摆平的，而军权于当国，何等重要。
虽然戊戌政变并非因袁世凯与新党的接触而发生，但围园弑后计划的败露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慈禧闻讯返宫，怒斥光绪：“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随后，群臣跪右，皇帝跪左，设竹杖于座前，慈禧痛斥道：“天下者陈俊言，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
随后，所裁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悉数恢复，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复归其位，而新成立的农工商总局则被废去。
随后，菜市口斩六君子，下旨捉拿康梁。
狱卒刘一鸣后来回忆：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溅血之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康广仁（康有为弟）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刘光第曾任职刑部，安慰康说：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牵自西门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憎，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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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雷颐认为，这场维新，政治上只是进行了非常有限的行政改革，因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终告失败。
何德兰说，光绪是外国人眼里中国许多伟大改革举措的创始人，但缺乏实施设想的权力和挑选杰出的政治家来辅佐他。
李鸿章曾对伊藤博文说，戊戌变法之失败，只因“变法太急，用人不当”。但他也对人说过：废掉过去的旧政策和体制，是我想了几十年也没有做到的，我不如康有为。
他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康梁以庇护，除了通风报信、护送出京，他建议康有为“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戊戌政变之后，康梁逃到日本，慈禧下令搜捕康梁亲戚，刨平二人祖坟，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一直托辞不办。后来，他对部下说：我不做刀斧手。
有一天，慈禧指着一摞弹劾奏折问李鸿章：有人揭发你为康党。李鸿章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罢默然不语。
庚子之变后，慈禧以不亚于光绪的诚意和力度推行新政，甚至走得更远。与几年前相对照，后世读史者惟感可笑、苍凉。
比如，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法”归来，手中的新知不够用来达意，于是暗中求教于当年的新党。当时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代为拟草的考察书、请立宪定国是的奏折超过二十多万字；更有争权的两个部门，所递交的权限辩释书，均出自梁先生之手。
以25岁弱龄出任国人导师的梁启超日后检视其旧论，“辄欲作呕，复勘其体例，未尝不汗流浃背也”。在那“流则多变”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里，晚清最后十年终由变法而破坏，由破坏而立宪，由立宪而革命排满，由排满而无政府主义……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过失”我最不愿提起那次事件，也不喜欢外国人向我们的人打听这方面的问题。你知道，我常常认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女人，谁也不能和我比。……我一直都很成功，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庚子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过失。我本可以及时颁布诏令，阻止拳匪的妖言惑众向云龙，但是端王、澜公二人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这些拳民是上天派来的，能使中国摆脱一切我们所痛恨的洋人，当然他们指的主要是传教士。你也知道我有多恨这些传教士，我一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我寻思自己先不忙开口，等等看会发生些什么。我的确也感觉到了，他们太过火了。有一天，端王带着拳民头领到颐和园，把所有太监召集到大殿的院子里，逐一检查每个太监，看看他们的头上是不是有一个十字。那个头领说：“这些十字平常人看不到，但我能。凭着他头上有没有十字来判定他是不是基督徒。”……端王说，这个头领法力无边，能杀尽洋人，刀枪不入，所有天神都保护他。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曾经有一个拳民用火枪向另一个射击，子弹打中了，但那人却毫发无损。……这之后，端王又建议，最好让拳民头领每天来宫里教太监们各种法术，整个北京城差不多都在学拳民的法术呢邝文珣老公。第三天，太监们都换上了拳民的装束，使我大吃一惊。他们穿着红马甲、红头巾、黄裤子。我看见所有的仆从们都脱下了朝服，换上这身滑稽的装束，心里很是难过。澜公还送了我一套拳民的衣服。……
这是1904年4月，慈禧向德龄回忆1900年她欲借义和团之力向11国宣战的蠢事。
如果说戊戌变法是统治者在西方长期迫压下学习先进、自我更新的反应，那么义和团运动则是下层民众在同样迫压下，从传统中寻找思想武器的响应，可惜唤起的情绪和意气是一种淹没理性的盲潮。后者对洋人的仇视和扑杀，与戊戌变法后整个朝廷的排外一拍即合冒牌风水师，化成天子脚下烧香、焚表、请神、持咒的奇观。
据《中国教案史》的不完全统计数据，义和团年间共有253名外国人（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和3.5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近3万人，新教5000人）被杀。
至于吸纸烟、戴眼镜、用洋伞、着洋袜者，均有被拳民诛杀的危险。《拳事杂记》中：曾有学生6人，仓皇避乱大明帝师，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被团匪搜出，死于非命。
义和团败，联军入京。慈禧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逃往西安，一路上吃了些苦头；京城百姓付出的代价是任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然后于门上贴“不晓语言，平心恭敬”学做顺民；清王朝付出的代价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辛丑条约》的签订，它的赔款数额达到4.5亿两白银，按当时中国人口计，人均一两。
78岁的李鸿章带着签《马关条约》时留在脸上的那颗子弹，签了此生最后一个卖国条约。回到家，他吐了血。两个月后，他死了。
条约中，德国代表强烈要求清政府派专使就克林德公使被杀一案前往德国谢罪，并在其遇害之所树立纪念牌坊。何德兰参加了揭幕典礼，但他听说，中国百姓以为这个牌坊是为纪念杀害德国男爵的人建造的。
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
清朝就在进一小步退两大步的节奏里走进20世纪。尽管慈禧顺势而行，也诞生了“江楚会奏三折”这样经典的改革文本，但这片江山已是日薄之象。当慈禧想把自己的侄女许给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时，袁世凯当即借故推辞了。
慈禧与光绪在两天里接连死去，她的声名愈见败坏——这也是革命的需要。
学者沈渭滨查过，有关慈禧的种种传闻，蕾妮斯梅大抵是在戊戌变法之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这段时间里出现的。有人列数了她的情人：荣禄、安德海、李莲英、某京剧名角，乃至饭庄伙计。更有一部奇书：英人埃德蒙?巴恪思男爵所著《太后与我》，不仅是晚清京师同性恋大观，还交待自己32岁时曾与69岁的太后同床共枕。
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教授马克梦先生最近出版了《牝鸡无晨：历代后妃生活》（Women Shall Not Rule），从吕后一直写到慈禧，盘点了中国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他认为慈禧跟挪威的玛格丽特皇后差不多，只能算是临时摄政的皇后。和其他王国一样，若要批评女性掌权者，最好的办法是说她淫荡。在男人想象的政治秩序中，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是女人不能干政，而女人当政往往标志着进入了乱世。这与慈禧在遗诏中添加的那句颇有共鸣，也可看作她面对两个分裂的世界为数不多的反省——仍是关于权力的：
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加拉雷斯。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自咸丰后，慈禧指定的新君一个比一个幼小，大清的黄昏则越来越近。傅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下了1908年12月3日他在啼哭声中登基的场面：
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叫我不要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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