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的晚餐无奈的放纵，无趣的狂欢——简评罗斯的《布拉格的飨宴》-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无奈的放纵，无趣的狂欢——简评罗斯的《布拉格的飨宴》-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杨臭脚
《布拉格的飨宴》第一版，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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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足的玩笑和要命的认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每天白日将尽时我就和他们一起在乡间散步。
——菲利普·罗斯?
无奈的放纵，无趣的狂欢
——简评罗斯的《布拉格的飨宴》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以多产著称。虽然早已过古稀之年，仍然笔耕不辍。在最近的六年时间里，他马不停蹄地推出《人类的污点》、《垂死的动物》、《反美阴谋》和《每个人》等四部小说。国内外的文学大奖他早已掠美无数，单单缺的是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勤奋多少感动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最近几年他几乎每次都是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之一，只是每每到最后关头才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出局。年龄构不成足够的理由让罗斯停下笔来，但一个人的坚强终究难以撼动更倔强的评委会。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可能的晚餐不管他是否在乎得不得奖，他还会勤奋地写作，因为这是他一贯的执著。
罗斯的执著令人称道，却也让不少读者觉得单调无趣。罗斯最迷执的主题是现代人漂移不定的身份问题，他在一连二十几部小说里都乐此不疲地进行探讨，他的调味剂也用得比较单调：令人性欲消减的色情描写，讥诮的对话，将人物置于不同的环境考察其身份的变化等。祖克曼系列小说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探究美国犹太人乃至现代人的身份问题。本文介绍的《布拉格的飨宴》是罗斯第一部祖克曼三部曲的尾声。这三部曲分别是《鬼作家》《解放了的祖克曼》《解剖课程》。《布拉格的飨宴》虽说可以单独成篇，但如果脱离了其他三部作品，它的表现力会大打折扣，读起来更像满纸荒唐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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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依次为《鬼作家》《解放了的祖克曼》《解剖课程》
主人公内森·祖克曼在《鬼作家》里李诣凡，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美国犹太作家。他写的短篇小说获得评论界好评，却受到不少犹太人的攻击，说他丑化犹太人，有反犹倾向。他也因此与父亲关系龃龉。父亲的形象代表文化或者传统的根。和父亲相处不好的祖克曼转而投靠知名作家E. I. 罗诺夫寻求支持，从此更坚定自己的写作方向。在《解放了的祖克曼》里，祖克曼凭借一部色情小说成为著名作家。他的父亲被活活气死，临死前骂儿子是“孬种”（bastard）。没听真切的祖克曼则相信父亲是在祝他以后生活“更棒”(better) 。在《解剖课程》里，祖克曼的母亲也去世了，从此他与传统的联系完全切断，写作失去了灵感，而且一身是病，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他和女佣们试尽各种奇特的性交姿势也找不回灵感，作为作家，失去了传统就失去了一切。于是他准备弃文从医，开始在医学院学习，从最富想象的职业转到最冷漠机械的行当。从这三部小说可以看到，祖克曼的身份一直在对立的两极中变换。他本来在父亲眼里是个听话的乖儿子，为了写作，变成一个反叛的儿子，他父亲诅咒他是“孬种”，他却自认为父亲祝他“更棒”；当作家文思枯竭了，他又摇身变作不需要灵感的医学院学生。三部曲该如何结尾呢？可以想见，在《布拉格的飨宴里》他的身份还会发生变化。
果不其然，他甚至不加交代就弃医从文了。而且他从反犹分子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原来他只专意于写自己的文章，冒犯父亲也在所不辞，现在他为了挽救犹太人的文稿不惜去极权世界铤而走险。这份文稿是一位犹太父亲写的故事集。失去父亲和传统文化之根脱节的祖克曼是想寻找一位替代父亲，寻回自己的父性——换言之，即生殖力、（文学）创造力或者身份归属。以虚构的故事集来喻指文化的根，这本身就暗示出祖克曼是在子虚乌有中寻找他的身份归属。
这些故事集本身的意义就是含糊的，它至少有两层含义。捷克流亡者斯索夫斯基来到美国后找到祖克曼，跟他说起自己已故父亲用意第绪语写了不少故事，主要讲在纳粹占领下捷克犹太人的辛酸苦难。他的父亲后来死在纳粹的枪口下。那些故事都留在捷克没带出来，他希望祖克曼利用他国际知名作家的身份把那些文稿挽救出来。祖克曼正希望和犹太文化的根重建联系，挽救意第绪语写成的犹太苦难故事意义重大，于是他背负使命只身来到布拉格。在布拉格他见到了斯索夫斯基的前妻奥尔嘉，文稿就保存在她那里。但是奥尔嘉指出斯索夫斯基父亲写的故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且他父亲也没死在纳粹的枪口下，在纳粹占领期间，他躲在一位朋友的浴室里享受着香烟和妓女，没有遭受任何苦难，后来死在车祸之中；斯索夫斯基撒谎是为了用犹太人的苦难故事骗取祖克曼的同情心，而且他贪图名利准备用自己的名字在美国发表祖克曼深入铁幕笼罩的东欧力图挽救的文稿。读者无从分辨斯索夫斯基和奥尔嘉究竟谁在说谎，或者都在说谎。祖克曼自己也不知道，但不管怎样他还是把思索夫斯父亲的故事当作犹太的传统来追寻。所以祖克曼所认定的犹太的根只是他的一种选择而已，他把它当作真理或生活的理想来追求。这真理或理想一旦确立，他也不去细究它的本质内容，却也能孜孜不倦地加以追求，而他的人生也因此有了诸多不同。这真理是选择性的，是可以由人们任意生产的，人们说什么是真理，它就可以变成真理，因此真理也如福柯所说具有了话语性。
罗斯在这篇小说里充分利用了语言的模糊性来表达真理的话语性。这篇小说里的人物对话有个特点：谈话的目的不是为了相互交流、沟通，谈话的双方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以斯索夫斯基为例。他在美国见到祖克曼时候，其实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让对方去捷克取回他父亲的手稿。但是他并没有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目的。他先是一个劲夸奖祖克曼，然后说自己和祖克曼有相似性，因为两人的作品都产生了诽谤性的反应。接下来他继续夸奖祖克曼，并大谈特谈美国和捷克的文学批评状况，在再三催促之下才说出自己作品被禁止出版的理由：他的“讽刺性的微笑”风格不为当局所容。然后他颠三倒四地说到自己的疑虑，接着又大篇幅地叙述他情妇伊娃·卡丽诺娃在捷克的遭遇。整个谈话东拉西扯爱啦啦海楠，不知所指，内容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捷克当局在“布拉格之春”以后，对于思想文化的钳制相当严重。祖克曼对斯索夫斯基并不是一味相信，从他的胡吹谬赞中祖克曼就猜出对方一定有事相求。后来，斯索夫斯基终于不露声色地谈起了他的父亲：在纳粹占领期间他父亲用意第绪语写下不少动人的故事，算得上一流的文学作品。斯索夫斯基有关他父亲的故事版本不论真假对他自己和祖克曼都很有意义。斯索夫斯基如果说的是真话，那么他父亲写的故事在美国用英语出版足以让他非常开心了；如果讲的是假话，那么按奥尔嘉所说，他会用自己的名字来发表父亲的小说以图名利双收。祖克曼也需要思索夫斯基的故事版本来证实自己存在的意义瑟拉芬。他在父母双双去世后，与犹太传统完全失去了联系，文思枯竭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为了寻找文化的根，为了恢复艺术创造力，他毫不犹豫地扛起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大旗。耐人寻味的是，祖克曼后来从奥尔嘉手里拿到了手稿。他不懂意第绪语，不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然后他眼睁睁看着捷克特工把文稿没收，再也没法知道它的内容以及它是否能代表犹太文化的传统。所以斯索夫斯基父亲的文稿所代表的犹太传统只是一种假定的真理，所谓身份也好，民族传统也罢，都没有本质的存在。祖克曼的身份油滑不定，他的人生充斥着各样矛盾的自我，每一种自我都是具体场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权力话语的作用结果。祖克曼的这一特点在整个祖克曼系列中有充分的展现，但是在本篇小说中不够集中，不过我们可以从另一人物的身份变迁窥见一斑。
这个人就是捷克文化部长诺瓦克的父亲。诺瓦克以父亲为自豪，认为他代表了捷克斯洛伐克最值得尊重的公民。诺瓦克这样向祖克曼吹捧自己的父亲：
“我父亲是一个朴素的机械师，现在早就退休了。你知道他对捷克文化，捷克人民、捷克语言，甚至捷克文学的生存做出多大的贡献吗？他的贡献比你那位向美国作家叉开双腿展现真实捷克精神的同性恋娼妇可大多了。你知道我的父亲整个一生怎样表达他对国家的爱吗？1937年时，他赞同马萨里克及其共和国，他称颂马萨里克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和救世主。希特勒来了，他赞颂希特勒。二战后，贝奈斯被选为首相，他开始赞颂贝奈斯。后来斯大林把贝奈斯赶走，他就赞颂斯大林以及我们伟大的领袖歌特瓦尔德。甚至杜布切克当政时，他也赞颂了杜布切克好几分钟。但是后来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派政府垮台了，他做梦都不会想到去赞扬他们了。你知道他现在跟我说什么吗？你想听一个真正的捷克爱国人士的政治哲学吗，他在这个小小的国家已经生活了八十六年，他给妻子和四个小孩营造了体面舒适的小家庭，他现在颇有尊严地退休了，享受啊，因为他有充分的理由来享受，享用他的烟斗、他那一品脱啤酒、享受与孙子们的天伦之乐、以及和亲密老朋友相伴为乐？”
在各种政治环境下，在各种权力话语的纷争中，诺瓦克的父亲像变色龙一样随意改变立场，不时抖落出各种矛盾的自我，但是他趋吉避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诺瓦克显然认为他父亲身上体现了极权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真理阿龙正罡。如果人人都愿意做这样的模范公民，国家就会太平稳定，政权也就得到了维持。诺瓦克的不倒翁父亲算是铁证如山地证实了真理的语境性和话语性。
身份游离不定，它的荒诞性也随之而生。人们不但塑造、更改自己的身份，而且还能随心所欲臆造别人的身份。比如评论家们对卡夫卡，祖克曼，斯索夫斯基的种种评价俞流传，不管公允与否，不管作家本人喜不喜欢，都变成了作家本人的一部分，所以作家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是读者或者评论家捏造的上树野里。更荒唐的是，邱小冬甚至两个不同个体的身份可以发生替换。祖克曼意识到他离开美国来到捷克斯洛伐克后，发现自己的身份也和斯索夫斯基发生了更换陶平生。从此他自己受到各种约束，连生命都旦夕不保，而思索夫斯基却在美国像原来的自己一样充分享受自由，正平步青云成为美国知名作家。毫无疑问，这荒诞同样来自真理的语境性或话语性。
除了身份游离不定引起的荒诞效果，小说还极尽所能地展现了荒诞的社会内容。当然，罗斯对布拉格的荒诞描写是有选择性地刻意而为之，他只让读者看极权社会的阴暗面。小说里的工人阶级都是醉醺醺的形象，艺术家没有用武之地，整天沉溺于狂饮淫乱之中，极权政治不允许任何自由，整个国家特务横行，告密事件乃是家常便饭勇者之师，弄得人人自危、民心惶惶，国家的未来属于诺瓦克父亲那样见风使舵的模范公民。罗斯要的是荒诞的效果，无意于对捷克当时的社会状况做客观的表现，他在小说里大概是以那些在捷克受到排挤的知识分子或艺术家的眼光来看捷克的功夫球皇，小说主要捕捉的是这些人的声音。比如，小说里说到一位抽象画家，此人“最出色的抽象画作品是在俄国人来的那天完成的。他走到外面把街上所有的路牌都涂上了，使坦克不知道已经开到何处。”一位画家最出色的作品就是在路牌上涂鸦，这是滑稽透顶的闹剧。实际上，布拉格在被苏联占领时的确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人们掉转路牌或者把路标涂掉，给苏军的推进带来了麻烦汇想卡盟。另外人们还拒绝给占领军提供粮食，给当时的苏军造成了很大困难。捷克政府的确没有对苏军做出任何抵抗，但是捷克人民却以他们的绵薄之力对占领军晓以颜色。但是在罗斯小说里，他反映的是同一段史料，但并不表现捷克人们的奋起反抗，他把它化成了一个只会涂鸦的抽象艺术家的荒诞故事。
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
小说中最荒唐的场景莫过于每周二晚上在著名导演克莱雷克家中举行的狂欢会。在这里，使来自花花自由世界的祖克曼都要大开眼界。祖克曼的捷克朋友波洛特加是这么跟他介绍狂欢会的：“自从俄国人来这以后，欧洲最放纵的狂欢就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少一点自由张龄之，更快乐地性交。在克莱雷克家里你可以为所欲为。没有毒品，但威士忌少不了。你可以性交，你可以手淫，你可以看黄色画片，你可以看镜中的自己，你可以什么也不做。所有优秀的人士都来到这里。最坏的人也是如此。我们现在都是同志。去参加狂欢会吧，祖克曼——你会看到革命的最后阶段。”等祖克曼身临其境，他就发现波洛特加一点也没夸张。第一次参加狂欢会，他就泡上了布拉格最美的大腿，她就是斯索夫斯基的前妻奥尔嘉。人们张口闭口都谈性交，有人有露阴癖，有人有窥淫癖。奥尔嘉最能代表狂欢的精神，她爱上了爱情、可以做到见一个爱一个。参加狂欢会的人主要是受到政府排挤、压制的知识分子，落魄的艺术家们。“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后，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扶持胡萨克代替自由主义倾向的杜布切克出任总书记。此时捷克的文坛一片沉寂，包括米·昆德拉在内的大批作家被开除出党，流放国外，还有不少作家受到审讯、监禁、劳改，作品遭到查禁。那些“政治上反动、立场不坚定，偏离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而受到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人都是清洗的对象潘塔尼。只有“写过‘悔过书’，表示‘要改弦易辙’的人，决心以新的创作来支持、维护官方的思想和政策的人，或者回避文学的当代性和现实性，不谈政治与国事，一心创作一些休闲性、娱乐性强的作品奉献给读者的作家”才能在国内立足。小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现实，那些出没狂欢会的知识分子对于现实没有发言权，索性彻底地沉沦，餍足于对休闲娱乐的追求。奥尔嘉长于写色情小说，私生活比较随便，她是克莱雷克豢养的情妇，可以随便和男人上床，是个离开男人就心怀恐惧的人；波洛特加作为作家没有什么重要的发表物，但他经常捉刀给布莱彻写文章反而把后者推向了作家协会秘书、荣誉艺术家的宝座，而波洛特加自己仍然是异己分子，满足于和自己的十几个女友轮流交欢；还有沃迪加先生，他不时向政府道歉，希望从事艺术创作，但是当局只让他写“关于比尔森啤酒的历史小说”。不过总的来说，罗斯并不是要全面客观地反映捷克现实情况。他的主人公祖克曼并没有真正接触捷克人们的生活，他只出没于宾馆、狂欢会等几处地方，以自由世界的先入之见有选择性地塑造出一个漫画式的捷克。但是，丑化捷克并不是他的目的，在他的小说里西方自由世界也是同样的荒诞。捷克也好，后来小说中的以色列也好，只不过又为他表现身份的虚构性以及人生的荒诞提供了带有异域色彩的语境而已。地域的拓广，使他小说的主题更加具有普遍意义。
小说中无所不在的色情描写或者淫秽调侃显示出罗斯一贯的写作风格：“十足的玩笑”，“要命的认真”。色情描写一直是罗斯的惯性爱好。他最有名的小说《波特诺伊的抱怨》就因为大量描写手淫而让他声名昭著。他此后的小说都把色情描写当作必不可少的调味剂秦俑奶粉。甚至在他年过古稀之后推出的小说如《垂死的动物》里，也能明显地看到利比多过剩的痕迹。《布拉格的飨宴》里的淫秽描写实际上也有认真的所指。它指向人生荒诞的主题。布拉格的狂欢是无奈的放纵，无趣的狂欢。这是人们在集权专制政权下绝望的生活方式，人们放任自流、随意滥交，随便到引不起人的冲动。没有性欲，反而开口闭口性交；没有爱情，反而大谈特谈爱情；不信婚姻，反而口口声声结婚。一切的表象之下都是空洞无物。正如人在多重矛盾的自我之下没有本质的身份，祖克曼的眼里性欲、爱情、婚姻和人生没有真正的意义，他只看到或经验着各种荒诞的表象，听凭种种话语各显神通不停地制造真理。布拉格的狂欢已经曲终人散，不长记性的祖克曼寻找身份的旅程又要移往他处，他时时刻刻准备为读者捧出矛盾对立人生（counterlife）的盛宴，这样的痴迷无疑是传染上了作者本人罗斯的执著。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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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的飨宴》第一版，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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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足的玩笑和要命的认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每天白日将尽时我就和他们一起在乡间散步。
——菲利普·罗斯?
无奈的放纵，无趣的狂欢
——简评罗斯的《布拉格的飨宴》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以多产著称。虽然早已过古稀之年，仍然笔耕不辍。在最近的六年时间里，他马不停蹄地推出《人类的污点》、《垂死的动物》、《反美阴谋》和《每个人》等四部小说。国内外的文学大奖他早已掠美无数，单单缺的是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勤奋多少感动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最近几年他几乎每次都是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之一，只是每每到最后关头才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出局。年龄构不成足够的理由让罗斯停下笔来，但一个人的坚强终究难以撼动更倔强的评委会。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可能的晚餐不管他是否在乎得不得奖，他还会勤奋地写作，因为这是他一贯的执著。
罗斯的执著令人称道，却也让不少读者觉得单调无趣。罗斯最迷执的主题是现代人漂移不定的身份问题，他在一连二十几部小说里都乐此不疲地进行探讨，他的调味剂也用得比较单调：令人性欲消减的色情描写，讥诮的对话，将人物置于不同的环境考察其身份的变化等。祖克曼系列小说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探究美国犹太人乃至现代人的身份问题。本文介绍的《布拉格的飨宴》是罗斯第一部祖克曼三部曲的尾声。这三部曲分别是《鬼作家》《解放了的祖克曼》《解剖课程》。《布拉格的飨宴》虽说可以单独成篇，但如果脱离了其他三部作品，它的表现力会大打折扣，读起来更像满纸荒唐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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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依次为《鬼作家》《解放了的祖克曼》《解剖课程》
主人公内森·祖克曼在《鬼作家》里李诣凡，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美国犹太作家。他写的短篇小说获得评论界好评，却受到不少犹太人的攻击，说他丑化犹太人，有反犹倾向。他也因此与父亲关系龃龉。父亲的形象代表文化或者传统的根。和父亲相处不好的祖克曼转而投靠知名作家E. I. 罗诺夫寻求支持，从此更坚定自己的写作方向。在《解放了的祖克曼》里，祖克曼凭借一部色情小说成为著名作家。他的父亲被活活气死，临死前骂儿子是“孬种”（bastard）。没听真切的祖克曼则相信父亲是在祝他以后生活“更棒”(better) 。在《解剖课程》里，祖克曼的母亲也去世了，从此他与传统的联系完全切断，写作失去了灵感，而且一身是病，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他和女佣们试尽各种奇特的性交姿势也找不回灵感，作为作家，失去了传统就失去了一切。于是他准备弃文从医，开始在医学院学习，从最富想象的职业转到最冷漠机械的行当。从这三部小说可以看到，祖克曼的身份一直在对立的两极中变换。他本来在父亲眼里是个听话的乖儿子，为了写作，变成一个反叛的儿子，他父亲诅咒他是“孬种”，他却自认为父亲祝他“更棒”；当作家文思枯竭了，他又摇身变作不需要灵感的医学院学生。三部曲该如何结尾呢？可以想见，在《布拉格的飨宴里》他的身份还会发生变化。
果不其然，他甚至不加交代就弃医从文了。而且他从反犹分子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原来他只专意于写自己的文章，冒犯父亲也在所不辞，现在他为了挽救犹太人的文稿不惜去极权世界铤而走险。这份文稿是一位犹太父亲写的故事集。失去父亲和传统文化之根脱节的祖克曼是想寻找一位替代父亲，寻回自己的父性——换言之，即生殖力、（文学）创造力或者身份归属。以虚构的故事集来喻指文化的根，这本身就暗示出祖克曼是在子虚乌有中寻找他的身份归属。
这些故事集本身的意义就是含糊的，它至少有两层含义。捷克流亡者斯索夫斯基来到美国后找到祖克曼，跟他说起自己已故父亲用意第绪语写了不少故事，主要讲在纳粹占领下捷克犹太人的辛酸苦难。他的父亲后来死在纳粹的枪口下。那些故事都留在捷克没带出来，他希望祖克曼利用他国际知名作家的身份把那些文稿挽救出来。祖克曼正希望和犹太文化的根重建联系，挽救意第绪语写成的犹太苦难故事意义重大，于是他背负使命只身来到布拉格。在布拉格他见到了斯索夫斯基的前妻奥尔嘉，文稿就保存在她那里。但是奥尔嘉指出斯索夫斯基父亲写的故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且他父亲也没死在纳粹的枪口下，在纳粹占领期间，他躲在一位朋友的浴室里享受着香烟和妓女，没有遭受任何苦难，后来死在车祸之中；斯索夫斯基撒谎是为了用犹太人的苦难故事骗取祖克曼的同情心，而且他贪图名利准备用自己的名字在美国发表祖克曼深入铁幕笼罩的东欧力图挽救的文稿。读者无从分辨斯索夫斯基和奥尔嘉究竟谁在说谎，或者都在说谎。祖克曼自己也不知道，但不管怎样他还是把思索夫斯父亲的故事当作犹太的传统来追寻。所以祖克曼所认定的犹太的根只是他的一种选择而已，他把它当作真理或生活的理想来追求。这真理或理想一旦确立，他也不去细究它的本质内容，却也能孜孜不倦地加以追求，而他的人生也因此有了诸多不同。这真理是选择性的，是可以由人们任意生产的，人们说什么是真理，它就可以变成真理，因此真理也如福柯所说具有了话语性。
罗斯在这篇小说里充分利用了语言的模糊性来表达真理的话语性。这篇小说里的人物对话有个特点：谈话的目的不是为了相互交流、沟通，谈话的双方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以斯索夫斯基为例。他在美国见到祖克曼时候，其实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让对方去捷克取回他父亲的手稿。但是他并没有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目的。他先是一个劲夸奖祖克曼，然后说自己和祖克曼有相似性，因为两人的作品都产生了诽谤性的反应。接下来他继续夸奖祖克曼，并大谈特谈美国和捷克的文学批评状况，在再三催促之下才说出自己作品被禁止出版的理由：他的“讽刺性的微笑”风格不为当局所容。然后他颠三倒四地说到自己的疑虑，接着又大篇幅地叙述他情妇伊娃·卡丽诺娃在捷克的遭遇。整个谈话东拉西扯爱啦啦海楠，不知所指，内容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捷克当局在“布拉格之春”以后，对于思想文化的钳制相当严重。祖克曼对斯索夫斯基并不是一味相信，从他的胡吹谬赞中祖克曼就猜出对方一定有事相求。后来，斯索夫斯基终于不露声色地谈起了他的父亲：在纳粹占领期间他父亲用意第绪语写下不少动人的故事，算得上一流的文学作品。斯索夫斯基有关他父亲的故事版本不论真假对他自己和祖克曼都很有意义。斯索夫斯基如果说的是真话，那么他父亲写的故事在美国用英语出版足以让他非常开心了；如果讲的是假话，那么按奥尔嘉所说，他会用自己的名字来发表父亲的小说以图名利双收。祖克曼也需要思索夫斯基的故事版本来证实自己存在的意义瑟拉芬。他在父母双双去世后，与犹太传统完全失去了联系，文思枯竭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为了寻找文化的根，为了恢复艺术创造力，他毫不犹豫地扛起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大旗。耐人寻味的是，祖克曼后来从奥尔嘉手里拿到了手稿。他不懂意第绪语，不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然后他眼睁睁看着捷克特工把文稿没收，再也没法知道它的内容以及它是否能代表犹太文化的传统。所以斯索夫斯基父亲的文稿所代表的犹太传统只是一种假定的真理，所谓身份也好，民族传统也罢，都没有本质的存在。祖克曼的身份油滑不定，他的人生充斥着各样矛盾的自我，每一种自我都是具体场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权力话语的作用结果。祖克曼的这一特点在整个祖克曼系列中有充分的展现，但是在本篇小说中不够集中，不过我们可以从另一人物的身份变迁窥见一斑。
这个人就是捷克文化部长诺瓦克的父亲。诺瓦克以父亲为自豪，认为他代表了捷克斯洛伐克最值得尊重的公民。诺瓦克这样向祖克曼吹捧自己的父亲：
“我父亲是一个朴素的机械师，现在早就退休了。你知道他对捷克文化，捷克人民、捷克语言，甚至捷克文学的生存做出多大的贡献吗？他的贡献比你那位向美国作家叉开双腿展现真实捷克精神的同性恋娼妇可大多了。你知道我的父亲整个一生怎样表达他对国家的爱吗？1937年时，他赞同马萨里克及其共和国，他称颂马萨里克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和救世主。希特勒来了，他赞颂希特勒。二战后，贝奈斯被选为首相，他开始赞颂贝奈斯。后来斯大林把贝奈斯赶走，他就赞颂斯大林以及我们伟大的领袖歌特瓦尔德。甚至杜布切克当政时，他也赞颂了杜布切克好几分钟。但是后来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派政府垮台了，他做梦都不会想到去赞扬他们了。你知道他现在跟我说什么吗？你想听一个真正的捷克爱国人士的政治哲学吗，他在这个小小的国家已经生活了八十六年，他给妻子和四个小孩营造了体面舒适的小家庭，他现在颇有尊严地退休了，享受啊，因为他有充分的理由来享受，享用他的烟斗、他那一品脱啤酒、享受与孙子们的天伦之乐、以及和亲密老朋友相伴为乐？”
在各种政治环境下，在各种权力话语的纷争中，诺瓦克的父亲像变色龙一样随意改变立场，不时抖落出各种矛盾的自我，但是他趋吉避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诺瓦克显然认为他父亲身上体现了极权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真理阿龙正罡。如果人人都愿意做这样的模范公民，国家就会太平稳定，政权也就得到了维持。诺瓦克的不倒翁父亲算是铁证如山地证实了真理的语境性和话语性。
身份游离不定，它的荒诞性也随之而生。人们不但塑造、更改自己的身份，而且还能随心所欲臆造别人的身份。比如评论家们对卡夫卡，祖克曼，斯索夫斯基的种种评价俞流传，不管公允与否，不管作家本人喜不喜欢，都变成了作家本人的一部分，所以作家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是读者或者评论家捏造的上树野里。更荒唐的是，邱小冬甚至两个不同个体的身份可以发生替换。祖克曼意识到他离开美国来到捷克斯洛伐克后，发现自己的身份也和斯索夫斯基发生了更换陶平生。从此他自己受到各种约束，连生命都旦夕不保，而思索夫斯基却在美国像原来的自己一样充分享受自由，正平步青云成为美国知名作家。毫无疑问，这荒诞同样来自真理的语境性或话语性。
除了身份游离不定引起的荒诞效果，小说还极尽所能地展现了荒诞的社会内容。当然，罗斯对布拉格的荒诞描写是有选择性地刻意而为之，他只让读者看极权社会的阴暗面。小说里的工人阶级都是醉醺醺的形象，艺术家没有用武之地，整天沉溺于狂饮淫乱之中，极权政治不允许任何自由，整个国家特务横行，告密事件乃是家常便饭勇者之师，弄得人人自危、民心惶惶，国家的未来属于诺瓦克父亲那样见风使舵的模范公民。罗斯要的是荒诞的效果，无意于对捷克当时的社会状况做客观的表现，他在小说里大概是以那些在捷克受到排挤的知识分子或艺术家的眼光来看捷克的功夫球皇，小说主要捕捉的是这些人的声音。比如，小说里说到一位抽象画家，此人“最出色的抽象画作品是在俄国人来的那天完成的。他走到外面把街上所有的路牌都涂上了，使坦克不知道已经开到何处。”一位画家最出色的作品就是在路牌上涂鸦，这是滑稽透顶的闹剧。实际上，布拉格在被苏联占领时的确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人们掉转路牌或者把路标涂掉，给苏军的推进带来了麻烦汇想卡盟。另外人们还拒绝给占领军提供粮食，给当时的苏军造成了很大困难。捷克政府的确没有对苏军做出任何抵抗，但是捷克人民却以他们的绵薄之力对占领军晓以颜色。但是在罗斯小说里，他反映的是同一段史料，但并不表现捷克人们的奋起反抗，他把它化成了一个只会涂鸦的抽象艺术家的荒诞故事。
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
小说中最荒唐的场景莫过于每周二晚上在著名导演克莱雷克家中举行的狂欢会。在这里，使来自花花自由世界的祖克曼都要大开眼界。祖克曼的捷克朋友波洛特加是这么跟他介绍狂欢会的：“自从俄国人来这以后，欧洲最放纵的狂欢就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少一点自由张龄之，更快乐地性交。在克莱雷克家里你可以为所欲为。没有毒品，但威士忌少不了。你可以性交，你可以手淫，你可以看黄色画片，你可以看镜中的自己，你可以什么也不做。所有优秀的人士都来到这里。最坏的人也是如此。我们现在都是同志。去参加狂欢会吧，祖克曼——你会看到革命的最后阶段。”等祖克曼身临其境，他就发现波洛特加一点也没夸张。第一次参加狂欢会，他就泡上了布拉格最美的大腿，她就是斯索夫斯基的前妻奥尔嘉。人们张口闭口都谈性交，有人有露阴癖，有人有窥淫癖。奥尔嘉最能代表狂欢的精神，她爱上了爱情、可以做到见一个爱一个。参加狂欢会的人主要是受到政府排挤、压制的知识分子，落魄的艺术家们。“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后，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扶持胡萨克代替自由主义倾向的杜布切克出任总书记。此时捷克的文坛一片沉寂，包括米·昆德拉在内的大批作家被开除出党，流放国外，还有不少作家受到审讯、监禁、劳改，作品遭到查禁。那些“政治上反动、立场不坚定，偏离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而受到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人都是清洗的对象潘塔尼。只有“写过‘悔过书’，表示‘要改弦易辙’的人，决心以新的创作来支持、维护官方的思想和政策的人，或者回避文学的当代性和现实性，不谈政治与国事，一心创作一些休闲性、娱乐性强的作品奉献给读者的作家”才能在国内立足。小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现实，那些出没狂欢会的知识分子对于现实没有发言权，索性彻底地沉沦，餍足于对休闲娱乐的追求。奥尔嘉长于写色情小说，私生活比较随便，她是克莱雷克豢养的情妇，可以随便和男人上床，是个离开男人就心怀恐惧的人；波洛特加作为作家没有什么重要的发表物，但他经常捉刀给布莱彻写文章反而把后者推向了作家协会秘书、荣誉艺术家的宝座，而波洛特加自己仍然是异己分子，满足于和自己的十几个女友轮流交欢；还有沃迪加先生，他不时向政府道歉，希望从事艺术创作，但是当局只让他写“关于比尔森啤酒的历史小说”。不过总的来说，罗斯并不是要全面客观地反映捷克现实情况。他的主人公祖克曼并没有真正接触捷克人们的生活，他只出没于宾馆、狂欢会等几处地方，以自由世界的先入之见有选择性地塑造出一个漫画式的捷克。但是，丑化捷克并不是他的目的，在他的小说里西方自由世界也是同样的荒诞。捷克也好，后来小说中的以色列也好，只不过又为他表现身份的虚构性以及人生的荒诞提供了带有异域色彩的语境而已。地域的拓广，使他小说的主题更加具有普遍意义。
小说中无所不在的色情描写或者淫秽调侃显示出罗斯一贯的写作风格：“十足的玩笑”，“要命的认真”。色情描写一直是罗斯的惯性爱好。他最有名的小说《波特诺伊的抱怨》就因为大量描写手淫而让他声名昭著。他此后的小说都把色情描写当作必不可少的调味剂秦俑奶粉。甚至在他年过古稀之后推出的小说如《垂死的动物》里，也能明显地看到利比多过剩的痕迹。《布拉格的飨宴》里的淫秽描写实际上也有认真的所指。它指向人生荒诞的主题。布拉格的狂欢是无奈的放纵，无趣的狂欢。这是人们在集权专制政权下绝望的生活方式，人们放任自流、随意滥交，随便到引不起人的冲动。没有性欲，反而开口闭口性交；没有爱情，反而大谈特谈爱情；不信婚姻，反而口口声声结婚。一切的表象之下都是空洞无物。正如人在多重矛盾的自我之下没有本质的身份，祖克曼的眼里性欲、爱情、婚姻和人生没有真正的意义，他只看到或经验着各种荒诞的表象，听凭种种话语各显神通不停地制造真理。布拉格的狂欢已经曲终人散，不长记性的祖克曼寻找身份的旅程又要移往他处，他时时刻刻准备为读者捧出矛盾对立人生（counterlife）的盛宴，这样的痴迷无疑是传染上了作者本人罗斯的执著。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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