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大地震无端却被秋风误 蓝贝-当年不肯嫁东风-蓝贝的第三空间
无端却被秋风误 蓝贝|当年不肯嫁东风-蓝贝的第三空间
白先勇曾经说过，“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出人世沧桑的一种荒凉感，正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今昔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和文化共识，中国自古至今那些伟大的作品中都隐含着深沉的历史魂魄。故事的明线可能在讲一座城、一条河、一个行当、一座建筑、一家老店甚至一段爱情故事的兴衰，但故事的暗线却在勾勒时代的变迁。比如唐朝大诗人元稹的《连昌宫词》、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明末清初余怀的《板桥杂记》、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甚至老舍先生的《茶馆》、黄盈的《卤煮》、白先勇的《台北人》……莫不如是罗懋康。王安忆的《长恨歌》也不例外。她用一支细腻绚烂的笔书写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在哀婉动人、跌宕起伏的背后，折射的却是上海这座城市从内战、反右、文革、改开这段历史。
如今这部书写上海这座城的长篇叙事史诗被赵耀民重新编剧，登上了上海大剧院的舞台，与半个多世纪后的上海市民见了面，令人产生了出了沉重的今昔之比，华年之叹暗黑萌战记。看完戏，再重新审视当下，不由得心生多少慨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长恨歌》虽然充满着历史的沧桑感和无常感，但同时它又是非常写实的。它不是枯燥的历史书，它是有着鲜活人物的文学。而且它不是白先勇那种书写末日贵族的吊亡文学，它写的是普通市民阶级的人生选择，其中有着非常具体、细节化的日常生活。
王安忆选取了王琦瑶这样一个弄堂里的“沪上淑媛”做上海小市民阶层女性的典型代表钟浠文，将她推入人生、令她经历事件，在一段段的情与爱的跌宕起伏中，研磨出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生况味。王安忆一次次写道：“王琦瑶的美不是那种文艺美，她的美是有些家常的，是在课堂供自己人欣赏的，是过日子的情调。她的美里缺少一点诗意，却是忠诚老实的。 ”作者反复这样描写，正是为了表明王琦瑶虽然有出众的相貌，但至多不过是个平凡的女子，可以说已经暗暗埋下了伏笔，王琦瑶上不了大阵仗，抬不起大局面，她不属于十里洋场中倾国倾城的交际花，如陈白露、葛薇龙一般，爽爽利利过一把梦幻泡影的生活。戏里面李主任对她的评价，其实也很好的给她定了位。“有的女人，是适合在台上撑场面的，5.12大地震有的女人，适合放在家里”“第三名吧，实至名归！” 王琦瑶是弄堂的女儿，身上散发着这个都市特有的物质气息和欲望气息，这是一个普通都市女性的平凡甚至平庸。正如戏里说的“你蒋丽莉是富家千金，什么都是别人打点好的忧郁罗密欧，自然可以单纯。”“这样的女孩子，不见世面还好，见了市面，只能做这条路”。王琦瑶一方面利用着程先生对她的好，一方面又头脑精明地攀上李主任的高枝；她宁愿做上流社会的金丝雀，也不做“职员”阶级的好妻子科韵路地陷。这种价值观，直到今天，也还没变闽侯龙泉山庄。王琦瑶所欣赏的男性，都是高于她这个阶级的。连康明逊，虽然是庶出冯玉祥墓，甚至是不服从分配的落后分子，但也还是大家族的孩子。王琦瑶迷恋这些东西。这是由它她的出身决定了的。她的这种“富有心机，爱慕虚荣”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决定了她不屑于自己同阶级的青年。她是“上海所有弄堂女儿的代表”。王安忆在小说一开篇，用三个小节介绍“弄堂”、“流言”和“鸽子”，细密地铺垫主人公的出身环境劳春燕简历，我想原因正是如此。
而戏剧版一开头，就跳过了这些，直接就是“选美”了。为了弥补这种缺失，戏剧尽量地通过王琦瑶与吴佩珍、蒋丽莉、母亲的对话暗示了王琦瑶的价值观。但与原著的丰满相比，戏剧还是少了些铺垫和伏笔。
《长恨歌》触及了上海近代和当代史上四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内战、反右、文革、改开）近畿小子，但是对这些大事件的描写，是通过人物的经历和生活去体现的。这不是以历史学的眼光去精确索引与还原的了历史，而是完全人格化了的历史。尤其是被搬上舞台之后，通过别具匠心的舞美和作品本身艺术化的语言，使得观众自然而然地与舞台上的人物一起走进了历史的河床。这种历史感是润物细无声的，人生体验与历史魂魄是融为一体的。历史一旦成为有人生体验的历史，也就变得有血有肉有脉息。人生一旦融入历史体验，也就变得浩茫苍凉有厚度。
四十年代，“上海小姐”王琦瑶甘做国民政府大员李主任的金丝雀，并且与母亲、蒋丽莉、吴佩珍直言自己的选择；
五十年代，王琦瑶寄居平安里。昔日的佳人结识了同样贬落凡尘的富太太严师母,又由此认识了严的娘舅康明逊,及康的朋友———中俄混血儿萨沙。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这几人却能依偎在小火炉旁,葱烤鲫鱼、擂沙汤圆,续温往日情怀。 1957年反右的高潮里,他们在铺着毛毯的桌上打麻将。窗外雨雪霏霏洪荒逐道,窗内雀战终宵。在这么险恶的年月里,上海人“奇异的智慧”显得颓靡诡妙。
文革一开始，苦追王琦瑶的程先生成了第一批自杀的知识分子，王琦瑶当年如果嫁给程先生，在这个时代陪在他身边，成为他的支撑，相信会是另一个结局。但王琦瑶只是在利用他，这可以说是上海女子的本能了花瓶记。
八十年代的上海又成繁华都会,遥望当年风貌,岂真是春梦一场?王安忆借王琦瑶热衷时尚风潮,点出三十年风水轮流———政治的起落不过是服装的几进几出罢了。表面的日子平淡如水,内心情感的潮水却从未平息。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难逃劫数周佳纳,与女儿同学的男朋友发生畸形恋,最终被失手杀死,命丧黄泉莫懿。这些大时代背景下被历史遗忘的人物的命运，显得那么无常又苍凉。
但是，《长恨歌》所呈现的故事却又没有古代爱情小说中那样荡气回肠。王安忆仿佛在刻意淡化其悲剧意味。主人公的悲剧收场，并没有换来多少同情，很多人都归结为她自己的选择或者归结为时代，好像并不惋惜。与白居易的《长恨歌》里的杨玉环之死仿佛有着云泥之别。
王琦瑶一生经历了四个男人千斤后娘，李主任的匆匆来去，犹如惊鸿一瞥，即便偶有波澜，也被时代强行抚平；康明逊可能是她真正爱过的男人，可是几次缠绵,怀有身孕后，却终究在“不能爱，不当爱”中，渐渐置身事外胭脂斩，渐行渐远；与她有过恩情的男人程先生，更是万年备胎，权充她及婴儿的守护人，也就是她在四十年代说的那样，他是一个“底”。同老克腊产生的爱情，那是她美人迟暮后，试图抓住的最后稻草，当她将那盒李主任留下的黄货的“底” 揭开给他看的瞬间，也注定了他们之间结束了。
面对岁月沧桑的洗礼，同朴实的生活相比，这些爱情纠葛都变得无足轻重起来。有评论家说，王琦瑶式的弄堂女儿有几分浪漫，就有几分实际；有几分风光，就有几分惨淡。王琦瑶的人生既不是意念悲剧，又不是性格悲剧，更不是心灵悲剧，更多的是一种对生活本质的共鸣。
王琦瑶当年不肯嫁东风，后来却被秋风误。最后，一个失去爱情的老妇，死在了小流氓“长脚”的手下，这是对期待“繁华一世”的王琦瑶莫大的讽刺。死前，她的记忆瞬间汹涌，回到四十年前，才发现四十年前的片场看到的死女人，正是自己，死于他杀。这种时空交汇的处理，渗发出某种令人唏嘘的感慨来。
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有个华丽而凄凉的典故,话剧一路演下来噬龙帝,无疑对白居易的视景作了精致的嘲弄。在上海这样的大商场兼大欢场里,多少蓬门碧玉才敷金粉霸狮狂爱,又堕烟尘。王琦瑶死前回忆片场女人的意象耐人寻味许欢颜。此时，你会发现王琦瑶的死没有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严肃意味，更像是四十年前就演练好的宿命。
四十年来，四个男人，黄粱一梦，悲剧收场。这是命运的无常，还是时代的捉弄。说也说不清楚。一个由“流言”编织而成的上海故事，马笑舒随着王琦瑶的死，走进了尾声。而它所折射出的上海这座城的一切的璀璨光华，也是相同的结局，都堕入了黑白胶片的滑动中,坠入了永不醒来的死亡之中去了。这可能才是王安忆最终想要去诉说的本质吧。
文|蓝贝
图|SD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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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曾经说过，“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出人世沧桑的一种荒凉感，正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今昔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和文化共识，中国自古至今那些伟大的作品中都隐含着深沉的历史魂魄。故事的明线可能在讲一座城、一条河、一个行当、一座建筑、一家老店甚至一段爱情故事的兴衰，但故事的暗线却在勾勒时代的变迁。比如唐朝大诗人元稹的《连昌宫词》、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明末清初余怀的《板桥杂记》、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甚至老舍先生的《茶馆》、黄盈的《卤煮》、白先勇的《台北人》……莫不如是罗懋康。王安忆的《长恨歌》也不例外。她用一支细腻绚烂的笔书写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在哀婉动人、跌宕起伏的背后，折射的却是上海这座城市从内战、反右、文革、改开这段历史。
如今这部书写上海这座城的长篇叙事史诗被赵耀民重新编剧，登上了上海大剧院的舞台，与半个多世纪后的上海市民见了面，令人产生了出了沉重的今昔之比，华年之叹暗黑萌战记。看完戏，再重新审视当下，不由得心生多少慨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长恨歌》虽然充满着历史的沧桑感和无常感，但同时它又是非常写实的。它不是枯燥的历史书，它是有着鲜活人物的文学。而且它不是白先勇那种书写末日贵族的吊亡文学，它写的是普通市民阶级的人生选择，其中有着非常具体、细节化的日常生活。
王安忆选取了王琦瑶这样一个弄堂里的“沪上淑媛”做上海小市民阶层女性的典型代表钟浠文，将她推入人生、令她经历事件，在一段段的情与爱的跌宕起伏中，研磨出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生况味。王安忆一次次写道：“王琦瑶的美不是那种文艺美，她的美是有些家常的，是在课堂供自己人欣赏的，是过日子的情调。她的美里缺少一点诗意，却是忠诚老实的。 ”作者反复这样描写，正是为了表明王琦瑶虽然有出众的相貌，但至多不过是个平凡的女子，可以说已经暗暗埋下了伏笔，王琦瑶上不了大阵仗，抬不起大局面，她不属于十里洋场中倾国倾城的交际花，如陈白露、葛薇龙一般，爽爽利利过一把梦幻泡影的生活。戏里面李主任对她的评价，其实也很好的给她定了位。“有的女人，是适合在台上撑场面的，5.12大地震有的女人，适合放在家里”“第三名吧，实至名归！” 王琦瑶是弄堂的女儿，身上散发着这个都市特有的物质气息和欲望气息，这是一个普通都市女性的平凡甚至平庸。正如戏里说的“你蒋丽莉是富家千金，什么都是别人打点好的忧郁罗密欧，自然可以单纯。”“这样的女孩子，不见世面还好，见了市面，只能做这条路”。王琦瑶一方面利用着程先生对她的好，一方面又头脑精明地攀上李主任的高枝；她宁愿做上流社会的金丝雀，也不做“职员”阶级的好妻子科韵路地陷。这种价值观，直到今天，也还没变闽侯龙泉山庄。王琦瑶所欣赏的男性，都是高于她这个阶级的。连康明逊，虽然是庶出冯玉祥墓，甚至是不服从分配的落后分子，但也还是大家族的孩子。王琦瑶迷恋这些东西。这是由它她的出身决定了的。她的这种“富有心机，爱慕虚荣”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决定了她不屑于自己同阶级的青年。她是“上海所有弄堂女儿的代表”。王安忆在小说一开篇，用三个小节介绍“弄堂”、“流言”和“鸽子”，细密地铺垫主人公的出身环境劳春燕简历，我想原因正是如此。
而戏剧版一开头，就跳过了这些，直接就是“选美”了。为了弥补这种缺失，戏剧尽量地通过王琦瑶与吴佩珍、蒋丽莉、母亲的对话暗示了王琦瑶的价值观。但与原著的丰满相比，戏剧还是少了些铺垫和伏笔。
《长恨歌》触及了上海近代和当代史上四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内战、反右、文革、改开）近畿小子，但是对这些大事件的描写，是通过人物的经历和生活去体现的。这不是以历史学的眼光去精确索引与还原的了历史，而是完全人格化了的历史。尤其是被搬上舞台之后，通过别具匠心的舞美和作品本身艺术化的语言，使得观众自然而然地与舞台上的人物一起走进了历史的河床。这种历史感是润物细无声的，人生体验与历史魂魄是融为一体的。历史一旦成为有人生体验的历史，也就变得有血有肉有脉息。人生一旦融入历史体验，也就变得浩茫苍凉有厚度。
四十年代，“上海小姐”王琦瑶甘做国民政府大员李主任的金丝雀，并且与母亲、蒋丽莉、吴佩珍直言自己的选择；
五十年代，王琦瑶寄居平安里。昔日的佳人结识了同样贬落凡尘的富太太严师母,又由此认识了严的娘舅康明逊,及康的朋友———中俄混血儿萨沙。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这几人却能依偎在小火炉旁,葱烤鲫鱼、擂沙汤圆,续温往日情怀。 1957年反右的高潮里,他们在铺着毛毯的桌上打麻将。窗外雨雪霏霏洪荒逐道,窗内雀战终宵。在这么险恶的年月里,上海人“奇异的智慧”显得颓靡诡妙。
文革一开始，苦追王琦瑶的程先生成了第一批自杀的知识分子，王琦瑶当年如果嫁给程先生，在这个时代陪在他身边，成为他的支撑，相信会是另一个结局。但王琦瑶只是在利用他，这可以说是上海女子的本能了花瓶记。
八十年代的上海又成繁华都会,遥望当年风貌,岂真是春梦一场?王安忆借王琦瑶热衷时尚风潮,点出三十年风水轮流———政治的起落不过是服装的几进几出罢了。表面的日子平淡如水,内心情感的潮水却从未平息。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难逃劫数周佳纳,与女儿同学的男朋友发生畸形恋,最终被失手杀死,命丧黄泉莫懿。这些大时代背景下被历史遗忘的人物的命运，显得那么无常又苍凉。
但是，《长恨歌》所呈现的故事却又没有古代爱情小说中那样荡气回肠。王安忆仿佛在刻意淡化其悲剧意味。主人公的悲剧收场，并没有换来多少同情，很多人都归结为她自己的选择或者归结为时代，好像并不惋惜。与白居易的《长恨歌》里的杨玉环之死仿佛有着云泥之别。
王琦瑶一生经历了四个男人千斤后娘，李主任的匆匆来去，犹如惊鸿一瞥，即便偶有波澜，也被时代强行抚平；康明逊可能是她真正爱过的男人，可是几次缠绵,怀有身孕后，却终究在“不能爱，不当爱”中，渐渐置身事外胭脂斩，渐行渐远；与她有过恩情的男人程先生，更是万年备胎，权充她及婴儿的守护人，也就是她在四十年代说的那样，他是一个“底”。同老克腊产生的爱情，那是她美人迟暮后，试图抓住的最后稻草，当她将那盒李主任留下的黄货的“底” 揭开给他看的瞬间，也注定了他们之间结束了。
面对岁月沧桑的洗礼，同朴实的生活相比，这些爱情纠葛都变得无足轻重起来。有评论家说，王琦瑶式的弄堂女儿有几分浪漫，就有几分实际；有几分风光，就有几分惨淡。王琦瑶的人生既不是意念悲剧，又不是性格悲剧，更不是心灵悲剧，更多的是一种对生活本质的共鸣。
王琦瑶当年不肯嫁东风，后来却被秋风误。最后，一个失去爱情的老妇，死在了小流氓“长脚”的手下，这是对期待“繁华一世”的王琦瑶莫大的讽刺。死前，她的记忆瞬间汹涌，回到四十年前，才发现四十年前的片场看到的死女人，正是自己，死于他杀。这种时空交汇的处理，渗发出某种令人唏嘘的感慨来。
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有个华丽而凄凉的典故,话剧一路演下来噬龙帝,无疑对白居易的视景作了精致的嘲弄。在上海这样的大商场兼大欢场里,多少蓬门碧玉才敷金粉霸狮狂爱,又堕烟尘。王琦瑶死前回忆片场女人的意象耐人寻味许欢颜。此时，你会发现王琦瑶的死没有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严肃意味，更像是四十年前就演练好的宿命。
四十年来，四个男人，黄粱一梦，悲剧收场。这是命运的无常，还是时代的捉弄。说也说不清楚。一个由“流言”编织而成的上海故事，马笑舒随着王琦瑶的死，走进了尾声。而它所折射出的上海这座城的一切的璀璨光华，也是相同的结局，都堕入了黑白胶片的滑动中,坠入了永不醒来的死亡之中去了。这可能才是王安忆最终想要去诉说的本质吧。
文|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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