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婚庆用品毛泽东的谋略：釜底抽薪击败最强政治对手-干货精选
毛泽东的谋略：釜底抽薪击败最强政治对手-干货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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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谋略：釜底抽薪击败最强政治对手
文︱王陶陶来源︱王陶陶
摘要
当王明抵达延安的时候，立刻展现出巨大的政治能量，并对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
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前排中）主宰了该次会议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这次会议上王明失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斯大林的推动下，中共开始寻求与蒋介石合作，以建立中国抗日统一阵线；1937年7月，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随着时局的变化，为了更好地督促中共落实斯大林的主张，共产国际决定派遣王明等长期驻苏的中共领导人返回中国，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推进。1937年11月29日，王明乘飞机抵达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一批中共领袖“冒着纷飞的大雪”在机场迎接。据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郭德宏编著的《王明年谱》记载，毛泽东当场发布了题为《饮水思源》的演说，以相当夸张的口吻称赞王明，称其是“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喜从天降。”
实际上，毛泽东的表态深刻反映出王明当时的党内影响力。与凭借军事实力的张国焘不同，王明长期在共产国际身居要职，又有机会亲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GeorgiDimitrovMikhailov）等领袖，他与斯大林距离之近，在当时中共领袖中绝无仅有，这使其能够动辄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名义号令中共干部。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表示：“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王明暗示这个策略上的变动很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彭德怀也《彭德怀自述》中称：“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所以，当王明抵达延安的时候，立刻展现出巨大的政治能量，并对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
1937年12月9日王山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二月会议月神来我家，王明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的威信，提出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并使毛泽东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政治上，王明关于统一战线的论断得到了压倒性多数的认可；在军事上，王明对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作战方针的批评，也引起了相当的共鸣，彭德怀就对此“表示赞同”，并在会后称毛“在延安，不接触前方群众，不了解情况”。
在王明全面优势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表示退让，称自己“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毛泽东传（1893-1949）》）；另一位中共领导人张闻天甚至认错道，“这些错误，我与毛泽东是要负责任的”。对于当时会议的情景，毛泽东表示“我是孤立的”（《毛泽东传（1893-1949）》）；而中共高级干部李维汉则在其《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道，“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曾对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以王明为核心的长江局
不久，王明奔赴武汉，成立了其一手把控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率领包括周恩来、博古在内的政治局委员，与毛泽东实际控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
一方面，王明控制的长江局经常以中共中央自居，发表各种宣言、声明。如王明刚到武汉就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37年12月2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3月2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递送《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并拒绝提交延安拟就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凡此举动，完全不把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书记处放在眼里。
另一方面，长江局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插手中共政治、军事事务，并质疑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合法性。长江局往往以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的名义，直接向中共控制的八路军各部发布指示性意见；王明又经常以长江局政治局委员时而超过陕北为由，质疑张闻天、毛泽东的中央合法性。
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洞若观火，他在《中国纪事》中回忆说：“（当时）我们（实际上）把华中局（即长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而相当多的中共领导层也将王明视为真正的领袖，据俄罗斯历史学家维克托·乌索夫(ViktorNikolaevich)的《中国的贝利亚》记载苗彤，1938年初，康生陪同王明到枣园给敌区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时候，就曾率领学员们赞美王明：“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黄勇杀人案。”对此，毛泽东表示，“十二月会议后（中共）中央已名存实亡”。
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借助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认可，才有可能釜底抽薪，打败王明。恰好此时，共产国际内部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对王明极为不利的变化。1937年肃反运动中，王明的恩师、同时也是其最关键的支持者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遭到指控，被视为反革命和托派分子于1938年7月判处死刑。由于王明和米夫关系极为密切，属于米夫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哭砂吉他谱，这就使得共产国际对王明的信任大打拆扣。据任弼时回忆，当时的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对王明印象很差：“这个人（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共产国际情形的变化，意味着王明的政治根基开始坍塌。
1938年7月，在苏联治病的中共领导人王稼祥回国前夕，受到了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接见。据王稼祥的《国际指示报告》记载，在会见中，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声称“中共领导层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形成紧密团结的空气。”更重要地说，季氏明确传达了斯大林的意见，称斯大林要求各国共产党要宣传自己的领袖，姜柔伊树立他们的权威。这一表态，直接截断了王明的政治根基，迫使其不得不向毛泽东低头。
1938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10月，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个性婚庆用品。康生、陈云等明确表示应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彭德怀等军事将领则声称“毛泽东十多年来基本都是正确的”；在迅速形成的拥护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气氛中，大势已去的王明也不得不见风使舵，在其报告《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胜利》中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今后要向众星拱月般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
王明的屈服，标志着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真正形成。
相关文章喧嚣之后的巨人：无原则，不领袖
文︱王陶陶来源︱王陶陶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可以永远争吵下去的话题。
崇拜者认为毛是拯救世间苦难凡人的完美天神，厌憎者则将毛的一切成就归之于“毫无原则的马基雅维利权谋”。但是，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承认毛泽东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政治领袖，具有绝对影响的历史巨人。
在老同学萧瑜眼里，年轻时代的毛懒散邋遢、富于幻想，虽然言行之间不乏闪光点，但绝难看到后来肆意纵横之雄才大略
不过，若以历史事实来看，毛泽东绝非一位毫无原则的投机政客。什么是投机政客？政客自身对政治局势缺乏理解，也没有深刻、坚定的认知，为了攫取政治利益，其政见随政治舆论和上级压力飘忽不定，即为投机者也。
民国期间最典型的投机政客，就是国民党总裁汪精卫和中共前领导人王明。
1927年初，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内部看起来依然强大无比，汪精卫则坚决拥护“联共”政策；到了7月，国民党右派的反扑似乎不可阻遏，汪精卫乃果断与苏联切割，开始施行“qing共”政策；1936年底，全中国的舆论支持抗战，汪精卫坚决主张抗战；但到了1938年武汉会战后军势败落，汪精卫则开始鼓吹和谈。总结汪精卫的一生，可以看到，汪精卫本人缺乏的真正的定见，他的认知极易被政治氛围左右。
王明的政治生涯同样类似，其政策随俄国领袖的思维而不断起舞。早先趁着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派的东风，将相对忠厚的瞿秋白整倒；随后又将博古中央派往苏区，以鼓吹仰承斯大林之“扩大武装割据”的设想；1937年底，当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支持国民党抗战之后，王明一改此前对蒋介石的坚决反对，坚决主张中共与蒋介石进行全面合作。王明本质上是一个揣摩领袖心思，捞取政治地位的投机者。
据大陆学者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记载，1930年5月，斯大林对来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en来说：“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张效铭 。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另据7月23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记载，斯大林表示“斗争的群众不能一开始就占有工业中心”，“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蓝领妹，是第一等的任务”。
实际上，相比于他们各自的党内竞争对手蒋介石和毛泽东，汪精卫、王明的政治原则往往随政治氛围而急剧变化，看起来相当机敏灵活，但这种变化的背后则是其缺乏对时局走向的真正理解，也绝难在政治斗争收获真正的认可和支持——这是古往今来一切投机政客的通病。
相比之下，毛泽东则完全不同。至少在革命战争的政治生涯中，毛泽东是党内罕见的坚持其现实原则的政治人物——这种坚持，既不被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上级权威所左右，也不为民族、革命情感所动摇。
1930年6月，当时的中共实际领袖李立三，推行优先攻取大城市的“立三路线”。面对上级要求攻取南昌的指令，毛泽东依然坚持了自己“优先农村，保存实力”的原则，仅仅虚以应付，这当然引发了中央对毛的猛烈抨击和随后的解职；1932年10月，围绕着红军如何作战的问题，毛泽东不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坚持其“优先保存红军实力”的主张，并与与会大部分人员发生激烈争执，会后，毛泽东被免除了红军总政委职务，陷入了政治失势；1937年12月，王明携斯大林的尚方宝剑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二月会议剃切绘里奈，鼓吹抗日救国感情，要求党内干部坚决奉行与国民党完全合作的政治路线，在张闻天、彭德怀等政军领袖全部改变此前立场之后，唯有毛泽东以现实原则进行了一定的抵制；从1941年到1943年，斯大林多次要求毛泽东大规模出兵苏联边境，牵制日军的侵略野心，都遭到了毛泽东的实际拒绝。
事实上，毛泽东不但不是汪精卫、王明这样的政治投机客，他也不同于周恩来这样完美可靠的gcd干部。在毛担任中共领袖之前，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让上级开心的“忠诚”属下，相比于其他干部，毛在行动中以“抵制权威，自行其事”著称，而这也是他在苏区屡遭中共zhongyang贬斥的根本原因。
不过，恰恰由于毛泽东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理解，使得他意识到，他的政策终将被事实验证为“先见之明”，并由此赢得更多的真正认可和追随。
1930年的“立三路线”不可能成功，李立三的领袖地位不过是一座浮动的沙堡；1932年的境外决战策略，不可能成功，红军不具备这样的实力——错误终将引发博古的失势；1937年的国共全面合作路线不可能持久，双方的猜忌、仇恨早已铭刻于心，冲突不可避免，王明一味的坚持只能引发不解；苏德战争危急状态下的斯大林命令实际上无足轻重，中共自身的军事力量建设远比“遥远的国际革命义务”（季米特洛夫语）更加重要。就是通过一次次对原则的坚持，毛泽东的政治地位不断巩固。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更像他的一生死敌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与毛泽东一样，蒋介石一旦下决心“清gong”谭泽睿，就绝不会在意国民党中央的命令和态度；一旦下决心抗日，就绝不会再中途希冀“和平”，哪怕是战局急剧恶化，或者身边的人都已经开始动摇——事实上，蒋介石认为抗战持续将引发西方强国干预的判断，同样充满了远见。
不过，相比于蒋介石，毛泽东对原则的坚持，更有技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也更善于忍耐。
1930年7月，为了应对上级要求进攻南昌的命令，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召开了万人誓师大会，装作向南昌进军（实际上仅仅是虚晃一枪，敷衍差事）；1935年遵义会议，为了推翻共产国际认可下的博古中央，毛泽东推选同样备受共产国际信任的张闻天担任最高领导，自己则掌握了军事领导的实际权力；在整风运动中，为了清除共产国际的影响，同时防止斯大林的干预，毛泽东的整风材料大量以“斯大林语录”作为掩护推进。
而且，苏区时期易怒的性格，随着挫折和时间逐渐消磨李汉娜，忍耐和择机而动，逐渐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特性。从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真正确立领导地位（得到斯大林的支持），直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开始了清除苏联影响、确立自身领袖权威的整风运动；同样，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毛才开始反击党内某些极度亲苏的政治派别。
作为同样都是以顽强著称的领袖人物，相比于蒋介石凡事硬抗的政治性格（周恩来称之为“孤注一掷”），毛泽东隐忍待时、绵里藏针的推进手法，某种程度上也是其更胜一筹的原因。
“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周恩来与埃德加·斯诺谈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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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毛泽东的表态深刻反映出王明当时的党内影响力。与凭借军事实力的张国焘不同，王明长期在共产国际身居要职，又有机会亲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GeorgiDimitrovMikhailov）等领袖，他与斯大林距离之近，在当时中共领袖中绝无仅有，这使其能够动辄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名义号令中共干部。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表示：“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王明暗示这个策略上的变动很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彭德怀也《彭德怀自述》中称：“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所以，当王明抵达延安的时候，立刻展现出巨大的政治能量，并对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
1937年12月9日王山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二月会议月神来我家，王明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的威信，提出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并使毛泽东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政治上，王明关于统一战线的论断得到了压倒性多数的认可；在军事上，王明对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作战方针的批评，也引起了相当的共鸣，彭德怀就对此“表示赞同”，并在会后称毛“在延安，不接触前方群众，不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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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王明奔赴武汉，成立了其一手把控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率领包括周恩来、博古在内的政治局委员，与毛泽东实际控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
一方面，王明控制的长江局经常以中共中央自居，发表各种宣言、声明。如王明刚到武汉就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37年12月2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3月2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递送《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并拒绝提交延安拟就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凡此举动，完全不把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书记处放在眼里。
另一方面，长江局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插手中共政治、军事事务，并质疑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合法性。长江局往往以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的名义，直接向中共控制的八路军各部发布指示性意见；王明又经常以长江局政治局委员时而超过陕北为由，质疑张闻天、毛泽东的中央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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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借助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认可，才有可能釜底抽薪，打败王明。恰好此时，共产国际内部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对王明极为不利的变化。1937年肃反运动中，王明的恩师、同时也是其最关键的支持者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遭到指控，被视为反革命和托派分子于1938年7月判处死刑。由于王明和米夫关系极为密切，属于米夫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哭砂吉他谱，这就使得共产国际对王明的信任大打拆扣。据任弼时回忆，当时的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对王明印象很差：“这个人（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共产国际情形的变化，意味着王明的政治根基开始坍塌。
1938年7月，在苏联治病的中共领导人王稼祥回国前夕，受到了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接见。据王稼祥的《国际指示报告》记载，在会见中，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声称“中共领导层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形成紧密团结的空气。”更重要地说，季氏明确传达了斯大林的意见，称斯大林要求各国共产党要宣传自己的领袖，姜柔伊树立他们的权威。这一表态，直接截断了王明的政治根基，迫使其不得不向毛泽东低头。
1938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10月，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个性婚庆用品。康生、陈云等明确表示应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彭德怀等军事将领则声称“毛泽东十多年来基本都是正确的”；在迅速形成的拥护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气氛中，大势已去的王明也不得不见风使舵，在其报告《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胜利》中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今后要向众星拱月般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
王明的屈服，标志着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真正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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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期间最典型的投机政客，就是国民党总裁汪精卫和中共前领导人王明。
1927年初，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内部看起来依然强大无比，汪精卫则坚决拥护“联共”政策；到了7月，国民党右派的反扑似乎不可阻遏，汪精卫乃果断与苏联切割，开始施行“qing共”政策；1936年底，全中国的舆论支持抗战，汪精卫坚决主张抗战；但到了1938年武汉会战后军势败落，汪精卫则开始鼓吹和谈。总结汪精卫的一生，可以看到，汪精卫本人缺乏的真正的定见，他的认知极易被政治氛围左右。
王明的政治生涯同样类似，其政策随俄国领袖的思维而不断起舞。早先趁着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派的东风，将相对忠厚的瞿秋白整倒；随后又将博古中央派往苏区，以鼓吹仰承斯大林之“扩大武装割据”的设想；1937年底，当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支持国民党抗战之后，王明一改此前对蒋介石的坚决反对，坚决主张中共与蒋介石进行全面合作。王明本质上是一个揣摩领袖心思，捞取政治地位的投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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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相比于他们各自的党内竞争对手蒋介石和毛泽东，汪精卫、王明的政治原则往往随政治氛围而急剧变化，看起来相当机敏灵活，但这种变化的背后则是其缺乏对时局走向的真正理解，也绝难在政治斗争收获真正的认可和支持——这是古往今来一切投机政客的通病。
相比之下，毛泽东则完全不同。至少在革命战争的政治生涯中，毛泽东是党内罕见的坚持其现实原则的政治人物——这种坚持，既不被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上级权威所左右，也不为民族、革命情感所动摇。
1930年6月，当时的中共实际领袖李立三，推行优先攻取大城市的“立三路线”。面对上级要求攻取南昌的指令，毛泽东依然坚持了自己“优先农村，保存实力”的原则，仅仅虚以应付，这当然引发了中央对毛的猛烈抨击和随后的解职；1932年10月，围绕着红军如何作战的问题，毛泽东不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坚持其“优先保存红军实力”的主张，并与与会大部分人员发生激烈争执，会后，毛泽东被免除了红军总政委职务，陷入了政治失势；1937年12月，王明携斯大林的尚方宝剑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二月会议剃切绘里奈，鼓吹抗日救国感情，要求党内干部坚决奉行与国民党完全合作的政治路线，在张闻天、彭德怀等政军领袖全部改变此前立场之后，唯有毛泽东以现实原则进行了一定的抵制；从1941年到1943年，斯大林多次要求毛泽东大规模出兵苏联边境，牵制日军的侵略野心，都遭到了毛泽东的实际拒绝。
事实上，毛泽东不但不是汪精卫、王明这样的政治投机客，他也不同于周恩来这样完美可靠的gcd干部。在毛担任中共领袖之前，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让上级开心的“忠诚”属下，相比于其他干部，毛在行动中以“抵制权威，自行其事”著称，而这也是他在苏区屡遭中共zhongyang贬斥的根本原因。
不过，恰恰由于毛泽东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理解，使得他意识到，他的政策终将被事实验证为“先见之明”，并由此赢得更多的真正认可和追随。
1930年的“立三路线”不可能成功，李立三的领袖地位不过是一座浮动的沙堡；1932年的境外决战策略，不可能成功，红军不具备这样的实力——错误终将引发博古的失势；1937年的国共全面合作路线不可能持久，双方的猜忌、仇恨早已铭刻于心，冲突不可避免，王明一味的坚持只能引发不解；苏德战争危急状态下的斯大林命令实际上无足轻重，中共自身的军事力量建设远比“遥远的国际革命义务”（季米特洛夫语）更加重要。就是通过一次次对原则的坚持，毛泽东的政治地位不断巩固。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更像他的一生死敌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与毛泽东一样，蒋介石一旦下决心“清gong”谭泽睿，就绝不会在意国民党中央的命令和态度；一旦下决心抗日，就绝不会再中途希冀“和平”，哪怕是战局急剧恶化，或者身边的人都已经开始动摇——事实上，蒋介石认为抗战持续将引发西方强国干预的判断，同样充满了远见。
不过，相比于蒋介石，毛泽东对原则的坚持，更有技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也更善于忍耐。
1930年7月，为了应对上级要求进攻南昌的命令，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召开了万人誓师大会，装作向南昌进军（实际上仅仅是虚晃一枪，敷衍差事）；1935年遵义会议，为了推翻共产国际认可下的博古中央，毛泽东推选同样备受共产国际信任的张闻天担任最高领导，自己则掌握了军事领导的实际权力；在整风运动中，为了清除共产国际的影响，同时防止斯大林的干预，毛泽东的整风材料大量以“斯大林语录”作为掩护推进。
而且，苏区时期易怒的性格，随着挫折和时间逐渐消磨李汉娜，忍耐和择机而动，逐渐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特性。从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真正确立领导地位（得到斯大林的支持），直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开始了清除苏联影响、确立自身领袖权威的整风运动；同样，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毛才开始反击党内某些极度亲苏的政治派别。
作为同样都是以顽强著称的领袖人物，相比于蒋介石凡事硬抗的政治性格（周恩来称之为“孤注一掷”），毛泽东隐忍待时、绵里藏针的推进手法，某种程度上也是其更胜一筹的原因。
“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周恩来与埃德加·斯诺谈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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