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享电视日本在台湾和东北文化统治之比较-古籍
日本在台湾和东北文化统治之比较-古籍
近代日本先后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和东北，为了巩固殖民秩序，把台湾和东北永远从中国分割出去，日本采取了屠杀与“怀柔”并举的方针，加强对这些地区中国人的文化统制，旨在用日本天皇制的意识形态控制中国人的思想，达到泯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彻底征服中国的目的。由于日本占领台湾和东北时间和具体殖民统治方式不同，其文化统制政策也有所差异。本文通过比较日本在台湾和东北文化统制政策，指出日本文化统制的内容、特点及后果。
日本在台湾和东北推行文化统制的共同点
日本觊觎中国台湾和东北已久，它通过1895年的《马关条约》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先后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和东北。日本对台湾和东北实行了武力征服与思想文化统制相结合的政策，企图从根本上割断这两个地区人民与中国文化的血脉联系，达到永久侵占的目的。日本在台湾和东北实行的文化统制有许多共同之处：
首先，通过殖民统治机构，对台湾和东北民众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向他们灌输天皇制意识形态、推行奴化教育政策。1889年日本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近代天皇制。日本利用“神化”天皇，宣扬日本天皇受命于天，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是从天而降的“现人神”，要求国民热爱天皇、忠于天皇，时刻为天皇献身。“国恩宏大，在天孙开辟之国，一切都是天子之物。生则沐浴天子之水，死则葬于天子之地，食之谷米、穿之衣物皆产于天子之土地”，“忠君”成为日本人的最高道德。日本侵占台湾和东北后，宣扬“神国”观念，通过台湾总督府和伪满洲国政府，普及“日式”价值观林汉洋。日本认为思想文化统制不仅可以巩固军事侵略“成果”，而且是永久殖民统治的根本。
日本尤其重视在东北和台湾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灌输“皇道主义”、“神国观念”、“民族协和”等观念。1890年，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教育敕语》以封建的忠孝为根本理念，把学校、社会、家庭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日本要求台湾和东北的中小学学生都要“奉读”《教育敕语》，以体会皇恩浩荡，具备帝国臣民应具有的品性，“我国体具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优点，体会并加以永远保持超级店小二，是我国教育的根本目的”。
台湾首任学务部部长伊泽修二提出要用教育的方式巩固武力进攻的“成果”。在台湾的各级学校仿照日本的样子，设立了专门放置“敕语”和天皇、皇后“御照”的“奉安殿”、“奉安所”或“奉安室”仝正国，学校师生每天早晚要向“奉安殿（所、室）”敬礼。在日本的三大节学校要举行仪式，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台湾国民学校学生每天还要在上课之前，背诵“我们为大日本帝国之臣民，诚心感谢”之类的语录。日本要求台湾学校的教师要做敬爱天皇的表率，以此来教育和影响学生。
在东北通过伪满洲国政府建立思想控制机构，宣传“建国精神”，鼓吹日满一体，“满洲国”是民族协和的“王道乐土”。1932年《建国宣言》中就提出“教育之普及，则当惟礼教之是崇，实行王道主义，必使境内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台，保东亚永久之光荣”。1937年5月，伪满洲国政府颁布《学制要纲》，重申教育方针，“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之必须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为教育之方针”，日本一直鼓吹王道主义是东方文明特有的思想体系，“以王道政治相结合，不外是实现道义的政治”，《学制要纲》就是要阐明王道主义的教育理念，“养成忠良之国民”，实际就是培养理解“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的顺民。
为了把天皇制国家观念融入台湾和东北民众的头脑中，日本在台湾和东北建立“神社”，推广日本的神道教。据统计，日本统治台湾50年间，共在台湾建立了68座神社，甚至还将神宫大麻分配到台湾的家庭，要求台湾人在家里供奉。台湾官方统计，全台约有70%以上的家庭供奉着神宫大麻。当然供奉神宫大麻与每天是否参拜不完全是一回事。1943年，日本在台湾推行所谓“一街一庄一社”建造神社的运动，下令将中国寺庙改建成日式殿宇，规定所有台湾人每月一日去参拜。台湾民间信仰较多的佛教、道教受到严厉压制和打击。
东北地区原有佛教、道教、萨满教、基督教等宗教。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在东北打压原有的宗教，强制推行其国教“神道教”，大建神社。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伪满“首都”新京设立了“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1940年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将捧回的“天照大神”供奉到“满洲国”的“建国神庙”里，溥仪甚至承认自己与日本人有血缘关系。日本占领东北14年间乐享电视，在东北建立大小神社295座，遍及东北城乡。当然，中国人的文化传承和血脉联系是不会因为日本强制推行神道教就可以改变的小鬼遇到兵，随着日本战败，神道教在台湾和东北消声灭迹王晓棠简历。
日本在台湾和东北实行严格的舆论控制。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在台湾特别设置一个情报委员会，加强对舆论的检查和控制。“《台湾日日新报》声称，在中国军队的挑衅、阻扰及中国人民‘侮日、抗日’的行为下，日本不得不出兵，‘中国贫穷落后，日本系为了拯救中国、保卫东亚的和平而战。’”不让台湾人了解战争的真相，诱骗他们为侵略战争出力。
日本在伪满洲国成立了各级文化思想统制机构。1932年成立伪“满洲国通讯社”，该社直接隶属关东军司令部，统一向各新闻单位发送新闻稿。1935年9月，伪满洲国合并15家报纸，成立“满洲弘报协会”，控制了东北所有新闻机构。1932年10月，伪满洲国颁布《出版法》，禁止一切可能危及其统治的书刊出版发行，大量焚毁认为“非法”的书籍。1932年上半年，就有600余万册图书被焚毁。
其次，直接插手台湾和东北的学校教育，控制教学内容、教学时间、课程设置等具体教学环节，培养驯服工具。有学者将日本在台湾的教育划分为“渐进主义”、“内地延长主义”和“战时体制”三个阶段，各个阶段教育的重点不同，但是，“同化教育”方针却贯穿始终。为使台湾人成为日本的“皇民”、“顺民”，成为地地道道的“日本人”，日本注重从法律、制度上完善殖民教育体系。1895年日本强占台湾后，在总督府下设立学务部专门管理台湾教育。1919年1月，台湾总督府发布了《台湾教育令》，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了台湾教育的宗旨、办学方针、教育内容和方法，明确提出台湾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帝国忠良国民，培养台湾人“具备帝国臣民应具资质与品性”。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台湾的学校教育也更加重视劳动技能的培养。学校缩短文化课教学时间，增加劳动、军事训练等课程，注重实业教育忽视文化知识传授的倾向更加明显。1941年4月，台湾总督府再次修改《台湾教育令》，规定“遵照皇国之道为国民养成，除教育内容有所革新外，课程也予以简化，期使训练完整 能缩短修业年限，让学生能尽速从事实务工作”，造成了台湾学校教育知识内容减少，教学总体水平下降。1943年3月，台湾总督府发布《总督谕告》，实行6年制义务教育，要“策教化之进展，应时局之要请，以期报奉皇恩于万一”，实现“内台一致”、“教育均等”。后来的事实证明，所谓义务教育并没有提高台湾儿童的入学率，却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提供了新的劳动力资源。
日本还直接插手台湾和东北学校教育教学环节，对教学内容、教材编写和使用、课程安排等都有严格规定。无论是日本在占领台湾初期的公学校、中学校还是后期的国民学校、普通中学，在课程安排上 “国语”（日本语）课程占据总学时的三分之二以上，汉语课从每周2-5学时改为选修课，1937年4月，台湾小学校一律取消汉语课。1920年代初台湾的小学课程增加了日本历史、日本地理等课程。有人对台湾“国语”和修身课教科书做过研究，发现这类教科书中无不贯穿着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忠君”、“爱国”的内容。1940年代“国语”课本中有76.4%的内容是极端国家主义思想，五、六年级的教科书这方面的内容更是高达95%。修身课用日本历史故事来强调日本国家和国民的特质。1937年日本在台湾开展皇民化运动后，学校教育成为培养日本“皇民”的场所纪家闺秀，要求台湾儿童尊敬和感谢日本军人，为将来成为军人做准备。中学校则缩短修业年限，加强“皇民修炼”。
为培养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的高级人才，也避免台湾青年到大陆求学而接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1928年日本在台湾成立了台北帝国大学。台北帝大除设立文理医农工等专业外，还特别设立了热带医学、南方人文研究、南方资源研究等专门的研究机构，为实现台湾“南进基地化”的目标服务。当然，在台北帝国大学中，在台湾的日本人享受着教育特权，日本学生一直占大多数，台湾人与日本人受教育的权利是不平等的。
伪满洲国成立后，伪民政部文教司成为负责教育的最高行政部门，管理着伪满洲国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刘庭梅。九一八事变后，原来比较发达的东北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各级各类学校曾经被迫关。1933年小学开始上课，1934年部分中学和高等学校复课，直到1937年东北的初等教育才基本得以恢复。日本占领期间，东北的中学不仅数量减少，且普通中学多改为职业学校。1937年5月，伪满洲国颁布《学制要纲》，实行新学制。“新学制”以“劳作教育”和“实业教育”为核心，规定：初等教育修业为六年，中等教育由六年改为四年，高等教育则从四年缩短为三年。显然，新学制下，东北学校基础教育受到削弱，中等教育职业化倾向明显，使学生作只会劳动、不问学问的工具，来“尽忠报国”，适应了日本掠夺东北资源要有大量初级文化知识技术工人的需求。日本将过去的公立学校全部改为日本人担任校长和教导主任的“日满学校”，私立学校必须接受日本人的严格监督小猫队，各级学校废止了原有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大量焚毁原有的教材和中文书籍。据伪满洲国文教部统计，“仅1932年3月至7月，就焚毁了中文书籍650万册。同时任命了编审官，组织了编写班子，重新编写教材。1932年3月，伪满洲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嗣后各学校课程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之”，有关民主主义、三民主义的内容不许出现在教科书中。1935年12月，日伪当局出版了小学和初中的‘审定教科书’共22种29册。……这些教材充满了关于‘日满一体’、‘同文同种’、‘王道乐土’，以及封建道德的宣传”，其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学生忘记自己的祖国和历史。
“新学制”实行后，伪满洲国的小学校增加了“国民”和“建国精神”等课程常熟虞城热线，把日本的“皇国史观”与“国语”教学结合起来，不允许讲授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伪满洲国的学校，日语是“国语”教学的主要内容，其课时比汉语多一倍，中小学教材基本用日文编写，并用日语讲授，让学生学习日语的目的是了解日本精神，“日本语中是蕴蓄着日本自肇国以来日本的思考和感动的，由此日本的思考和感动作为一体的育成，始能得理解日本精神的真髓”。为防止教师向学生灌输国家、民族意识，伪满洲国的学校对教师进行“思想检定”，严格查处宣传爱国思想的教师。当时在伪满洲国的公司、企业、机关单位等使用日语频率极高斗青春，“日本人在各界任职，日系官吏达二万人，在其他部门如特殊公司、合作社、协和会、各市公署的准官吏的数量还要多，因此在公共用语方面，日语已经超过了汉语，政府发布的命令、布告、规则等官方用语明显地日语化了”，日本吹嘘为“满洲的一大社会革命”。
东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原来比较发达，日本占领东北后，公立大学基本被关闭，私立学校也仅有少数得以继续招生。1938年5月2日，日本在东北建立“建国大学”，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兼任大学总长，京都帝国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作田庄一任副总长，副总长实际掌握着学校的大权。建国大学是伪满洲国国务院的直属机关，校内设有协和会的组织。建国大学37名教授中，除鲍明钤、苏益信二人外，都是日本人。50名副教授中只有3个中国人。建国大学以民族协和为指导理念，让学生“体得建国精神之神髓”，成为体会建国精神的领导者和实践者。建国大学学生经过严格筛选，全部免除学费，这在伪满洲国高等学校是绝无仅有的。建国大学的学生毕业后要接受伪满洲国政府的分配，做伪满洲国建设的骨干。
再次，建立各种御用团体和社会组织，在台湾和东北普及日本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以彻底“同化”这些地区的人民。
日本重视对台湾和东北的社会教育，通过各种民间团体和各种方式向这些地区民众灌输日本精神。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也是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日本在台湾和东北都重视日语教育，将日语作为灌输日本“日本精神”的载体，因为“语言对于使用者而言，如同血液适于身体，如同肉体所呈现的精神之体。以日本的国语来比喻这个道理，日本语应该是日本人精神的血液。日本的国体，主要是以此精神血液来维持……语言不仅仅是国体的象征，同时又是教育者，是深情的母亲”。日本在台湾和东北都不仅在学校，而且在社会大力进行普及日语教育。日本占领台湾的第二年，即1896年就在台湾设立了14所“日语传习所”，通过“日语传习所”等机构让台湾人了解日本语来增加“日本人精神血液”，培养台湾人的日本国民精神。1930年代初，日本在台湾开展了“社区教化运动”，在市、街、庄建立“社区教化”团体，这些团体通过放映皇民化题材电影、演出戏剧、出版《皇民化读本》等方式，教育台湾人要振奋“国民精神”，培养“国家观念”。1937年日本在台湾全面推行“皇民化运动”。“皇民化运动”期间，日本通过在台湾普及日语、改造台湾人生活习惯、使用日本式姓名、募捐等活动，对台湾民众进行精神控制。
1937年1月，日本废止了《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和《台南新报》的汉文版；同年6月，取消所有汉文报纸。不学日语的人会被罚款，不讲日语的公务人员要撤职。甚至出现有的火车站拒绝给不讲日语的人售票的情况，说“不懂日语者滚回支那去”。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不懂或者不讲日语者在升学、就业、生活等方面受到歧视。
日本强制台湾人改变多年的生活习惯，要求生活习俗日本化，让台湾民众在不知不觉中体会日本人的心境，感受“皇民”意识。为此，日本统治当局做了许多强制性规定，如：禁止台湾人穿中式服装；每个家庭要使用日式风吕（澡盆）；睡日式榻榻米（床垫）；吃日式料理等。强制台湾民众按照日本习俗婚丧嫁娶；禁止台湾民众过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要按日本风俗过新历年；要求学校开设日本茶道、服装剪裁和插花等课程。
1940年2月，日本在台湾开展改姓名运动，通过改日本式姓名来使台湾人成为真正的“皇民”。改姓名以户为单位墨西哥燕子洞，他们称获得日式姓名对台湾人是一种殊荣。根据台湾学者周婉窈的研究，陈丽峰到1945年台北县大约有7%家庭改了姓名。
1941年4月，日本在台湾成立“ 皇民奉公会”。 通过“皇民奉公会”，日本将触角伸及台湾的各个地方。按照“ 皇民奉公会”的规定，每十户台湾人设立一个“奉公班”，全体台湾人都是“皇民奉公会”的会员，“皇民奉公会”的总裁由“台湾总督”担任，有浓厚的“官办色彩”和强制性。“以台湾600万人民为会员的‘皇民奉公会’，遍布台湾州、厅、市、街、庄的各个角落”李嘉石，“皇民奉公会的组织，除与一般行政系统并行之外，另有地域性组织，亦有职业性组织，可谓紧密无一疏，不愧为网罗一切的全民组织。“皇民奉公会”利用日军在中国大陆打胜仗或者占领新的城市、战略要地之机，组织学生及各类团体高唱军国主义歌曲，为日军的胜利呐喊庆祝。
日本在东北主要通过各种御用团体进行思想控制。1932年7月，伪满洲国协和会成立，其组织标榜要建立万民协和的王道乐土，确保东亚和平。协和会号称反对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宣传“建国精神”和“王道政治”。溥仪担任协和会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任名誉顾问，郑孝胥任会长。协和会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设中央本部，各省设省本部、各市县旗设市县旗本部。从协和会成立到1943年，伪满洲国共建立市县旗级本部195个 ，各级本部均成立了本部委员会。协和会的基层组织是分会，分会多按地区划分，也有按行业来划分的。截至1943年，东北地区共有协和分会3800个，会员达250万人。分会的下级机构为国民邻保组织，到1943年5月，东北共有邻保组织61021个，以“建国精神”训练东北民众。协和会下设许多直属团体和外围团体。直属团体主要有：协和义勇奉公队总监部、协和青少年团统监部、科学技术联合会部会、开拓部会等。外围团体主要有：满洲国防妇人会、军人后援会、满洲空务协会、满洲赤十字社、青年训练所等。1938年协和会颁布了《青少年组织大纲》，组成协和青年团、协和少年团，强迫青少年参加“国民勤劳奉仕运动”。1942年1月，协和青少年团成员达135万2440人 。成年人则被编入“协和义勇奉公队”，接受各种训练，从事“警戒、“物资分配”等“勤劳奉仕”活动。
日军进攻热河时，协和会派“以中央事务局次长中野琥逸为总指挥的宣抚工作班到热河省各县设立办事处，与日本军队进行作战行动的同时，从事对民众的宣抚工作”。
日本在台湾和东北推行文化统制的不同
日本占领台湾和东北的时间不同，对两地的统治方式也不尽相同。日本把台湾直接“并入”日本领土，作为日本的“外省”来统治的。对东北则采取扶植傀儡政权的方式，通过控制傀儡政权，来达到实行殖民统治的目的。因此，日本在台湾和东北的文化统制形式和特点也有所不同。
第一，日本在台湾通过总督府来实行文化统制，在东北通过傀儡政权来推行文化统制四女奇缘。日本1895年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占领中国台湾，1895年6月，日本即在台湾前巡抚衙门设立总督府，由日本人担任总督。从此，台湾作为日本的“外省”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50年之久。日本统治台湾的目的是把台湾作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日本文化统制是围绕着把台湾人彻底变成日本“皇民”来进行的。日本在台湾无论是以普及日语为核心的“同化教育”、“差别教育”的“渐进主义”时期、宣传“内台共学”的“内地延长主义”时期，还是以“皇民化教育”为核心的“战时体制”时期，在台湾的文化统制始终贯穿着“使台湾人变成日本人”的根本方针。正如1919年台湾第一任文官总督田健治郎所说：“台湾乃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当然应属于帝国宪法统治之版图。……因此，台湾的统治方针应以此精神为出发点循循善诱造句，作为各项施政建设的依据。我们应教化台湾民众，使其成为纯粹的帝国国民，并涵养对朝廷尽忠、对国家尽义务的观念”，要把台湾人“同化”为日本的“忠臣良民”柳家边记事，日本在台湾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皇民化运动等等都是为改造台湾人为日本人服务的。日本认为在战争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都与我国有重大关系，倘若此地居住的日本人（指台湾人）没有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惜力谋私，仅披着日本人的假面具，政治、经济方面暂且不论，国防上便犹如坐在火山口上”，因此，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不惜一切手段要把台湾人变成日本地地道道的“皇民”。日本在台湾除强制普及日语、消除汉文化的印记、推广日本的生活习惯外，还在台湾实行征兵制度，把大量的台湾青年驱赶到中国大陆或者东南亚的战场上。日本将这些台湾籍士兵作为“皇军”的一部分，战死者被称为“英灵”供奉在靖国神社。
如果说日本在台湾的文化统制是为了彻底“同化”台湾人为日本人，那么，在东北则强调“满洲”的“独立”性，鼓吹“日满不可分”、“日满一家”，把伪满洲国建设成所谓的“民族协和”的王道乐土。日本占领东北全境后慑于国际压力和东北人民的反抗，改变了原来将东北直接划归日本版图的“领有满洲”计划，“在满蒙建立独立国，将其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达到与直接“领有满洲”同样的目的。为了扶植“满洲国”这个“独立”国家，日本歪曲历史，论证中国东北与长城以南地区有巨大差异，中国东北与日本的关系比与关内的关系更为密切，伪满的学校教科书中把中国自古以来民族融合的历史说成是“满洲”反对中国侵略的历史。1932年7月18日，《满洲国协和会创立宣言》就声称：“满蒙之地，本来就不属于禹贡九州九爪黄龙，有时为肃慎之故土，有时为高句丽之旧居。后来辽、金、元、清相继盘踞此地。至近代，俄国垂涎该地，乃至日本起而抗之，使此地成为各民族之乐土，以期共存共荣”，鼓吹“满日不可分”。“满洲大部分地区并非汉族的土地，且明治以后很多日本人来到满洲。从对付苏联保卫满洲的角度来说，决不仅仅是中国的。或许从法律上看是中国的，但是现实中它是各民族的共同财产”。日本认为东北不是中国的领土，至少不仅仅是中国的领土，对国土狭小、人口过剩的日本来说，是生命攸关地区。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是经过流血牺牲换来的，是“合法”的。“满洲国是经过日清（指甲午战争，引者注）、日俄和满洲事变我很多同胞流血建立的，满洲国应早日建设成理想道义的国家，这就需要很多日本农民移民满洲”。从1932年到1936年日本政府共有计划地向东北进行了5次武装移民，共移民2785户、7000多人。这些移民每人都带着一支步枪，屯垦队还配备了迫击炮、机关枪，他们侵占中国农民的耕地，参与军事侵略和武力镇压。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订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7月，日本拓务省根据关东军的方案，制定了政府移民侵略方案，计划用20年的时间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到东北，使日本人口达到伪满洲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建立以日本人为指导核心的统治秩序。日本对东北的移民带有军事侵略与“民族协和”的双重意义，“满洲移民政策”是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
为了进行欺骗宣传，日本还借与伪满洲国签订“废除”不平等条约，鼓吹伪满洲国是“民族协和”的“独立”国家。1937年11月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政府签订《关于撤销在满洲国的治外法权及转让南满洲铁道附属地行政权条约》。条约除正式确定了1936年6月日本与伪满签订的《日本臣民在满洲国居住及满洲国课税条约》的内容外，还规定：“日本国政府废除在满洲国的治外法权，将南满洲铁道附属地行政权移交满洲国政府”。
从表面上看，日满《关于撤销治外法权和转让满铁附属地行政权条约》签订后，伪满洲国收回了属于国家主权的治外法权及相关的行政等权力，成为“主权”国家。实际上，日本在南满洲铁道附属地的行政权，早已扩大到了整个东北。日本废除在伪满洲国的“治外法权”，非但丝毫不影响其在东北的侵略利益，而且为加强对伪满洲国控制提供了条件。
在废除“治外法权”后，日本称伪满洲国的统治制度、法令已经完备，借口“由于日本人已经完全服从伪满洲国统治，在统治机关中当然要增加日本人”，造成东北的日本人官吏数量激增，以伪国务院所属司法部为例，“司法部的总务、民事、刑事、行刑4个司中，总务、民事、刑事3个司都由日本人掌握；各司共有13个科，其中重要的8个科，科长都是日本人，中国人科长只有4人；重要职位参事官5名全是日本人；此外还配备73名日本官吏。法院、检察院、监狱配备的日本人官吏为907名。司法机关全部被日本人所掌握。征税、邮政等机关的日本人也大量增加，特别是在伪满中央机关，“日本化”明显。日本废除所谓不平等条约完全是自欺欺人。
第二，日本在东北和台湾推行文化统制的内容、手段、程度有所差异。日本在台湾和东北都强制普及日语，但是，在这两个地区普及日语的方式和程度有较大的差异。日本自占领台湾之日起就设立专门“国语传习所”，学校的国语教学就是日语教学，教学时间远在汉语之上，汉语教学受到严格限制，甚至只作为选修课开设，汉语报刊被禁止发行而全部停刊。
日本在东北学校也增加了日语教学时间，伪满洲国学校的国语课主要是日语，当然伪满洲国的国语还包括汉语（日本人称之为满语），汉语课时比日语课时少得多。伪满洲国学校的汉语课始终作为必修课，汉语报刊受到严格检查和限制，却一直未被禁止发行。这说明日本在台湾和东北普及“国语”教育程度是有区别的。在台湾推行“国语”（日本语）教育的力度比伪满洲国要大。
日本在台湾开展 “皇民奉公运动”后，通过设立“国语家庭”，来诱惑台湾人学日语。他们将学日文、讲日语的台湾人称为“皇民”，准许他们就业和升迁等；把经常使用日语的家庭称为“国语家庭”，颁布奖惩条例,给所谓“国语家庭”在升学、就业和生活必须品的配给等方面以“优待”等。事实证明，日本的诱惑措施确实使日语普及工作在台湾产生了一定的效果。“1937年至1943年期间，台北共有3448户被认定为国语家庭，占当时全台北户数的1%左右” 。另据日本官方统计，1937年，“了解日语的人占37%左右，到了1943年已超过全人口的80%。”1942年“文学奉公会”成立以后，日本强迫若干作家从事“皇民文学”的创作，要他们在作品中对殖民统治者的文化及其统治进行歌颂。在东北虽然日语也被定为“国语”，学校的日语课课时远在汉语课时之上，在政府机关、公共场所，日语使用率很高，但是，没有搞像在台湾那样的“国语家庭”活动。
全面侵华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人力资源紧缺，在台湾和东北的文化统制直接为掠夺人力资源、扩大战争服务。日本在台湾实行征兵制，直接将台湾人驱赶到战场充当炮灰，或将其充当军夫。仅就日本在台湾征发军事劳役一项，1937到1945年八年间，就有“超过207,000的台湾人被送入日军服役；将近126,000人作为军夫炒螺明，80,000人作为军人。”。在“皇民奉公运动”时期,台湾学生的实践课实习变成保证日本军事生产的无偿劳动课。
日本在东北人力资源掠夺主要是掠夺劳工远坂葵，到日本在东北的矿山或者强掳到日本国内的工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劳工死亡率很高。据日本外务省统计：中国被掠夺到日本的劳工死亡率高达17.5%。而日本民间调查显示，劳工的死亡率远不止于此。其中死亡率最高的矿山达到52%，有的甚至达到65%。
第三，日本在东北和台湾实行文化统制的结果有很大差异。日本在台湾实行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从根本上说，日本的“同化”、“奴化”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向心力，中华文化之“根”留在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心目中。50年间，台湾民众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他们为传承中华文化、延续中华血脉做了不懈的努力。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多达36卷的《台湾通史》阐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血脉相连的关系，影响深远。日据时代成长起来的不少台湾知识分子成为反对日本“同化”、“皇民化”的骨干，他们创办汉文研究会、学习班，通过学习和研究汉语，弘扬中华文化。1919年台湾留日学生组织启发会，1920年改组为新民会，出版《台湾青年》杂志，宣传自由民主思想。1921年10月，台湾成立文化协会，林献堂任总理。他们出版报刊，设立讲习所，举办演讲会，开展青年活动，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民族自决思想，要求政治平等。林献堂终身不读日文，不说日语，不穿和服，不让子女进日文学校，自聘教师教本家族子弟汉语。而更多的台湾人虽然迫于压力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说日语李炫君，回到家里就用汉语交谈。所谓的“国语常用家庭”也经常在家里讲汉语。“国语普及”在台湾只是徒有其名。“台湾纵然在异族的统治下过了半个世纪的被奴役的生活，近十年来又在‘皇民运动’的狂澜前，濒临被同化的危险，但是他们对祖国的热情，对祖国的怀恋，却非常炽烈。‘祖国’一词在今日的台湾是具有神秘魅力的用语。提到它，鬓发雪白的老者会淌泪，中年人会喜形于色，少年人会微笑。”日本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和政治信仰。台湾光复时，台湾同胞欢天喜地，很多人不约而同鼓掌欢呼，有人还燃放鞭炮、舞龙舞狮、焚香祭祖，表示欢庆。这是对“皇民化运动”最大的否定。但是，由于日本在台湾文化统制长达半个世纪，且采取威逼与利诱相结合的方针，也造成了少数台湾人与祖国大陆的隔膜，在“皇民化”时期成长的台湾一些青年人淡化了民族认知和中华文化理念，他们的言谈举止、生活习惯，很大程度上“日本化”了，甚至出现了像李登辉那样的“亲日”、“媚日”分子。李登辉这样口口声声声称自己“22岁以前是日本人”、“日本殖民统治留给台湾许多东西，不能一味地批判”等等，至今“皇民化”的影响还未完全从台湾社会消除。
日本在东北文化统制政策更是遭到东北人民的不满和不满。学校的老师，经常在上课时向学生讲授中国历史和文化，提醒学生“我们是中国人”，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虽然伪满洲国先后颁布了《治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等法律，但是，东北人民反抗思想文化统制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东北的“思想犯”年年增加。据统计，1937年至1940年，东北地区有26万多人，以“思想犯”、“政治犯”罪名被治罪。1942年发生的“思想犯”事件比1941年增加了2倍。东北文化教育界人士早就认识到：“无论世界若何之强国，若不察吾国之民性，垂涎吾之富有，而企图巧取豪夺，虽施以警神泣鬼之智，终亦不过徒惹吾人之反感遭失败耳”。东北沦陷后，在东北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地下工作者与伪满洲国文化统制、奴化教育政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如：1932年夏，辽宁成立了东北民众救国会安东救国分会，团结了一批教育界人士，他们秘密宣传救国思想，为抗日义勇军捐款。日本在东北的文化统制“成效”甚微。
总之，日本在东北和台湾的文化统制是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日本企图从根本上征服中国的重要战略步骤。日本推行的文化统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毒化了抗战空气，削弱了个别意志薄弱者的民族自信心，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泯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气节。
发表于《中华民族的抗争与复兴——第一、二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团结出版社，2010年7月。
近代日本先后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和东北，为了巩固殖民秩序，把台湾和东北永远从中国分割出去，日本采取了屠杀与“怀柔”并举的方针，加强对这些地区中国人的文化统制，旨在用日本天皇制的意识形态控制中国人的思想，达到泯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彻底征服中国的目的。由于日本占领台湾和东北时间和具体殖民统治方式不同，其文化统制政策也有所差异。本文通过比较日本在台湾和东北文化统制政策，指出日本文化统制的内容、特点及后果。
日本在台湾和东北推行文化统制的共同点
日本觊觎中国台湾和东北已久，它通过1895年的《马关条约》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先后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和东北。日本对台湾和东北实行了武力征服与思想文化统制相结合的政策，企图从根本上割断这两个地区人民与中国文化的血脉联系，达到永久侵占的目的。日本在台湾和东北实行的文化统制有许多共同之处：
首先，通过殖民统治机构，对台湾和东北民众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向他们灌输天皇制意识形态、推行奴化教育政策。1889年日本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近代天皇制。日本利用“神化”天皇，宣扬日本天皇受命于天，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是从天而降的“现人神”，要求国民热爱天皇、忠于天皇，时刻为天皇献身。“国恩宏大，在天孙开辟之国，一切都是天子之物。生则沐浴天子之水，死则葬于天子之地，食之谷米、穿之衣物皆产于天子之土地”，“忠君”成为日本人的最高道德。日本侵占台湾和东北后，宣扬“神国”观念，通过台湾总督府和伪满洲国政府，普及“日式”价值观林汉洋。日本认为思想文化统制不仅可以巩固军事侵略“成果”，而且是永久殖民统治的根本。
日本尤其重视在东北和台湾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灌输“皇道主义”、“神国观念”、“民族协和”等观念。1890年，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教育敕语》以封建的忠孝为根本理念，把学校、社会、家庭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日本要求台湾和东北的中小学学生都要“奉读”《教育敕语》，以体会皇恩浩荡，具备帝国臣民应具有的品性，“我国体具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优点，体会并加以永远保持超级店小二，是我国教育的根本目的”。
台湾首任学务部部长伊泽修二提出要用教育的方式巩固武力进攻的“成果”。在台湾的各级学校仿照日本的样子，设立了专门放置“敕语”和天皇、皇后“御照”的“奉安殿”、“奉安所”或“奉安室”仝正国，学校师生每天早晚要向“奉安殿（所、室）”敬礼。在日本的三大节学校要举行仪式，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台湾国民学校学生每天还要在上课之前，背诵“我们为大日本帝国之臣民，诚心感谢”之类的语录。日本要求台湾学校的教师要做敬爱天皇的表率，以此来教育和影响学生。
在东北通过伪满洲国政府建立思想控制机构，宣传“建国精神”，鼓吹日满一体，“满洲国”是民族协和的“王道乐土”。1932年《建国宣言》中就提出“教育之普及，则当惟礼教之是崇，实行王道主义，必使境内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台，保东亚永久之光荣”。1937年5月，伪满洲国政府颁布《学制要纲》，重申教育方针，“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之必须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为教育之方针”，日本一直鼓吹王道主义是东方文明特有的思想体系，“以王道政治相结合，不外是实现道义的政治”，《学制要纲》就是要阐明王道主义的教育理念，“养成忠良之国民”，实际就是培养理解“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的顺民。
为了把天皇制国家观念融入台湾和东北民众的头脑中，日本在台湾和东北建立“神社”，推广日本的神道教。据统计，日本统治台湾50年间，共在台湾建立了68座神社，甚至还将神宫大麻分配到台湾的家庭，要求台湾人在家里供奉。台湾官方统计，全台约有70%以上的家庭供奉着神宫大麻。当然供奉神宫大麻与每天是否参拜不完全是一回事。1943年，日本在台湾推行所谓“一街一庄一社”建造神社的运动，下令将中国寺庙改建成日式殿宇，规定所有台湾人每月一日去参拜。台湾民间信仰较多的佛教、道教受到严厉压制和打击。
东北地区原有佛教、道教、萨满教、基督教等宗教。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在东北打压原有的宗教，强制推行其国教“神道教”，大建神社。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伪满“首都”新京设立了“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1940年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将捧回的“天照大神”供奉到“满洲国”的“建国神庙”里，溥仪甚至承认自己与日本人有血缘关系。日本占领东北14年间乐享电视，在东北建立大小神社295座，遍及东北城乡。当然，中国人的文化传承和血脉联系是不会因为日本强制推行神道教就可以改变的小鬼遇到兵，随着日本战败，神道教在台湾和东北消声灭迹王晓棠简历。
日本在台湾和东北实行严格的舆论控制。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在台湾特别设置一个情报委员会，加强对舆论的检查和控制。“《台湾日日新报》声称，在中国军队的挑衅、阻扰及中国人民‘侮日、抗日’的行为下，日本不得不出兵，‘中国贫穷落后，日本系为了拯救中国、保卫东亚的和平而战。’”不让台湾人了解战争的真相，诱骗他们为侵略战争出力。
日本在伪满洲国成立了各级文化思想统制机构。1932年成立伪“满洲国通讯社”，该社直接隶属关东军司令部，统一向各新闻单位发送新闻稿。1935年9月，伪满洲国合并15家报纸，成立“满洲弘报协会”，控制了东北所有新闻机构。1932年10月，伪满洲国颁布《出版法》，禁止一切可能危及其统治的书刊出版发行，大量焚毁认为“非法”的书籍。1932年上半年，就有600余万册图书被焚毁。
其次，直接插手台湾和东北的学校教育，控制教学内容、教学时间、课程设置等具体教学环节，培养驯服工具。有学者将日本在台湾的教育划分为“渐进主义”、“内地延长主义”和“战时体制”三个阶段，各个阶段教育的重点不同，但是，“同化教育”方针却贯穿始终。为使台湾人成为日本的“皇民”、“顺民”，成为地地道道的“日本人”，日本注重从法律、制度上完善殖民教育体系。1895年日本强占台湾后，在总督府下设立学务部专门管理台湾教育。1919年1月，台湾总督府发布了《台湾教育令》，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了台湾教育的宗旨、办学方针、教育内容和方法，明确提出台湾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帝国忠良国民，培养台湾人“具备帝国臣民应具资质与品性”。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台湾的学校教育也更加重视劳动技能的培养。学校缩短文化课教学时间，增加劳动、军事训练等课程，注重实业教育忽视文化知识传授的倾向更加明显。1941年4月，台湾总督府再次修改《台湾教育令》，规定“遵照皇国之道为国民养成，除教育内容有所革新外，课程也予以简化，期使训练完整 能缩短修业年限，让学生能尽速从事实务工作”，造成了台湾学校教育知识内容减少，教学总体水平下降。1943年3月，台湾总督府发布《总督谕告》，实行6年制义务教育，要“策教化之进展，应时局之要请，以期报奉皇恩于万一”，实现“内台一致”、“教育均等”。后来的事实证明，所谓义务教育并没有提高台湾儿童的入学率，却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提供了新的劳动力资源。
日本还直接插手台湾和东北学校教育教学环节，对教学内容、教材编写和使用、课程安排等都有严格规定。无论是日本在占领台湾初期的公学校、中学校还是后期的国民学校、普通中学，在课程安排上 “国语”（日本语）课程占据总学时的三分之二以上，汉语课从每周2-5学时改为选修课，1937年4月，台湾小学校一律取消汉语课。1920年代初台湾的小学课程增加了日本历史、日本地理等课程。有人对台湾“国语”和修身课教科书做过研究，发现这类教科书中无不贯穿着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忠君”、“爱国”的内容。1940年代“国语”课本中有76.4%的内容是极端国家主义思想，五、六年级的教科书这方面的内容更是高达95%。修身课用日本历史故事来强调日本国家和国民的特质。1937年日本在台湾开展皇民化运动后，学校教育成为培养日本“皇民”的场所纪家闺秀，要求台湾儿童尊敬和感谢日本军人，为将来成为军人做准备。中学校则缩短修业年限，加强“皇民修炼”。
为培养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的高级人才，也避免台湾青年到大陆求学而接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1928年日本在台湾成立了台北帝国大学。台北帝大除设立文理医农工等专业外，还特别设立了热带医学、南方人文研究、南方资源研究等专门的研究机构，为实现台湾“南进基地化”的目标服务。当然，在台北帝国大学中，在台湾的日本人享受着教育特权，日本学生一直占大多数，台湾人与日本人受教育的权利是不平等的。
伪满洲国成立后，伪民政部文教司成为负责教育的最高行政部门，管理着伪满洲国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刘庭梅。九一八事变后，原来比较发达的东北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各级各类学校曾经被迫关。1933年小学开始上课，1934年部分中学和高等学校复课，直到1937年东北的初等教育才基本得以恢复。日本占领期间，东北的中学不仅数量减少，且普通中学多改为职业学校。1937年5月，伪满洲国颁布《学制要纲》，实行新学制。“新学制”以“劳作教育”和“实业教育”为核心，规定：初等教育修业为六年，中等教育由六年改为四年，高等教育则从四年缩短为三年。显然，新学制下，东北学校基础教育受到削弱，中等教育职业化倾向明显，使学生作只会劳动、不问学问的工具，来“尽忠报国”，适应了日本掠夺东北资源要有大量初级文化知识技术工人的需求。日本将过去的公立学校全部改为日本人担任校长和教导主任的“日满学校”，私立学校必须接受日本人的严格监督小猫队，各级学校废止了原有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大量焚毁原有的教材和中文书籍。据伪满洲国文教部统计，“仅1932年3月至7月，就焚毁了中文书籍650万册。同时任命了编审官，组织了编写班子，重新编写教材。1932年3月，伪满洲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嗣后各学校课程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之”，有关民主主义、三民主义的内容不许出现在教科书中。1935年12月，日伪当局出版了小学和初中的‘审定教科书’共22种29册。……这些教材充满了关于‘日满一体’、‘同文同种’、‘王道乐土’，以及封建道德的宣传”，其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学生忘记自己的祖国和历史。
“新学制”实行后，伪满洲国的小学校增加了“国民”和“建国精神”等课程常熟虞城热线，把日本的“皇国史观”与“国语”教学结合起来，不允许讲授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伪满洲国的学校，日语是“国语”教学的主要内容，其课时比汉语多一倍，中小学教材基本用日文编写，并用日语讲授，让学生学习日语的目的是了解日本精神，“日本语中是蕴蓄着日本自肇国以来日本的思考和感动的，由此日本的思考和感动作为一体的育成，始能得理解日本精神的真髓”。为防止教师向学生灌输国家、民族意识，伪满洲国的学校对教师进行“思想检定”，严格查处宣传爱国思想的教师。当时在伪满洲国的公司、企业、机关单位等使用日语频率极高斗青春，“日本人在各界任职，日系官吏达二万人，在其他部门如特殊公司、合作社、协和会、各市公署的准官吏的数量还要多，因此在公共用语方面，日语已经超过了汉语，政府发布的命令、布告、规则等官方用语明显地日语化了”，日本吹嘘为“满洲的一大社会革命”。
东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原来比较发达，日本占领东北后，公立大学基本被关闭，私立学校也仅有少数得以继续招生。1938年5月2日，日本在东北建立“建国大学”，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兼任大学总长，京都帝国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作田庄一任副总长，副总长实际掌握着学校的大权。建国大学是伪满洲国国务院的直属机关，校内设有协和会的组织。建国大学37名教授中，除鲍明钤、苏益信二人外，都是日本人。50名副教授中只有3个中国人。建国大学以民族协和为指导理念，让学生“体得建国精神之神髓”，成为体会建国精神的领导者和实践者。建国大学学生经过严格筛选，全部免除学费，这在伪满洲国高等学校是绝无仅有的。建国大学的学生毕业后要接受伪满洲国政府的分配，做伪满洲国建设的骨干。
再次，建立各种御用团体和社会组织，在台湾和东北普及日本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以彻底“同化”这些地区的人民。
日本重视对台湾和东北的社会教育，通过各种民间团体和各种方式向这些地区民众灌输日本精神。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也是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日本在台湾和东北都重视日语教育，将日语作为灌输日本“日本精神”的载体，因为“语言对于使用者而言，如同血液适于身体，如同肉体所呈现的精神之体。以日本的国语来比喻这个道理，日本语应该是日本人精神的血液。日本的国体，主要是以此精神血液来维持……语言不仅仅是国体的象征，同时又是教育者，是深情的母亲”。日本在台湾和东北都不仅在学校，而且在社会大力进行普及日语教育。日本占领台湾的第二年，即1896年就在台湾设立了14所“日语传习所”，通过“日语传习所”等机构让台湾人了解日本语来增加“日本人精神血液”，培养台湾人的日本国民精神。1930年代初，日本在台湾开展了“社区教化运动”，在市、街、庄建立“社区教化”团体，这些团体通过放映皇民化题材电影、演出戏剧、出版《皇民化读本》等方式，教育台湾人要振奋“国民精神”，培养“国家观念”。1937年日本在台湾全面推行“皇民化运动”。“皇民化运动”期间，日本通过在台湾普及日语、改造台湾人生活习惯、使用日本式姓名、募捐等活动，对台湾民众进行精神控制。
1937年1月，日本废止了《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和《台南新报》的汉文版；同年6月，取消所有汉文报纸。不学日语的人会被罚款，不讲日语的公务人员要撤职。甚至出现有的火车站拒绝给不讲日语的人售票的情况，说“不懂日语者滚回支那去”。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不懂或者不讲日语者在升学、就业、生活等方面受到歧视。
日本强制台湾人改变多年的生活习惯，要求生活习俗日本化，让台湾民众在不知不觉中体会日本人的心境，感受“皇民”意识。为此，日本统治当局做了许多强制性规定，如：禁止台湾人穿中式服装；每个家庭要使用日式风吕（澡盆）；睡日式榻榻米（床垫）；吃日式料理等。强制台湾民众按照日本习俗婚丧嫁娶；禁止台湾民众过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要按日本风俗过新历年；要求学校开设日本茶道、服装剪裁和插花等课程。
1940年2月，日本在台湾开展改姓名运动，通过改日本式姓名来使台湾人成为真正的“皇民”。改姓名以户为单位墨西哥燕子洞，他们称获得日式姓名对台湾人是一种殊荣。根据台湾学者周婉窈的研究，陈丽峰到1945年台北县大约有7%家庭改了姓名。
1941年4月，日本在台湾成立“ 皇民奉公会”。 通过“皇民奉公会”，日本将触角伸及台湾的各个地方。按照“ 皇民奉公会”的规定，每十户台湾人设立一个“奉公班”，全体台湾人都是“皇民奉公会”的会员，“皇民奉公会”的总裁由“台湾总督”担任，有浓厚的“官办色彩”和强制性。“以台湾600万人民为会员的‘皇民奉公会’，遍布台湾州、厅、市、街、庄的各个角落”李嘉石，“皇民奉公会的组织，除与一般行政系统并行之外，另有地域性组织，亦有职业性组织，可谓紧密无一疏，不愧为网罗一切的全民组织。“皇民奉公会”利用日军在中国大陆打胜仗或者占领新的城市、战略要地之机，组织学生及各类团体高唱军国主义歌曲，为日军的胜利呐喊庆祝。
日本在东北主要通过各种御用团体进行思想控制。1932年7月，伪满洲国协和会成立，其组织标榜要建立万民协和的王道乐土，确保东亚和平。协和会号称反对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宣传“建国精神”和“王道政治”。溥仪担任协和会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任名誉顾问，郑孝胥任会长。协和会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设中央本部，各省设省本部、各市县旗设市县旗本部。从协和会成立到1943年，伪满洲国共建立市县旗级本部195个 ，各级本部均成立了本部委员会。协和会的基层组织是分会，分会多按地区划分，也有按行业来划分的。截至1943年，东北地区共有协和分会3800个，会员达250万人。分会的下级机构为国民邻保组织，到1943年5月，东北共有邻保组织61021个，以“建国精神”训练东北民众。协和会下设许多直属团体和外围团体。直属团体主要有：协和义勇奉公队总监部、协和青少年团统监部、科学技术联合会部会、开拓部会等。外围团体主要有：满洲国防妇人会、军人后援会、满洲空务协会、满洲赤十字社、青年训练所等。1938年协和会颁布了《青少年组织大纲》，组成协和青年团、协和少年团，强迫青少年参加“国民勤劳奉仕运动”。1942年1月，协和青少年团成员达135万2440人 。成年人则被编入“协和义勇奉公队”，接受各种训练，从事“警戒、“物资分配”等“勤劳奉仕”活动。
日军进攻热河时，协和会派“以中央事务局次长中野琥逸为总指挥的宣抚工作班到热河省各县设立办事处，与日本军队进行作战行动的同时，从事对民众的宣抚工作”。
日本在台湾和东北推行文化统制的不同
日本占领台湾和东北的时间不同，对两地的统治方式也不尽相同。日本把台湾直接“并入”日本领土，作为日本的“外省”来统治的。对东北则采取扶植傀儡政权的方式，通过控制傀儡政权，来达到实行殖民统治的目的。因此，日本在台湾和东北的文化统制形式和特点也有所不同。
第一，日本在台湾通过总督府来实行文化统制，在东北通过傀儡政权来推行文化统制四女奇缘。日本1895年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占领中国台湾，1895年6月，日本即在台湾前巡抚衙门设立总督府，由日本人担任总督。从此，台湾作为日本的“外省”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50年之久。日本统治台湾的目的是把台湾作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日本文化统制是围绕着把台湾人彻底变成日本“皇民”来进行的。日本在台湾无论是以普及日语为核心的“同化教育”、“差别教育”的“渐进主义”时期、宣传“内台共学”的“内地延长主义”时期，还是以“皇民化教育”为核心的“战时体制”时期，在台湾的文化统制始终贯穿着“使台湾人变成日本人”的根本方针。正如1919年台湾第一任文官总督田健治郎所说：“台湾乃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当然应属于帝国宪法统治之版图。……因此，台湾的统治方针应以此精神为出发点循循善诱造句，作为各项施政建设的依据。我们应教化台湾民众，使其成为纯粹的帝国国民，并涵养对朝廷尽忠、对国家尽义务的观念”，要把台湾人“同化”为日本的“忠臣良民”柳家边记事，日本在台湾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皇民化运动等等都是为改造台湾人为日本人服务的。日本认为在战争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都与我国有重大关系，倘若此地居住的日本人（指台湾人）没有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惜力谋私，仅披着日本人的假面具，政治、经济方面暂且不论，国防上便犹如坐在火山口上”，因此，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不惜一切手段要把台湾人变成日本地地道道的“皇民”。日本在台湾除强制普及日语、消除汉文化的印记、推广日本的生活习惯外，还在台湾实行征兵制度，把大量的台湾青年驱赶到中国大陆或者东南亚的战场上。日本将这些台湾籍士兵作为“皇军”的一部分，战死者被称为“英灵”供奉在靖国神社。
如果说日本在台湾的文化统制是为了彻底“同化”台湾人为日本人，那么，在东北则强调“满洲”的“独立”性，鼓吹“日满不可分”、“日满一家”，把伪满洲国建设成所谓的“民族协和”的王道乐土。日本占领东北全境后慑于国际压力和东北人民的反抗，改变了原来将东北直接划归日本版图的“领有满洲”计划，“在满蒙建立独立国，将其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达到与直接“领有满洲”同样的目的。为了扶植“满洲国”这个“独立”国家，日本歪曲历史，论证中国东北与长城以南地区有巨大差异，中国东北与日本的关系比与关内的关系更为密切，伪满的学校教科书中把中国自古以来民族融合的历史说成是“满洲”反对中国侵略的历史。1932年7月18日，《满洲国协和会创立宣言》就声称：“满蒙之地，本来就不属于禹贡九州九爪黄龙，有时为肃慎之故土，有时为高句丽之旧居。后来辽、金、元、清相继盘踞此地。至近代，俄国垂涎该地，乃至日本起而抗之，使此地成为各民族之乐土，以期共存共荣”，鼓吹“满日不可分”。“满洲大部分地区并非汉族的土地，且明治以后很多日本人来到满洲。从对付苏联保卫满洲的角度来说，决不仅仅是中国的。或许从法律上看是中国的，但是现实中它是各民族的共同财产”。日本认为东北不是中国的领土，至少不仅仅是中国的领土，对国土狭小、人口过剩的日本来说，是生命攸关地区。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是经过流血牺牲换来的，是“合法”的。“满洲国是经过日清（指甲午战争，引者注）、日俄和满洲事变我很多同胞流血建立的，满洲国应早日建设成理想道义的国家，这就需要很多日本农民移民满洲”。从1932年到1936年日本政府共有计划地向东北进行了5次武装移民，共移民2785户、7000多人。这些移民每人都带着一支步枪，屯垦队还配备了迫击炮、机关枪，他们侵占中国农民的耕地，参与军事侵略和武力镇压。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订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7月，日本拓务省根据关东军的方案，制定了政府移民侵略方案，计划用20年的时间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到东北，使日本人口达到伪满洲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建立以日本人为指导核心的统治秩序。日本对东北的移民带有军事侵略与“民族协和”的双重意义，“满洲移民政策”是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
为了进行欺骗宣传，日本还借与伪满洲国签订“废除”不平等条约，鼓吹伪满洲国是“民族协和”的“独立”国家。1937年11月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政府签订《关于撤销在满洲国的治外法权及转让南满洲铁道附属地行政权条约》。条约除正式确定了1936年6月日本与伪满签订的《日本臣民在满洲国居住及满洲国课税条约》的内容外，还规定：“日本国政府废除在满洲国的治外法权，将南满洲铁道附属地行政权移交满洲国政府”。
从表面上看，日满《关于撤销治外法权和转让满铁附属地行政权条约》签订后，伪满洲国收回了属于国家主权的治外法权及相关的行政等权力，成为“主权”国家。实际上，日本在南满洲铁道附属地的行政权，早已扩大到了整个东北。日本废除在伪满洲国的“治外法权”，非但丝毫不影响其在东北的侵略利益，而且为加强对伪满洲国控制提供了条件。
在废除“治外法权”后，日本称伪满洲国的统治制度、法令已经完备，借口“由于日本人已经完全服从伪满洲国统治，在统治机关中当然要增加日本人”，造成东北的日本人官吏数量激增，以伪国务院所属司法部为例，“司法部的总务、民事、刑事、行刑4个司中，总务、民事、刑事3个司都由日本人掌握；各司共有13个科，其中重要的8个科，科长都是日本人，中国人科长只有4人；重要职位参事官5名全是日本人；此外还配备73名日本官吏。法院、检察院、监狱配备的日本人官吏为907名。司法机关全部被日本人所掌握。征税、邮政等机关的日本人也大量增加，特别是在伪满中央机关，“日本化”明显。日本废除所谓不平等条约完全是自欺欺人。
第二，日本在东北和台湾推行文化统制的内容、手段、程度有所差异。日本在台湾和东北都强制普及日语，但是，在这两个地区普及日语的方式和程度有较大的差异。日本自占领台湾之日起就设立专门“国语传习所”，学校的国语教学就是日语教学，教学时间远在汉语之上，汉语教学受到严格限制，甚至只作为选修课开设，汉语报刊被禁止发行而全部停刊。
日本在东北学校也增加了日语教学时间，伪满洲国学校的国语课主要是日语，当然伪满洲国的国语还包括汉语（日本人称之为满语），汉语课时比日语课时少得多。伪满洲国学校的汉语课始终作为必修课，汉语报刊受到严格检查和限制，却一直未被禁止发行。这说明日本在台湾和东北普及“国语”教育程度是有区别的。在台湾推行“国语”（日本语）教育的力度比伪满洲国要大。
日本在台湾开展 “皇民奉公运动”后，通过设立“国语家庭”，来诱惑台湾人学日语。他们将学日文、讲日语的台湾人称为“皇民”，准许他们就业和升迁等；把经常使用日语的家庭称为“国语家庭”，颁布奖惩条例,给所谓“国语家庭”在升学、就业和生活必须品的配给等方面以“优待”等。事实证明，日本的诱惑措施确实使日语普及工作在台湾产生了一定的效果。“1937年至1943年期间，台北共有3448户被认定为国语家庭，占当时全台北户数的1%左右” 。另据日本官方统计，1937年，“了解日语的人占37%左右，到了1943年已超过全人口的80%。”1942年“文学奉公会”成立以后，日本强迫若干作家从事“皇民文学”的创作，要他们在作品中对殖民统治者的文化及其统治进行歌颂。在东北虽然日语也被定为“国语”，学校的日语课课时远在汉语课时之上，在政府机关、公共场所，日语使用率很高，但是，没有搞像在台湾那样的“国语家庭”活动。
全面侵华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人力资源紧缺，在台湾和东北的文化统制直接为掠夺人力资源、扩大战争服务。日本在台湾实行征兵制，直接将台湾人驱赶到战场充当炮灰，或将其充当军夫。仅就日本在台湾征发军事劳役一项，1937到1945年八年间，就有“超过207,000的台湾人被送入日军服役；将近126,000人作为军夫炒螺明，80,000人作为军人。”。在“皇民奉公运动”时期,台湾学生的实践课实习变成保证日本军事生产的无偿劳动课。
日本在东北人力资源掠夺主要是掠夺劳工远坂葵，到日本在东北的矿山或者强掳到日本国内的工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劳工死亡率很高。据日本外务省统计：中国被掠夺到日本的劳工死亡率高达17.5%。而日本民间调查显示，劳工的死亡率远不止于此。其中死亡率最高的矿山达到52%，有的甚至达到65%。
第三，日本在东北和台湾实行文化统制的结果有很大差异。日本在台湾实行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从根本上说，日本的“同化”、“奴化”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向心力，中华文化之“根”留在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心目中。50年间，台湾民众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他们为传承中华文化、延续中华血脉做了不懈的努力。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多达36卷的《台湾通史》阐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血脉相连的关系，影响深远。日据时代成长起来的不少台湾知识分子成为反对日本“同化”、“皇民化”的骨干，他们创办汉文研究会、学习班，通过学习和研究汉语，弘扬中华文化。1919年台湾留日学生组织启发会，1920年改组为新民会，出版《台湾青年》杂志，宣传自由民主思想。1921年10月，台湾成立文化协会，林献堂任总理。他们出版报刊，设立讲习所，举办演讲会，开展青年活动，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民族自决思想，要求政治平等。林献堂终身不读日文，不说日语，不穿和服，不让子女进日文学校，自聘教师教本家族子弟汉语。而更多的台湾人虽然迫于压力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说日语李炫君，回到家里就用汉语交谈。所谓的“国语常用家庭”也经常在家里讲汉语。“国语普及”在台湾只是徒有其名。“台湾纵然在异族的统治下过了半个世纪的被奴役的生活，近十年来又在‘皇民运动’的狂澜前，濒临被同化的危险，但是他们对祖国的热情，对祖国的怀恋，却非常炽烈。‘祖国’一词在今日的台湾是具有神秘魅力的用语。提到它，鬓发雪白的老者会淌泪，中年人会喜形于色，少年人会微笑。”日本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和政治信仰。台湾光复时，台湾同胞欢天喜地，很多人不约而同鼓掌欢呼，有人还燃放鞭炮、舞龙舞狮、焚香祭祖，表示欢庆。这是对“皇民化运动”最大的否定。但是，由于日本在台湾文化统制长达半个世纪，且采取威逼与利诱相结合的方针，也造成了少数台湾人与祖国大陆的隔膜，在“皇民化”时期成长的台湾一些青年人淡化了民族认知和中华文化理念，他们的言谈举止、生活习惯，很大程度上“日本化”了，甚至出现了像李登辉那样的“亲日”、“媚日”分子。李登辉这样口口声声声称自己“22岁以前是日本人”、“日本殖民统治留给台湾许多东西，不能一味地批判”等等，至今“皇民化”的影响还未完全从台湾社会消除。
日本在东北文化统制政策更是遭到东北人民的不满和不满。学校的老师，经常在上课时向学生讲授中国历史和文化，提醒学生“我们是中国人”，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虽然伪满洲国先后颁布了《治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等法律，但是，东北人民反抗思想文化统制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东北的“思想犯”年年增加。据统计，1937年至1940年，东北地区有26万多人，以“思想犯”、“政治犯”罪名被治罪。1942年发生的“思想犯”事件比1941年增加了2倍。东北文化教育界人士早就认识到：“无论世界若何之强国，若不察吾国之民性，垂涎吾之富有，而企图巧取豪夺，虽施以警神泣鬼之智，终亦不过徒惹吾人之反感遭失败耳”。东北沦陷后，在东北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地下工作者与伪满洲国文化统制、奴化教育政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如：1932年夏，辽宁成立了东北民众救国会安东救国分会，团结了一批教育界人士，他们秘密宣传救国思想，为抗日义勇军捐款。日本在东北的文化统制“成效”甚微。
总之，日本在东北和台湾的文化统制是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日本企图从根本上征服中国的重要战略步骤。日本推行的文化统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毒化了抗战空气，削弱了个别意志薄弱者的民族自信心，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泯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气节。
发表于《中华民族的抗争与复兴——第一、二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团结出版社，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