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阴真经怎么刷狂毛泽东与《汉书》-中红网
毛泽东与《汉书》-中红网
《汉书》亦称《前汉书》,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主要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实。固字孟坚,后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汉书》,是《二十四史》“前四史”之一,也是毛泽东终生研读的一部大著作。
赞开创,一代雄主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西汉第六代皇帝,16岁即皇帝位,在位54年之久。毛泽东在其著名词作《沁园春?雪》中,把他与秦始皇并列,称“秦皇汉武”。汉武帝上承“文景之治”,下启“昭宣之治”,在西汉王朝是唯一可与高祖刘邦比肩的帝王,成为典型的中兴之主,开拓之君。
纵看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汉武帝不愧是大有作为的一代帝王。他在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形成大一统的大中华版图方面,留下了自己的深深足迹。在政治上,他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使诸侯得以将邑户分封子弟为列侯,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且诸侯王及列侯在封地上仅得衣食租税,不得临事治民。这样,一举消除了诸侯王拥地过多、尾大不掉的隐患,削枝强干,加强了中央集权。在文化上,他采纳著名大儒董仲舒的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彰“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文章歌赋,为一时之盛。他尊儒术但不废法家,常用酷吏,执法严苛,“外儒内法”的统治术影响了此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军事上,他一改高祖刘邦以来对北方匈奴采取的“和亲”政策及金币笼络,采取主动出击、挫其锐气的战略方针,连续发动了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由卫青、霍去病等一代战将领军,打败了强悍的匈奴骑兵,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占据河西走廊,先后设立朔方、五原、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郡。他又以军事和外交两手,征服了闵越、南越、东瓯和西南夷,在那里设郡治民,使现今的福建、广东、四川西南等地归于汉朝的有效管理之下。他还派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在经济上,他长期实行治水勉农政策,在关中一带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并亲自指挥治理黄河水患。为弥补常年征战带来的财政亏空,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等经济措施,使财政状况有所改善。
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汉武帝在位长达50余年,期间连年用兵,民众徭役相继,苛税重重;他迷信神仙,重用方士,为求长生不老的“仙药”,大兴土木,兴建宫观楼台,百姓不堪其苦;由于朝廷迷信盛行,酿成“巫蛊之祸”,使朝政元气大伤;喜好到处巡游观瞻,耗费了大量的民力财力。到汉武帝晚年塔布尔,大汉王朝已“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农民起义接连爆发。此时的汉武帝有所醒悟,终于萌生悔意,发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检讨了自己的种种失误,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即将政策的重点转到减轻人民负担、恢复民力上来。
纵观汉武帝的一生,他对民族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但是在一些传统史家眼里,往往对他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谈论得多,而对他的开疆拓土评价不足,对他英气勃发、横扫宇内的一生缺乏总体的、客观的评价。对此,毛泽东是相当不满的。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各部委工作汇报时,有感而发,又讲到好大喜功问题。他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1957年,他在和新闻界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深刻指出:“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在这里,毛泽东既充分肯定由汉武帝的“雄才大略”造就了“鼎盛之世”,又中肯地指出了他“奢侈”“黩武”、迷信“方士”的错误,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大师一贯倡导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最能体现毛泽东坚持用“两点论”评价历史人物的事例,莫过于他对“大奸臣”王莽的评价。王莽是西汉灭亡到东汉建立的过渡性人物。他于公元8年篡汉建立新朝,在位16年。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声讨王莽的罪行:“滔天虐民,穷凶极恶……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据《汉书》记载,王莽为了实现政治野心,以过人的心计、坚忍的意志,韬光养晦,恭敬谦让,沽名钓誉。一旦时机来临,便毫不犹豫地篡汉自立,留下了千古骂名。毛泽东对王莽的政治野心家本质、对他“影帝”级的作秀当然是嗤之以鼻的。但是,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向来不以个人好恶、不以成败论英雄。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知人论世,便常有出人意料的警言,惊世骇俗的评论。1926年,他在广东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问题》等教程。根据学员笔记,毛泽东当时对王莽就有这样的评价:“王莽: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王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的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了不得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以后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取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刘秀卒得胜利,此盖因王莽所代表者农民利益耳。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胜利。”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王莽较早注意农民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农民利益,完全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观念,给人以耳目一新、振聋发聩之感。
鄙平庸,守成之君不可取
毛泽东个性刚毅,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早年他便在读书笔记中写道:“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世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毛泽东这种喜竞争、喜变化、喜开创的独特个性,直接影响了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品评。例如他读《汉书》,对“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汉高祖刘邦,对征伐四方、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青眼有加,评价颇高,但对史家一致首肯的文景二帝,却与众议相左,评价一般。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3年—前157年),为汉高祖刘邦与簿姬所生,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9年—前141年),为汉文帝中子,在位16年。文帝、景帝前后执政近40年,史称“文景之治”。这也是我国封建王朝第一个著名的“盛世”。 汉高祖刘邦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实行“顺民之情、与民休息”的政策,在位7年,百废俱兴,老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文帝、景帝继位后,继续推崇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坚定地执行刘邦制定的既定政策,对内,“轻徭薄赋”“修德省刑”,尽量减轻人民负担;对外,继续实行和亲政策以求边境稳定,即使匈奴背约来犯,亦不发兵深入,以免耗费财力民力,烦苦百姓。文帝、景帝自奉甚严,他们俭省节约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文帝、景帝“无为而治”的结果是,到汉武帝即位时,“太仓之粟溢出仓外,府库之钱年久索断”,呈现一片太平盛世景象。但文帝、景帝在总体上给人的印象又有些循规蹈矩,求稳怕乱倾城锋芒,甚至守成多于创新,继承重于发展,在治国的实践上也出了不少问题。例如:对同姓诸侯的坐大过于忍让,节制不力,优柔寡断,导致“七国之乱”的暴发;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治标不治本,苟安于一时,边患时有发生。但传统史家往往只留意文帝、景帝治国成功的一面而大加赞誉,对他们的墨守成规、封闭保守却视而不见。对此,一生力主开拓创新的毛泽东是大不以为然的。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谈话时,结合他读汉朝的历史,谈到了对文帝、景帝的评价,强调指出:“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同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与胡乔木、吴冷西等人的谈话时又重提他4月10日与原《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的内容,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毛泽东的上述两次谈话,主要是谈《人民日报》的工作,说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进而对汉代的几个皇帝作了一番评论。从毛泽东这些“随机”的评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读史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约束、总能见人所未见,不喜平庸保守、总是鼓励蓬勃进取的伟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
毛泽东读《汉书》,不喜欢平庸守成之君,对“败家”之主的批评更是入木三分。汉元帝刘奭(公元前76年—前33年),西汉第九代皇帝,在位16年。《汉书》称他“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是位多才多艺的皇帝。《汉书》记载,刘奭不仅精通文艺,还柔仁好儒。被立为太子后,看到父亲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心里难过,便向父亲进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听了很不高兴,愤然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以后的历史不幸为宣帝所言中,西汉由盛转衰自元帝始。元帝登基后,抛弃了“霸王道杂之”(即“外儒内法”,王道、霸道并用)的治国之术,热衷儒术,以《诗经》和儒学治国,不分良莠,重用儒生和宦官,使得朝政腐败硫磺圈,赋役繁重,社会动荡,加之自然灾害频发,西汉王朝自此走了下坡路。毛泽东在上述1957年4月10日、6月13日两次谈话,均提到了汉元帝,他说:“从元帝开始,(西汉)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意’,优游不断……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前汉自元帝始就每况愈下了。元帝好儒学,摈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 十年后,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又提起这个话题:“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元帝的老子是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到你的手啊!班固说他优柔寡断。”
毛泽东曾颇为幽默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有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难啊?“当皇帝”的不如“拉车”的,真是莫大的讽刺!不要以为这仅是句玩笑。其实这真实地反映出一个经天纬地的伟人,对普通劳动者由衷的尊重,和对汉元帝一类无真才实学、仅靠“血统”当皇帝的祸国之君的极度鄙夷。汉元帝满腹诗书,但毫无治国经验又听不进不同意见,最终成了西汉王朝衰落的罪人,毛泽东对他的点评发人深省。
重年少,贾生才调世无伦
贾谊(公元前201年—前168年),河南洛阳人,西汉文帝时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18岁时,就以能诵诗书属文闻名于世。20多岁时,汉文帝召其为博士。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凡说到年轻才俊,便时常提及贾谊,誉为秦汉专家,“英俊天才”。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建议他:“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异界贸易商。”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是贾谊为国家长治久安提出的政治谋策。当时云舒赋,从汉高祖到汉文帝,已历近40年,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繁荣。但贾谊却居安思危,从歌舞升平中看到潜伏的种种危机。他不屑当朝权贵一味鼓吹“天下已安已治矣”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做法,斥之为“非愚则谀”。九阴真经怎么刷狂他的《治安策》开宗明义,认为:“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流露出一个爱国者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关注。所谓“可为痛哭者一”,是指当时异性诸侯虽去,但同姓诸侯趋强,相继发生了淮南王、济北王之乱,如果听任同姓诸侯坐大,则后患无穷。解决办法就是“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削小诸侯领地,削弱诸侯权力。因为诸侯“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便于皇帝统治。所谓“可为流涕者二”,是指匈奴为患,边界长期不宁;皇帝在边界问题上求和心切,不敢碰硬。他建议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威慑力,严惩里通外族的官员原和玉。所谓“可为长叹息者六”,是指世风日趋奢靡,人民贫困,潜伏着不安定因素;亡秦的暴戾之气未能彻底涤荡;对太子的教育和为君之道未予重视。他建议制定礼仪、纲纪、法度,使上下有所遵循。《治安策》的上述分析,紧密结合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的放矢,切中时弊,而且有理有据,文笔朴素犀利,感情中肯真挚,说理层层深入,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毛泽东认为《治安策》不愧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但是,由于当朝权贵和老臣们的嫉妒反对,贾谊的正确主张并未被号称“明君”的汉文帝采纳禹惠林,反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而发生在汉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及汉武帝时期不得不大举讨伐匈奴,都证明了贾谊非同凡响的政治远见。
贾谊的另一篇政论文《过秦论》也为毛泽东所欣赏。文章把秦亡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就是说:秦始皇打天下,可以凭暴力取得成功;但得天下后,就应适应形势变化,顺应人民的意愿,施行仁政。可惜秦始皇没有看到这一点,依然是严刑峻法,推行强权暴力,就难免丧失人心,导致灭亡。毛泽东对这句话十分赞同,他在一本《旧唐书?朱敬则传》中的天头上,原文照搬,批注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可见,毛泽东对贾谊卓越政治见解的熟悉和推崇。此文将政论性与文学性融为一炉,逻辑严谨,笔力雄健,气势奔放,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鲁迅先生曾将《过秦论》和《治安策》等文章称作“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深远。”毛泽东与鲁迅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后来,汉文帝任命贾谊为其幼子梁怀王刘揖的太傅。不巧的是,汉文帝十一年,刘揖入朝,不幸坠马而死。贾谊自认为“为傅无状”,不满33岁就在忧郁自责中离世。毛泽一生极为推崇那些目光高远、勇于革新开创、又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英才早逝,毛泽东十分惋惜,专门写了两首以贾谊为题的诗:
《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七律?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专为古代一位才高遭忌的青年俊杰写下两首悼亡诗,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读史,还特别留意一些历史杰出人物的人生经历,从中发现人才成长的规律。比如在《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他特别圈划了卫青为“侯(平阳侯曹寿)家人,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民母(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在《公孙弘传》中,在弘“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等文字旁画上了圈。卫青是汉武帝时讨伐匈奴的大功臣,官拜大将军;公孙弘是汉武帝时期的丞相,也颇有建树。而他们却都出身微贱,早年不是放羊就是牧猪。毛泽东对那些出身显贵却才能低下、贵为皇帝却糊涂得要命的人不值一哂;但对像卫青、公孙弘这类起自平民历尽磨难的人才却十分重视。他曾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他深入观察社会受到的深刻启迪,也是他细心读史的心声。
崇大节,沉勇有方赵充国
赵充国(公元前137—前52年),字翁孙,陇西(今甘肃天水)人,《汉书》称他“沉勇有大节”,是历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的著名将领和重臣。他在抗击匈奴入侵、召降西羌方面,功勋显赫,任后将军,封营平侯。
公元前61年,居住在今青海湖一带的西羌各部起兵反汉。76岁的赵充国自告奋勇率兵平叛。经过实地调查和分析,赵充国决定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先集中兵力,击破兵力最强的先零羌,而对罕羌和开羌实行招抚分化的策略。汉宣帝把赵充国的计划交付大臣们讨论,开始大多数人表示反对,认为应先弱后强,先打罕羌和开羌,然后再与先零羌决战。汉宣帝觉得众议有理,便下诏切责赵充国,要他改变计划。但赵充国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真正忠诚的将领应根据前线实情便宜行事,不必拘泥于君命。他上书汉宣帝,一面谢罪一面痛陈用兵的利害。他分析到,先零羌与罕羌、开羌本有仇怨,其结约是临时的、不牢靠的。此时如果先打罕羌、开羌,先零羌必然施德于罕羌、开羌,坚其约而和其党。如此一来,仗就难打了。反之,如果先击破先零羌,罕羌、开羌见盟主已败,徐砺寒就会不战而胜。赵充国上书是六月戊申,到七月甲寅,宣帝肯定他计划的玺书送达。毛泽东读此,批了“七天”二字,可见他读得仔细。以后的战局果如赵充国所料,先零羌被击败猛龙雷克顿,罕羌、开羌归降。此时,羌人投降的已有万余。赵充国分析,先零羌受此重创,必将一蹶不振。于是他上书汉宣帝,建议撤走骑兵,实行屯田,建议共有12条,称“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既可克服运输困难,解决军粮问题,又能节省国家开支,以逸待劳,战胜入侵之敌。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但就在赵充国罢兵屯田的奏折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儿子劝他按皇帝的旨意办,不要固持己见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斥责儿子对皇帝不忠。结果奏折送上去后,立即遭到汉宣帝拒绝。赵充国不计个人安危,继续上奏,反复申述意见。双方信函交驰,经历了好几个回合。起初,公卿们赞同赵充国意见的不到三分之一,后来升到十分之五,最后竟达到十分之八。先前反对他的人都心服口服,丞相魏相也说:“臣愚不习兵事利害白吉胜,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汉宣帝这才接受了赵充国的意见。果然,屯田第二年,西羌各部落便土崩瓦解了。赵充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次又一次向汉宣帝申述意见,不但有犯言直谏的勇气,更讲究方式方法,条分缕析,把理由讲得清楚明晰,使人最终能够接受。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他在读《赵充国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在丞相魏相说的“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12个字旁边他都画了圈。在12个字的天头上,批注了“说服力强之效”6个大字。在“说服力强”4字旁边还画了三个大圈。
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次毛泽东接见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时,对周说: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之八九。但是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反对的却只十分之一二。”还说: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当时周谷城正参加关于逻辑学的大讨论,其学术观点受到批评,属于少数派。毛泽东希望他积极参加百家争鸣,学习赵充国的精神,既坚持真理,又善于说理,在争鸣中完善逻辑学科。其实,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就经常遇到自己正确的主张不被接受、处于少数地位、经过顽强坚持和耐心说服,才统一了全党认识,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读史坚持的一贯原则。他读《汉书》十分注重从中发现、汲取有生命力的知识,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比较突出的事例是他对“实事求是”一词的发掘、改造、引申和运用。“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德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41年5月,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雷佳歌迷论坛,‘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941年12月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既是党校的校训,又是全党的党训。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决定性作用。
(此文原载:《党史博采》杂志2018年第5期)
作者: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杂志社》主编,大校军衔,军队退休干部。
《汉书》亦称《前汉书》,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主要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实。固字孟坚,后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汉书》,是《二十四史》“前四史”之一,也是毛泽东终生研读的一部大著作。
赞开创,一代雄主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西汉第六代皇帝,16岁即皇帝位,在位54年之久。毛泽东在其著名词作《沁园春?雪》中,把他与秦始皇并列,称“秦皇汉武”。汉武帝上承“文景之治”,下启“昭宣之治”,在西汉王朝是唯一可与高祖刘邦比肩的帝王,成为典型的中兴之主,开拓之君。
纵看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汉武帝不愧是大有作为的一代帝王。他在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形成大一统的大中华版图方面,留下了自己的深深足迹。在政治上,他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使诸侯得以将邑户分封子弟为列侯,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且诸侯王及列侯在封地上仅得衣食租税,不得临事治民。这样,一举消除了诸侯王拥地过多、尾大不掉的隐患,削枝强干,加强了中央集权。在文化上,他采纳著名大儒董仲舒的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彰“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文章歌赋,为一时之盛。他尊儒术但不废法家,常用酷吏,执法严苛,“外儒内法”的统治术影响了此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军事上,他一改高祖刘邦以来对北方匈奴采取的“和亲”政策及金币笼络,采取主动出击、挫其锐气的战略方针,连续发动了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由卫青、霍去病等一代战将领军,打败了强悍的匈奴骑兵,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占据河西走廊,先后设立朔方、五原、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郡。他又以军事和外交两手,征服了闵越、南越、东瓯和西南夷,在那里设郡治民,使现今的福建、广东、四川西南等地归于汉朝的有效管理之下。他还派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在经济上,他长期实行治水勉农政策,在关中一带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并亲自指挥治理黄河水患。为弥补常年征战带来的财政亏空,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等经济措施,使财政状况有所改善。
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汉武帝在位长达50余年,期间连年用兵,民众徭役相继,苛税重重;他迷信神仙,重用方士,为求长生不老的“仙药”,大兴土木,兴建宫观楼台,百姓不堪其苦;由于朝廷迷信盛行,酿成“巫蛊之祸”,使朝政元气大伤;喜好到处巡游观瞻,耗费了大量的民力财力。到汉武帝晚年塔布尔,大汉王朝已“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农民起义接连爆发。此时的汉武帝有所醒悟,终于萌生悔意,发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检讨了自己的种种失误,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即将政策的重点转到减轻人民负担、恢复民力上来。
纵观汉武帝的一生,他对民族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但是在一些传统史家眼里,往往对他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谈论得多,而对他的开疆拓土评价不足,对他英气勃发、横扫宇内的一生缺乏总体的、客观的评价。对此,毛泽东是相当不满的。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各部委工作汇报时,有感而发,又讲到好大喜功问题。他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1957年,他在和新闻界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深刻指出:“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在这里,毛泽东既充分肯定由汉武帝的“雄才大略”造就了“鼎盛之世”,又中肯地指出了他“奢侈”“黩武”、迷信“方士”的错误,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大师一贯倡导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最能体现毛泽东坚持用“两点论”评价历史人物的事例,莫过于他对“大奸臣”王莽的评价。王莽是西汉灭亡到东汉建立的过渡性人物。他于公元8年篡汉建立新朝,在位16年。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声讨王莽的罪行:“滔天虐民,穷凶极恶……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据《汉书》记载,王莽为了实现政治野心,以过人的心计、坚忍的意志,韬光养晦,恭敬谦让,沽名钓誉。一旦时机来临,便毫不犹豫地篡汉自立,留下了千古骂名。毛泽东对王莽的政治野心家本质、对他“影帝”级的作秀当然是嗤之以鼻的。但是,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向来不以个人好恶、不以成败论英雄。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知人论世,便常有出人意料的警言,惊世骇俗的评论。1926年,他在广东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问题》等教程。根据学员笔记,毛泽东当时对王莽就有这样的评价:“王莽: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王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的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了不得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以后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取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刘秀卒得胜利,此盖因王莽所代表者农民利益耳。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胜利。”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王莽较早注意农民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农民利益,完全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观念,给人以耳目一新、振聋发聩之感。
鄙平庸,守成之君不可取
毛泽东个性刚毅,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早年他便在读书笔记中写道:“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世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毛泽东这种喜竞争、喜变化、喜开创的独特个性,直接影响了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品评。例如他读《汉书》,对“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汉高祖刘邦,对征伐四方、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青眼有加,评价颇高,但对史家一致首肯的文景二帝,却与众议相左,评价一般。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3年—前157年),为汉高祖刘邦与簿姬所生,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9年—前141年),为汉文帝中子,在位16年。文帝、景帝前后执政近40年,史称“文景之治”。这也是我国封建王朝第一个著名的“盛世”。 汉高祖刘邦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实行“顺民之情、与民休息”的政策,在位7年,百废俱兴,老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文帝、景帝继位后,继续推崇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坚定地执行刘邦制定的既定政策,对内,“轻徭薄赋”“修德省刑”,尽量减轻人民负担;对外,继续实行和亲政策以求边境稳定,即使匈奴背约来犯,亦不发兵深入,以免耗费财力民力,烦苦百姓。文帝、景帝自奉甚严,他们俭省节约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文帝、景帝“无为而治”的结果是,到汉武帝即位时,“太仓之粟溢出仓外,府库之钱年久索断”,呈现一片太平盛世景象。但文帝、景帝在总体上给人的印象又有些循规蹈矩,求稳怕乱倾城锋芒,甚至守成多于创新,继承重于发展,在治国的实践上也出了不少问题。例如:对同姓诸侯的坐大过于忍让,节制不力,优柔寡断,导致“七国之乱”的暴发;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治标不治本,苟安于一时,边患时有发生。但传统史家往往只留意文帝、景帝治国成功的一面而大加赞誉,对他们的墨守成规、封闭保守却视而不见。对此,一生力主开拓创新的毛泽东是大不以为然的。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谈话时,结合他读汉朝的历史,谈到了对文帝、景帝的评价,强调指出:“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同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与胡乔木、吴冷西等人的谈话时又重提他4月10日与原《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的内容,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毛泽东的上述两次谈话,主要是谈《人民日报》的工作,说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进而对汉代的几个皇帝作了一番评论。从毛泽东这些“随机”的评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读史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约束、总能见人所未见,不喜平庸保守、总是鼓励蓬勃进取的伟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
毛泽东读《汉书》,不喜欢平庸守成之君,对“败家”之主的批评更是入木三分。汉元帝刘奭(公元前76年—前33年),西汉第九代皇帝,在位16年。《汉书》称他“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是位多才多艺的皇帝。《汉书》记载,刘奭不仅精通文艺,还柔仁好儒。被立为太子后,看到父亲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心里难过,便向父亲进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听了很不高兴,愤然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以后的历史不幸为宣帝所言中,西汉由盛转衰自元帝始。元帝登基后,抛弃了“霸王道杂之”(即“外儒内法”,王道、霸道并用)的治国之术,热衷儒术,以《诗经》和儒学治国,不分良莠,重用儒生和宦官,使得朝政腐败硫磺圈,赋役繁重,社会动荡,加之自然灾害频发,西汉王朝自此走了下坡路。毛泽东在上述1957年4月10日、6月13日两次谈话,均提到了汉元帝,他说:“从元帝开始,(西汉)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意’,优游不断……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前汉自元帝始就每况愈下了。元帝好儒学,摈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 十年后,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又提起这个话题:“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元帝的老子是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到你的手啊!班固说他优柔寡断。”
毛泽东曾颇为幽默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有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难啊?“当皇帝”的不如“拉车”的,真是莫大的讽刺!不要以为这仅是句玩笑。其实这真实地反映出一个经天纬地的伟人,对普通劳动者由衷的尊重,和对汉元帝一类无真才实学、仅靠“血统”当皇帝的祸国之君的极度鄙夷。汉元帝满腹诗书,但毫无治国经验又听不进不同意见,最终成了西汉王朝衰落的罪人,毛泽东对他的点评发人深省。
重年少,贾生才调世无伦
贾谊(公元前201年—前168年),河南洛阳人,西汉文帝时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18岁时,就以能诵诗书属文闻名于世。20多岁时,汉文帝召其为博士。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凡说到年轻才俊,便时常提及贾谊,誉为秦汉专家,“英俊天才”。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建议他:“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异界贸易商。”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是贾谊为国家长治久安提出的政治谋策。当时云舒赋,从汉高祖到汉文帝,已历近40年,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繁荣。但贾谊却居安思危,从歌舞升平中看到潜伏的种种危机。他不屑当朝权贵一味鼓吹“天下已安已治矣”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做法,斥之为“非愚则谀”。九阴真经怎么刷狂他的《治安策》开宗明义,认为:“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流露出一个爱国者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关注。所谓“可为痛哭者一”,是指当时异性诸侯虽去,但同姓诸侯趋强,相继发生了淮南王、济北王之乱,如果听任同姓诸侯坐大,则后患无穷。解决办法就是“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削小诸侯领地,削弱诸侯权力。因为诸侯“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便于皇帝统治。所谓“可为流涕者二”,是指匈奴为患,边界长期不宁;皇帝在边界问题上求和心切,不敢碰硬。他建议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威慑力,严惩里通外族的官员原和玉。所谓“可为长叹息者六”,是指世风日趋奢靡,人民贫困,潜伏着不安定因素;亡秦的暴戾之气未能彻底涤荡;对太子的教育和为君之道未予重视。他建议制定礼仪、纲纪、法度,使上下有所遵循。《治安策》的上述分析,紧密结合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的放矢,切中时弊,而且有理有据,文笔朴素犀利,感情中肯真挚,说理层层深入,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毛泽东认为《治安策》不愧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但是,由于当朝权贵和老臣们的嫉妒反对,贾谊的正确主张并未被号称“明君”的汉文帝采纳禹惠林,反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而发生在汉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及汉武帝时期不得不大举讨伐匈奴,都证明了贾谊非同凡响的政治远见。
贾谊的另一篇政论文《过秦论》也为毛泽东所欣赏。文章把秦亡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就是说:秦始皇打天下,可以凭暴力取得成功;但得天下后,就应适应形势变化,顺应人民的意愿,施行仁政。可惜秦始皇没有看到这一点,依然是严刑峻法,推行强权暴力,就难免丧失人心,导致灭亡。毛泽东对这句话十分赞同,他在一本《旧唐书?朱敬则传》中的天头上,原文照搬,批注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可见,毛泽东对贾谊卓越政治见解的熟悉和推崇。此文将政论性与文学性融为一炉,逻辑严谨,笔力雄健,气势奔放,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鲁迅先生曾将《过秦论》和《治安策》等文章称作“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深远。”毛泽东与鲁迅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后来,汉文帝任命贾谊为其幼子梁怀王刘揖的太傅。不巧的是,汉文帝十一年,刘揖入朝,不幸坠马而死。贾谊自认为“为傅无状”,不满33岁就在忧郁自责中离世。毛泽一生极为推崇那些目光高远、勇于革新开创、又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英才早逝,毛泽东十分惋惜,专门写了两首以贾谊为题的诗:
《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七律?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专为古代一位才高遭忌的青年俊杰写下两首悼亡诗,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读史,还特别留意一些历史杰出人物的人生经历,从中发现人才成长的规律。比如在《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他特别圈划了卫青为“侯(平阳侯曹寿)家人,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民母(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在《公孙弘传》中,在弘“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等文字旁画上了圈。卫青是汉武帝时讨伐匈奴的大功臣,官拜大将军;公孙弘是汉武帝时期的丞相,也颇有建树。而他们却都出身微贱,早年不是放羊就是牧猪。毛泽东对那些出身显贵却才能低下、贵为皇帝却糊涂得要命的人不值一哂;但对像卫青、公孙弘这类起自平民历尽磨难的人才却十分重视。他曾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他深入观察社会受到的深刻启迪,也是他细心读史的心声。
崇大节,沉勇有方赵充国
赵充国(公元前137—前52年),字翁孙,陇西(今甘肃天水)人,《汉书》称他“沉勇有大节”,是历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的著名将领和重臣。他在抗击匈奴入侵、召降西羌方面,功勋显赫,任后将军,封营平侯。
公元前61年,居住在今青海湖一带的西羌各部起兵反汉。76岁的赵充国自告奋勇率兵平叛。经过实地调查和分析,赵充国决定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先集中兵力,击破兵力最强的先零羌,而对罕羌和开羌实行招抚分化的策略。汉宣帝把赵充国的计划交付大臣们讨论,开始大多数人表示反对,认为应先弱后强,先打罕羌和开羌,然后再与先零羌决战。汉宣帝觉得众议有理,便下诏切责赵充国,要他改变计划。但赵充国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真正忠诚的将领应根据前线实情便宜行事,不必拘泥于君命。他上书汉宣帝,一面谢罪一面痛陈用兵的利害。他分析到,先零羌与罕羌、开羌本有仇怨,其结约是临时的、不牢靠的。此时如果先打罕羌、开羌,先零羌必然施德于罕羌、开羌,坚其约而和其党。如此一来,仗就难打了。反之,如果先击破先零羌,罕羌、开羌见盟主已败,徐砺寒就会不战而胜。赵充国上书是六月戊申,到七月甲寅,宣帝肯定他计划的玺书送达。毛泽东读此,批了“七天”二字,可见他读得仔细。以后的战局果如赵充国所料,先零羌被击败猛龙雷克顿,罕羌、开羌归降。此时,羌人投降的已有万余。赵充国分析,先零羌受此重创,必将一蹶不振。于是他上书汉宣帝,建议撤走骑兵,实行屯田,建议共有12条,称“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既可克服运输困难,解决军粮问题,又能节省国家开支,以逸待劳,战胜入侵之敌。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但就在赵充国罢兵屯田的奏折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儿子劝他按皇帝的旨意办,不要固持己见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斥责儿子对皇帝不忠。结果奏折送上去后,立即遭到汉宣帝拒绝。赵充国不计个人安危,继续上奏,反复申述意见。双方信函交驰,经历了好几个回合。起初,公卿们赞同赵充国意见的不到三分之一,后来升到十分之五,最后竟达到十分之八。先前反对他的人都心服口服,丞相魏相也说:“臣愚不习兵事利害白吉胜,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汉宣帝这才接受了赵充国的意见。果然,屯田第二年,西羌各部落便土崩瓦解了。赵充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次又一次向汉宣帝申述意见,不但有犯言直谏的勇气,更讲究方式方法,条分缕析,把理由讲得清楚明晰,使人最终能够接受。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他在读《赵充国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在丞相魏相说的“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12个字旁边他都画了圈。在12个字的天头上,批注了“说服力强之效”6个大字。在“说服力强”4字旁边还画了三个大圈。
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次毛泽东接见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时,对周说: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之八九。但是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反对的却只十分之一二。”还说: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当时周谷城正参加关于逻辑学的大讨论,其学术观点受到批评,属于少数派。毛泽东希望他积极参加百家争鸣,学习赵充国的精神,既坚持真理,又善于说理,在争鸣中完善逻辑学科。其实,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就经常遇到自己正确的主张不被接受、处于少数地位、经过顽强坚持和耐心说服,才统一了全党认识,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读史坚持的一贯原则。他读《汉书》十分注重从中发现、汲取有生命力的知识,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比较突出的事例是他对“实事求是”一词的发掘、改造、引申和运用。“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德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41年5月,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雷佳歌迷论坛,‘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941年12月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既是党校的校训,又是全党的党训。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决定性作用。
(此文原载:《党史博采》杂志2018年第5期)
作者: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杂志社》主编,大校军衔,军队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