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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寨民国时期的师生情,最精彩的都在这几篇里-JIC书局客

民国时期的师生情,最精彩的都在这几篇里-JIC书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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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有着尊师重道的传统,从曾子避席的美谈,到张良为黄石公三次提履的传说,再到北宋时期学者杨时“程门立雪”的典故,学生尊重老师的故事总是一代代人们被传为佳话。而除了这些生前尊重老师的著名故事外,还有很多人在老师去世后通过一篇篇追忆恩师的文章来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怀念之情。
明天就是教师节了,借此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四篇现代以来最为感人的怀念老师的文章。
这四篇文章侧重不同,写法各异,但其中所透露出来的那份对老师满怀的感恩与深切的怀念却是高度一致的。
鲁迅之于萧红、李叔同之于丰子恺、沈从文之于汪曾祺、胡适之于张爱玲的重要影响早已被无数学者研究论说过了,而抛却他们在现代历史上的地位与光环,单单从几位学生对于老师的怀念文章中,更能打动我们的反而是那份浓厚的深入骨髓的师生情谊。

1
— 萧红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 —
《回忆鲁迅先生》
萧红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回忆鲁迅先生》成文过程略有些曲折,因为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时萧红人正在日本,在那个信息流通并不很发达的年代里,萧红最早是从日本的报纸上得知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曾繁旭。在隔年(1937年)10月,萧红分别在武汉《战斗旬刊》、《七月》及汉口《大公报》等刊物上分别发表了《鲁迅先生记(一)》(原名《万年青》),《鲁迅先生记(二)》(原名《在东京》和《逝者已矣》)等追忆文章。

| 萧红与鲁迅 版画
而萧红首次比较系统地书写自己与先生之间的交往旧事,是为鲁迅先生三周年祭所写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首发于1939年10月1日的重庆《中苏文化》上面;同月萧红又在重庆《中学生》杂志上面将这片“散记”进行了一些改写,同时更名为《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段》;之后,萧红又对“片段”补充了不少内容,题名为《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后更名为《鲁迅先生生活忆略》)ca1589,发表于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上;最后萧红又于1939年10月26日将之前几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进行了综合整理,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定名为《回忆鲁迅先生》。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去找萧红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会发现有好几篇,每篇都有一些共同的部分,但彼此间又都有所不同的原因。其中最推荐大家去看《回忆鲁迅先生》,因为这一篇内容最丰富、完整,也基本包含了前几篇所写的主要内容。

|《回忆鲁迅先生》是一本描写鲁迅先生生平的一本书。作者萧红,该书主要对鲁迅先生的生活进行了记述。
原文摘录

(写鲁迅先生的笑声与走路)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他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异界极品纨绔,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写鲁迅先生的眼神)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她们,这种眼光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里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写鲁迅先生的书稿)
鲁迅先生的原稿妙手村医,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稀奇。许先生倒很生气。
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都用来揩桌子,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先生说:
“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
到洗澡间去,那边也摆着校样纸。
(写鲁迅先生休息)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2
—丰子恺回忆李叔同先生的文章—
《怀念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回忆老师李叔同先生的文章,其核心在于展现李叔同先生的“认真”二字。
文章从曲襟背心时代的公子李叔同,到洋装时代的留学生李叔同,再到粗衣布鞋时代的教师李叔同,以及最后一袭袈裟的弘一法师,无不紧贴李叔同先生做什么像什么的“认真”精神。
用丰子恺自己后来的话概括,就是:
“少年时做公子,象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象个风流名士;搞话剧,象个演员;学油画,象个美术家;学钢琴,象个音乐家;办报纸,象个编辑;当教员,象个老师;做和尚,象个高僧”。

| 1927年,丰子恺与弘一法师(李叔同)共同编写《护生画集》,丰子恺作插图。
此外,文章中还有很多饶有意趣且值得回味的细节,比如李叔同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身形娇小,而男扮女装,在话剧《茶花女》中反串饰演茶花女这个角色牟紫,成为中国现代话剧史开创时期的一段佳话。
再如丰子恺回忆李叔同:“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条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事情虽小,但其中李叔同先生的佛心毕现。
原文摘录

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
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陈浩德,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抑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时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
……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鞠敬伟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原故。
李叔同先生为甚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杰西麦卡尼。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3
—汪曾祺怀念沈从文先生的文章—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 汪曾祺与沈从文
汪曾祺写过不少怀念老师沈从文先生的文章,其中最感动我的当属这篇《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不仅能了解到一些汪曾祺与沈从文先生相交往的生活细节,同时也能了解到沈从文先生的文学理念和其后半生转行从事文物研究并非偶然,而是在其早年就有很多积累和沉淀的结果等等。
这篇《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既可作为一篇绝佳的对于恩师的回忆散文来读,也可以给沈从文的相关研究者提供很多研究的线索和方向,实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其中我颇喜欢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八十岁生日时送与他的一副对联,可谓把沈从文先生一生的事业追求概括其间:
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原文摘录

(写文章题目的由来)
沈先生逝世后,傅汉斯、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一幅挽辞。字是晋人小楷,一看就知道是张充和写的。词想必也是她拟的。只有四句: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写沈从文先生爱修改文章)
沈先生爱改自己的文章。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头地脚页边,都是修改的字迹,蜘蛛网似的,这里牵出一条,那里牵出一条。作品发表了,改。成书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总要改。有时改了多次,反而不如原来的极品官运,以至三姐后来不许他改了(三姐是沈先生文集的一个极其细心,极其认真的义务责任编辑)。沈先生的作品写得最快,最顺畅,改得最少的,只有一本《从文自传》。这本自传没有经过冥思苦想,只用了三个星期,一气呵成。
(写沈从文先生的葬礼与虎耳草)
他的丧事十分简单。他凡事不喜张扬,最反对搞个人的纪念活动。反对“办生做寿”。 他生前累次嘱咐家人,他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但火化之前,总要有一点仪式。新华社消息的标题是沈从文告别亲友和读者,是合适的。只通知少数亲友。——有一些景仰他的人是未接通知自己去的。不收花圈,只有约二十多个有满鲜花的花篮,很大的白色的百合花、康乃馨、菊花、葛兰。参加仪式的人也不戴纸制的白花,但每人发给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不放哀乐,放沈先生生前喜爱的音乐,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等。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精图形的小小钩赛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五岳寨。
4
—张爱玲回忆胡适先生的文章—
《忆胡适之》
胡适与张爱玲,其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形容二人的关系作“忘年好友”,或许更为贴切。而这篇张爱玲回忆胡适先生的文章,写得着实精彩,并被董桥视为至爱,声称是张爱玲最好的一篇文章,自己看了足足有一百遍。
张爱玲的这篇《忆胡适之》发表于1968年,后收入《张看》一书,文章不长,却清晰地勾勒出了张爱玲与胡适先生相交往的全过程。

|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这部长篇小说是张爱玲到香港后以Eileen chang为笔名发表的,最初是写给英语圈的读者看的,后来翻译成中文。
《忆胡适之》以张爱玲在香港期间将小说《秧歌》的书稿寄给胡适之,二人彼此信件往来讨论小说为开端,一直写到张爱玲赴美国后与胡适先生相见的经历。整篇文章给人的感觉如同胡适先生对于小说《海上花》(胡适与张爱玲都非常偏爱的一本书)的评价一样“平淡而近自然”。
原文摘录

(张爱玲写生平最后一次见胡适先生)
有一天胡适先生来看我,请他到客厅去坐,里面黑洞洞的,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有钢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旧沙发jd塞林格 。没什么人,干事们鼓励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谁也不肯去。我也是第一次进去,看着只好无可奈何的笑。但是适之先生直赞这地方很好。我心里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坐了一会出来,他一路四面看着,仍旧满口说好;不像是敷衍话。也许是觉得我没有虚荣心。我当时也没有琢磨出来赵晋亨,只马上想起他写的他在美国的学生时代,有一天晚上去参加复兴会教派篝火晚会的情形。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五子彩珠,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牡丹江民心网。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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