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后恶露不尽畿辅首善，集邑人而立公所——直隶总督与保定的会馆-直隶文化
畿辅首善，集邑人而立公所——直隶总督与保定的会馆-直隶文化
畿辅首善，集邑人而立公所
——直隶总督与保定的会馆
吴蔚
（本文部分清代保定府会馆简介内容，采纳了20多年老友陈伯涛老先生的有关论述，不敢掠美，特此声明）
金、元之后柿姐，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北移，保定城由边塞军事重镇变为京畿重地。这一由“边城”到“腹地”的变化确定了保定城的军事与政治地位，成为“冀北干城，都南屏翰”，“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的战略重地。而其军事、政治功能衍生出其独特的文化功能。清康熙八年（1689）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城后，保定这座“京畿重地”开始以直隶首府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mc王小国。清代保定城在其200多年的直隶省会历程中，呈现出军事、政治、文化功能“叠加”的“首善”特色，而为“畿辅首善之地”。雍正《畿辅通志》成书后，直隶总督李卫专门为此书撰写了序言，其中写道：“畿辅为首善之地，经划区置，万方皆取则焉”。自雍正元年（1723）特授李维钧为直隶总督以后至清末，便一直沿袭着“直隶总督”督管直隶全省的制度。直隶乃天子脚下的畿辅重地，直隶总督位高责重。作为统率直隶全省的省会城市，其政府办公驻地的建设便成为当时保定城市政建设的重点，所以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直隶总督衙署、地方最高教育机构——莲池书院的修建，就成为了重中之重……一言难尽。
而“会馆”作为直隶保定府地方的营商机构，同样有着自己的文化和传奇。
会馆亦称公所，是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所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之用。会馆是旧时都市城镇中外地寓居者谋求本身福利的同乡组织；后渐有变成手工业者或商人的同乡兼同行的或单纯同行的组织。
会馆于明初设于北京，此后各省都有。最初是各省寓居京都缙绅、商贾为了便利本乡到京应试士人旅居而设立，非考试期间在内居住的多为缙绅崇山峻岭造句。后在著名商埠的会馆大都是外地工商行帮的机构。因会馆常带有同乡兼同行的二重性，也有单纯同乡或同行的性质。地域性是会馆重要属性。其宗旨一般是树立本乡缙绅地位，联络同乡感情，保护行帮利益，不受当地豪强欺凌，并为同乡和同行谋求共同福利。
清代，保定是直隶省首府，直隶总督位高权重，呼风唤云，使得保定府成为集天下所有官宦客商出入京城的重要门户和立足点，以省籍为别，各地商人在保定城内设有十几家会馆。保定古代水路交通方便，又是重要的军事重镇和区域政治中心，号称“京南第一府”，云集大量的官僚和眷属，商业很早就发展起来。早在宋元时期，保定城内就形成了东西大街和南大街等商业街。由于商业繁荣，保定很早就形成了商业行业组织。清代，保定定为省会以后，商贾云集，他们各操一业，形成以地域划分的行业组织。为了控制行情、整顿行规、抵制外邦竞争，扶植和维护本帮在工商界的势力，各地商贾相继成立行会和会馆。保定行会原有“十三行”之称，包括钱粮行、杂货行、布线行、油漆行、估衣行、典当行、药材行、南货行、煤行、木行、酱园行、铁器行、干鲜行等。设有行会事务所。另外还有多处外省设立的会馆，如湖广会馆、三晋会馆、河南会馆、浙江会馆、两江会馆、山东会馆、云贵会馆、四川会馆，以及河北省冀州等六县建立的冀州会馆。稍后，权臣曾国藩在古城扩建了湖广会馆、李鸿章的淮军还在保定城内修建了上下江会馆和淮军公所，这些会馆或公所大都备有祭祀、筵请、演剧、寄宿的场所。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直隶总督在保定的会馆之盛况。
会馆简史
会馆是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始设于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嘉靖、万历时期，会馆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会馆几乎遍及通都大邑，府、州、县城，甚至某些乡镇也有设置，仅北京的各种会馆即有四百余所。明清时期的会馆类型大体可分为三种：
①北京的大多数会馆，主要为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故又称为“试馆”。北京会馆的建立始自明朝。明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北京，以北京为京师，全国性科举考试机构也随之北迁。此后科举考试制度，较前更为完备，从童生到进士，分四级考试，即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其中乡试和会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又称为“三年一大比”。乡试在省城举行，会试和殿试则在京城举行。每逢大比之年全国各地应试的举子有六七干人赶奔京师。殿试后，榜上有名的进士，平均不过200余人，不能中试者，有一部分只好滞留京城，继续用功。这些举子在本地都有了一定影响，一些寒门士子更令人体恤，因此在京任职、经商和旅京的同乡，在有关人士号召下，有钱有势的同乡集资购置房产以招待本地区来应试的举子，因应试首场由礼部主持称“会试”，所以称之为会馆（也有称做“试馆“的）。
②会馆的建立，引起商人的关注，他们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开始集资单独兴建起会馆，用于本地商人（或本地本行业）集会，议事之地，此类会馆从其功能上，也可称为“商馆”。北京的少数会馆和苏州、汉口、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是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同乡会馆。
③四川的大多数会馆，是入清以后由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等省迁来的客民建立的同乡移民会馆。
早期的会馆绝大部分设于北京，其创建主要有由仕商购地建房捐给同乡会馆；和由同乡领袖发起，同籍人士募捐兴建，其中包括由商人发起，仕商合资兴建的会馆。这一时期的北京的会馆，主要以地域关系作为建馆的基础，只为特定地域范围内的同乡提供居停、聚会的方便。虽然已出现由商人出资兴建会馆的现象，但绝大多数会馆仍然是在京仕宦、缙绅、士子等同乡的居停之所，即使商人使用会馆，也仅限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乡商人，而绝少同行业的商人。因此，早期会馆只是一种同乡组织，与工商业者绝少关系。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和商业都市的逐渐发展，特别是苏州、汉口、芜湖、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具有工商业性质的会馆大量出现，会馆制度开始从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发展。后期的工商业会馆还可能同中国古代的纲运制度有着渊源关系，如福州的汀州会馆，原来是长汀、上杭二县经营纸靛的商人所组织的“纸靛纲”，后由“纸靛纲”扩充为“四县纲”，再进而为汀州会馆。明代后期，工商性质的会馆虽占很大比重，但由于中国的工商帮会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延伸，且始终没有离开过农村这个基地。因此，这些工商业会馆仍保持着浓厚的地域观念，绝大多数仍然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即使到了清代后期，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会馆仍然只是相当个别的。此时出现的一些超地域的行业组织，大多以同业公会的面目出现。
商人会馆和公所
中国明、清两代商业和手工业的行会组织。类似欧洲封建社会城市里的基尔特（guild），有保障本行业和行业成员的利益、限制竞争的作用。
商人会馆最早出现在明万历年间。在此之前已有大量试馆性质的会馆，是由在京任职的官吏为其同乡士人来京赴试时便于栖歇而设，有浓重的乡土色彩，且多以地域命名，如芜湖会馆、福州会馆等。商人会馆是旅居外地的商人模仿试馆设立的，最先出现于苏州，也多按同乡关系组建，按同业关系组织的较少。清康熙年间起，出现以行业命名的会馆，如北京有颜料行会馆，正乙祠银号会馆，烟行会馆等，上海有商船会馆，木商会馆等等。
公所原是官员栖歇场所和衙门的称谓，清乾隆年间起，开始成为商业会馆的同义词。如上海《兴修泉漳会馆碑记》载：“会馆者，集邑人而立公所也”；《上海县为祝其公所事务归南庄值年告示碑》载：“窃昔年青口镇商富，……议起公积创立会馆，……门额刊石祝其公所，与外镇无涉”。清嘉庆以后，继设的商业和手工业行会组织，称公所的已居大多数。其与会馆比较，具有更多的行会性。具体表现在同业关系加强，乡土关系减弱。如豆业公所、船厂公所等，明确地标出它是行业组织；浙绍□布染坊公所、江北航业公所等，则乡土与同业并称；也有单称乡土的，如四明公所，但为数极少。同时暗影巨蜥，公所一般都订有同业必需共同遵守的行规，这是在此以前的商业会馆所少有的。
会馆和公所一般都设有享堂（神堂），定期举行祭祀饮宴，借此联系同乡、同业情谊，商讨共同关心的事项。兴办善举是会馆、公所重要活动之一，如设立义□和救济同乡、同业中的孤老贫病，有的还兴办义塾。
行会行头、会馆首脑，大都由富商士绅担任。行会和会馆，局限于狭隘的同业利益，有很大的行帮性质，尤其是会馆有很大的制约力，如清代保定三晋会馆控制着钱粮行和典当业，冀州会馆控制着布线业等等。
公所的行规，因行业不同，繁简不一。一般地说，商业公所的行规比较简单，手工业公所的行规则复杂一些。如商业公所对开业除规定缴纳一定数量的规费外，几无其他限制，其余条文多属交易手续上的规定。而手工业公所在开业上就有不少限制：不准外行开店；不准内行与外行合伙等。允许开店的，在规费上又有差异；内行顶老店原牌的只需缴少量费用；本地客师开店缴费稍高；外地客师开店缴费很高。对工匠也有很多限制：外行不得入帮；外来工匠未向公所缴纳上行钱同行不得雇用；有的甚至不准外来工匠上行。学徒制度尤为严格；不经学艺不得入帮；学艺时间三至五年，不满年限同行不得雇用；每店带徒数量有所限制，多数行业只许满师一个再招一个，习称一出一进；不准带外路人为徒；学徒满师后必须帮师一年，才能成为正式的客师。有的行规还列有原料分配、产品规格、产品质量、销售价格、市场范围等条文。总起来说，行规的基本精神是对外实行排他主义，对内实行平均主义，目的在于维护本组织成员的既得利益，尽可能维持现状，防止竞争和分化。在这些方面，它和欧洲的基尔特性质基本相同。但中国封建社会很早就是以地主制经济为基础，城市向来是大一统封建王朝的统治据点，因此，中国的商人会馆和公所，从未具有过欧洲基尔特那种控制城市议会，组织行会武装、行规具有法律性质等特权。因而它对同业的约束力不象欧洲基尔特那样大，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也不显著。
保定府各大会馆的源起
保定自清朝以来，久为直隶（河北）省会。由于人口集中，消费浩繁，加之水陆交通便利，促进了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商旅云集，店铺众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保定的会馆建立源于北京，北京的会馆建立始自明朝。保定在清朝为直隶省会，是京南几省进京必由之地，江南几省为其同乡子弟赴京赶考或商贾赴京途中食宿之便，陆续建起了会馆。各省在京建起的会馆，直接影响到保定，作为“翅卫京师”的畿府首善重镇，是南方诸省进京必由之地宫原佳苗，于是京南几省在保定的同乡为解决其同乡子弟赴京赶考或商贾赴京途中住宿之便，陆续建起了会馆。
到清末，外地来保经营的商贾日渐增多，他们各操一业，很快形成以地域划分的行帮组织，这时成立的会馆为纯商馆性质小猫队。为了控制行情，整顿行规，抵制外帮的竞争，扶植和维护本帮在工商界的势力，各地商贾相继组织了“会馆”和“行会”。会馆可作为同乡人来往住宿，或进行经济、公益、祭祀等活动的场所。当时保定共有外省会馆10余处，如湖广会馆、三晋会馆以及本省南宫、冀州等6县组织的冀州会馆等。一些大行业还组织了行会事务所。如杂货行、煤行、木行、染业行等都设有行会事务所。
会馆以及行会事务所是经过禀官立案的，因而受到官府的保护。保定的各大会馆首领、行会行头，大部由富商士绅担任，其职责是主持祭祀，调解纠纷和师徒劳资关系，应付官府，维护本会本行利益。还定有例会，会议行情市价，修订行约店规，商讨改善经营等等。其经费来源有基金捐款；常年捐款、临时捐款等。会馆具有很大的制约力量，它既是行帮组织又是商业团体，如三晋会馆，控制保定整个钱粮行；冀州会馆则控制着布线行。
清末，晚清政府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开始效仿西方，推行“新政”，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大力发展工商，振兴实业是其“新政”的重要内容。晚清新政时，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推行“新政”不遗余力，直隶在各方面都出现新气象而开全国风气之先。处于省城的保定近水楼台，在推行新政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率先创办北洋工艺总局，作为振兴全省实业的中枢。保定办起艺徒学堂、工艺局、习艺所及满城积祥有限工厂等，出品精湛，得奖优良。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保定建起水旱码头，极大密切了天津与保定的商业往来，西方资本主义风气深深影响到了工商界。
清朝末年，清廷在中央设立了农工商部，各省设立劝业道。并鼓励各地商人组织商会，以期官商一气，振兴商业，广开利源。规定府、州、县、镇均应设立商会。清末保定商会在成立之前，负责行业性商务活动的是传统的工商业组织十三个行会和各省在保定的十余处会馆。清政府颁布要求成立商务总会和分会的上谕，鼓励工商业者成立商会后，保定商人积极行动起来，联合行会和会馆，于1907年5月15日，保定商务总会经呈报农工商部批准，在保定城内东大街成立。保定地方绅商董应书、樊榕、冉鹏飞、张国浚、程锡侯等为了维护本身的权益，联系行会及会馆负责共同发起，经过积极筹备，由300余家大中商户选出会董30人，组成保定商务总会董事会（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保定市志》第1册，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
商会分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及海外商务总会。商务总会设在省城或商业繁荣的地方，商务分会设在中小城市。为了给商务较高的社会地位，禀复文件不必拘限公牍体制；商务总会只对部、总督、巡抚用“呈”；对布政使、按察使以下地方官用“移”，表示同等地位。在清政府的倡导促动下，以樊榕、冉鹏飞，张国浚、程锡侯等为首的保定地方绅商，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四出奔走，积极联系13行和各会馆主要负责人，共同发起筹组保定商务总会。产后恶露不尽1907年5月15日，经商务部批准，宣告保定商务总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东大街。保定商会与行会、会馆等传统商人组织的关系，也富有自己的特点。如前所述，保定很早就形成了行会组织，所谓十三行和十大会馆，并且还分行控制着工商业。而组织成立保定商务总会的，恰恰主要就是这些行会和会馆。可见，保定商会与保定的行会和会馆是血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而非水火不容。并且，保定商会成立后，保定的会馆其实还是一直存在发展的。至1931年初，同行公会相继成立，会馆、行会的作用逐步消失。
会馆建筑
会馆建筑是中国城市公共建筑的一种，拥有会场、剧场、宴会厅，并具有办公和居住等功能的建筑群。会馆建筑分同乡会馆建筑和行业会馆建筑两类。前者为客居外地的同乡人提供聚会、联络和居住的处所；后者是商业、手工业行会会商和办事的处所。会馆大多建于首都、省会和商业、手工业发达的城市。清末，北京宣武门外有会馆百余处。这种建筑在明清之际已经定型。
同乡会馆建筑，形式大致同大型住宅相似，有些就是大型住宅改建而成的。为维系乡谊，多在正厅或专辟一室为祠堂，供奉乡贤。正厅为同乡聚会宴饮之处，其余房屋供同乡借居。有的大会馆设有学塾，供同乡子弟入学。清代北京的一些省级会馆规模很大，建有戏楼。如江西会馆、奉天会馆、四川会馆和现存的湖南会馆等。
行业会馆建筑，与同乡会馆风格不同，但总体布置仍近似住宅建筑。馆内多供有这个行业的祖师或神位。有演戏酬神用的戏台，或独立建造，或建在大门背面上层。观众席设在正厅、厢楼或庭院中，有的还在庭院上空加建棚盖。为夸耀本行业的兴盛富裕，行业会馆多讲究装饰，常用繁复雕刻和金彩装饰。
保定府各大会馆的规模
明清保定古城“翅卫京师”，历来为京城联通南方诸省的必由之路。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自保赴京也可朝发夕至。京南若干省为解决其同乡官宦子弟赴京赶考或商贾赴京、津经商中途住宿之便，自清朝以来，先后在保定建立旅保同乡会，设置会馆。历史上保定曾有17所会馆，1948年解放初时尚存八所，即中州会馆（也称河南会馆）、安徽会馆（也称两江会馆）、浙绍会馆、湖广会馆、四川会馆、山东会馆（也称山左会馆）、三晋会馆（也称山西会馆）、云贵会馆。此外，还有建于光绪三十三年的旗奉吉江会馆和冀州会馆、天津会馆（在“舟止”舫头）、兴亚会馆等。
这些会馆中历史最久的是河南会馆，建于清康熙年间，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规模最大的是安徽会馆，拥有房产六处，共250间，义地（旱地）309亩。
保定的会馆历史最久的是南大街西侧的中州会馆（亦称河南会馆），建于清康熙年间，距今已有三百多年，有房110间，义地28亩。会馆在南大街和菊胡同分别开门。菊胡同内的门坐南朝北红楼八卦周刊，大门楼上题刻“松嵩里”，进门—长胡同，胡同口东侧是一小院，西侧是—列南北向三进套院。胡同底是大门开在南大街上的东西向三进大院，上房的客厅平廊宽伸，进深约十米、这三进院北侧均有门通松嵩里。
四川会馆：建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有房产二处，一处在东大街路北，二进院有房18间；另一处在椿树胡同路南，临街北向宽大的门楼开在正中，迎门立—照壁阻断院景。院为二进，第一进庭院宽阔，前后带廊高大的三间客厅居中而起，客厅东西侧建照壁墙与后院隔断，二院为五上六厢环廊房与客厅后廊廊柱相环成一规整严谨的四合院，既大方又美观。
山东会馆（亦称山左会馆），在延寿寺街，建于乾隆年间，有房50间，义地50亩。会馆坐西面东，临街五级台阶上建起两扇红漆大门楼，门内是—-套东西向三进院，院北侧有一独院，独院东面、北面是宽阔的空院，空院东北角开门仍到延寿寺街。
三晋会馆亦称山西会馆，在东大街，建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有房30间，它的建筑格局是“前馆后神”，虽略异于—般商业会馆“前神后馆”的形制，但也充分体现出浓厚的商业功能的气息，会馆大门坐北朝南，进门一深胡同，胡同底部照壁上刻有“三晋会馆”大书，胡同西侧是院落区。后部神院为五上六厢四合廊庑殿，正殿五间，起建在五级石阶上，内供关羽，贴殿外墙东西两侧建有碑廊，立有石碑数通。前部院落，日伪时期已改建成影院。
云贵会馆：在中平嘉胡同，建于光绪戊子年（1888），有房33间，会馆西向开门，四套院落。第一进院仅有三间四周环廍的高大客厅，绕客厅两侧环廍可到二、三进院，此二院为南北并列的三上六厢三合院，院中连廊相环，画栋雕梁。从一院客厅南廍折而南行，有一极为幽静的小院，北房二间，通体玻璃，透过东侧游廍可窥见三院侧景。此会馆建筑格局独特，在保定城宅中很有代表性。
方观承《御题棉花图》刻石与保定两江会馆
直隶保定府会馆中，规模最大的是地处半亩园的安徽会馆（亦称两江会馆,上下江会馆），建于光绪二年（1876），此时正是淮系首脑李鸿章督直之时，在保定建成规模宏大的会馆与他有直接关系。会馆有房产65处、250间，义地309亩；会馆坐北面南，徽式三开间黑漆大门雄踞在条石砌起的高台上，正对门是一套四进正院，正院西部是坐北朝南的戏楼和它对面的“文昌阁”。再西散落着大小不等的七组院落。
清代著名的《棉花图》刻石是直隶文化的重要代表。乾隆朝直隶总督方观承重视在北方推广植棉，同时将植棉方法编绘成十六幅图册。1765年乾隆南巡路过保定时，方观承将其呈献给皇帝，乾隆皇帝看后赞叹不已，欣然在每幅图上均题写七绝一首。其后方观承将该图册正式定名为《御题棉花图》，下令镌刻于端石，特藏于保定府两江会馆。直隶总督方观承推广棉花种植，既解决了人们穿衣御寒的问题，又推动了直隶省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对我省现今的植棉产业也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所绘的《御题棉花图》以图为主，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加之有乾隆皇帝的亲题诗，是当时倡导和推广植棉和棉纺织技术的优秀科普作品。
清朝灭亡以后，十二块图文并茂的棉花图刻石仍完整保存在保定半亩园街的两江会馆。1954年，河北省博物馆从保定两江会馆接收了《御题棉花图》刻石，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作为珍贵馆藏至今。刻石12块，其中11块长118.5cm，宽73.5cm，厚14.2cm，另一块长98cm，宽41cm，厚13.5cm。图为阴文线刻，线条极为工细谨密，画面各具形象。它是研究我国植棉史、棉纺织史及清代前期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要资料。
曾国藩与保定湖广会馆
地处保定府东大街的湖广会馆。其始建年代不详，有房165间，义地463．7亩，就其规模来看应与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有关，曾国藩湖南湘乡人，同治七年(1868年)调任直隶总督，至同冶九年(1870年)因办理天津教案不善，“屈民谋和”而改调两江总督离保，接任又是他的门生李鸿章，因此估计湖广会馆应建在这段时间或稍后。会馆临街是一窄门，额悬“湖广会馆”匾，进门一胡同，东侧一大门楼，内为一大院，曾国藩死后，此院为其建祠堂。
曾国藩最早在保定湖广会馆创立官书局。晚清文学大师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后，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以“私淑桐城”自居，为让桐城派顺应时势，他以豁达开明的态度对待桐城前辈的短长得失，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既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对桐城派的弊端有所补救和超越的文学主张。曾国藩任直隶总督一年半，大兴文教，主讲书院，著《劝学篇》，发微桐城，融汇中西，确使古城保定有一番新气象。而保定官书局最早是由直隶总督曾国藩建立的。
早在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进入安庆，以重兴文化为名，创办官书局。延请洪全奎、莫友芝督理创办书局事宜，并选委一些积学名士分任校勘。后来曾国藩攻进金陵，又设江南书局。不久，金陵官书局、浙江官书局、四川官书局、安徽敷文书局、山西官书局、山东官书局、保定官书局相继成立。这些书局大都是省级官书局，但很少有记载。
保定官书局建立于同治八年（1869），最初设立在保定东大街湖广会馆内。但后来地址有变迁，根据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九日《北洋官报》复印件显示，《保定官书局》地址在保定市北大街，但不知其具体位置。
在孔夫子旧书网秋雅扮演者，如今看到了一套“保定官书局”宣统二年仲秋刊印的《归震川钱牧斋尺牍合刊》（缺《钱牧斋尺牍》两册）。也曾经在某拍卖会看到“保阳官书局”宣统元年（1909）刊印的《御纂诗义折中》。据法律史学术网上载，有一套美国《伊比西河地方行政论》译本，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保定官书局印本。也就是说，曾国藩创办的保定官书局，在1907年前后仍在运作。
东大街的湖广会馆，在胡同底部西侧又一大门，门内为会馆戏楼。会馆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这座戏楼，它集中体现南北建筑之长，又仿京式戏馆建造，戏楼正厅可容纳四至六百人，东、西、北三面起楼下覆廊，楼上设包厢可容二百多人，南面正中是戏台，高约1米，宽9米，深8米，是我国传统伸出式舞台牧宋，舞台不设天幕和边幕，观众可以从东．西、北三面看戏，整个戏园视听效果极佳。这座戏楼是一座完备地具有我国传统形式的古曲戏楼，可惜已不复存在。
直隶总督曾国藩在保定府会馆的戏曲活动
关于直隶总督曾国藩在保定的戏曲活动情况，曾国藩日记、家书中多有记载，在其年谱以及赵烈文日记、王闿运日记等史料中也有所提及。从这些重要的一手材料来看，曾国藩的戏曲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主持过一些会馆戏楼的重修；二是参加过一些观剧活动。
曾国藩在直隶省会保定府举行的戏曲活动有：同治八年（1869）二月初一日，保定浙绍公馆，官文及司道府厅宴请；同治八年（1869）二月初六日，浙绍公馆，公请官文至浙绍会馆公请官相听戏、饮酒；同治九年（1870）正月初九日，浙绍会馆，司道府县公请音樽。在将近两年的直隶总督任内，曾国藩听戏仅有公请两次，私请一次，观看舞狮活动一次。不论是公请还是私请“自备酒面款接各客”成为曾国藩在直隶极少的戏曲活动的主旨。
清代直隶保定府各大会馆中，建筑最讲究的是地处市府前街的浙绍会馆（亦称浙江会馆），建于嘉庆十四年（1809），有房136间，另在西郊购有义地、会馆建筑形制精致，这与绍兴师爷有关，保定督、省、道，府、县同居—城，衙署官员亦多延聘师爷以助公务、其间不少绍兴同乡来保投奔谋求生路，于是在保定商界中也渐渐形成了势力。人多势众，财大气粗的绍兴帮在保定修起极为讲究的会馆就不足为怪了。会馆坐南朝北，临街一米多高台阶上建起歇山顶牌楼式的三楹大门楼，门楼南北各有四根明柱支撑，门的上方和两侧全部木雕刻饰，通体红漆，门楼上方高悬金宇大匾，门楼两侧是燕翅脊形磨砖对缝的画廊，阶前一对石狮高蹲，整个会馆门面气势非凡。会馆院落分东西两部分，中间以胡同相隔，正对街门的是东部主院区，主院内大门开在西侧胡同底部，坐东朝西，进门后猿柿日世里，北面是垂花二门，门内是二进五上六厢环廍精饰的三合院，房高屋大，砖石瓦木精工刻雕，客厅前后宽廊，室内进深十多米，垂花二门对面即是会馆的戏楼（1900年重建），楼内戏台面北，当中是池座，东，西、北三面环以楼廊：胡同西部是独立的三套院，建筑虽不如主院讲究，但较普通民宅好。
直隶总督曾国藩在保定府浙绍会馆，共参加三次戏曲活动。仅以同治八年初为例，即可窥见一斑。同治八年（1869），曾国藩正月二十日从容就道，二十七日才到保定。这一天正午，卸任直督官文率领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等在城外迎候曾国藩。曾国藩进城后先拜会官文，然后才回到莲池公馆。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二月初二日，官文和司、道、府、厅各官在浙绍会馆宴请曾氏，然后入座听戏直至酉初一刻才散。初二日，官、曾举行了交接仪式。次日，曾赴衙门回拜官文，两人一同看了上房院落，一同拜会刑名、钱粮、幕友。初五日，官、曾一同参加了文庙丁祭，曾氏也在浙绍会馆公请官文，宴会后演戏招待。二月初六日，官文来莲池公馆向曾国藩辞行，次日曾氏又去衙门为官文送行。二月初九日，曾氏率官员到城外送官文还京。官、曾相处半个月中，往复拜访，亲切宴谈，几无虚日，不了解这幕戏的背景，谁能看出他们是明争暗斗的冤家对头。三月初五日，傍晚将二更时，武营送龙灯狮子来玩，曾国藩在总督署观看舞狮子戏良久。同治九年（1870）正月初九日，曾国藩午正（12点）后，出直隶总督署门，至浙绍会馆，司、道、府、县公请音樽（喝酒听戏），至酉初（下午17点）才回到直隶总督署。……
在曾氏的上述观剧活动中，有两次他曾事先与对方“约定不唱戏”或“辞演戏”，而还有一次他甚至为了辞戏而宁肯“费钱稍多”，“自备酒面款接各客”《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版第1421页）。也就是说，即便是他人请客看戏，他也是尽量少看或不看。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的“自费”行为，成为直隶总督曾国藩在任内戏曲活动的主要特色。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戏曲的态度与其从政、治军风格一样，相当审慎与克制。这固然与其平时注重修身、为人谨慎的性格有关联，但也当与其戏曲观念密切相关。正是基于这样的戏曲观念，同时也由于曾国藩对宋儒及其“内圣之学”的尊崇及对声色危害的清醒认识，他平时勤于反省，律己颇严，对家人要求严格，并因而对包括戏曲在内的所谓声伎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致于听闻“家中子弟荡佚，习于吹弹歌唱之风”，而“甚为忧惧”（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41页）。
李鸿章与安徽会馆
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戏曲是有关系的，这种关系首先表现在对有关戏楼的修建方面。当然，他所修建的戏楼不是那种经营性的茶园酒楼，而是建在会馆和神庙里的演剧场所。保定府上下江会馆、戏楼就是突出的代表。
在清代，保定府会馆中规模最大的是地处半亩园的安徽会馆。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淮军势力在保定发展到鼎盛，在此基础上，1876年李鸿章在保定建立了安徽会馆，因李鸿章曾署两江总督（辖江苏、江西），“安徽会馆”也作为此三省人士来保接待之地，因此“安徽会馆”又称“两江会馆”、“上下江会馆”。会馆坐北面南，徽式三开间黑漆大门雄踞在条石砌起的高台上，正对门是一套四进正院，正院西部是坐北朝南的戏楼和它对面的“文昌阁”。再西散落着大小不等的七组院落。该馆一直作为淮系同乡联谊、聚会、团拜和节日祭祀的场所，在保定盛极一时，曾经发展到6处房产250多间，义地309亩，成为当时保定所有会馆中规模最大的会馆，为促进保定商会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安徽会馆建成后，直隶总督李鸿章写有《创建上下江会馆碑记》，如下：
“同治九年，予奉命持节总督直隶，适合州鲍花曇侍郎来督学政，太仓钱君调甫为布政使，溧阳陈君作梅为清河道，予同邑丁君乐山为天津道，而周君盛波、叶君志超以提督分统淮军驻防畿疆，于是安徽、江苏两省人士宦游于兹者，相与议建旅馆于会城，为岁时公之所，所以笃乡谊也。后为享堂、祀圣门闵子、言子、宋范文正公子、朱子于其中，以兴乡后进高山景行之思，创之意绝善。十年十月，馆既成，而鲍君适巡抚山右，钱君亦巡抚河南，继为布政者则舒城孙君省齐，亦予乡人也。其明年正月，予与僚属同于此，诸君请予为文泐诸碑以垂永久。
予惟古者以万二千五百家为乡，谓同行省之人为同乡，非古也然。自科举取士以来，三年大比，合行省之士而试之为乡试，其得举者谓之举于乡，今天下十八行省，独安徽、江苏同为江南总督所辖，又同应乡试于金陵，则两省人士相遇于宦学之地，谓之同乡亦宜也。昔孟子言：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推之，一国天下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天下之善士犹未足必尚友乎？古人又曰：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犹未免为乡人是则可忧，盖人无论穷、达，要当有四海一家之量胞，与民物为怀，昔闵子、言子得圣人以为依归，德行、文学模范千载；范文正公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故其言曰颜令宾，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朱子生南宋偏安之世，其出也则时以格君心育贤才恢复土疆报讐雪耻为急务，志不能行，则时以注经、明道、继绝学、开太平为心，若夫识趋卑陋，仅与行比于一乡隘矣，不能友天下之善士，进而尚友乎？古人仅欲一乡之人相比相党，而无公天下之心尤为隘矣。
古之君子，群而不党，周而不比，故曰：同人于宗吝；又曰：出门交有功，其在于乡俦类相与偕，则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共砥砺于学行，其群聚而仕于朝，或同官于四方，则必各以政事、节义争自濯磨，一心戮力于王家，而无党同伐异之见，此其所以可法而可传也。是以及其学之成德之尊，勋业炳于宇宙，教泽沛于千载，乡帮之人，相与称引，以为荣而要其人之德业，所以自树立者，固非一乡一国所得而私焉者矣。观之诸大贤不其然乎江南人文之地，非徙以仕宦显也，明贤之著于史策者，指不数屈，而四子尤为百世之师。予与诸君子，幸生诸大贤之乡，读其书，考其行，其可不深仰止之愿乎。抑予读《小雅·燕飨》诸诗而有感也，君臣上下平日相与勤于职业，无敢逸豫，及岁诗清宴鼓瑟吹笙獻酬交错之时，犹必交相勉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又曰：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傚。又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是茂，是何也？盖古人居安思危，乐而不至于淫，故无时不以德行相勖，如此春秋时乡大夫相聚，必赋诗以见志，犹有此意也。
予不敏，喜兹馆之成，窃与诸君子歌《鹿鸣》《南山》《有台》之诗，以交相勉，即以是为斯馆颂祷可乎。诸君皆以为然，因即泐诸碑，用示后人，若其捐资监修诸职名，自当识诸碑阴。
大清同治十一年岁次壬申八月
钦差大臣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一等肃毅伯加骑都尉世职直隶总督兼管盐政合肥李鸿章撰
（直隶总督李鸿章与保定淮军公所。内容极其丰富，将会专文详细叙述）
保定府各大会馆的作用及管理
会馆主要是供同乡，同业的招待所，相当现代的驻保办事处。这些同乡或为官，或入幕，或经商，或在营武，下榻本邑会馆之中，饮食起居仍是故乡情韵，给人以亲情感、归宿感和安全感。同时，会馆的理事和保定各界头面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本邑人士在保定的各种事务，会馆可以帮助代办。
会馆也是同乡会，居保、旅保的同乡以会馆为依托，会馆也责无旁贷地保护乡人的利益。同乡们遇有与外界的冲突、矛盾或同乡之间的纠纷，均可聚会会馆“会议”，通过公议，对内协调和解，免失和气。对外采取统一口径，统一行动以抗衡。尤其是商业气氛浓的会馆，可以通过公议，统一本地区本行业的商业活动，以应对外地及同行业的挑战，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会馆又是本邑人士的团聚之所。为了给同乡提供共叙乡情的聚会，每年三节，会馆都要举行活动。正月初一过年团拜并祭祀礼敬先贤和有关神佛，乡亲们共聚一堂，喜庆新年，既慰思乡之情，更焕发了地域的凝聚力、向心力。五月初五端午节，聚于会馆，吃家乡粽子，叙乡情、解乡思。八月十五中秋节，团聚会馆、乡音入耳、乡感顿生，给人以回归故乡的温馨。
另外，会馆还起到求助所的作用。会馆会章规定“房则为备乡人老弱无归者有所栖托，地则为备乡人死亡旅魂不归者得以寄埋，遇有穷苦同乡无衣无食及病故无棺木埋葬费者，出资救济办理福利事务”。当本邑同乡生活方面遇到暂时困难，会馆还可帮助其求助同乡解囊，或直接从会馆经费中予以资助。
会馆是捐资兴建的公产，是禀官立案，受官府保护的民间组织，设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机构，这个机构随着时代的不同有所变化。清朝时期为“值年制”，由建馆的出资人、捐助者共同推举出几位德高望重之士组成管理机构，多系官宦士绅或卸职原政府人员（具体管理日常事务的人员均是从同乡中聘用），由他们每人轮值一年负责，民国以后实行“董事”制，并订有会章，三十年代初，会馆开始实行一人主管的“会长”制。到四十年代中期以后，会馆大部经费掣肘，会长多是一走了之，留下的烂摊子只剩具体工作人员看管，这些人大都是在馆中工作多年的老人，靠收取房、地租及变卖房产土地勉强维持到解放。
保定的会馆房产
会馆虽属地区性的封建团体，但也经常依靠会馆的产业做些公益事业。如各会馆会章中都写有：“会馆专为旅保乡人集合会议之所，房则为备乡人老弱无归者有所栖托，地则为备乡人死亡旅魂不归者得以寄埋。遇有贫苦同乡无衣无食及病故无棺木无埋葬费者，出资救济办理福利事务”。为此，各会馆集资在保购置房屋、土地，有的还拥有戏院。
各会馆的房屋建筑各具特色。如浙江会馆，位于贡院街（此街曾改为公安前街，现称市府前街），座南朝北，大门为牌楼式建筑，分为正门和两侧的偏门，为三扇开启式。门的上方和两侧为木结构，并有雕刻装饰。整个门楼通体刷有红漆。门楼南北各有四个红漆明柱支撑门楼顶部。门楼顶部为庑脊歇山式，并有各种兽头装饰。门楼上镶嵌着“浙江会馆”四个金色大字。建筑形式如同古莲池大门，甚为壮观。门前两侧各有石狮子一个，并有磨砖对缝的画廊。进、出大门，南北各有五级石阶。整个房屋建筑分为东、西两个大院，中间有胡同相隔（其胡同现为市府前街），东院分为三进院落，其房屋全是四梁八柱，东西两侧有走廊，连通各个院落其正房为前廊后厦，进深有十米之多：此院原为会馆管理人员办公之所。陈荣竣该院南端有砖木结构的戏楼一座，原为会员集会和祭奠之所，后出租。先后称新民电影院、三庆戏院，大众戏院，多有剧团在此演出(现为市河北梆子剧团所用。四院也分为三进院落，但房屋的质量比东院较差，布局也不甚讲究，多为马棚或马夫、佣人和会员家属所住用；另往北旅舍胡同有房屋数十间，为会馆招待同乡居住之用。据解放初期统汁谢馨仪，各会馆在市区内共有房屋792间，在市郊有义地846．7亩。这些会馆房产，除各同乡会会址占用外，大部分用于出租，从租金及其利息收入中解决一部分活动经费。土地的用途也是如此。
会馆作用
明清时期大量工商业会馆的出现，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保护工商业者自身的利益，起了某些作用。如许多会馆条规都有资金互助、救死扶伤、赈济贫困的条文；同乡同业者通过会馆的力量来抵抗地棍□牙们的勒索，也取得一些成效；江西南部的一些闽广籍佃农，还利用会馆组织，霸田抗租。但由于会馆与乡土观念的牢固结合，其主要作用仍在于维护地方利益，这就造成各地工商行帮会馆之间壁垒森严、各自分割市场、垄断技术，从而阻碍了国内市场的集中扩大和生产技术的流通提高，使工商业者相当多的资金浪费在乡族关系方面，难以积累起来大量资本。同时，会馆与封建势力的结合也相当显著，会馆的董事往往推举有名望的缙绅承担，以求得到他们的庇护，以此巩固各自工商业团体的地位和利益，加强对会馆内部的控制。这些都不利于商品交换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保定府各大会馆的衰落和消失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宣布“停止科考，推广学校”后，会馆的“试馆”作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随着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冲击了中国本土的经济秩序，国内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又冲击传统的地域性，行会性的经济规范，这样会馆所起的“商馆”性作用再难以发挥，于是随着旧军政体制的变革就失去了商界解囊相助的支持。会馆的维持又常借助同籍军政官员的力量，官员更替较快，不可能再使“乡情”产生太大影响，这样，在既无靠山，又无经济支持的情况下，会馆只能在日趋衰落中苦苦挣扎。
这期间，先是在兴办学校的影响下，一些会馆顺应时势办起学堂。其中最早出现的是光绪三十年（1904）候补道吴箴荪在中州会馆办起的”中州公立高等小学堂”，接着安徽会馆办起“两江公立高等小学堂”，次年，浙绍会馆开办了“浙江公立小学堂”，山东会馆开办了“山左公立小学堂”，四川会馆开办了“四川会馆官立小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奉吉江会馆开办了“旗奉吉江高等小学堂”，这些学校中，规模较大、办学条件较好的中州会馆和安徽会馆，到宣统元年（1909）在原小学的基础上办起“中州公立中学堂”和“两江公立中学堂”。安徽会馆的两江学堂还创办了在国内极有影响力的《直隶白话报》。
辛亥革命后，保定府大部分会馆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为补充经费，解决困难，一些有戏楼的会馆开始设法进行营业性演出，先是浙绍会馆将戏楼冠名“三庆戏园”对外经营，解放后改为大众影院。接着，一些会馆开始出租房屋地产，初时仅租凭馆址以外的房产，后来本址也可外租，有时甚至把馆址卖掉：云贵会馆曾由世界红十字会占用，湖广会馆曾由河北省政府秘书处印刷所占用，两江会馆从1927年起曾先后由“私立培英小学”、日伪保定警备司令部占用，三晋会馆1937年卖掉前院由日本商人改建成“保定电影院”，日本投降后，由“四维剧社”占用，同时放映电影。直到解放初期仍为影剧院。
到20世纪四十年代末，保定的会馆中剩下中州、安徽，浙绍，湖广，四川、山东，三晋、云贵八所。解放前夕，会馆的组织机构趋于瓦解，经济来源发生困难，大部分名存实亡。1948年后，除浙江会馆救济同乡炭资、路费15元4角外，其他会馆均无救济同乡事宜。由于各会馆管理不善，无力维修房屋，坍塌较为严重，1950年7月27日，浙江会馆负责人莫认斋在调查表中写道：“去今两年雨水较多，舍宇墙垣屡有坍塌，虽多方筹款修理，如年老墙房难经久雨，此修彼坍，应接不暇，以后贫苦乡人来会救助无款施与，有束手之忧，目前情况颇感困难”。会馆房屋均已年久失修，“舍宇墙桓屡有坍塌，且此修彼坍；应接不暇”，多已无力管理，渐渐沦为大杂院。
解放后，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由民政局对当时存在的八大会馆进行了全面调查，会馆在同乡同业中已经失去了原有基础，各会馆经管人员多数离散（八个会馆仅有21人），会馆停止活动，1954年，本着“改造其区域性，使其在政府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救济事业服务”的精神，市政府先后对八个会馆进行了改造接收，于当年基本接收完毕。到20世纪50年代，会馆已失去原有的作用而消逝。至此，保定的会馆真正成为了全民公产，它的历史使命也就此终结。
结语
纵观保定的会馆三百多年历史，在保定社会发展进程中起到过一定作用。会馆将本地区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带到保定，与保定当地本土文化进行交流、沟通，尤其在直隶总督个人籍贯、为官行政、志趣雅好、利益集团等诸多的“直隶文化”千丝万缕的引领下，起到相互丰富，互相融合的作用。会馆同乡会对内公议和对外的联络交往，起到协助直隶省各级官府统—本地区、本行业在古城保定的商业、文化、教育、娱乐等活动，进而联络社会层面，共同协调，起到稳定畿辅行情、平抑首善物价、改善保府经营．促进直隶工商业发展的作用山岸由花子。此外，直隶总督倡导下会馆的办学，对保定近代教育事业的兴起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万语千言，难以尽述。
清代直隶保定的会馆，汇聚了南北方诸省的建筑风格，丰富了保定的城建文化，并对保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起到一定推动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以“直隶文化”为代表的保定府十余处会馆馆址，已近彻底消失，亟需恢复，但在老保定的记忆里，还悄无声息诉说着往日的风貌和故事。
（原创文章，拒绝抄袭）
编辑：吴蔚杨蕾
微信：13011927956（府河沧浪）
畿辅首善，集邑人而立公所
——直隶总督与保定的会馆
吴蔚
（本文部分清代保定府会馆简介内容，采纳了20多年老友陈伯涛老先生的有关论述，不敢掠美，特此声明）
金、元之后柿姐，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北移，保定城由边塞军事重镇变为京畿重地。这一由“边城”到“腹地”的变化确定了保定城的军事与政治地位，成为“冀北干城，都南屏翰”，“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的战略重地。而其军事、政治功能衍生出其独特的文化功能。清康熙八年（1689）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城后，保定这座“京畿重地”开始以直隶首府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mc王小国。清代保定城在其200多年的直隶省会历程中，呈现出军事、政治、文化功能“叠加”的“首善”特色，而为“畿辅首善之地”。雍正《畿辅通志》成书后，直隶总督李卫专门为此书撰写了序言，其中写道：“畿辅为首善之地，经划区置，万方皆取则焉”。自雍正元年（1723）特授李维钧为直隶总督以后至清末，便一直沿袭着“直隶总督”督管直隶全省的制度。直隶乃天子脚下的畿辅重地，直隶总督位高责重。作为统率直隶全省的省会城市，其政府办公驻地的建设便成为当时保定城市政建设的重点，所以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直隶总督衙署、地方最高教育机构——莲池书院的修建，就成为了重中之重……一言难尽。
而“会馆”作为直隶保定府地方的营商机构，同样有着自己的文化和传奇。
会馆亦称公所，是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所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之用。会馆是旧时都市城镇中外地寓居者谋求本身福利的同乡组织；后渐有变成手工业者或商人的同乡兼同行的或单纯同行的组织。
会馆于明初设于北京，此后各省都有。最初是各省寓居京都缙绅、商贾为了便利本乡到京应试士人旅居而设立，非考试期间在内居住的多为缙绅崇山峻岭造句。后在著名商埠的会馆大都是外地工商行帮的机构。因会馆常带有同乡兼同行的二重性，也有单纯同乡或同行的性质。地域性是会馆重要属性。其宗旨一般是树立本乡缙绅地位，联络同乡感情，保护行帮利益，不受当地豪强欺凌，并为同乡和同行谋求共同福利。
清代，保定是直隶省首府，直隶总督位高权重，呼风唤云，使得保定府成为集天下所有官宦客商出入京城的重要门户和立足点，以省籍为别，各地商人在保定城内设有十几家会馆。保定古代水路交通方便，又是重要的军事重镇和区域政治中心，号称“京南第一府”，云集大量的官僚和眷属，商业很早就发展起来。早在宋元时期，保定城内就形成了东西大街和南大街等商业街。由于商业繁荣，保定很早就形成了商业行业组织。清代，保定定为省会以后，商贾云集，他们各操一业，形成以地域划分的行业组织。为了控制行情、整顿行规、抵制外邦竞争，扶植和维护本帮在工商界的势力，各地商贾相继成立行会和会馆。保定行会原有“十三行”之称，包括钱粮行、杂货行、布线行、油漆行、估衣行、典当行、药材行、南货行、煤行、木行、酱园行、铁器行、干鲜行等。设有行会事务所。另外还有多处外省设立的会馆，如湖广会馆、三晋会馆、河南会馆、浙江会馆、两江会馆、山东会馆、云贵会馆、四川会馆，以及河北省冀州等六县建立的冀州会馆。稍后，权臣曾国藩在古城扩建了湖广会馆、李鸿章的淮军还在保定城内修建了上下江会馆和淮军公所，这些会馆或公所大都备有祭祀、筵请、演剧、寄宿的场所。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直隶总督在保定的会馆之盛况。
会馆简史
会馆是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始设于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嘉靖、万历时期，会馆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会馆几乎遍及通都大邑，府、州、县城，甚至某些乡镇也有设置，仅北京的各种会馆即有四百余所。明清时期的会馆类型大体可分为三种：
①北京的大多数会馆，主要为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故又称为“试馆”。北京会馆的建立始自明朝。明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北京，以北京为京师，全国性科举考试机构也随之北迁。此后科举考试制度，较前更为完备，从童生到进士，分四级考试，即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其中乡试和会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又称为“三年一大比”。乡试在省城举行，会试和殿试则在京城举行。每逢大比之年全国各地应试的举子有六七干人赶奔京师。殿试后，榜上有名的进士，平均不过200余人，不能中试者，有一部分只好滞留京城，继续用功。这些举子在本地都有了一定影响，一些寒门士子更令人体恤，因此在京任职、经商和旅京的同乡，在有关人士号召下，有钱有势的同乡集资购置房产以招待本地区来应试的举子，因应试首场由礼部主持称“会试”，所以称之为会馆（也有称做“试馆“的）。
②会馆的建立，引起商人的关注，他们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开始集资单独兴建起会馆，用于本地商人（或本地本行业）集会，议事之地，此类会馆从其功能上，也可称为“商馆”。北京的少数会馆和苏州、汉口、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是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同乡会馆。
③四川的大多数会馆，是入清以后由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等省迁来的客民建立的同乡移民会馆。
早期的会馆绝大部分设于北京，其创建主要有由仕商购地建房捐给同乡会馆；和由同乡领袖发起，同籍人士募捐兴建，其中包括由商人发起，仕商合资兴建的会馆。这一时期的北京的会馆，主要以地域关系作为建馆的基础，只为特定地域范围内的同乡提供居停、聚会的方便。虽然已出现由商人出资兴建会馆的现象，但绝大多数会馆仍然是在京仕宦、缙绅、士子等同乡的居停之所，即使商人使用会馆，也仅限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乡商人，而绝少同行业的商人。因此，早期会馆只是一种同乡组织，与工商业者绝少关系。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和商业都市的逐渐发展，特别是苏州、汉口、芜湖、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具有工商业性质的会馆大量出现，会馆制度开始从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发展。后期的工商业会馆还可能同中国古代的纲运制度有着渊源关系，如福州的汀州会馆，原来是长汀、上杭二县经营纸靛的商人所组织的“纸靛纲”，后由“纸靛纲”扩充为“四县纲”，再进而为汀州会馆。明代后期，工商性质的会馆虽占很大比重，但由于中国的工商帮会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延伸，且始终没有离开过农村这个基地。因此，这些工商业会馆仍保持着浓厚的地域观念，绝大多数仍然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即使到了清代后期，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会馆仍然只是相当个别的。此时出现的一些超地域的行业组织，大多以同业公会的面目出现。
商人会馆和公所
中国明、清两代商业和手工业的行会组织。类似欧洲封建社会城市里的基尔特（guild），有保障本行业和行业成员的利益、限制竞争的作用。
商人会馆最早出现在明万历年间。在此之前已有大量试馆性质的会馆，是由在京任职的官吏为其同乡士人来京赴试时便于栖歇而设，有浓重的乡土色彩，且多以地域命名，如芜湖会馆、福州会馆等。商人会馆是旅居外地的商人模仿试馆设立的，最先出现于苏州，也多按同乡关系组建，按同业关系组织的较少。清康熙年间起，出现以行业命名的会馆，如北京有颜料行会馆，正乙祠银号会馆，烟行会馆等，上海有商船会馆，木商会馆等等。
公所原是官员栖歇场所和衙门的称谓，清乾隆年间起，开始成为商业会馆的同义词。如上海《兴修泉漳会馆碑记》载：“会馆者，集邑人而立公所也”；《上海县为祝其公所事务归南庄值年告示碑》载：“窃昔年青口镇商富，……议起公积创立会馆，……门额刊石祝其公所，与外镇无涉”。清嘉庆以后，继设的商业和手工业行会组织，称公所的已居大多数。其与会馆比较，具有更多的行会性。具体表现在同业关系加强，乡土关系减弱。如豆业公所、船厂公所等，明确地标出它是行业组织；浙绍□布染坊公所、江北航业公所等，则乡土与同业并称；也有单称乡土的，如四明公所，但为数极少。同时暗影巨蜥，公所一般都订有同业必需共同遵守的行规，这是在此以前的商业会馆所少有的。
会馆和公所一般都设有享堂（神堂），定期举行祭祀饮宴，借此联系同乡、同业情谊，商讨共同关心的事项。兴办善举是会馆、公所重要活动之一，如设立义□和救济同乡、同业中的孤老贫病，有的还兴办义塾。
行会行头、会馆首脑，大都由富商士绅担任。行会和会馆，局限于狭隘的同业利益，有很大的行帮性质，尤其是会馆有很大的制约力，如清代保定三晋会馆控制着钱粮行和典当业，冀州会馆控制着布线业等等。
公所的行规，因行业不同，繁简不一。一般地说，商业公所的行规比较简单，手工业公所的行规则复杂一些。如商业公所对开业除规定缴纳一定数量的规费外，几无其他限制，其余条文多属交易手续上的规定。而手工业公所在开业上就有不少限制：不准外行开店；不准内行与外行合伙等。允许开店的，在规费上又有差异；内行顶老店原牌的只需缴少量费用；本地客师开店缴费稍高；外地客师开店缴费很高。对工匠也有很多限制：外行不得入帮；外来工匠未向公所缴纳上行钱同行不得雇用；有的甚至不准外来工匠上行。学徒制度尤为严格；不经学艺不得入帮；学艺时间三至五年，不满年限同行不得雇用；每店带徒数量有所限制，多数行业只许满师一个再招一个，习称一出一进；不准带外路人为徒；学徒满师后必须帮师一年，才能成为正式的客师。有的行规还列有原料分配、产品规格、产品质量、销售价格、市场范围等条文。总起来说，行规的基本精神是对外实行排他主义，对内实行平均主义，目的在于维护本组织成员的既得利益，尽可能维持现状，防止竞争和分化。在这些方面，它和欧洲的基尔特性质基本相同。但中国封建社会很早就是以地主制经济为基础，城市向来是大一统封建王朝的统治据点，因此，中国的商人会馆和公所，从未具有过欧洲基尔特那种控制城市议会，组织行会武装、行规具有法律性质等特权。因而它对同业的约束力不象欧洲基尔特那样大，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也不显著。
保定府各大会馆的源起
保定自清朝以来，久为直隶（河北）省会。由于人口集中，消费浩繁，加之水陆交通便利，促进了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商旅云集，店铺众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保定的会馆建立源于北京，北京的会馆建立始自明朝。保定在清朝为直隶省会，是京南几省进京必由之地，江南几省为其同乡子弟赴京赶考或商贾赴京途中食宿之便，陆续建起了会馆。各省在京建起的会馆，直接影响到保定，作为“翅卫京师”的畿府首善重镇，是南方诸省进京必由之地宫原佳苗，于是京南几省在保定的同乡为解决其同乡子弟赴京赶考或商贾赴京途中住宿之便，陆续建起了会馆。
到清末，外地来保经营的商贾日渐增多，他们各操一业，很快形成以地域划分的行帮组织，这时成立的会馆为纯商馆性质小猫队。为了控制行情，整顿行规，抵制外帮的竞争，扶植和维护本帮在工商界的势力，各地商贾相继组织了“会馆”和“行会”。会馆可作为同乡人来往住宿，或进行经济、公益、祭祀等活动的场所。当时保定共有外省会馆10余处，如湖广会馆、三晋会馆以及本省南宫、冀州等6县组织的冀州会馆等。一些大行业还组织了行会事务所。如杂货行、煤行、木行、染业行等都设有行会事务所。
会馆以及行会事务所是经过禀官立案的，因而受到官府的保护。保定的各大会馆首领、行会行头，大部由富商士绅担任，其职责是主持祭祀，调解纠纷和师徒劳资关系，应付官府，维护本会本行利益。还定有例会，会议行情市价，修订行约店规，商讨改善经营等等。其经费来源有基金捐款；常年捐款、临时捐款等。会馆具有很大的制约力量，它既是行帮组织又是商业团体，如三晋会馆，控制保定整个钱粮行；冀州会馆则控制着布线行。
清末，晚清政府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开始效仿西方，推行“新政”，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大力发展工商，振兴实业是其“新政”的重要内容。晚清新政时，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推行“新政”不遗余力，直隶在各方面都出现新气象而开全国风气之先。处于省城的保定近水楼台，在推行新政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率先创办北洋工艺总局，作为振兴全省实业的中枢。保定办起艺徒学堂、工艺局、习艺所及满城积祥有限工厂等，出品精湛，得奖优良。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保定建起水旱码头，极大密切了天津与保定的商业往来，西方资本主义风气深深影响到了工商界。
清朝末年，清廷在中央设立了农工商部，各省设立劝业道。并鼓励各地商人组织商会，以期官商一气，振兴商业，广开利源。规定府、州、县、镇均应设立商会。清末保定商会在成立之前，负责行业性商务活动的是传统的工商业组织十三个行会和各省在保定的十余处会馆。清政府颁布要求成立商务总会和分会的上谕，鼓励工商业者成立商会后，保定商人积极行动起来，联合行会和会馆，于1907年5月15日，保定商务总会经呈报农工商部批准，在保定城内东大街成立。保定地方绅商董应书、樊榕、冉鹏飞、张国浚、程锡侯等为了维护本身的权益，联系行会及会馆负责共同发起，经过积极筹备，由300余家大中商户选出会董30人，组成保定商务总会董事会（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保定市志》第1册，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
商会分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及海外商务总会。商务总会设在省城或商业繁荣的地方，商务分会设在中小城市。为了给商务较高的社会地位，禀复文件不必拘限公牍体制；商务总会只对部、总督、巡抚用“呈”；对布政使、按察使以下地方官用“移”，表示同等地位。在清政府的倡导促动下，以樊榕、冉鹏飞，张国浚、程锡侯等为首的保定地方绅商，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四出奔走，积极联系13行和各会馆主要负责人，共同发起筹组保定商务总会。产后恶露不尽1907年5月15日，经商务部批准，宣告保定商务总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东大街。保定商会与行会、会馆等传统商人组织的关系，也富有自己的特点。如前所述，保定很早就形成了行会组织，所谓十三行和十大会馆，并且还分行控制着工商业。而组织成立保定商务总会的，恰恰主要就是这些行会和会馆。可见，保定商会与保定的行会和会馆是血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而非水火不容。并且，保定商会成立后，保定的会馆其实还是一直存在发展的。至1931年初，同行公会相继成立，会馆、行会的作用逐步消失。
会馆建筑
会馆建筑是中国城市公共建筑的一种，拥有会场、剧场、宴会厅，并具有办公和居住等功能的建筑群。会馆建筑分同乡会馆建筑和行业会馆建筑两类。前者为客居外地的同乡人提供聚会、联络和居住的处所；后者是商业、手工业行会会商和办事的处所。会馆大多建于首都、省会和商业、手工业发达的城市。清末，北京宣武门外有会馆百余处。这种建筑在明清之际已经定型。
同乡会馆建筑，形式大致同大型住宅相似，有些就是大型住宅改建而成的。为维系乡谊，多在正厅或专辟一室为祠堂，供奉乡贤。正厅为同乡聚会宴饮之处，其余房屋供同乡借居。有的大会馆设有学塾，供同乡子弟入学。清代北京的一些省级会馆规模很大，建有戏楼。如江西会馆、奉天会馆、四川会馆和现存的湖南会馆等。
行业会馆建筑，与同乡会馆风格不同，但总体布置仍近似住宅建筑。馆内多供有这个行业的祖师或神位。有演戏酬神用的戏台，或独立建造，或建在大门背面上层。观众席设在正厅、厢楼或庭院中，有的还在庭院上空加建棚盖。为夸耀本行业的兴盛富裕，行业会馆多讲究装饰，常用繁复雕刻和金彩装饰。
保定府各大会馆的规模
明清保定古城“翅卫京师”，历来为京城联通南方诸省的必由之路。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自保赴京也可朝发夕至。京南若干省为解决其同乡官宦子弟赴京赶考或商贾赴京、津经商中途住宿之便，自清朝以来，先后在保定建立旅保同乡会，设置会馆。历史上保定曾有17所会馆，1948年解放初时尚存八所，即中州会馆（也称河南会馆）、安徽会馆（也称两江会馆）、浙绍会馆、湖广会馆、四川会馆、山东会馆（也称山左会馆）、三晋会馆（也称山西会馆）、云贵会馆。此外，还有建于光绪三十三年的旗奉吉江会馆和冀州会馆、天津会馆（在“舟止”舫头）、兴亚会馆等。
这些会馆中历史最久的是河南会馆，建于清康熙年间，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规模最大的是安徽会馆，拥有房产六处，共250间，义地（旱地）309亩。
保定的会馆历史最久的是南大街西侧的中州会馆（亦称河南会馆），建于清康熙年间，距今已有三百多年，有房110间，义地28亩。会馆在南大街和菊胡同分别开门。菊胡同内的门坐南朝北红楼八卦周刊，大门楼上题刻“松嵩里”，进门—长胡同，胡同口东侧是一小院，西侧是—列南北向三进套院。胡同底是大门开在南大街上的东西向三进大院，上房的客厅平廊宽伸，进深约十米、这三进院北侧均有门通松嵩里。
四川会馆：建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有房产二处，一处在东大街路北，二进院有房18间；另一处在椿树胡同路南，临街北向宽大的门楼开在正中，迎门立—照壁阻断院景。院为二进，第一进庭院宽阔，前后带廊高大的三间客厅居中而起，客厅东西侧建照壁墙与后院隔断，二院为五上六厢环廊房与客厅后廊廊柱相环成一规整严谨的四合院，既大方又美观。
山东会馆（亦称山左会馆），在延寿寺街，建于乾隆年间，有房50间，义地50亩。会馆坐西面东，临街五级台阶上建起两扇红漆大门楼，门内是—-套东西向三进院，院北侧有一独院，独院东面、北面是宽阔的空院，空院东北角开门仍到延寿寺街。
三晋会馆亦称山西会馆，在东大街，建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有房30间，它的建筑格局是“前馆后神”，虽略异于—般商业会馆“前神后馆”的形制，但也充分体现出浓厚的商业功能的气息，会馆大门坐北朝南，进门一深胡同，胡同底部照壁上刻有“三晋会馆”大书，胡同西侧是院落区。后部神院为五上六厢四合廊庑殿，正殿五间，起建在五级石阶上，内供关羽，贴殿外墙东西两侧建有碑廊，立有石碑数通。前部院落，日伪时期已改建成影院。
云贵会馆：在中平嘉胡同，建于光绪戊子年（1888），有房33间，会馆西向开门，四套院落。第一进院仅有三间四周环廍的高大客厅，绕客厅两侧环廍可到二、三进院，此二院为南北并列的三上六厢三合院，院中连廊相环，画栋雕梁。从一院客厅南廍折而南行，有一极为幽静的小院，北房二间，通体玻璃，透过东侧游廍可窥见三院侧景。此会馆建筑格局独特，在保定城宅中很有代表性。
方观承《御题棉花图》刻石与保定两江会馆
直隶保定府会馆中，规模最大的是地处半亩园的安徽会馆（亦称两江会馆,上下江会馆），建于光绪二年（1876），此时正是淮系首脑李鸿章督直之时，在保定建成规模宏大的会馆与他有直接关系。会馆有房产65处、250间，义地309亩；会馆坐北面南，徽式三开间黑漆大门雄踞在条石砌起的高台上，正对门是一套四进正院，正院西部是坐北朝南的戏楼和它对面的“文昌阁”。再西散落着大小不等的七组院落。
清代著名的《棉花图》刻石是直隶文化的重要代表。乾隆朝直隶总督方观承重视在北方推广植棉，同时将植棉方法编绘成十六幅图册。1765年乾隆南巡路过保定时，方观承将其呈献给皇帝，乾隆皇帝看后赞叹不已，欣然在每幅图上均题写七绝一首。其后方观承将该图册正式定名为《御题棉花图》，下令镌刻于端石，特藏于保定府两江会馆。直隶总督方观承推广棉花种植，既解决了人们穿衣御寒的问题，又推动了直隶省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对我省现今的植棉产业也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所绘的《御题棉花图》以图为主，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加之有乾隆皇帝的亲题诗，是当时倡导和推广植棉和棉纺织技术的优秀科普作品。
清朝灭亡以后，十二块图文并茂的棉花图刻石仍完整保存在保定半亩园街的两江会馆。1954年，河北省博物馆从保定两江会馆接收了《御题棉花图》刻石，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作为珍贵馆藏至今。刻石12块，其中11块长118.5cm，宽73.5cm，厚14.2cm，另一块长98cm，宽41cm，厚13.5cm。图为阴文线刻，线条极为工细谨密，画面各具形象。它是研究我国植棉史、棉纺织史及清代前期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要资料。
曾国藩与保定湖广会馆
地处保定府东大街的湖广会馆。其始建年代不详，有房165间，义地463．7亩，就其规模来看应与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有关，曾国藩湖南湘乡人，同治七年(1868年)调任直隶总督，至同冶九年(1870年)因办理天津教案不善，“屈民谋和”而改调两江总督离保，接任又是他的门生李鸿章，因此估计湖广会馆应建在这段时间或稍后。会馆临街是一窄门，额悬“湖广会馆”匾，进门一胡同，东侧一大门楼，内为一大院，曾国藩死后，此院为其建祠堂。
曾国藩最早在保定湖广会馆创立官书局。晚清文学大师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后，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以“私淑桐城”自居，为让桐城派顺应时势，他以豁达开明的态度对待桐城前辈的短长得失，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既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对桐城派的弊端有所补救和超越的文学主张。曾国藩任直隶总督一年半，大兴文教，主讲书院，著《劝学篇》，发微桐城，融汇中西，确使古城保定有一番新气象。而保定官书局最早是由直隶总督曾国藩建立的。
早在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进入安庆，以重兴文化为名，创办官书局。延请洪全奎、莫友芝督理创办书局事宜，并选委一些积学名士分任校勘。后来曾国藩攻进金陵，又设江南书局。不久，金陵官书局、浙江官书局、四川官书局、安徽敷文书局、山西官书局、山东官书局、保定官书局相继成立。这些书局大都是省级官书局，但很少有记载。
保定官书局建立于同治八年（1869），最初设立在保定东大街湖广会馆内。但后来地址有变迁，根据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九日《北洋官报》复印件显示，《保定官书局》地址在保定市北大街，但不知其具体位置。
在孔夫子旧书网秋雅扮演者，如今看到了一套“保定官书局”宣统二年仲秋刊印的《归震川钱牧斋尺牍合刊》（缺《钱牧斋尺牍》两册）。也曾经在某拍卖会看到“保阳官书局”宣统元年（1909）刊印的《御纂诗义折中》。据法律史学术网上载，有一套美国《伊比西河地方行政论》译本，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保定官书局印本。也就是说，曾国藩创办的保定官书局，在1907年前后仍在运作。
东大街的湖广会馆，在胡同底部西侧又一大门，门内为会馆戏楼。会馆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这座戏楼，它集中体现南北建筑之长，又仿京式戏馆建造，戏楼正厅可容纳四至六百人，东、西、北三面起楼下覆廊，楼上设包厢可容二百多人，南面正中是戏台，高约1米，宽9米，深8米，是我国传统伸出式舞台牧宋，舞台不设天幕和边幕，观众可以从东．西、北三面看戏，整个戏园视听效果极佳。这座戏楼是一座完备地具有我国传统形式的古曲戏楼，可惜已不复存在。
直隶总督曾国藩在保定府会馆的戏曲活动
关于直隶总督曾国藩在保定的戏曲活动情况，曾国藩日记、家书中多有记载，在其年谱以及赵烈文日记、王闿运日记等史料中也有所提及。从这些重要的一手材料来看，曾国藩的戏曲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主持过一些会馆戏楼的重修；二是参加过一些观剧活动。
曾国藩在直隶省会保定府举行的戏曲活动有：同治八年（1869）二月初一日，保定浙绍公馆，官文及司道府厅宴请；同治八年（1869）二月初六日，浙绍公馆，公请官文至浙绍会馆公请官相听戏、饮酒；同治九年（1870）正月初九日，浙绍会馆，司道府县公请音樽。在将近两年的直隶总督任内，曾国藩听戏仅有公请两次，私请一次，观看舞狮活动一次。不论是公请还是私请“自备酒面款接各客”成为曾国藩在直隶极少的戏曲活动的主旨。
清代直隶保定府各大会馆中，建筑最讲究的是地处市府前街的浙绍会馆（亦称浙江会馆），建于嘉庆十四年（1809），有房136间，另在西郊购有义地、会馆建筑形制精致，这与绍兴师爷有关，保定督、省、道，府、县同居—城，衙署官员亦多延聘师爷以助公务、其间不少绍兴同乡来保投奔谋求生路，于是在保定商界中也渐渐形成了势力。人多势众，财大气粗的绍兴帮在保定修起极为讲究的会馆就不足为怪了。会馆坐南朝北，临街一米多高台阶上建起歇山顶牌楼式的三楹大门楼，门楼南北各有四根明柱支撑，门的上方和两侧全部木雕刻饰，通体红漆，门楼上方高悬金宇大匾，门楼两侧是燕翅脊形磨砖对缝的画廊，阶前一对石狮高蹲，整个会馆门面气势非凡。会馆院落分东西两部分，中间以胡同相隔，正对街门的是东部主院区，主院内大门开在西侧胡同底部，坐东朝西，进门后猿柿日世里，北面是垂花二门，门内是二进五上六厢环廍精饰的三合院，房高屋大，砖石瓦木精工刻雕，客厅前后宽廊，室内进深十多米，垂花二门对面即是会馆的戏楼（1900年重建），楼内戏台面北，当中是池座，东，西、北三面环以楼廊：胡同西部是独立的三套院，建筑虽不如主院讲究，但较普通民宅好。
直隶总督曾国藩在保定府浙绍会馆，共参加三次戏曲活动。仅以同治八年初为例，即可窥见一斑。同治八年（1869），曾国藩正月二十日从容就道，二十七日才到保定。这一天正午，卸任直督官文率领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等在城外迎候曾国藩。曾国藩进城后先拜会官文，然后才回到莲池公馆。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二月初二日，官文和司、道、府、厅各官在浙绍会馆宴请曾氏，然后入座听戏直至酉初一刻才散。初二日，官、曾举行了交接仪式。次日，曾赴衙门回拜官文，两人一同看了上房院落，一同拜会刑名、钱粮、幕友。初五日，官、曾一同参加了文庙丁祭，曾氏也在浙绍会馆公请官文，宴会后演戏招待。二月初六日，官文来莲池公馆向曾国藩辞行，次日曾氏又去衙门为官文送行。二月初九日，曾氏率官员到城外送官文还京。官、曾相处半个月中，往复拜访，亲切宴谈，几无虚日，不了解这幕戏的背景，谁能看出他们是明争暗斗的冤家对头。三月初五日，傍晚将二更时，武营送龙灯狮子来玩，曾国藩在总督署观看舞狮子戏良久。同治九年（1870）正月初九日，曾国藩午正（12点）后，出直隶总督署门，至浙绍会馆，司、道、府、县公请音樽（喝酒听戏），至酉初（下午17点）才回到直隶总督署。……
在曾氏的上述观剧活动中，有两次他曾事先与对方“约定不唱戏”或“辞演戏”，而还有一次他甚至为了辞戏而宁肯“费钱稍多”，“自备酒面款接各客”《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版第1421页）。也就是说，即便是他人请客看戏，他也是尽量少看或不看。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的“自费”行为，成为直隶总督曾国藩在任内戏曲活动的主要特色。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戏曲的态度与其从政、治军风格一样，相当审慎与克制。这固然与其平时注重修身、为人谨慎的性格有关联，但也当与其戏曲观念密切相关。正是基于这样的戏曲观念，同时也由于曾国藩对宋儒及其“内圣之学”的尊崇及对声色危害的清醒认识，他平时勤于反省，律己颇严，对家人要求严格，并因而对包括戏曲在内的所谓声伎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致于听闻“家中子弟荡佚，习于吹弹歌唱之风”，而“甚为忧惧”（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41页）。
李鸿章与安徽会馆
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戏曲是有关系的，这种关系首先表现在对有关戏楼的修建方面。当然，他所修建的戏楼不是那种经营性的茶园酒楼，而是建在会馆和神庙里的演剧场所。保定府上下江会馆、戏楼就是突出的代表。
在清代，保定府会馆中规模最大的是地处半亩园的安徽会馆。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淮军势力在保定发展到鼎盛，在此基础上，1876年李鸿章在保定建立了安徽会馆，因李鸿章曾署两江总督（辖江苏、江西），“安徽会馆”也作为此三省人士来保接待之地，因此“安徽会馆”又称“两江会馆”、“上下江会馆”。会馆坐北面南，徽式三开间黑漆大门雄踞在条石砌起的高台上，正对门是一套四进正院，正院西部是坐北朝南的戏楼和它对面的“文昌阁”。再西散落着大小不等的七组院落。该馆一直作为淮系同乡联谊、聚会、团拜和节日祭祀的场所，在保定盛极一时，曾经发展到6处房产250多间，义地309亩，成为当时保定所有会馆中规模最大的会馆，为促进保定商会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安徽会馆建成后，直隶总督李鸿章写有《创建上下江会馆碑记》，如下：
“同治九年，予奉命持节总督直隶，适合州鲍花曇侍郎来督学政，太仓钱君调甫为布政使，溧阳陈君作梅为清河道，予同邑丁君乐山为天津道，而周君盛波、叶君志超以提督分统淮军驻防畿疆，于是安徽、江苏两省人士宦游于兹者，相与议建旅馆于会城，为岁时公之所，所以笃乡谊也。后为享堂、祀圣门闵子、言子、宋范文正公子、朱子于其中，以兴乡后进高山景行之思，创之意绝善。十年十月，馆既成，而鲍君适巡抚山右，钱君亦巡抚河南，继为布政者则舒城孙君省齐，亦予乡人也。其明年正月，予与僚属同于此，诸君请予为文泐诸碑以垂永久。
予惟古者以万二千五百家为乡，谓同行省之人为同乡，非古也然。自科举取士以来，三年大比，合行省之士而试之为乡试，其得举者谓之举于乡，今天下十八行省，独安徽、江苏同为江南总督所辖，又同应乡试于金陵，则两省人士相遇于宦学之地，谓之同乡亦宜也。昔孟子言：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推之，一国天下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天下之善士犹未足必尚友乎？古人又曰：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犹未免为乡人是则可忧，盖人无论穷、达，要当有四海一家之量胞，与民物为怀，昔闵子、言子得圣人以为依归，德行、文学模范千载；范文正公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故其言曰颜令宾，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朱子生南宋偏安之世，其出也则时以格君心育贤才恢复土疆报讐雪耻为急务，志不能行，则时以注经、明道、继绝学、开太平为心，若夫识趋卑陋，仅与行比于一乡隘矣，不能友天下之善士，进而尚友乎？古人仅欲一乡之人相比相党，而无公天下之心尤为隘矣。
古之君子，群而不党，周而不比，故曰：同人于宗吝；又曰：出门交有功，其在于乡俦类相与偕，则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共砥砺于学行，其群聚而仕于朝，或同官于四方，则必各以政事、节义争自濯磨，一心戮力于王家，而无党同伐异之见，此其所以可法而可传也。是以及其学之成德之尊，勋业炳于宇宙，教泽沛于千载，乡帮之人，相与称引，以为荣而要其人之德业，所以自树立者，固非一乡一国所得而私焉者矣。观之诸大贤不其然乎江南人文之地，非徙以仕宦显也，明贤之著于史策者，指不数屈，而四子尤为百世之师。予与诸君子，幸生诸大贤之乡，读其书，考其行，其可不深仰止之愿乎。抑予读《小雅·燕飨》诸诗而有感也，君臣上下平日相与勤于职业，无敢逸豫，及岁诗清宴鼓瑟吹笙獻酬交错之时，犹必交相勉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又曰：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傚。又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是茂，是何也？盖古人居安思危，乐而不至于淫，故无时不以德行相勖，如此春秋时乡大夫相聚，必赋诗以见志，犹有此意也。
予不敏，喜兹馆之成，窃与诸君子歌《鹿鸣》《南山》《有台》之诗，以交相勉，即以是为斯馆颂祷可乎。诸君皆以为然，因即泐诸碑，用示后人，若其捐资监修诸职名，自当识诸碑阴。
大清同治十一年岁次壬申八月
钦差大臣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一等肃毅伯加骑都尉世职直隶总督兼管盐政合肥李鸿章撰
（直隶总督李鸿章与保定淮军公所。内容极其丰富，将会专文详细叙述）
保定府各大会馆的作用及管理
会馆主要是供同乡，同业的招待所，相当现代的驻保办事处。这些同乡或为官，或入幕，或经商，或在营武，下榻本邑会馆之中，饮食起居仍是故乡情韵，给人以亲情感、归宿感和安全感。同时，会馆的理事和保定各界头面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本邑人士在保定的各种事务，会馆可以帮助代办。
会馆也是同乡会，居保、旅保的同乡以会馆为依托，会馆也责无旁贷地保护乡人的利益。同乡们遇有与外界的冲突、矛盾或同乡之间的纠纷，均可聚会会馆“会议”，通过公议，对内协调和解，免失和气。对外采取统一口径，统一行动以抗衡。尤其是商业气氛浓的会馆，可以通过公议，统一本地区本行业的商业活动，以应对外地及同行业的挑战，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会馆又是本邑人士的团聚之所。为了给同乡提供共叙乡情的聚会，每年三节，会馆都要举行活动。正月初一过年团拜并祭祀礼敬先贤和有关神佛，乡亲们共聚一堂，喜庆新年，既慰思乡之情，更焕发了地域的凝聚力、向心力。五月初五端午节，聚于会馆，吃家乡粽子，叙乡情、解乡思。八月十五中秋节，团聚会馆、乡音入耳、乡感顿生，给人以回归故乡的温馨。
另外，会馆还起到求助所的作用。会馆会章规定“房则为备乡人老弱无归者有所栖托，地则为备乡人死亡旅魂不归者得以寄埋，遇有穷苦同乡无衣无食及病故无棺木埋葬费者，出资救济办理福利事务”。当本邑同乡生活方面遇到暂时困难，会馆还可帮助其求助同乡解囊，或直接从会馆经费中予以资助。
会馆是捐资兴建的公产，是禀官立案，受官府保护的民间组织，设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机构，这个机构随着时代的不同有所变化。清朝时期为“值年制”，由建馆的出资人、捐助者共同推举出几位德高望重之士组成管理机构，多系官宦士绅或卸职原政府人员（具体管理日常事务的人员均是从同乡中聘用），由他们每人轮值一年负责，民国以后实行“董事”制，并订有会章，三十年代初，会馆开始实行一人主管的“会长”制。到四十年代中期以后，会馆大部经费掣肘，会长多是一走了之，留下的烂摊子只剩具体工作人员看管，这些人大都是在馆中工作多年的老人，靠收取房、地租及变卖房产土地勉强维持到解放。
保定的会馆房产
会馆虽属地区性的封建团体，但也经常依靠会馆的产业做些公益事业。如各会馆会章中都写有：“会馆专为旅保乡人集合会议之所，房则为备乡人老弱无归者有所栖托，地则为备乡人死亡旅魂不归者得以寄埋。遇有贫苦同乡无衣无食及病故无棺木无埋葬费者，出资救济办理福利事务”。为此，各会馆集资在保购置房屋、土地，有的还拥有戏院。
各会馆的房屋建筑各具特色。如浙江会馆，位于贡院街（此街曾改为公安前街，现称市府前街），座南朝北，大门为牌楼式建筑，分为正门和两侧的偏门，为三扇开启式。门的上方和两侧为木结构，并有雕刻装饰。整个门楼通体刷有红漆。门楼南北各有四个红漆明柱支撑门楼顶部。门楼顶部为庑脊歇山式，并有各种兽头装饰。门楼上镶嵌着“浙江会馆”四个金色大字。建筑形式如同古莲池大门，甚为壮观。门前两侧各有石狮子一个，并有磨砖对缝的画廊。进、出大门，南北各有五级石阶。整个房屋建筑分为东、西两个大院，中间有胡同相隔（其胡同现为市府前街），东院分为三进院落，其房屋全是四梁八柱，东西两侧有走廊，连通各个院落其正房为前廊后厦，进深有十米之多：此院原为会馆管理人员办公之所。陈荣竣该院南端有砖木结构的戏楼一座，原为会员集会和祭奠之所，后出租。先后称新民电影院、三庆戏院，大众戏院，多有剧团在此演出(现为市河北梆子剧团所用。四院也分为三进院落，但房屋的质量比东院较差，布局也不甚讲究，多为马棚或马夫、佣人和会员家属所住用；另往北旅舍胡同有房屋数十间，为会馆招待同乡居住之用。据解放初期统汁谢馨仪，各会馆在市区内共有房屋792间，在市郊有义地846．7亩。这些会馆房产，除各同乡会会址占用外，大部分用于出租，从租金及其利息收入中解决一部分活动经费。土地的用途也是如此。
会馆作用
明清时期大量工商业会馆的出现，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保护工商业者自身的利益，起了某些作用。如许多会馆条规都有资金互助、救死扶伤、赈济贫困的条文；同乡同业者通过会馆的力量来抵抗地棍□牙们的勒索，也取得一些成效；江西南部的一些闽广籍佃农，还利用会馆组织，霸田抗租。但由于会馆与乡土观念的牢固结合，其主要作用仍在于维护地方利益，这就造成各地工商行帮会馆之间壁垒森严、各自分割市场、垄断技术，从而阻碍了国内市场的集中扩大和生产技术的流通提高，使工商业者相当多的资金浪费在乡族关系方面，难以积累起来大量资本。同时，会馆与封建势力的结合也相当显著，会馆的董事往往推举有名望的缙绅承担，以求得到他们的庇护，以此巩固各自工商业团体的地位和利益，加强对会馆内部的控制。这些都不利于商品交换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保定府各大会馆的衰落和消失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宣布“停止科考，推广学校”后，会馆的“试馆”作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随着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冲击了中国本土的经济秩序，国内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又冲击传统的地域性，行会性的经济规范，这样会馆所起的“商馆”性作用再难以发挥，于是随着旧军政体制的变革就失去了商界解囊相助的支持。会馆的维持又常借助同籍军政官员的力量，官员更替较快，不可能再使“乡情”产生太大影响，这样，在既无靠山，又无经济支持的情况下，会馆只能在日趋衰落中苦苦挣扎。
这期间，先是在兴办学校的影响下，一些会馆顺应时势办起学堂。其中最早出现的是光绪三十年（1904）候补道吴箴荪在中州会馆办起的”中州公立高等小学堂”，接着安徽会馆办起“两江公立高等小学堂”，次年，浙绍会馆开办了“浙江公立小学堂”，山东会馆开办了“山左公立小学堂”，四川会馆开办了“四川会馆官立小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奉吉江会馆开办了“旗奉吉江高等小学堂”，这些学校中，规模较大、办学条件较好的中州会馆和安徽会馆，到宣统元年（1909）在原小学的基础上办起“中州公立中学堂”和“两江公立中学堂”。安徽会馆的两江学堂还创办了在国内极有影响力的《直隶白话报》。
辛亥革命后，保定府大部分会馆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为补充经费，解决困难，一些有戏楼的会馆开始设法进行营业性演出，先是浙绍会馆将戏楼冠名“三庆戏园”对外经营，解放后改为大众影院。接着，一些会馆开始出租房屋地产，初时仅租凭馆址以外的房产，后来本址也可外租，有时甚至把馆址卖掉：云贵会馆曾由世界红十字会占用，湖广会馆曾由河北省政府秘书处印刷所占用，两江会馆从1927年起曾先后由“私立培英小学”、日伪保定警备司令部占用，三晋会馆1937年卖掉前院由日本商人改建成“保定电影院”，日本投降后，由“四维剧社”占用，同时放映电影。直到解放初期仍为影剧院。
到20世纪四十年代末，保定的会馆中剩下中州、安徽，浙绍，湖广，四川、山东，三晋、云贵八所。解放前夕，会馆的组织机构趋于瓦解，经济来源发生困难，大部分名存实亡。1948年后，除浙江会馆救济同乡炭资、路费15元4角外，其他会馆均无救济同乡事宜。由于各会馆管理不善，无力维修房屋，坍塌较为严重，1950年7月27日，浙江会馆负责人莫认斋在调查表中写道：“去今两年雨水较多，舍宇墙垣屡有坍塌，虽多方筹款修理，如年老墙房难经久雨，此修彼坍，应接不暇，以后贫苦乡人来会救助无款施与，有束手之忧，目前情况颇感困难”。会馆房屋均已年久失修，“舍宇墙桓屡有坍塌，且此修彼坍；应接不暇”，多已无力管理，渐渐沦为大杂院。
解放后，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由民政局对当时存在的八大会馆进行了全面调查，会馆在同乡同业中已经失去了原有基础，各会馆经管人员多数离散（八个会馆仅有21人），会馆停止活动，1954年，本着“改造其区域性，使其在政府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救济事业服务”的精神，市政府先后对八个会馆进行了改造接收，于当年基本接收完毕。到20世纪50年代，会馆已失去原有的作用而消逝。至此，保定的会馆真正成为了全民公产，它的历史使命也就此终结。
结语
纵观保定的会馆三百多年历史，在保定社会发展进程中起到过一定作用。会馆将本地区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带到保定，与保定当地本土文化进行交流、沟通，尤其在直隶总督个人籍贯、为官行政、志趣雅好、利益集团等诸多的“直隶文化”千丝万缕的引领下，起到相互丰富，互相融合的作用。会馆同乡会对内公议和对外的联络交往，起到协助直隶省各级官府统—本地区、本行业在古城保定的商业、文化、教育、娱乐等活动，进而联络社会层面，共同协调，起到稳定畿辅行情、平抑首善物价、改善保府经营．促进直隶工商业发展的作用山岸由花子。此外，直隶总督倡导下会馆的办学，对保定近代教育事业的兴起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万语千言，难以尽述。
清代直隶保定的会馆，汇聚了南北方诸省的建筑风格，丰富了保定的城建文化，并对保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起到一定推动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以“直隶文化”为代表的保定府十余处会馆馆址，已近彻底消失，亟需恢复，但在老保定的记忆里，还悄无声息诉说着往日的风貌和故事。
（原创文章，拒绝抄袭）
编辑：吴蔚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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