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达日本人在获嘉的日子-获嘉那些事儿
日本人在获嘉的日子-获嘉那些事儿
日本人在甯邑的日子
李荫保
《获嘉县志》（1991年）载：1938年“2月18日凌晨，日军侵略军从新乡兵分三路大举西犯。张玉振、卜邦臣、王学太(均系获嘉人）等人打着日本旗迎接日军进城；傍晚，又有日军坦克多辆从新乡沿平汉铁路西犯，夜宿本县岳寨。此时国民党驻获部队及政府工作人员转移至修武之郇封、小纸房一带。获嘉全境沦陷。”
“日本侵略者诱使获嘉百姓，在本县广种罂粟，并大量出售鸦片烟、海洛因。据调查，东辛庄91户人家吸食毒品者29户37人龙须凤爪。其中破产者25户，流落外地失踪者5人。”
“12月25日（农历十一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在大辛庄实行‘三光’政策，共拆除与烧毁民屋4800余间，牵走牲口672头，抢走粮食85吨，衣服9000余件，伐树木5000余棵。致使523人逃荒，50户人家卖儿女。至今下落不明者尚有26人。”
另据资料载：“1938年2月24日，日军骑兵队在宋庄将村民王文庆枪杀。”“1940年7月6日，日军永井部队中士秋禾在城内县前街将一名20岁的女子强奸。”“1941年2月8日，日军经过岳庄无故将村民岳锡海枪杀。”“1941年3月6日，日军在铁路侧将徐庄正在地里耕田的村民徐方喜枪杀。”“1941年春，日伪军百余人在太山庙，抓走青壮年100多人押往县城，之后运至山西大同、东北等地服苦役。”“1941年6月12日，日军巡路队在岳庄将村民岳锡保枪杀温安妮。”“1941年10月20日，日军在位庄将村民陈长连枪杀。”“1942年5月25日，日军在辛章烧杀，打死打伤村民3人，烧房500余间，抢走东西无数。”
“获嘉老人周长安回忆说：1943年冬天的一个清早，他听小纸坊村农民赵三杰说，在县城西关的马路边看到冻死、饿死30多人，大部分是小孩，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张嘉蓉双臂搂着买杂碎的锅台坐地而死，浑身布满了白霜，其状惨不忍睹。”
《获嘉水利志》载：民国三十二年(1943)，旱、蝗灾严重，麦秋无收，树皮野草吃尽，往山西、徐州等地逃荒者达34654人，占总人口数的20%，卖儿卖女、妻离子散的56928人，饿死的18709人，死亡绝户的543户，2172人。既是天灾更是人祸。
这就是从1938年2月日本人占领获嘉，到1945年8月获嘉第一次解放，获嘉的基本概况。据《中共获嘉历史》（1919—1949）载：日军占领获嘉期间，获嘉贫民工厂泰和、源生、泰源蛋厂等被迫停办，据不完全统计，敌人共杀害抗日干部、群众6683人，饿死6151人蜘蛛鸡，逃亡在外10649人，烧房2000余间，掠夺粮食43271石，抢劫马、骡、牛等25000多头，其他财物不计其数。
日伪统治时期，其他的史料《获嘉县志》等史书多有记载，不再一一详述。
我今天所要记述的易卖工控 ，是听老人们回忆，在日伪统治期间，甯邑发生的几件事情，有八路军抗战的故事，也有民间日常琐事，记录之，算是史料的收集，也算是正史的补充吧。
第一件事，是听我父亲在世时跟我说的。我父亲成才公出生于1934年农历二月初七日刘庭梅，日伪初期也就十来岁。我们村紧邻获嘉火车站和泰和蛋厂，那时候的获嘉火车站就是现在的火车站，泰和蛋厂就在现在老车辆厂的位置。日本人占领获嘉后，车站肯定是重兵把守的地方，因此在车站和蛋厂各筑有一座炮楼。车站周围设有铁丝网，一般人是不允许靠近的，更不用说随便出入了。那时候我们村的孩子们没地方可玩红牌太监gl，车站有火车，有各种各样的货物，有铁路工人，还有来来往往的旅客，所以是个极吸引孩子们的地方。我小时候就曾经和小伙伴们经常去车站玩儿，还有的孩子会去“扫煤”、“捡煤核”、“拾西瓜皮”、“拾废纸”等等，我父亲小的时候一定也是这样。他们这样大的小孩儿们，日本人觉得够不成啥威胁吧，所以就相对管得松些，他们有时候就会钻过铁丝网，进到车站里面去。也是那时候的孩子多，不主贵，小孩子们因为“无知”所以“无畏”，如果换成现在的孩子们，那是打死也不会去的，家长更不会让他去。看来还是现在的人们更懂得“珍惜生命”，所以我们就养育出了好些个“伪娘”和“小鲜肉”，也有叫做“娘炮儿”的玩意儿。
不知道是日本人要彰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真诚”，还是人性的本质使然，亦或他们也是偶尔闲得无聊，看到孩子们有时候会呵斥，有时候也会招手喊孩子们过去，逗孩子们玩儿。到了饭点儿，日本人吃白米饭，就小咸鱼，也会给孩子们弄个小碗儿舀上一些让孩子们吃。
我父亲说，当时不怎么害怕，后来想想也确实够后怕的。
而我想到的是，什么动物都复杂不过人类，人这种动物，最说不清楚。
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让我们村的人吓得尿了裤子，再也不敢随随便便去车站周围了，即使去地里干活儿，或者孩子们去车站玩儿。
说是一个村民，也不知道是要去自家地里看看庄稼还是要去车站做什么，总之是走到了地里，就被无端地枪杀了，当时周围也没有第二个人，所以具体情况到现在也是个迷。后来村里人就猜测，可能这个村民是去地里看麦根的，车站炮楼上的鬼子大约以为他要做什么。鬼子在炮楼上呵斥，他听不清也听不懂，该干什么还干自己的什么，日本人就把他打死了。打死就打死了，还能怎样呢，还敢找日本人去理论？死了、埋了，也就结束了，现在的人们应该懂了什么叫“滥杀无辜”和“草菅人命”了吧何达，也就明白了解放后，人们对新社会无比爱戴的根由了。经历过做亡国奴的苦痛，才能懂得翻身得解放之后的幸福，也就不会出现做爱国主义教育木藤亚也，像对牛弹琴那样的事情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村里的学校还有“贫协”会员当着“贫宣队”，会经常地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如果这种形式一直能保留到现在会是怎样呢？
这个村民的名字，当时听我父亲讲过，后来忘了。现在看史料，那应该就是1941年2月8日被枪杀的岳锡海。
还有一件事情，源于乡民们的玩笑，不过这个玩笑差一点使一个人丧命。讲述这个故事的是我在建设局的老同事刘顺来先生，他说得有名有姓，当事人也是城里四关的人。时间久了，详细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件事情还记得很清楚。
当时一个乡民跟他的好朋友开玩笑，搞恶作剧。这个乡民会说几句日本话，进城门的时候，就对站岗的日本兵“叽哩哇啦”一通，大约就是奉承日本人呗，所以进门就很容易，也不严格盘查了，日本兵的脸上还会泛起笑纹。他的好朋友很诧异，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就说了自己会说几句日本话的原因，他的朋友就央求他让他也教他几句。这个乡民爱开玩笑，就一本正经地告诉他的朋友，你跟日本兵多说几句“八格牙路”就行了。
他的这个朋友信以为真，主要还是对好朋友的绝对信任吧，也没问问这个“八格牙路”到底是啥意思。下次再进城的时候，他对着日本哨兵点头哈腰地，嘴里就开始“八格牙路”起来。谁知日本兵一听，立刻脸如猪肝，嘴里也喊着“八格牙路”，伸手“啪啪”就是几个大耳刮子，拿着枪托就把他打倒在地上狠狠揍了一顿，差点杀了他。
这个朋友剃着光头，连个遮挡的头发都没有，一下子就给扇晕了。后来跟人说起，说那大耳刮子扇得生疼，好像都能听到“铜音儿”。这俩人一下子就从好朋友变成了仇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解放后好多年了，俩人都不说话。
抗战期间，日伪政权不能完全管理治安和社会事务，土匪、杂牌军林立，乡间就有许多莫名其妙地事情发生。我听过的有这么两件袁柏仁，现在想想也是匪夷所思。
一件事情是，小屯的一个推着小车卖肉的小贩，每天早出晚归从家里经过岳庄到城里卖肉，不知道是得罪了哪路神仙，有人雇土匪要杀他。他得知这一消息后，那天傍晚收摊就拐到了岳庄的一个朋友家里。他告诉朋友说，他有急事儿要去别处，让朋友晚上把他的肉车给他送到家里。这位朋友受人之托，饭后就摸黑给他往家送，行到岳庄村西野地里，被埋伏在井台的土匪给枪杀了。家人看他帮朋友去送肉车，久久不回，就沿路去寻他，在漫地井台旁，找到了他的尸体，为什么会这样，家里人也不明白。那个朋友早就躲往外地了，后来土匪也知道杀错人了，再寻正主儿也找不到了。许多年后人们猜测，说是岳庄的这个人其实是替他朋友挨了黑枪。
还有一件事是城里保安团的事。一个担任保安团大队长的人，年龄已经不小了，为匪者，家里大都穷，所以老大不小了还没寻下媳妇。手下的兄弟们就撺掇给他抢个媳妇回来，他以为大家就是说说。谁知这帮兄弟还真地下夜了，晚上带着枪，四处踅摸看谁家有娶新媳妇的。后来还真找到了一家，连蒙带骗、连咋呼带吓唬、连偷带抢，把人家的新媳妇就给“老大”抢回来了。那时候的一个弱女子，哪有反抗的余地啊，就跟这人在一起过起来了。解放后，“大队长”入了监，那女子就带着孩子们在家过光景，无论开头怎样，结局也就有了一大家子人。
八路军打炮楼的事情，我们看的电影多了，以为战争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其实现实里的战争并不是那么回事，有时候比电影里还要残酷百倍千倍，有时候看起来却又有点像儿戏，不在其中，不明就里。
这件事也是我父亲和我闲聊时说的。他说有一次八路军住在我们村，不知从哪里缴获了一门小山炮，估计是不会用吧，反正觉得他们摆弄那玩意儿时显得很生疏。几个人“呼啦呼啦”拉着那门小山炮向我们村西地走去，我们村的一堆大人孩子看着怪稀罕哩，打仗了也不知道害怕，就跟着八路军们去看热闹。
到了我们村西的一个空场地上，八路军战士们就开始支炮、瞄准，准备炸掉日本人在车站的炮楼。摆弄了半天好像是摆弄好了，领头的就让开炮，结果“轰”地一声，炮弹还真地飞出去了，在车站也炸了，但是没有瞄准好，打偏了。就开始装第二发炮弹，这次比上次摆弄得时间还长，几个战士这个瞄瞄，那个瞅瞅，说好了，就打第二炮，结果又打偏了。还想再打第三发时，已经没有炮弹了，他们就拉着小山炮“呼啦呼啦”又回到了村里。
我父亲后来也是当过兵的人，而且当得还是炮兵，所以我父亲就猜测，那一定是八路军刚缴获日本鬼子的小山炮，那几个八路军战士应该也不是炮兵，从来就没有摆治过这玩意儿。
世界本来就是光怪陆离的，战争是世界的极端非常时期，所以其人其事就会更加地匪夷所思，那种不可思议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在他的新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中就有这样的描述：那时的人如果不想去参军打仗，就必须证明自己身体有病。所以大家根本想不到的是在当时的巴黎，市场上出售的东西什么最昂贵？是梅毒的浓液，是肺结核的浓痰！因为有了这个浓液或者浓痰就能感染上梅毒或者肺结核病，也就不用去上战场了青竹梦，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真真实实的面目。世界上只有我们想不到的，不一定没有发生不了的事物。
日本人占领甯邑的日子，不管怎样不堪回首，都已经成为往事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腹黑贤妻，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强盛起来，永远不要再受外侮的欺负。不做亡国奴，更不能当汉奸，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要想想是在帮敌人的忙，还是在帮同胞的忙。“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想起老人家的这句话，依然不过时。
2018年8月4日于古甯邑之等闲居
（以上图片选自网络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李荫保：业余创作者，文化活动策划撰稿人。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歌词集《中国之原》、《击节啸吟》、《雄壮北方》等。作品曾连续两届荣获河南省、新乡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被中共新乡市委、新乡市人民政府授予“践行新乡城市精神崇文人物提名奖”、“新乡市十大青年艺术家提名奖”等荣誉称号。
日本人在甯邑的日子
李荫保
《获嘉县志》（1991年）载：1938年“2月18日凌晨，日军侵略军从新乡兵分三路大举西犯。张玉振、卜邦臣、王学太(均系获嘉人）等人打着日本旗迎接日军进城；傍晚，又有日军坦克多辆从新乡沿平汉铁路西犯，夜宿本县岳寨。此时国民党驻获部队及政府工作人员转移至修武之郇封、小纸房一带。获嘉全境沦陷。”
“日本侵略者诱使获嘉百姓，在本县广种罂粟，并大量出售鸦片烟、海洛因。据调查，东辛庄91户人家吸食毒品者29户37人龙须凤爪。其中破产者25户，流落外地失踪者5人。”
“12月25日（农历十一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在大辛庄实行‘三光’政策，共拆除与烧毁民屋4800余间，牵走牲口672头，抢走粮食85吨，衣服9000余件，伐树木5000余棵。致使523人逃荒，50户人家卖儿女。至今下落不明者尚有26人。”
另据资料载：“1938年2月24日，日军骑兵队在宋庄将村民王文庆枪杀。”“1940年7月6日，日军永井部队中士秋禾在城内县前街将一名20岁的女子强奸。”“1941年2月8日，日军经过岳庄无故将村民岳锡海枪杀。”“1941年3月6日，日军在铁路侧将徐庄正在地里耕田的村民徐方喜枪杀。”“1941年春，日伪军百余人在太山庙，抓走青壮年100多人押往县城，之后运至山西大同、东北等地服苦役。”“1941年6月12日，日军巡路队在岳庄将村民岳锡保枪杀温安妮。”“1941年10月20日，日军在位庄将村民陈长连枪杀。”“1942年5月25日，日军在辛章烧杀，打死打伤村民3人，烧房500余间，抢走东西无数。”
“获嘉老人周长安回忆说：1943年冬天的一个清早，他听小纸坊村农民赵三杰说，在县城西关的马路边看到冻死、饿死30多人，大部分是小孩，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张嘉蓉双臂搂着买杂碎的锅台坐地而死，浑身布满了白霜，其状惨不忍睹。”
《获嘉水利志》载：民国三十二年(1943)，旱、蝗灾严重，麦秋无收，树皮野草吃尽，往山西、徐州等地逃荒者达34654人，占总人口数的20%，卖儿卖女、妻离子散的56928人，饿死的18709人，死亡绝户的543户，2172人。既是天灾更是人祸。
这就是从1938年2月日本人占领获嘉，到1945年8月获嘉第一次解放，获嘉的基本概况。据《中共获嘉历史》（1919—1949）载：日军占领获嘉期间，获嘉贫民工厂泰和、源生、泰源蛋厂等被迫停办，据不完全统计，敌人共杀害抗日干部、群众6683人，饿死6151人蜘蛛鸡，逃亡在外10649人，烧房2000余间，掠夺粮食43271石，抢劫马、骡、牛等25000多头，其他财物不计其数。
日伪统治时期，其他的史料《获嘉县志》等史书多有记载，不再一一详述。
我今天所要记述的易卖工控 ，是听老人们回忆，在日伪统治期间，甯邑发生的几件事情，有八路军抗战的故事，也有民间日常琐事，记录之，算是史料的收集，也算是正史的补充吧。
第一件事，是听我父亲在世时跟我说的。我父亲成才公出生于1934年农历二月初七日刘庭梅，日伪初期也就十来岁。我们村紧邻获嘉火车站和泰和蛋厂，那时候的获嘉火车站就是现在的火车站，泰和蛋厂就在现在老车辆厂的位置。日本人占领获嘉后，车站肯定是重兵把守的地方，因此在车站和蛋厂各筑有一座炮楼。车站周围设有铁丝网，一般人是不允许靠近的，更不用说随便出入了。那时候我们村的孩子们没地方可玩红牌太监gl，车站有火车，有各种各样的货物，有铁路工人，还有来来往往的旅客，所以是个极吸引孩子们的地方。我小时候就曾经和小伙伴们经常去车站玩儿，还有的孩子会去“扫煤”、“捡煤核”、“拾西瓜皮”、“拾废纸”等等，我父亲小的时候一定也是这样。他们这样大的小孩儿们，日本人觉得够不成啥威胁吧，所以就相对管得松些，他们有时候就会钻过铁丝网，进到车站里面去。也是那时候的孩子多，不主贵，小孩子们因为“无知”所以“无畏”，如果换成现在的孩子们，那是打死也不会去的，家长更不会让他去。看来还是现在的人们更懂得“珍惜生命”，所以我们就养育出了好些个“伪娘”和“小鲜肉”，也有叫做“娘炮儿”的玩意儿。
不知道是日本人要彰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真诚”，还是人性的本质使然，亦或他们也是偶尔闲得无聊，看到孩子们有时候会呵斥，有时候也会招手喊孩子们过去，逗孩子们玩儿。到了饭点儿，日本人吃白米饭，就小咸鱼，也会给孩子们弄个小碗儿舀上一些让孩子们吃。
我父亲说，当时不怎么害怕，后来想想也确实够后怕的。
而我想到的是，什么动物都复杂不过人类，人这种动物，最说不清楚。
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让我们村的人吓得尿了裤子，再也不敢随随便便去车站周围了，即使去地里干活儿，或者孩子们去车站玩儿。
说是一个村民，也不知道是要去自家地里看看庄稼还是要去车站做什么，总之是走到了地里，就被无端地枪杀了，当时周围也没有第二个人，所以具体情况到现在也是个迷。后来村里人就猜测，可能这个村民是去地里看麦根的，车站炮楼上的鬼子大约以为他要做什么。鬼子在炮楼上呵斥，他听不清也听不懂，该干什么还干自己的什么，日本人就把他打死了。打死就打死了，还能怎样呢，还敢找日本人去理论？死了、埋了，也就结束了，现在的人们应该懂了什么叫“滥杀无辜”和“草菅人命”了吧何达，也就明白了解放后，人们对新社会无比爱戴的根由了。经历过做亡国奴的苦痛，才能懂得翻身得解放之后的幸福，也就不会出现做爱国主义教育木藤亚也，像对牛弹琴那样的事情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村里的学校还有“贫协”会员当着“贫宣队”，会经常地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如果这种形式一直能保留到现在会是怎样呢？
这个村民的名字，当时听我父亲讲过，后来忘了。现在看史料，那应该就是1941年2月8日被枪杀的岳锡海。
还有一件事情，源于乡民们的玩笑，不过这个玩笑差一点使一个人丧命。讲述这个故事的是我在建设局的老同事刘顺来先生，他说得有名有姓，当事人也是城里四关的人。时间久了，详细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件事情还记得很清楚。
当时一个乡民跟他的好朋友开玩笑，搞恶作剧。这个乡民会说几句日本话，进城门的时候，就对站岗的日本兵“叽哩哇啦”一通，大约就是奉承日本人呗，所以进门就很容易，也不严格盘查了，日本兵的脸上还会泛起笑纹。他的好朋友很诧异，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就说了自己会说几句日本话的原因，他的朋友就央求他让他也教他几句。这个乡民爱开玩笑，就一本正经地告诉他的朋友，你跟日本兵多说几句“八格牙路”就行了。
他的这个朋友信以为真，主要还是对好朋友的绝对信任吧，也没问问这个“八格牙路”到底是啥意思。下次再进城的时候，他对着日本哨兵点头哈腰地，嘴里就开始“八格牙路”起来。谁知日本兵一听，立刻脸如猪肝，嘴里也喊着“八格牙路”，伸手“啪啪”就是几个大耳刮子，拿着枪托就把他打倒在地上狠狠揍了一顿，差点杀了他。
这个朋友剃着光头，连个遮挡的头发都没有，一下子就给扇晕了。后来跟人说起，说那大耳刮子扇得生疼，好像都能听到“铜音儿”。这俩人一下子就从好朋友变成了仇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解放后好多年了，俩人都不说话。
抗战期间，日伪政权不能完全管理治安和社会事务，土匪、杂牌军林立，乡间就有许多莫名其妙地事情发生。我听过的有这么两件袁柏仁，现在想想也是匪夷所思。
一件事情是，小屯的一个推着小车卖肉的小贩，每天早出晚归从家里经过岳庄到城里卖肉，不知道是得罪了哪路神仙，有人雇土匪要杀他。他得知这一消息后，那天傍晚收摊就拐到了岳庄的一个朋友家里。他告诉朋友说，他有急事儿要去别处，让朋友晚上把他的肉车给他送到家里。这位朋友受人之托，饭后就摸黑给他往家送，行到岳庄村西野地里，被埋伏在井台的土匪给枪杀了。家人看他帮朋友去送肉车，久久不回，就沿路去寻他，在漫地井台旁，找到了他的尸体，为什么会这样，家里人也不明白。那个朋友早就躲往外地了，后来土匪也知道杀错人了，再寻正主儿也找不到了。许多年后人们猜测，说是岳庄的这个人其实是替他朋友挨了黑枪。
还有一件事是城里保安团的事。一个担任保安团大队长的人，年龄已经不小了，为匪者，家里大都穷，所以老大不小了还没寻下媳妇。手下的兄弟们就撺掇给他抢个媳妇回来，他以为大家就是说说。谁知这帮兄弟还真地下夜了，晚上带着枪，四处踅摸看谁家有娶新媳妇的。后来还真找到了一家，连蒙带骗、连咋呼带吓唬、连偷带抢，把人家的新媳妇就给“老大”抢回来了。那时候的一个弱女子，哪有反抗的余地啊，就跟这人在一起过起来了。解放后，“大队长”入了监，那女子就带着孩子们在家过光景，无论开头怎样，结局也就有了一大家子人。
八路军打炮楼的事情，我们看的电影多了，以为战争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其实现实里的战争并不是那么回事，有时候比电影里还要残酷百倍千倍，有时候看起来却又有点像儿戏，不在其中，不明就里。
这件事也是我父亲和我闲聊时说的。他说有一次八路军住在我们村，不知从哪里缴获了一门小山炮，估计是不会用吧，反正觉得他们摆弄那玩意儿时显得很生疏。几个人“呼啦呼啦”拉着那门小山炮向我们村西地走去，我们村的一堆大人孩子看着怪稀罕哩，打仗了也不知道害怕，就跟着八路军们去看热闹。
到了我们村西的一个空场地上，八路军战士们就开始支炮、瞄准，准备炸掉日本人在车站的炮楼。摆弄了半天好像是摆弄好了，领头的就让开炮，结果“轰”地一声，炮弹还真地飞出去了，在车站也炸了，但是没有瞄准好，打偏了。就开始装第二发炮弹，这次比上次摆弄得时间还长，几个战士这个瞄瞄，那个瞅瞅，说好了，就打第二炮，结果又打偏了。还想再打第三发时，已经没有炮弹了，他们就拉着小山炮“呼啦呼啦”又回到了村里。
我父亲后来也是当过兵的人，而且当得还是炮兵，所以我父亲就猜测，那一定是八路军刚缴获日本鬼子的小山炮，那几个八路军战士应该也不是炮兵，从来就没有摆治过这玩意儿。
世界本来就是光怪陆离的，战争是世界的极端非常时期，所以其人其事就会更加地匪夷所思，那种不可思议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在他的新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中就有这样的描述：那时的人如果不想去参军打仗，就必须证明自己身体有病。所以大家根本想不到的是在当时的巴黎，市场上出售的东西什么最昂贵？是梅毒的浓液，是肺结核的浓痰！因为有了这个浓液或者浓痰就能感染上梅毒或者肺结核病，也就不用去上战场了青竹梦，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真真实实的面目。世界上只有我们想不到的，不一定没有发生不了的事物。
日本人占领甯邑的日子，不管怎样不堪回首，都已经成为往事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腹黑贤妻，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强盛起来，永远不要再受外侮的欺负。不做亡国奴，更不能当汉奸，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要想想是在帮敌人的忙，还是在帮同胞的忙。“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想起老人家的这句话，依然不过时。
2018年8月4日于古甯邑之等闲居
（以上图片选自网络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李荫保：业余创作者，文化活动策划撰稿人。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歌词集《中国之原》、《击节啸吟》、《雄壮北方》等。作品曾连续两届荣获河南省、新乡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被中共新乡市委、新乡市人民政府授予“践行新乡城市精神崇文人物提名奖”、“新乡市十大青年艺术家提名奖”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