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达日本人在获嘉的日子-获嘉那些事儿
日本人在获嘉的日子-获嘉那些事儿
日本人在甯邑的日子
李荫保
《获嘉县志》(1991年)载:1938年“2月18日凌晨,日军侵略军从新乡兵分三路大举西犯。张玉振、卜邦臣、王学太(均系获嘉人)等人打着日本旗迎接日军进城;傍晚,又有日军坦克多辆从新乡沿平汉铁路西犯,夜宿本县岳寨。此时国民党驻获部队及政府工作人员转移至修武之郇封、小纸房一带。获嘉全境沦陷。”
“日本侵略者诱使获嘉百姓,在本县广种罂粟,并大量出售鸦片烟、海洛因。据调查,东辛庄91户人家吸食毒品者29户37人龙须凤爪。其中破产者25户,流落外地失踪者5人。”
“12月25日(农历十一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在大辛庄实行‘三光’政策,共拆除与烧毁民屋4800余间,牵走牲口672头,抢走粮食85吨,衣服9000余件,伐树木5000余棵。致使523人逃荒,50户人家卖儿女。至今下落不明者尚有26人。”
另据资料载:“1938年2月24日,日军骑兵队在宋庄将村民王文庆枪杀。”“1940年7月6日,日军永井部队中士秋禾在城内县前街将一名20岁的女子强奸。”“1941年2月8日,日军经过岳庄无故将村民岳锡海枪杀。”“1941年3月6日,日军在铁路侧将徐庄正在地里耕田的村民徐方喜枪杀。”“1941年春,日伪军百余人在太山庙,抓走青壮年100多人押往县城,之后运至山西大同、东北等地服苦役。”“1941年6月12日,日军巡路队在岳庄将村民岳锡保枪杀温安妮。”“1941年10月20日,日军在位庄将村民陈长连枪杀。”“1942年5月25日,日军在辛章烧杀,打死打伤村民3人,烧房500余间,抢走东西无数。”
“获嘉老人周长安回忆说:1943年冬天的一个清早,他听小纸坊村农民赵三杰说,在县城西关的马路边看到冻死、饿死30多人,大部分是小孩,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张嘉蓉双臂搂着买杂碎的锅台坐地而死,浑身布满了白霜,其状惨不忍睹。”
《获嘉水利志》载:民国三十二年(1943),旱、蝗灾严重,麦秋无收,树皮野草吃尽,往山西、徐州等地逃荒者达34654人,占总人口数的20%,卖儿卖女、妻离子散的56928人,饿死的18709人,死亡绝户的543户,2172人。既是天灾更是人祸。
这就是从1938年2月日本人占领获嘉,到1945年8月获嘉第一次解放,获嘉的基本概况。据《中共获嘉历史》(1919—1949)载:日军占领获嘉期间,获嘉贫民工厂泰和、源生、泰源蛋厂等被迫停办,据不完全统计,敌人共杀害抗日干部、群众6683人,饿死6151人蜘蛛鸡,逃亡在外10649人,烧房2000余间,掠夺粮食43271石,抢劫马、骡、牛等25000多头,其他财物不计其数。
日伪统治时期,其他的史料《获嘉县志》等史书多有记载,不再一一详述。
我今天所要记述的易卖工控 ,是听老人们回忆,在日伪统治期间,甯邑发生的几件事情,有八路军抗战的故事,也有民间日常琐事,记录之,算是史料的收集,也算是正史的补充吧。
第一件事,是听我父亲在世时跟我说的。我父亲成才公出生于1934年农历二月初七日刘庭梅,日伪初期也就十来岁。我们村紧邻获嘉火车站和泰和蛋厂,那时候的获嘉火车站就是现在的火车站,泰和蛋厂就在现在老车辆厂的位置。日本人占领获嘉后,车站肯定是重兵把守的地方,因此在车站和蛋厂各筑有一座炮楼。车站周围设有铁丝网,一般人是不允许靠近的,更不用说随便出入了。那时候我们村的孩子们没地方可玩红牌太监gl,车站有火车,有各种各样的货物,有铁路工人,还有来来往往的旅客,所以是个极吸引孩子们的地方。我小时候就曾经和小伙伴们经常去车站玩儿,还有的孩子会去“扫煤”、“捡煤核”、“拾西瓜皮”、“拾废纸”等等,我父亲小的时候一定也是这样。他们这样大的小孩儿们,日本人觉得够不成啥威胁吧,所以就相对管得松些,他们有时候就会钻过铁丝网,进到车站里面去。也是那时候的孩子多,不主贵,小孩子们因为“无知”所以“无畏”,如果换成现在的孩子们,那是打死也不会去的,家长更不会让他去。看来还是现在的人们更懂得“珍惜生命”,所以我们就养育出了好些个“伪娘”和“小鲜肉”,也有叫做“娘炮儿”的玩意儿。
不知道是日本人要彰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真诚”,还是人性的本质使然,亦或他们也是偶尔闲得无聊,看到孩子们有时候会呵斥,有时候也会招手喊孩子们过去,逗孩子们玩儿。到了饭点儿,日本人吃白米饭,就小咸鱼,也会给孩子们弄个小碗儿舀上一些让孩子们吃。
我父亲说,当时不怎么害怕,后来想想也确实够后怕的。
而我想到的是,什么动物都复杂不过人类,人这种动物,最说不清楚。
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让我们村的人吓得尿了裤子,再也不敢随随便便去车站周围了,即使去地里干活儿,或者孩子们去车站玩儿。
说是一个村民,也不知道是要去自家地里看看庄稼还是要去车站做什么,总之是走到了地里,就被无端地枪杀了,当时周围也没有第二个人,所以具体情况到现在也是个迷。后来村里人就猜测,可能这个村民是去地里看麦根的,车站炮楼上的鬼子大约以为他要做什么。鬼子在炮楼上呵斥,他听不清也听不懂,该干什么还干自己的什么,日本人就把他打死了。打死就打死了,还能怎样呢,还敢找日本人去理论?死了、埋了,也就结束了,现在的人们应该懂了什么叫“滥杀无辜”和“草菅人命”了吧何达,也就明白了解放后,人们对新社会无比爱戴的根由了。经历过做亡国奴的苦痛,才能懂得翻身得解放之后的幸福,也就不会出现做爱国主义教育木藤亚也,像对牛弹琴那样的事情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村里的学校还有“贫协”会员当着“贫宣队”,会经常地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如果这种形式一直能保留到现在会是怎样呢?
这个村民的名字,当时听我父亲讲过,后来忘了。现在看史料,那应该就是1941年2月8日被枪杀的岳锡海。
还有一件事情,源于乡民们的玩笑,不过这个玩笑差一点使一个人丧命。讲述这个故事的是我在建设局的老同事刘顺来先生,他说得有名有姓,当事人也是城里四关的人。时间久了,详细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件事情还记得很清楚。
当时一个乡民跟他的好朋友开玩笑,搞恶作剧。这个乡民会说几句日本话,进城门的时候,就对站岗的日本兵“叽哩哇啦”一通,大约就是奉承日本人呗,所以进门就很容易,也不严格盘查了,日本兵的脸上还会泛起笑纹。他的好朋友很诧异,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就说了自己会说几句日本话的原因,他的朋友就央求他让他也教他几句。这个乡民爱开玩笑,就一本正经地告诉他的朋友,你跟日本兵多说几句“八格牙路”就行了。
他的这个朋友信以为真,主要还是对好朋友的绝对信任吧,也没问问这个“八格牙路”到底是啥意思。下次再进城的时候,他对着日本哨兵点头哈腰地,嘴里就开始“八格牙路”起来。谁知日本兵一听,立刻脸如猪肝,嘴里也喊着“八格牙路”,伸手“啪啪”就是几个大耳刮子,拿着枪托就把他打倒在地上狠狠揍了一顿,差点杀了他。
这个朋友剃着光头,连个遮挡的头发都没有,一下子就给扇晕了。后来跟人说起,说那大耳刮子扇得生疼,好像都能听到“铜音儿”。这俩人一下子就从好朋友变成了仇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解放后好多年了,俩人都不说话。
抗战期间,日伪政权不能完全管理治安和社会事务,土匪、杂牌军林立,乡间就有许多莫名其妙地事情发生。我听过的有这么两件袁柏仁,现在想想也是匪夷所思。
一件事情是,小屯的一个推着小车卖肉的小贩,每天早出晚归从家里经过岳庄到城里卖肉,不知道是得罪了哪路神仙,有人雇土匪要杀他。他得知这一消息后,那天傍晚收摊就拐到了岳庄的一个朋友家里。他告诉朋友说,他有急事儿要去别处,让朋友晚上把他的肉车给他送到家里。这位朋友受人之托,饭后就摸黑给他往家送,行到岳庄村西野地里,被埋伏在井台的土匪给枪杀了。家人看他帮朋友去送肉车,久久不回,就沿路去寻他,在漫地井台旁,找到了他的尸体,为什么会这样,家里人也不明白。那个朋友早就躲往外地了,后来土匪也知道杀错人了,再寻正主儿也找不到了。许多年后人们猜测,说是岳庄的这个人其实是替他朋友挨了黑枪。
还有一件事是城里保安团的事。一个担任保安团大队长的人,年龄已经不小了,为匪者,家里大都穷,所以老大不小了还没寻下媳妇。手下的兄弟们就撺掇给他抢个媳妇回来,他以为大家就是说说。谁知这帮兄弟还真地下夜了,晚上带着枪,四处踅摸看谁家有娶新媳妇的。后来还真找到了一家,连蒙带骗、连咋呼带吓唬、连偷带抢,把人家的新媳妇就给“老大”抢回来了。那时候的一个弱女子,哪有反抗的余地啊,就跟这人在一起过起来了。解放后,“大队长”入了监,那女子就带着孩子们在家过光景,无论开头怎样,结局也就有了一大家子人。
八路军打炮楼的事情,我们看的电影多了,以为战争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其实现实里的战争并不是那么回事,有时候比电影里还要残酷百倍千倍,有时候看起来却又有点像儿戏,不在其中,不明就里。
这件事也是我父亲和我闲聊时说的。他说有一次八路军住在我们村,不知从哪里缴获了一门小山炮,估计是不会用吧,反正觉得他们摆弄那玩意儿时显得很生疏。几个人“呼啦呼啦”拉着那门小山炮向我们村西地走去,我们村的一堆大人孩子看着怪稀罕哩,打仗了也不知道害怕,就跟着八路军们去看热闹。
到了我们村西的一个空场地上,八路军战士们就开始支炮、瞄准,准备炸掉日本人在车站的炮楼。摆弄了半天好像是摆弄好了,领头的就让开炮,结果“轰”地一声,炮弹还真地飞出去了,在车站也炸了,但是没有瞄准好,打偏了。就开始装第二发炮弹,这次比上次摆弄得时间还长,几个战士这个瞄瞄,那个瞅瞅,说好了,就打第二炮,结果又打偏了。还想再打第三发时,已经没有炮弹了,他们就拉着小山炮“呼啦呼啦”又回到了村里。
我父亲后来也是当过兵的人,而且当得还是炮兵,所以我父亲就猜测,那一定是八路军刚缴获日本鬼子的小山炮,那几个八路军战士应该也不是炮兵,从来就没有摆治过这玩意儿。
世界本来就是光怪陆离的,战争是世界的极端非常时期,所以其人其事就会更加地匪夷所思,那种不可思议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在他的新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中就有这样的描述:那时的人如果不想去参军打仗,就必须证明自己身体有病。所以大家根本想不到的是在当时的巴黎,市场上出售的东西什么最昂贵?是梅毒的浓液,是肺结核的浓痰!因为有了这个浓液或者浓痰就能感染上梅毒或者肺结核病,也就不用去上战场了青竹梦,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真真实实的面目。世界上只有我们想不到的,不一定没有发生不了的事物。
日本人占领甯邑的日子,不管怎样不堪回首,都已经成为往事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腹黑贤妻,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强盛起来,永远不要再受外侮的欺负。不做亡国奴,更不能当汉奸,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要想想是在帮敌人的忙,还是在帮同胞的忙。“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想起老人家的这句话,依然不过时。
2018年8月4日于古甯邑之等闲居
(以上图片选自网络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李荫保:业余创作者,文化活动策划撰稿人。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歌词集《中国之原》、《击节啸吟》、《雄壮北方》等。作品曾连续两届荣获河南省、新乡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被中共新乡市委、新乡市人民政府授予“践行新乡城市精神崇文人物提名奖”、“新乡市十大青年艺术家提名奖”等荣誉称号。
日本人在甯邑的日子
李荫保
《获嘉县志》(1991年)载:1938年“2月18日凌晨,日军侵略军从新乡兵分三路大举西犯。张玉振、卜邦臣、王学太(均系获嘉人)等人打着日本旗迎接日军进城;傍晚,又有日军坦克多辆从新乡沿平汉铁路西犯,夜宿本县岳寨。此时国民党驻获部队及政府工作人员转移至修武之郇封、小纸房一带。获嘉全境沦陷。”
“日本侵略者诱使获嘉百姓,在本县广种罂粟,并大量出售鸦片烟、海洛因。据调查,东辛庄91户人家吸食毒品者29户37人龙须凤爪。其中破产者25户,流落外地失踪者5人。”
“12月25日(农历十一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在大辛庄实行‘三光’政策,共拆除与烧毁民屋4800余间,牵走牲口672头,抢走粮食85吨,衣服9000余件,伐树木5000余棵。致使523人逃荒,50户人家卖儿女。至今下落不明者尚有26人。”
另据资料载:“1938年2月24日,日军骑兵队在宋庄将村民王文庆枪杀。”“1940年7月6日,日军永井部队中士秋禾在城内县前街将一名20岁的女子强奸。”“1941年2月8日,日军经过岳庄无故将村民岳锡海枪杀。”“1941年3月6日,日军在铁路侧将徐庄正在地里耕田的村民徐方喜枪杀。”“1941年春,日伪军百余人在太山庙,抓走青壮年100多人押往县城,之后运至山西大同、东北等地服苦役。”“1941年6月12日,日军巡路队在岳庄将村民岳锡保枪杀温安妮。”“1941年10月20日,日军在位庄将村民陈长连枪杀。”“1942年5月25日,日军在辛章烧杀,打死打伤村民3人,烧房500余间,抢走东西无数。”
“获嘉老人周长安回忆说:1943年冬天的一个清早,他听小纸坊村农民赵三杰说,在县城西关的马路边看到冻死、饿死30多人,大部分是小孩,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张嘉蓉双臂搂着买杂碎的锅台坐地而死,浑身布满了白霜,其状惨不忍睹。”
《获嘉水利志》载:民国三十二年(1943),旱、蝗灾严重,麦秋无收,树皮野草吃尽,往山西、徐州等地逃荒者达34654人,占总人口数的20%,卖儿卖女、妻离子散的56928人,饿死的18709人,死亡绝户的543户,2172人。既是天灾更是人祸。
这就是从1938年2月日本人占领获嘉,到1945年8月获嘉第一次解放,获嘉的基本概况。据《中共获嘉历史》(1919—1949)载:日军占领获嘉期间,获嘉贫民工厂泰和、源生、泰源蛋厂等被迫停办,据不完全统计,敌人共杀害抗日干部、群众6683人,饿死6151人蜘蛛鸡,逃亡在外10649人,烧房2000余间,掠夺粮食43271石,抢劫马、骡、牛等25000多头,其他财物不计其数。
日伪统治时期,其他的史料《获嘉县志》等史书多有记载,不再一一详述。
我今天所要记述的易卖工控 ,是听老人们回忆,在日伪统治期间,甯邑发生的几件事情,有八路军抗战的故事,也有民间日常琐事,记录之,算是史料的收集,也算是正史的补充吧。
第一件事,是听我父亲在世时跟我说的。我父亲成才公出生于1934年农历二月初七日刘庭梅,日伪初期也就十来岁。我们村紧邻获嘉火车站和泰和蛋厂,那时候的获嘉火车站就是现在的火车站,泰和蛋厂就在现在老车辆厂的位置。日本人占领获嘉后,车站肯定是重兵把守的地方,因此在车站和蛋厂各筑有一座炮楼。车站周围设有铁丝网,一般人是不允许靠近的,更不用说随便出入了。那时候我们村的孩子们没地方可玩红牌太监gl,车站有火车,有各种各样的货物,有铁路工人,还有来来往往的旅客,所以是个极吸引孩子们的地方。我小时候就曾经和小伙伴们经常去车站玩儿,还有的孩子会去“扫煤”、“捡煤核”、“拾西瓜皮”、“拾废纸”等等,我父亲小的时候一定也是这样。他们这样大的小孩儿们,日本人觉得够不成啥威胁吧,所以就相对管得松些,他们有时候就会钻过铁丝网,进到车站里面去。也是那时候的孩子多,不主贵,小孩子们因为“无知”所以“无畏”,如果换成现在的孩子们,那是打死也不会去的,家长更不会让他去。看来还是现在的人们更懂得“珍惜生命”,所以我们就养育出了好些个“伪娘”和“小鲜肉”,也有叫做“娘炮儿”的玩意儿。
不知道是日本人要彰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真诚”,还是人性的本质使然,亦或他们也是偶尔闲得无聊,看到孩子们有时候会呵斥,有时候也会招手喊孩子们过去,逗孩子们玩儿。到了饭点儿,日本人吃白米饭,就小咸鱼,也会给孩子们弄个小碗儿舀上一些让孩子们吃。
我父亲说,当时不怎么害怕,后来想想也确实够后怕的。
而我想到的是,什么动物都复杂不过人类,人这种动物,最说不清楚。
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让我们村的人吓得尿了裤子,再也不敢随随便便去车站周围了,即使去地里干活儿,或者孩子们去车站玩儿。
说是一个村民,也不知道是要去自家地里看看庄稼还是要去车站做什么,总之是走到了地里,就被无端地枪杀了,当时周围也没有第二个人,所以具体情况到现在也是个迷。后来村里人就猜测,可能这个村民是去地里看麦根的,车站炮楼上的鬼子大约以为他要做什么。鬼子在炮楼上呵斥,他听不清也听不懂,该干什么还干自己的什么,日本人就把他打死了。打死就打死了,还能怎样呢,还敢找日本人去理论?死了、埋了,也就结束了,现在的人们应该懂了什么叫“滥杀无辜”和“草菅人命”了吧何达,也就明白了解放后,人们对新社会无比爱戴的根由了。经历过做亡国奴的苦痛,才能懂得翻身得解放之后的幸福,也就不会出现做爱国主义教育木藤亚也,像对牛弹琴那样的事情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村里的学校还有“贫协”会员当着“贫宣队”,会经常地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如果这种形式一直能保留到现在会是怎样呢?
这个村民的名字,当时听我父亲讲过,后来忘了。现在看史料,那应该就是1941年2月8日被枪杀的岳锡海。
还有一件事情,源于乡民们的玩笑,不过这个玩笑差一点使一个人丧命。讲述这个故事的是我在建设局的老同事刘顺来先生,他说得有名有姓,当事人也是城里四关的人。时间久了,详细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件事情还记得很清楚。
当时一个乡民跟他的好朋友开玩笑,搞恶作剧。这个乡民会说几句日本话,进城门的时候,就对站岗的日本兵“叽哩哇啦”一通,大约就是奉承日本人呗,所以进门就很容易,也不严格盘查了,日本兵的脸上还会泛起笑纹。他的好朋友很诧异,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就说了自己会说几句日本话的原因,他的朋友就央求他让他也教他几句。这个乡民爱开玩笑,就一本正经地告诉他的朋友,你跟日本兵多说几句“八格牙路”就行了。
他的这个朋友信以为真,主要还是对好朋友的绝对信任吧,也没问问这个“八格牙路”到底是啥意思。下次再进城的时候,他对着日本哨兵点头哈腰地,嘴里就开始“八格牙路”起来。谁知日本兵一听,立刻脸如猪肝,嘴里也喊着“八格牙路”,伸手“啪啪”就是几个大耳刮子,拿着枪托就把他打倒在地上狠狠揍了一顿,差点杀了他。
这个朋友剃着光头,连个遮挡的头发都没有,一下子就给扇晕了。后来跟人说起,说那大耳刮子扇得生疼,好像都能听到“铜音儿”。这俩人一下子就从好朋友变成了仇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解放后好多年了,俩人都不说话。
抗战期间,日伪政权不能完全管理治安和社会事务,土匪、杂牌军林立,乡间就有许多莫名其妙地事情发生。我听过的有这么两件袁柏仁,现在想想也是匪夷所思。
一件事情是,小屯的一个推着小车卖肉的小贩,每天早出晚归从家里经过岳庄到城里卖肉,不知道是得罪了哪路神仙,有人雇土匪要杀他。他得知这一消息后,那天傍晚收摊就拐到了岳庄的一个朋友家里。他告诉朋友说,他有急事儿要去别处,让朋友晚上把他的肉车给他送到家里。这位朋友受人之托,饭后就摸黑给他往家送,行到岳庄村西野地里,被埋伏在井台的土匪给枪杀了。家人看他帮朋友去送肉车,久久不回,就沿路去寻他,在漫地井台旁,找到了他的尸体,为什么会这样,家里人也不明白。那个朋友早就躲往外地了,后来土匪也知道杀错人了,再寻正主儿也找不到了。许多年后人们猜测,说是岳庄的这个人其实是替他朋友挨了黑枪。
还有一件事是城里保安团的事。一个担任保安团大队长的人,年龄已经不小了,为匪者,家里大都穷,所以老大不小了还没寻下媳妇。手下的兄弟们就撺掇给他抢个媳妇回来,他以为大家就是说说。谁知这帮兄弟还真地下夜了,晚上带着枪,四处踅摸看谁家有娶新媳妇的。后来还真找到了一家,连蒙带骗、连咋呼带吓唬、连偷带抢,把人家的新媳妇就给“老大”抢回来了。那时候的一个弱女子,哪有反抗的余地啊,就跟这人在一起过起来了。解放后,“大队长”入了监,那女子就带着孩子们在家过光景,无论开头怎样,结局也就有了一大家子人。
八路军打炮楼的事情,我们看的电影多了,以为战争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其实现实里的战争并不是那么回事,有时候比电影里还要残酷百倍千倍,有时候看起来却又有点像儿戏,不在其中,不明就里。
这件事也是我父亲和我闲聊时说的。他说有一次八路军住在我们村,不知从哪里缴获了一门小山炮,估计是不会用吧,反正觉得他们摆弄那玩意儿时显得很生疏。几个人“呼啦呼啦”拉着那门小山炮向我们村西地走去,我们村的一堆大人孩子看着怪稀罕哩,打仗了也不知道害怕,就跟着八路军们去看热闹。
到了我们村西的一个空场地上,八路军战士们就开始支炮、瞄准,准备炸掉日本人在车站的炮楼。摆弄了半天好像是摆弄好了,领头的就让开炮,结果“轰”地一声,炮弹还真地飞出去了,在车站也炸了,但是没有瞄准好,打偏了。就开始装第二发炮弹,这次比上次摆弄得时间还长,几个战士这个瞄瞄,那个瞅瞅,说好了,就打第二炮,结果又打偏了。还想再打第三发时,已经没有炮弹了,他们就拉着小山炮“呼啦呼啦”又回到了村里。
我父亲后来也是当过兵的人,而且当得还是炮兵,所以我父亲就猜测,那一定是八路军刚缴获日本鬼子的小山炮,那几个八路军战士应该也不是炮兵,从来就没有摆治过这玩意儿。
世界本来就是光怪陆离的,战争是世界的极端非常时期,所以其人其事就会更加地匪夷所思,那种不可思议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在他的新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中就有这样的描述:那时的人如果不想去参军打仗,就必须证明自己身体有病。所以大家根本想不到的是在当时的巴黎,市场上出售的东西什么最昂贵?是梅毒的浓液,是肺结核的浓痰!因为有了这个浓液或者浓痰就能感染上梅毒或者肺结核病,也就不用去上战场了青竹梦,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真真实实的面目。世界上只有我们想不到的,不一定没有发生不了的事物。
日本人占领甯邑的日子,不管怎样不堪回首,都已经成为往事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腹黑贤妻,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强盛起来,永远不要再受外侮的欺负。不做亡国奴,更不能当汉奸,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要想想是在帮敌人的忙,还是在帮同胞的忙。“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想起老人家的这句话,依然不过时。
2018年8月4日于古甯邑之等闲居
(以上图片选自网络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李荫保:业余创作者,文化活动策划撰稿人。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歌词集《中国之原》、《击节啸吟》、《雄壮北方》等。作品曾连续两届荣获河南省、新乡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被中共新乡市委、新乡市人民政府授予“践行新乡城市精神崇文人物提名奖”、“新乡市十大青年艺术家提名奖”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