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的一生戊戌变法120周年回看｜解剖康有为（唐德刚）-海外汉学研究
戊戌变法120周年回看｜解剖康有为（唐德刚）-海外汉学研究
120年前即1898年的6月11日，清德宗(光绪)皇帝发出《明定国是》诏，即日起正式开始戊戌变法，可惜这个“百日维新”却是速兴速亡。站在今天回看120年前，那场变法为何最终失败？它给中国带来什么？120年后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请听历史学家唐德刚给我们讲解120年前的戊戌变法。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美籍华人学者机场大亨3，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等。唐德刚的另一大贡献为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
清末首倡除旧布新，做“缓进派非暴力的政治改革”，康有为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有深入的观察、成熟的理论和悲痛的心情，而主张变法改制者有如冯桂芬（1809—1874）和容闳（1828—1912）等人。甚至在位的李鸿章（1823—1901）也早已有此认识。但是在传统士大夫阵营之内，首先以中西理论相结合，并化理论为行动，不眠不休地以推动变法为职志，结果祸延家国、名扬天下，终以变法专家载记史册的，那就只有一个康有为了。——他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这场长程“接力赛”中，第一个“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将。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个广东佬孙中山，来接棒跑其“第三段”——那个“急进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专制政权）的阶段。孙中山“建立民国”以后，问题仍是一箩筐，无法解决，才由胡适来接棒，跑其“第四段”——那个“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文化革命阶段。此是后话。续篇中自另有交代。
可是话说回头。在清末搞“缓进派”政治现代化——其实是“政治西化”（更正确一点地说，则是仿效“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为什么轮到康、梁师徒来执其牛耳呢？道理很简单，康、梁都是广东人嘛！在清末搞英美式的变法改制王朱筱寅，广东佬是得风气之先的。那时候我们内地人把英美诸“夷”还看成只会制造杀人武器的野蛮民族呢！而当时的广东佬耳闻目睹之余，才开始承认野蛮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社会制度，也远远超越我们呢！康、梁师徒便是当时在南方知识分子集团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广东、广西两省在我国数千年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原是落后地区。盖汉族文化发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广东地居南陲，所以在文化上就落伍了。梁启超说：“吾粤之在中国为边徼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锁阳茶，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见梁著《康有为传》）。
可是三千年风水轮流转特工下堂妃。时至现代，汉家文化萎缩，西学东渐，则搞信奉洋教、变法维新、革命排满的先进分子如洪秀全、容闳、孙文、康有为、梁启超……那就是清一色的老广了。让我们先把这位“康圣人”解剖一下。
解剖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长孙中山八岁。他出生之日正值英法联军入侵（1856—1860）之年。他生后六年，他的小同乡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就亡国了。在他的青少年期，我们那个百足之虫的清朝大帝国，在咸丰皇帝北狩承德“龙驭宾天”，幼主登基、“两宫垂帘”，太平军与捻军相继覆灭之后黄颊山雀，居然又搞出个“同治中兴”（从1862年开始）的小康局面来。在一系列“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的通力合作之下，表面看来，这个腐烂的王朝，倒颇有点“中兴气象”——至少政局还算安定。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甲午前夕。
［附注］1883年的中法之战，对国内政局和人民的信心，影响不大。刘铭传在台湾、冯子材在安南，毕竟还打了两个小胜仗，足使当时朝野还保存点幻想。
笔者走笔至此，又要搁笔叹息两声：在同治中兴时期的那一批“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被后来国、共两党的理论家、宣传家，真骂得狗屁不值。可是我们一百年后，再回头看看——那批狗屁不值的翰林、进士、举人（早一点的林则徐、徐继畲、阮元等不提了）如曾、左、李、胡、张（之洞）、翁（同龢）、陈（宝箴）、沈（葆桢）、刘（坤一）等，在后来能找到几位？朋友，你能小视我们的“固有文化”和“科举制度”？不幸的是他们都生在“转型期”中，而属于前一期的形态，不能应付后一形态的发展罢了。——民国以后的洋奴大班、党棍政客，是不能同他们比的啊！——这也是康有为青少年期的文化环境。因此这位“大材槃槃、胜臣百倍”（翁同龢评语）的小康祖诒（有为学名），在乳臭未干之时，就有澄清天下之大志司空见惯造句，而自封为“康圣人”了。
享有特权的小神童
他们南海康家，据有为自述，原是岭南的书香之家，世代官宦。他的高祖康辉是嘉庆举人，曾任广西布政使（俗称“藩台”，从二品官，兼管一省民财两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俗称“臬台”，三品官，为一省最高司法长官）；祖父康赞修是道光朝举人，曾任连州训导（州内管秀才的学官），升用广州府教授（府学内的候补教育长官）。他父亲康达初学历虽低，也在江西做过知县，不幸早死。因此有为早年教育的责任便全由祖父承担了。以上是康有为的直系亲属。其他近支有官至巡抚、知府的。所以有为说他康家，为士人已十三世。“吾家实以教授世其家”，至有为终成进士。（以上均据《康南海自编年谱》）
因此青少年期的康有为，在教育上是享有特权的。那时的农村里既无学校，更没有图书馆。少数儿童能有私塾可读已是凤毛麟角。纵有幸能进入私塾，而所读的也只是些《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之书。能读毕四书五经，那也就到此为止，其后的前途，就要看“一命二运三风水”的科举考试了。为着参加考试，一般士子所能继续用功的，也只是一些“帖括”之学。“帖括”者，用句现代话来说，就是“考试指南”“托福捷径”一类的书。因此大半青年考生（包括青年期的梁启超），都是“帖括之外书虫听吧 ，不知有所谓经史也”（梁启超语）。——事实上一般士子，也无钱买经史之书。
可是康有为在他求学时代就不一样了。他不但家中有四壁图书，堂叔家还有座“二万卷书楼”，古今典籍应有尽有，再加上一个身为名“教授”的祖父，终日耳提面命，有为本人又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因此他在11岁读毕四书五经之后，就开始读《纲鉴》《大清会典》《东华录》及《明史》《三国志》等典籍，并不时翻阅《邸报》（近乎民国时代的政府公报），熟知朝政时事。腹有诗书、下笔成篇，有为自然就“异于群儿”。这也就养成他一生孤傲不群的坏脾气。不过若论考试必备的“帖括之学”，他却未必就高于“群儿”。因此在“四积阴功五读书”的科场之中，康祖诒在广州府连考了三次，到16岁时才搞了个“秀才”头衔。——注意：比康较早的洪秀全就在同一个科场中考秀才，三战三北，才发疯去见上帝的葳斯基。
二十年老童生的辛酸
既然当了秀才，下一步就得参加“乡试”考“举人”了。当年广东人考乡试可在两处参加。一在本籍（广州），而成绩较优秀的秀才（监生和贡生），则可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所谓“北闱”中的“南皿”。“皿”字是“监”字的缩写。南皿便是来自南方诸省的有资格进“国子监”（国立大学）的监生。乡试考取了，大家也都是同样的“举人”。可是考于北京的举人可能就要比在广州考取的举人更光鲜些。
有为于19岁时（1876年），在广州第一次参加乡试，显然是帖括之学未搞好，结果乡试不售。三年之后（1879年）在叔父“督责”之下，重赴科场，又不售。再过三年（1882），有为换个地方，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还是名落孙山。
三战三北异蟒狂袭，这时康有为已是个“老童生”。他易地参加北闱，可能就是为了避免在广州科场出现尴尬场面。明清两朝的社会中，是把“老童生赶科场”，当成笑话来讲的。康有为自命不凡，是位极端倨傲的老少年。他显然是受不了这种冷眼和暗笑，才避开乡人进京赶考的，殊不知“北闱南皿”比广州乡试更要难上加难。盖在广州和他竞争的只是两广一带的当地学生。参加北闱南皿，他就要与整个华南精英为敌，而南皿当年往往为江浙才士所包揽（参阅《清史稿?选举志三》）。康祖诒舍易就难，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在唐、宋、元、明、清时的“传统中国”里，知识青年的“晋身之阶”（the ladder of success）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吾之畏友何炳棣教授曾著有专书论之。考场往往是“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牢房。我乡某前辈，三年一次，他老人家雄心壮心，老而弥坚，在“江南乡试”中，前后一共参加了24次。最后一场失败之后，曾赋诗自况曰：“可怜明远楼头月，已照寒生廿四回。”“明远楼”为南京考场所在地，而江南乡试总是在中秋前后举行之故云。这时他童生老人家至少是年近九旬，所以和他相比，康老童生还有21次考中的机会呢！
果然1885年（光绪十一年乙酉），康祖诒28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去和当地的青少年一争短长。榜发，又来个“乡试不售”。三年又过去了，我们发现祖诒又在北京南皿试场出现，翌年在北京同一考棚（可能是光绪大婚的“恩科”吧），老童生又连续两度落第。——计自1876年（光绪二年）至此（1889?光绪十五年），13年中，康童生六考六败。这对一个自负极高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的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亏他还有耐性和雄心。所幸苍天不负苦心人。康有为本已绝意科场，欲终老山林。可是他敌不过可怜的寡母（三十左右开始守寡）和诸叔的强大压力，在他36岁时（1893年），还要提着个“考篮”，再与一些十余岁嘻嘻哈哈的小把戏，排队走入广州考棚谢齐人家，拼其最后一次的老命。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康有为这一次“中举”了。——前后做了20年的“老童生”。其后时来运转，佛陀的一生连科及第。两年之后，他在北京会试高中，居然当了“进士”——真如郑板桥所说的：“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学问是失意苦读的收获
康有为考秀才曾三战三北，考举人又考得六试不售。到后来由举人考进士，反而一索即得，岂科举考试真要靠“一命二运……”哉？其实考生胜败之间，亦可另有解释。盖县试、府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的要点是文采重于学识。有文学天才的青少年再加点“帖括”（八股文）的训练，就可以应付了。像“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就可以12岁“进学”成秀才，17岁中举了，而中举之后还是帖括之外不知有学问。他的老师康有为则正相反朱永腾。康氏有学问而无文采。落笔无才气就要见扼于有地方性的科场了。至于中进士、点翰林，光靠才气就不够了。赴考者总得有点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所以科举时代，不通的举人（像《儒林外史》上的范进）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翰林则不多见也——毕竟是国家的最高学位嘛魁刚·金！所以康有为六困于“乡试”，一朝“会试”，他就以“会元”（会试第一名）自许了。
记得李宗仁代总统以前曾告诉我说：民国时代的职业军官都是“桐油桶”。除掉装桐油之外，就是废物。其实科举时代的士子，也是桐油桶。除读书、考试、做官之外，也百无一用。做官要科举出身，考试及格。考试不及格，预备再考，帖括之外也没什么好预备的。但是也有少数士子，除掉预备考试之外，是为读书而读书的，读久了也就可以变成一些专家学者。专家学者不停赴考再取得了功名，就成为有学问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国藩、张之洞那样；专家学者始终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优游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时心血来潮，也可搞搞无利而有名的“上皇帝书”。那时的中国既然没有太多的官办学堂，他们也可以办学设校和开门授徒。——学问小的就做最起码的“三家村塾师”（郑板桥就做了半辈子塾师）；学问大的就办私立大学、开书院，像东汉的“马融绛帐”、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徐良的照片，和清代的各种书院了。
康有为正是这样。他在1876年（光绪二年）19岁，第一次“乡试不售”之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做了一阵子塾师之后，乃投奔当时有名的进士、理学大儒朱次琦继续学习。朱是一位大学者，康有为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宋明理学。黄仁俊可是一学五六年还是考不了功名，而自己的“学问”却一天天地大起来——从儒学到佛学，从佛学到西学，熬了十年寒窗，竟然变成当时中外兼通的大字纸篓。因此在朱老师于1882年病死之后一一制药，有为又一再乡试不售。在继续当了一阵子蒙童塾师之后，他也就自我升级，试办小书院，授徒讲学了。
康有为那时因数度晋京，道游港、沪、天津等洋码头，并专程游长城、西湖，访金山寺、黄鹤楼、白鹿洞等名胜古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游日广。在名儒硕彦、达官贵人之间，论学衡文，评论国事，他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俦之上。日子久了，竟然也颇负时誉。偶尔以老监生资格教读广州学宫，远近学子，亦闻风向慕。在这些慕道者之间，居然有一位颇有才名的新科举人，后来成为康圣人第一号大门徒的梁启超（1873—1929）。这一“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声价十倍了。
梁启超投师始末
前段已言之，广东新会县出生的梁启超是12岁“进学”，17岁“中举”（都是虚龄）的神童。他在考中举人时，竟被颇享时誉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许配给启超为妻。这不用说是当时传遍华南的师徒佳话。但是梁启超是聪明的，他知道他这位新科举人，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里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学问”。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后，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书”（1888年）回来之后，便亲自投拜门下，做了有为的第一号大门徒了。
梁之谒康是在他“己丑中举”（康于同科落第）后一年，公元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时康有为33岁，启超18岁（虚龄）。据梁启超回忆说，他自己那时是“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见梁氏《三十自述》）可是词章训诂康氏则斥之为“数百年无用旧学”。他师徒初见时自辰（上午八时）至戌（下午七时）一日之谈，启超觉得简直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直至“竟夕不能寐”。从此梁举人就尽弃所学，去向康秀才从头学起了。
行文至此，笔者亦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在50年代中期某夕，余随侍先师胡适之先生谈训诂学终宵，亦曾弄到竟夕不能寐的程度。乃起而作小诗数首，有句曰：“著书为探生民术，忍共胡郎辨尔吾。”适之师作《吾我篇》与《尔汝篇》时，才19岁。余发此感叹时已三十中年。历经寇患内争，家破人亡，自觉“数百年无用旧学”，不忍再为之肝脑涂地矣。初不知三十中年的康圣人，亦尝发此感慨也。悲夫！
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觉信心大增。翌年（1891?光绪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诸高足簇拥之下，乃移居广州“长兴里”，正式挂牌讲学，这就是后来哄传海内的“万木草堂”了。
读史者皆知道万木草堂是后来康、梁变法理论的温床，也是戊戌变法的干部养成所。但是康有为大师究竟在这所“堂”里，讲了些什么学问和理论呢？这儿倒稍有厘清的必要。
圣人知道多少“西学”王爷惧内？
康有为当时在万木草堂中，向梁启超等学生所讲的学问，总的说来，大致有两大类：“西学”和“中学”。康山长（清朝书院院长例称“山长”，康似未用此头衔）在那里又讲了些什么“西学”呢？原来他数度自广州乘洋轮北上，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途经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见“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氏在内心钦佩之余，乃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阅读。久之也就变成当时寡有的“西学”行家了（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己卯22岁诸节）。康有为这种经验与体会，实在和孙中山早年乘海轮的观感完全相同。他二人因此也都成为清末提倡西学的先驱。这种不寻常的文化经验，我们内地的士大夫就望尘莫及了。
但是康有为不谙外语，而当时汉译（或自日文重译）西书，极其有限，且所译亦均为最初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介绍的史学、文学和政治社会等科的内容，大致可比上五四运动以后的“高级中学教科书”的程度；至于所谈的声光电气等自然科学，其程度则远在“初中”之下了。不过康有为毕竟是位有“超进士”程度的儒家大学者，又是长于理学佛学的文章家，特别是善于演绎义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最长于望文生义，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东扯西拉，大写其《康子》上下篇了。
其实这不是“康子”一个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转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继康、梁之后，直至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为时人尊为国学大师，而好以圣贤自诩的学人，也每每自觉微吾曹则民族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者，都是害有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无不如此也。余夜读康子选集，至其《大同书》未尝不掩卷长叹。如此书生，真欲做“帝王师”耶？然自思论聪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为乃师是书而焚香顶礼，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时代的关系了。——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笑话：若论对“天文学”的了解，则诸葛亮也比不上台北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了。
吾友人每叹今日之中国，是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结果。愚不谓然也。盖真能扭转乾坤，领导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滥调）通过这个“据乱世”、致“升平”、入“太平”，长逾一个半世纪的“现代转型期”迭戈西蒙尼，不能依赖一二至圣天贤，稳坐沙发之上，手不释卷面面相觑造句，而胡思乱想出来之所谓“主义”也、“思想”也。它要靠数不尽的“智者”（wise men）和常人（ordinary people）日内瓦医生，乃至军阀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综合“经验”“思想”“实践”“试验”等过程，并配合主观和客观的“机运”（chances & 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积累而制造之也。哪儿能专靠一两位“思想家”呢？
写到这儿，我们也就要替“实验主义”那个框框之内的历史哲学家，尤其是杜威、胡适师徒的理论，说点公道话了。他们“实验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之内（其实自然科学亦何尝不然），是没有什么“终极真理”（ultimate 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断制造和不断扬弃的程序之中的。
“实验主义先生”和“孙中山国父”一样，学名谱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谱，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个之多。曰“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也杨玉儿，曰“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曰“机会主义”（opportunism）也，曰“机具主义” （instrumentalism，今译作工具主义——编者注）也。
杜威的“实验主义”事实上是个“实验报告”（lab report）。他把美国这个大实验室中，两百年来实验的结果，加以总结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
胡适就不然了。胡氏没有进过实验室。他所着重的只是杜威的抽象概念。多谈“概念”还不是多谈“主义”，而他的“主义”，却没有触及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他那套“实验主义”，很快就让位了。
笔者在本节内写了偌大一篇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议论，目的无非是想指明，把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从中古的东方式，转型入现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复杂的运动。历史包袱太重，康有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点点中学程度的西学常识来搞变法维新，真是蚍蜉撼大树，其失败在起步之前就已决定了。百年回看戊戌变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可是康圣人在儒学上的火候就不那么简单了。下面辟专篇再细论之。
节选自《从晚清到民国》金沛辰，唐德刚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转自中国文史出版社公众号
120年前即1898年的6月11日，清德宗(光绪)皇帝发出《明定国是》诏，即日起正式开始戊戌变法，可惜这个“百日维新”却是速兴速亡。站在今天回看120年前，那场变法为何最终失败？它给中国带来什么？120年后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请听历史学家唐德刚给我们讲解120年前的戊戌变法。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美籍华人学者机场大亨3，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等。唐德刚的另一大贡献为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
清末首倡除旧布新，做“缓进派非暴力的政治改革”，康有为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有深入的观察、成熟的理论和悲痛的心情，而主张变法改制者有如冯桂芬（1809—1874）和容闳（1828—1912）等人。甚至在位的李鸿章（1823—1901）也早已有此认识。但是在传统士大夫阵营之内，首先以中西理论相结合，并化理论为行动，不眠不休地以推动变法为职志，结果祸延家国、名扬天下，终以变法专家载记史册的，那就只有一个康有为了。——他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这场长程“接力赛”中，第一个“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将。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个广东佬孙中山，来接棒跑其“第三段”——那个“急进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专制政权）的阶段。孙中山“建立民国”以后，问题仍是一箩筐，无法解决，才由胡适来接棒，跑其“第四段”——那个“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文化革命阶段。此是后话。续篇中自另有交代。
可是话说回头。在清末搞“缓进派”政治现代化——其实是“政治西化”（更正确一点地说，则是仿效“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为什么轮到康、梁师徒来执其牛耳呢？道理很简单，康、梁都是广东人嘛！在清末搞英美式的变法改制王朱筱寅，广东佬是得风气之先的。那时候我们内地人把英美诸“夷”还看成只会制造杀人武器的野蛮民族呢！而当时的广东佬耳闻目睹之余，才开始承认野蛮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社会制度，也远远超越我们呢！康、梁师徒便是当时在南方知识分子集团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广东、广西两省在我国数千年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原是落后地区。盖汉族文化发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广东地居南陲，所以在文化上就落伍了。梁启超说：“吾粤之在中国为边徼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锁阳茶，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见梁著《康有为传》）。
可是三千年风水轮流转特工下堂妃。时至现代，汉家文化萎缩，西学东渐，则搞信奉洋教、变法维新、革命排满的先进分子如洪秀全、容闳、孙文、康有为、梁启超……那就是清一色的老广了。让我们先把这位“康圣人”解剖一下。
解剖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长孙中山八岁。他出生之日正值英法联军入侵（1856—1860）之年。他生后六年，他的小同乡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就亡国了。在他的青少年期，我们那个百足之虫的清朝大帝国，在咸丰皇帝北狩承德“龙驭宾天”，幼主登基、“两宫垂帘”，太平军与捻军相继覆灭之后黄颊山雀，居然又搞出个“同治中兴”（从1862年开始）的小康局面来。在一系列“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的通力合作之下，表面看来，这个腐烂的王朝，倒颇有点“中兴气象”——至少政局还算安定。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甲午前夕。
［附注］1883年的中法之战，对国内政局和人民的信心，影响不大。刘铭传在台湾、冯子材在安南，毕竟还打了两个小胜仗，足使当时朝野还保存点幻想。
笔者走笔至此，又要搁笔叹息两声：在同治中兴时期的那一批“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被后来国、共两党的理论家、宣传家，真骂得狗屁不值。可是我们一百年后，再回头看看——那批狗屁不值的翰林、进士、举人（早一点的林则徐、徐继畲、阮元等不提了）如曾、左、李、胡、张（之洞）、翁（同龢）、陈（宝箴）、沈（葆桢）、刘（坤一）等，在后来能找到几位？朋友，你能小视我们的“固有文化”和“科举制度”？不幸的是他们都生在“转型期”中，而属于前一期的形态，不能应付后一形态的发展罢了。——民国以后的洋奴大班、党棍政客，是不能同他们比的啊！——这也是康有为青少年期的文化环境。因此这位“大材槃槃、胜臣百倍”（翁同龢评语）的小康祖诒（有为学名），在乳臭未干之时，就有澄清天下之大志司空见惯造句，而自封为“康圣人”了。
享有特权的小神童
他们南海康家，据有为自述，原是岭南的书香之家，世代官宦。他的高祖康辉是嘉庆举人，曾任广西布政使（俗称“藩台”，从二品官，兼管一省民财两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俗称“臬台”，三品官，为一省最高司法长官）；祖父康赞修是道光朝举人，曾任连州训导（州内管秀才的学官），升用广州府教授（府学内的候补教育长官）。他父亲康达初学历虽低，也在江西做过知县，不幸早死。因此有为早年教育的责任便全由祖父承担了。以上是康有为的直系亲属。其他近支有官至巡抚、知府的。所以有为说他康家，为士人已十三世。“吾家实以教授世其家”，至有为终成进士。（以上均据《康南海自编年谱》）
因此青少年期的康有为，在教育上是享有特权的。那时的农村里既无学校，更没有图书馆。少数儿童能有私塾可读已是凤毛麟角。纵有幸能进入私塾，而所读的也只是些《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之书。能读毕四书五经，那也就到此为止，其后的前途，就要看“一命二运三风水”的科举考试了。为着参加考试，一般士子所能继续用功的，也只是一些“帖括”之学。“帖括”者，用句现代话来说，就是“考试指南”“托福捷径”一类的书。因此大半青年考生（包括青年期的梁启超），都是“帖括之外书虫听吧 ，不知有所谓经史也”（梁启超语）。——事实上一般士子，也无钱买经史之书。
可是康有为在他求学时代就不一样了。他不但家中有四壁图书，堂叔家还有座“二万卷书楼”，古今典籍应有尽有，再加上一个身为名“教授”的祖父，终日耳提面命，有为本人又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因此他在11岁读毕四书五经之后，就开始读《纲鉴》《大清会典》《东华录》及《明史》《三国志》等典籍，并不时翻阅《邸报》（近乎民国时代的政府公报），熟知朝政时事。腹有诗书、下笔成篇，有为自然就“异于群儿”。这也就养成他一生孤傲不群的坏脾气。不过若论考试必备的“帖括之学”，他却未必就高于“群儿”。因此在“四积阴功五读书”的科场之中，康祖诒在广州府连考了三次，到16岁时才搞了个“秀才”头衔。——注意：比康较早的洪秀全就在同一个科场中考秀才，三战三北，才发疯去见上帝的葳斯基。
二十年老童生的辛酸
既然当了秀才，下一步就得参加“乡试”考“举人”了。当年广东人考乡试可在两处参加。一在本籍（广州），而成绩较优秀的秀才（监生和贡生），则可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所谓“北闱”中的“南皿”。“皿”字是“监”字的缩写。南皿便是来自南方诸省的有资格进“国子监”（国立大学）的监生。乡试考取了，大家也都是同样的“举人”。可是考于北京的举人可能就要比在广州考取的举人更光鲜些。
有为于19岁时（1876年），在广州第一次参加乡试，显然是帖括之学未搞好，结果乡试不售。三年之后（1879年）在叔父“督责”之下，重赴科场，又不售。再过三年（1882），有为换个地方，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还是名落孙山。
三战三北异蟒狂袭，这时康有为已是个“老童生”。他易地参加北闱，可能就是为了避免在广州科场出现尴尬场面。明清两朝的社会中，是把“老童生赶科场”，当成笑话来讲的。康有为自命不凡，是位极端倨傲的老少年。他显然是受不了这种冷眼和暗笑，才避开乡人进京赶考的，殊不知“北闱南皿”比广州乡试更要难上加难。盖在广州和他竞争的只是两广一带的当地学生。参加北闱南皿，他就要与整个华南精英为敌，而南皿当年往往为江浙才士所包揽（参阅《清史稿?选举志三》）。康祖诒舍易就难，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在唐、宋、元、明、清时的“传统中国”里，知识青年的“晋身之阶”（the ladder of success）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吾之畏友何炳棣教授曾著有专书论之。考场往往是“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牢房。我乡某前辈，三年一次，他老人家雄心壮心，老而弥坚，在“江南乡试”中，前后一共参加了24次。最后一场失败之后，曾赋诗自况曰：“可怜明远楼头月，已照寒生廿四回。”“明远楼”为南京考场所在地，而江南乡试总是在中秋前后举行之故云。这时他童生老人家至少是年近九旬，所以和他相比，康老童生还有21次考中的机会呢！
果然1885年（光绪十一年乙酉），康祖诒28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去和当地的青少年一争短长。榜发，又来个“乡试不售”。三年又过去了，我们发现祖诒又在北京南皿试场出现，翌年在北京同一考棚（可能是光绪大婚的“恩科”吧），老童生又连续两度落第。——计自1876年（光绪二年）至此（1889?光绪十五年），13年中，康童生六考六败。这对一个自负极高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的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亏他还有耐性和雄心。所幸苍天不负苦心人。康有为本已绝意科场，欲终老山林。可是他敌不过可怜的寡母（三十左右开始守寡）和诸叔的强大压力，在他36岁时（1893年），还要提着个“考篮”，再与一些十余岁嘻嘻哈哈的小把戏，排队走入广州考棚谢齐人家，拼其最后一次的老命。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康有为这一次“中举”了。——前后做了20年的“老童生”。其后时来运转，佛陀的一生连科及第。两年之后，他在北京会试高中，居然当了“进士”——真如郑板桥所说的：“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学问是失意苦读的收获
康有为考秀才曾三战三北，考举人又考得六试不售。到后来由举人考进士，反而一索即得，岂科举考试真要靠“一命二运……”哉？其实考生胜败之间，亦可另有解释。盖县试、府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的要点是文采重于学识。有文学天才的青少年再加点“帖括”（八股文）的训练，就可以应付了。像“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就可以12岁“进学”成秀才，17岁中举了，而中举之后还是帖括之外不知有学问。他的老师康有为则正相反朱永腾。康氏有学问而无文采。落笔无才气就要见扼于有地方性的科场了。至于中进士、点翰林，光靠才气就不够了。赴考者总得有点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所以科举时代，不通的举人（像《儒林外史》上的范进）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翰林则不多见也——毕竟是国家的最高学位嘛魁刚·金！所以康有为六困于“乡试”，一朝“会试”，他就以“会元”（会试第一名）自许了。
记得李宗仁代总统以前曾告诉我说：民国时代的职业军官都是“桐油桶”。除掉装桐油之外，就是废物。其实科举时代的士子，也是桐油桶。除读书、考试、做官之外，也百无一用。做官要科举出身，考试及格。考试不及格，预备再考，帖括之外也没什么好预备的。但是也有少数士子，除掉预备考试之外，是为读书而读书的，读久了也就可以变成一些专家学者。专家学者不停赴考再取得了功名，就成为有学问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国藩、张之洞那样；专家学者始终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优游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时心血来潮，也可搞搞无利而有名的“上皇帝书”。那时的中国既然没有太多的官办学堂，他们也可以办学设校和开门授徒。——学问小的就做最起码的“三家村塾师”（郑板桥就做了半辈子塾师）；学问大的就办私立大学、开书院，像东汉的“马融绛帐”、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徐良的照片，和清代的各种书院了。
康有为正是这样。他在1876年（光绪二年）19岁，第一次“乡试不售”之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做了一阵子塾师之后，乃投奔当时有名的进士、理学大儒朱次琦继续学习。朱是一位大学者，康有为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宋明理学。黄仁俊可是一学五六年还是考不了功名，而自己的“学问”却一天天地大起来——从儒学到佛学，从佛学到西学，熬了十年寒窗，竟然变成当时中外兼通的大字纸篓。因此在朱老师于1882年病死之后一一制药，有为又一再乡试不售。在继续当了一阵子蒙童塾师之后，他也就自我升级，试办小书院，授徒讲学了。
康有为那时因数度晋京，道游港、沪、天津等洋码头，并专程游长城、西湖，访金山寺、黄鹤楼、白鹿洞等名胜古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游日广。在名儒硕彦、达官贵人之间，论学衡文，评论国事，他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俦之上。日子久了，竟然也颇负时誉。偶尔以老监生资格教读广州学宫，远近学子，亦闻风向慕。在这些慕道者之间，居然有一位颇有才名的新科举人，后来成为康圣人第一号大门徒的梁启超（1873—1929）。这一“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声价十倍了。
梁启超投师始末
前段已言之，广东新会县出生的梁启超是12岁“进学”，17岁“中举”（都是虚龄）的神童。他在考中举人时，竟被颇享时誉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许配给启超为妻。这不用说是当时传遍华南的师徒佳话。但是梁启超是聪明的，他知道他这位新科举人，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里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学问”。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后，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书”（1888年）回来之后，便亲自投拜门下，做了有为的第一号大门徒了。
梁之谒康是在他“己丑中举”（康于同科落第）后一年，公元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时康有为33岁，启超18岁（虚龄）。据梁启超回忆说，他自己那时是“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见梁氏《三十自述》）可是词章训诂康氏则斥之为“数百年无用旧学”。他师徒初见时自辰（上午八时）至戌（下午七时）一日之谈，启超觉得简直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直至“竟夕不能寐”。从此梁举人就尽弃所学，去向康秀才从头学起了。
行文至此，笔者亦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在50年代中期某夕，余随侍先师胡适之先生谈训诂学终宵，亦曾弄到竟夕不能寐的程度。乃起而作小诗数首，有句曰：“著书为探生民术，忍共胡郎辨尔吾。”适之师作《吾我篇》与《尔汝篇》时，才19岁。余发此感叹时已三十中年。历经寇患内争，家破人亡，自觉“数百年无用旧学”，不忍再为之肝脑涂地矣。初不知三十中年的康圣人，亦尝发此感慨也。悲夫！
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觉信心大增。翌年（1891?光绪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诸高足簇拥之下，乃移居广州“长兴里”，正式挂牌讲学，这就是后来哄传海内的“万木草堂”了。
读史者皆知道万木草堂是后来康、梁变法理论的温床，也是戊戌变法的干部养成所。但是康有为大师究竟在这所“堂”里，讲了些什么学问和理论呢？这儿倒稍有厘清的必要。
圣人知道多少“西学”王爷惧内？
康有为当时在万木草堂中，向梁启超等学生所讲的学问，总的说来，大致有两大类：“西学”和“中学”。康山长（清朝书院院长例称“山长”，康似未用此头衔）在那里又讲了些什么“西学”呢？原来他数度自广州乘洋轮北上，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途经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见“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氏在内心钦佩之余，乃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阅读。久之也就变成当时寡有的“西学”行家了（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己卯22岁诸节）。康有为这种经验与体会，实在和孙中山早年乘海轮的观感完全相同。他二人因此也都成为清末提倡西学的先驱。这种不寻常的文化经验，我们内地的士大夫就望尘莫及了。
但是康有为不谙外语，而当时汉译（或自日文重译）西书，极其有限，且所译亦均为最初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介绍的史学、文学和政治社会等科的内容，大致可比上五四运动以后的“高级中学教科书”的程度；至于所谈的声光电气等自然科学，其程度则远在“初中”之下了。不过康有为毕竟是位有“超进士”程度的儒家大学者，又是长于理学佛学的文章家，特别是善于演绎义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最长于望文生义，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东扯西拉，大写其《康子》上下篇了。
其实这不是“康子”一个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转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继康、梁之后，直至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为时人尊为国学大师，而好以圣贤自诩的学人，也每每自觉微吾曹则民族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者，都是害有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无不如此也。余夜读康子选集，至其《大同书》未尝不掩卷长叹。如此书生，真欲做“帝王师”耶？然自思论聪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为乃师是书而焚香顶礼，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时代的关系了。——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笑话：若论对“天文学”的了解，则诸葛亮也比不上台北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了。
吾友人每叹今日之中国，是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结果。愚不谓然也。盖真能扭转乾坤，领导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滥调）通过这个“据乱世”、致“升平”、入“太平”，长逾一个半世纪的“现代转型期”迭戈西蒙尼，不能依赖一二至圣天贤，稳坐沙发之上，手不释卷面面相觑造句，而胡思乱想出来之所谓“主义”也、“思想”也。它要靠数不尽的“智者”（wise men）和常人（ordinary people）日内瓦医生，乃至军阀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综合“经验”“思想”“实践”“试验”等过程，并配合主观和客观的“机运”（chances & 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积累而制造之也。哪儿能专靠一两位“思想家”呢？
写到这儿，我们也就要替“实验主义”那个框框之内的历史哲学家，尤其是杜威、胡适师徒的理论，说点公道话了。他们“实验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之内（其实自然科学亦何尝不然），是没有什么“终极真理”（ultimate 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断制造和不断扬弃的程序之中的。
“实验主义先生”和“孙中山国父”一样，学名谱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谱，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个之多。曰“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也杨玉儿，曰“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曰“机会主义”（opportunism）也，曰“机具主义” （instrumentalism，今译作工具主义——编者注）也。
杜威的“实验主义”事实上是个“实验报告”（lab report）。他把美国这个大实验室中，两百年来实验的结果，加以总结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
胡适就不然了。胡氏没有进过实验室。他所着重的只是杜威的抽象概念。多谈“概念”还不是多谈“主义”，而他的“主义”，却没有触及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他那套“实验主义”，很快就让位了。
笔者在本节内写了偌大一篇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议论，目的无非是想指明，把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从中古的东方式，转型入现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复杂的运动。历史包袱太重，康有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点点中学程度的西学常识来搞变法维新，真是蚍蜉撼大树，其失败在起步之前就已决定了。百年回看戊戌变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可是康圣人在儒学上的火候就不那么简单了。下面辟专篇再细论之。
节选自《从晚清到民国》金沛辰，唐德刚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转自中国文史出版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