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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之后一般满族旗人与八旗妇女真实悲惨遭遇-满族文化网
（清末民初的旗人妇女骑驴出行）
清世祖(1638—1661)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定鼎北京，当时的满洲统治者本着居重驭轻的原则，在中国各地设置八旗驻防，藉以威摄绿营与防备叛乱，到了乾隆年间(1736—1795)，八旗驻防的规模逐渐扩大到全国各地，我们若是依照其分布的地点来看，则主要可分为三类：即畿辅驻防、直省驻防与边疆驻防。
辛亥事件以后，八旗制度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并且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它的继续存在，主要是为了解决八旗生计问题，而〈优待条件〉则是此一制度得以延续的法律依据，只是这样子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很久，由于各地驻防旗营的解散、粮饷的停放、〈优待条件〉的被修改以及宣统皇帝的被逐出紫禁城等等事件的发生，使得八旗制度也慢慢的走向了土崩瓦解的命运，最后更随着北洋政权的倒台而消亡，这种情形遂让那些平日只知当兵领饷的八旗兵丁及其家眷们，开始了痛苦的转化历程，有些家境比较富裕、家资比较殷实的，尚可靠变卖家产来过活，至于绝大部分的旗人，则多半穷困潦倒、四处流亡。
一、畿辅驻防清廷在北京附近的顺义、昌平、三河、良乡、宝坻、固安、采育、东安、霸州、玉田、滦州、雄县等地设置八旗驻守，称为畿辅驻防。
(一)生齿日繁
清朝末年(1875—1911)，旗人生齿日繁，根据宣统二年(1910)，民政部奏报第二次调查人户总数的情形，在此兹将畿抚驻防的八旗户口数目列表如下，一探其人口数增长的实际状况。畿抚驻防八旗户口数一览表(略) 从上表的户口数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即人口的压力加深了八旗生计问题的严重性，民国元年(1912)五月，内务部民治司公布的辛亥年(1911)八旗户口调查，其中京城二十四旗男女有二十三万四千九百八十九口，内务府三旗男女有十五万三千八百○一人，除此之外，根据当时的统计，北京旗人总共有十二万三千三百五十四户，三十八万八千七百九十口，然而在民国八年(1919)三月，镶白旗满洲都统兼副都统费莫瑞丰却表示：北京旗营兵士、家属六十余万人口。这一个数字与先前的三十八万八千余人足足差了一倍，这显然是辛亥事件以后，大部分旗人改归民籍或者是隐匿身分的结果。
(二)生活贫困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大公报》刊载了北京某八旗发放饷米给旗丁的情形，其内容略谓：
日前为某旗放米之期，借华嘉寺地方散放，所有领米之旗民男妇老幼相携前往领取，路为之塞然，无囊橐者居多，有用包袱者，有用衣裹者，有用盆盛者，又有领米转售于人。
到了辛亥事件以后，当民国北洋政府取消了旗人的粮饷，而旗人本身又没有谋生能力时，他们的生活只有更加痛苦，并且陷入绝境，民国八年(1919)三月，镶白旗满洲都统兼副都统费莫瑞丰就表示：「今财政部忽又欲减饷，际此时艰，加饷犹难以为生，何堪再减，是直使旗营兵士、家属六十余万人口波段选股王，将断未断之生机，而速断之险象之来，实有不堪设想者……」，面对这种危急的情况，为此他特别呈请北洋政府财政部，希望将旗饷按照各机关饷费一律搭现，以昭大公。
当时居住在北京城内的旗人，其贫薄者，借贷无门，谋生乏术，至于屯居之旗人，京东、京北一带，大半衣食无完，女子年至十三、四，犹不能有裤，困苦万状。贫穷的八旗女子为了讨生活，有许多人因此沦为娼妓，民国九年(1920)五月十五日，北京社会实进会邀请胡适前来演讲，在演讲当中，胡适特别利用这一次的机会，针对八旗妇女普遍沦为娼妓的问题提出了探讨，其内容略谓：
先从空间的关系说罢，我们拿北京的娼妓来研究，就知道它和中国各处都有关系。我们要用第一步底方法，研究那些娼妓底来路，和那些地方所以供给娼妓底缘故。还有本地底娼妓，多半是旗人当的。我们对于这事，就要研究北京底旗人，她们受了什么影响，致使一部分的人堕落，又要研究她们多半当私娼的……从北京这方面说，在旗人底社会里，一部分的人会堕落到一个卖淫底地步，也许是他们底生活状况变迁，也许北京现有的职业不合他们做……
民国十二年(1923)五月，北京《益世报》也刊载：
近年绝了旗人月饷，断了他们衣食之源，没有门路就业者，或身体病残者，靠典卖衣物度日，而家中无物典卖者，便到粥厂领粥充饥，军阀混战粥厂停止放粥后，靠领粥糊口的满人陷入生活绝境，出于万般无奈，有的沦为娼妓……民国十七年(1928)夏，国民**军北伐进入北京、天津，至此开启了国民政府统治的时代，并改「北京」为「北平」，这种政治上的变革，对京旗满族来说，实是一大震撼，当时的北平市社会局在〈救济事业小史〉一书中首先批评他们：「此辈昔资粮为生，不事生产，清社既屋，谋生无从，而懒惰性成，积重难返，故北平贫民，旗人实居多数」。另外，在牛鼐鄂的研究中，他从北平市一千二百户的贫民户里做抽样调查，其自称属于满族者，共计有三百九十三户，男女老幼一千六百七十六人，合32.75%。此一比例与〈救济事业小史〉所说的「故北平贫民，旗人实居多数」似乎有很大的出入，针对这一点，经牛鼐鄂的分析，主要是与民国以来，社会各界对满族的民族歧视有关。
据牛鼐鄂表示：平市居民，大多籍隶满族。当时，他曾经亲眼目睹旗人由富至贫的整个过程：
迨至武昌起义，有如晴天霹雳，清室覆亡，粮俸停止。属于贵族阶级，拥有丰富资产者，对此固不稍加措意；而中上之族，亦以为无是轻重，泄泄沓沓，安居坐食……历十年之久，衣锦食稻，乃渐感不支，始则借债以维生活，继则典当珍玩，或径售之于铺商；中下之族亦莫不搜罗所有，以易衣食，然囊中偶有余资，依循旧性，殊不知物品有限，为日正长，数年后欲卖物而无物，欲典衣而无衣，甚至贫无立锥，朝不保夕，触目皆是……
以居住在北平鼓楼酒醋局一号的满族富氏家族来说，他们家共有富华亭、富福亭、富荣俊兄弟三人，以及富荣珍等姐妹四人制霸空权，据富荣俊口述，当清廷衰落，薪俸不能按时发给时，他们家亦渐觉拮据，他的长兄富华亭由于年幼失学，长则挥霍性成，二十四岁时，供职内部堂，四十六岁时，清逊帝出宫，内廷解散，兄无所事，饥寒交迫，不得以设私塾以糊口，衣食仅能维持，但因以前豪霍，负债甚多，以致债权人日常踵门追索，越二年，以债权人压迫过甚，乃潜行出亡；他的二兄富福亭，二十一岁时汤星强，在内廷中正殿效力，二十八岁时取妻王氏，入门数年，衣服典尽，继而夫妻相率售其装奁，即随身之衣饰，亦破旧不堪，夫妻又吸食鸦片，且喜为乞丐，每沿街行乞，以至亲朋不齿，后又与长兄商议，将祖先遗留房产二所出售，但因负债甚巨，致所余亦无几，不得以效长兄业教读，居三年，投入奉军，逾年困备而归，二腿伤甚，调养经年，复投奉军为上士；至于他的姐妹，由于衣饰甚多，常典卖以济不时之需，后来，富荣俊也表示，当时所有救济机关之调查人，每因吾家室内整洁，谓吾家非贫，故以前未曾蒙分毫之救济。
另外，牛鼐鄂也从「个性」的角度来分析旗人致贫的原因，他认为「盖自清入关，予满族以特殊待遇，使之养尊处优，不劳而获。其他民族，耳濡目染，渐渐形成〔生活满族化〕。二百余年之经过，已积重难返，一旦受种种意外之打击，固难怪其手足失措以致于贫也」。
最后，有关北平市内的暗娼，牛鼐鄂对此也做了详细的调查，据其描述：况平内暗娼颇多，东北城一带为尤甚。……此项人口，以满族及官宦后裔，或男子之失业者为多。至于四郊僻处，竟有以雏妓幼女，供人作泄欲之机械，藉求些微之收入…… 传统的八旗妇女由于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她们特别注重女子的贞节，然而，以上由牛鼐鄂所做的调查，有关八旗妇女沦为娼妓的情形，其结果正好与胡适所观察到的现象不谋而合，足见当时旗人妇女们贫困的生活，不论是年近古稀的老妪，还是尚未长成的孩童，为了糊口，她们早已将原本极为看重的贞节观念抛诸脑后，被迫卖淫了。
二、直省驻防
清廷在各行省内的重要城市，诸如西安、江宁、杭州、荆州、成都、福州、广州等地设置八旗驻守，称为直省驻防。
(一)生齿日繁
宣统二年(1910)，民政部奏报第二次调查人户总数的情形，在此兹将直省驻防的八旗户口数目列表如下。直省驻防八旗户口数一览表（略）有关八旗人口的确实数字，根据报纸的记载，在辛亥事件期间，成都驻防约有满兵二千余人，男妇共七千余人，我们若是以一万人来计算，并除以总户数三千八百五十七户，则每户约略有2.5人。另外，民国建立以后，根据报纸的记载，山东青州、德州驻防也有旗丁一万数千万数千名口。 (二)诛戮、驱迁与抄家 1.诛戮
以湖北来说，早在光绪年间(1875—1908)，荆州城就曾经爆发过好几次大规模的旗民冲突，这些冲突事件已经让满、汉两个民族心有疙瘩，并且产生各种矛盾。因此，在武昌起义之初，这里的**党人便大肆虐杀满人，其情形甚为惨烈，据时人的记载：
武昌于十九以后，数日间杀满人凡数百，宝英、铁忠、札凤池、卜玉等公馆，均被抄没。军士见满人，皆目睁眉竖，无一得活着。宝英有女就戮时哭曰：「我等固无罪，但恨先人虐待诸君耳」，又一老妪曰：「诸君杀我辈何益？我辈固无能为也，何如留我辈以示宽宏」，然军士皆不听，卒杀之，见者惨然！
由于本省是辛亥事件首义之地，再加上境内驻防旗丁甚众，所以，**军对旗人的屠杀，连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女都不放过，由此可见汉人积怨之深尤溪小虎网，而满人情形之惨，除此之外，**军更将那些从荆州驻防内逃往到汉口的诸多旗人男女，囚禁于武昌模范监狱，如此的人身限制，要一直等到清室退位，南北一致赞成共和以后，才将他们放出来并遣还荆州。
在广东，此地当权者于辛亥事件以后，不但马上停发旗人粮饷，更停止为旗人筹拨生计，甚至解散原来的八旗兵，除了将其改编为「粤城军」以外，并准备「将旗民聚而歼之」，所幸有人出面阻止，认为「杀之不武，姑留之以待缓图」，使让广州旗民幸免于难。
2.驱迁
此以浙江最为典型，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四日，本省**党人发动起义并于次日控制杭州省城，十七日，浙江军政府成立并推举汤寿潜为都督，当时的军政府认为「浙省旗营约占杭城全部三分之一八角丁，自光复后驻防既归消灭，则所谓旗民者自应即时遣散，即以经济支绌之故，一时遣散为难，然仍使聚居一隅，于事实上殊多窒碍，不独死灰易于复燃也，旗营存在一日，即可谓驻防不消灭一日，且使中心城市日就旷废，在地方经济上亦有弃利不取之嫌，故旗民在今日亟宜遣散之，不即遣散而驻防形式亦亟宜消灭之」，由此提出了消灭旗营的计画总共十条，其中规定「营内所有私人房屋限一月内悉数拆迁，逾期不迁，房屋充公」。当**军控制了杭州省城以后，随即派遣政府委员褚辅成前往杭州驻防旗营进行招抚，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五日，杭州驻防旗营也推出了前将军德济、文会、嵩志、会○、依鉴额、斌武等六人为代表，与**军交涉，预订立《简约》藉以保障旗人的权益。民国元年(1912)二月十六日，双方代表签押订定《简约》，兹将双方所议定的善后办法，抄录部分如下，其中有关「消灭旗营、驱迁出营」的部分，有了较为缓和的新方案：
一、旗营土地均系官产，其佐领以下公署及兵房，自旧历正月起，准住四月，限满交还，以示体恤，至自造私宅，其房屋准归本人所有，向系安分之人，有殷实商家担保仍准居住，迁出营日，招买招押，悉听自便，惟军政府营产规划定后，倘因公共建筑有障碍之处，不论已买押未买押，应悉听军政府命令，其买押时，并须禀明民政司存案，且契据上载明此条。
一、旗民已经迁出者，准其一体享受法律上人民之权利。
一、旗民未迁出营者，自新历三月初一日起，应有纳**捐之义务。
一、旗民如已迁出，将来军政府营产规划定后，准其与一般人民同有承垦承买之权。
在上述的条文内容当中，虽然并未明确规定驻防旗人应该迁出的时间，或者是从何处迁往何处，但是，因为条文内写有「迁出营」的字样，如此便引起了杭州驻防旗人的不安，误认为浙江军政府要将他们全数驱逐出杭州城，因而爆发了「驱迁旗民出城」的事件，由于事关重大，同年六月初六日，满族同进会在前清理藩部旧址会议时，正会长熙彦就表示：民国成立，五族一家，此次改革本系政治问题，与种族毫无关系，待遇条件既订明于八旗生计未筹定以前，所有俸饷照旧支放，应即一面赶为筹画，一面酌给饷项以救目前倒悬之苦战神冉闵，至保有财产及居住迁徙之自由载在约法，为民国大信所昭，全国人民均应遵守，况保护原有私产又为待遇之一……
当时，他上呈文给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请求浙江都督蒋尊簋能够尽快解除此项命令。民国元年(1912)六月二十九日孙释颜，浙江都督蒋尊簋在咨复国务院的呈文中就表示，依照先前浙江军政府委员与旗民代表所签订的〈简约〉，双方议定善后办法，有关这一个部分的内容略谓：
……对于居住一层并不加以限制……对于旗人生计，则酌给恩饷，俾得借以自谋，正见浙人宽厚为怀，人道主义之非诬，该会所谓杭州等处之驱迁出城者，不知指旗营城乎？抑指杭州城乎？如指旗营城，则近方规画市场、墙壁、门楼，半经折卸，无所谓出城、入城；若指杭州城，则旗、汉杂居久矣！前政事部 且出示保护，发给随身护照，凡此皆有案可稽……
以上种种，凡是在杭州的旗民，人人皆能言之，为此浙江都督蒋尊簋特别强调所谓「驱迁旗民出城」一事，全系传闻之误。另外，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为了修建军机场，遂将世居在银川新满城的满人全数驱离，这是满洲旗人被民国政府强破驱迁 的又一例证，以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说，类似这种事情真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3.抄家
辛亥事件期间，浙江劝业道董元亮与他的儿子董起业二人，曾经卷取公款二十余万元逃匿至上海，不久，浙江军政府侦探便会同光复军侦探，以及二区区长在宝山县境内逮捕董元亮及其儿子董起业二人，当即解送民政总局看管，随后再由浙江军政府核办。
除此之外，两淮盐运使增厚曾于**军占领扬州时，卷取公款，并且携眷逃到上海，匿居英国租界云南路九江里一百八十二、三号，旗人增厚更改名叫陈叔轩。后来邢念增，他的行踪被侦探黄少轩、龚仲威两个人侦悉，并且向间谍科报告，不久，三等课员汪泰和即与刘筱斋一起至旗人增厚家中调查。
本来探员为了办案，只要于法合理，进入私家住宅调查应无异议，但是由于旗人增厚的家宅是在英国租界，这就牵涉到了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了，因此，旗人增厚遂向英国租界当局提出告诉，控告间谍科三等课员汪泰和等人擅入搜查。 (三)生活贫困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东方杂志》刊载了镇江驻防有旗丁将自己的女儿卖给西洋人的情形，其内容略谓：
满汉通婚虽见明诏，而各处驻防竟锢习未化，等若弁髦，其明画种界，严筑壁垒，抑何毅力之坚强耶千蛊江山？乃镇江驻防某甲，忽售其幼女于旅镇西人，仅得价银四十圆……
当《东方杂志》的记者在写这一篇报导的时候，他们是用种族的角度给予评论，认为「殆以白人势力正强，苟足以攀龙附凤，蓬荜犹有光辉也耶」，然而我们若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主要也是肇因于生计问题，因为不管是西洋人或是旗人，任何一方要想「攀龙附凤」，何以银价四十圆便成交？这样子的价钱不仅不合理，也不值得。
针对驻防旗人之所以会陷入贫困的原因，谷钟秀则以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而主要是从八旗制度本身的问题来探讨，当时他甚至形容各地驻防旗人所居住的满城是「花子城」，意即「乞丐城」，其内容略谓： ……旗制之初供应链管理ppt，生为男子，即食饷干，老若残疾，滥竽充数，然虽不足为兵，犹足以为生也！顾不数传，生齿日繁，国帑巨耗，终虞不给，因设定额，射中鹄者，始得甲粮，八口之家万象更新造句，甲粮二三，犹类于食指，而生女则悲，即生男儿，未达丁年，亦只解啼饥，而鳏寡孤独，穷而无告者，颠连沟壑，固其宜也，余足迹所至，曾周览驻防各旗营达十数处，观其颓垣断圯，风雨飘摇之状，衣服褴褛，决踵露体之状，及一种偷堕燕安，游手终日之状，比户栉居，一邸〔丘〕之貉……西人之言曰亚东有花子国焉，中国是也！吾亦尝语人曰中国有花子城焉，旗营是也……
对于那些驻防在关内各省的旗人来说，他们的生计来源主要是依靠清廷给予的粮饷，刚开始或许还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是承平日久，八旗人口又不断的增加，遂让驻防旗人逐渐走上了日益贫困化的道路，也因此产生了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再加上辛亥事件以后，排山倒海而来的民族歧视与压迫，不但让驻防旗人喘不过气来，
也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凄惨汤美玉。
民国元年(1912)，满族同进会正会长熙彦为了荆州旗人的生计问题，因而上呈文给大总统袁世凯，文中呈称「武昌首事以后，受祸最烈者，莫若各省旗民」，为此他特别恳请民国北洋政府能够拨饷救济，希望在八旗生计未筹以前，可以照旧酌拨饷糈，藉以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而满族同进会正会长熙彦的描述，也正是对关内各省驻
防旗人在民国初年的生活处境，最为真实的写照。
另外，当满族同进会正会长熙彦在处理浙江杭州「驱迁旗民出城」的事件时，又再一次呈称「武昌首事以后，受祸最烈者，莫若起义各省，旗民惨杀之外，继以饷源断绝，衣食无措，投水悬梁之事，日有所闻，其幸而生存者，鸠形鹄面，亦属惨无人色」，由此可见，当时的旗人正过着非人的生活，而满族同进会正会长熙彦则精准的道出了那个年代，各地驻防旗人们悲惨的生活。
此时，西安八省驻防代表、乍浦协领杉梁在上呈文给逊清小朝廷时鼎级理财网，也呈称「驻防旗人死亡过半，漏网余生，朝暮不保」，为此他希望小朝廷能够伸出援手，救助那些驻防旗人并且给予垂怜抚恤，民国二年(1913)一月二十七日，也就是所谓的宣统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小朝廷的答复略谓：
现在皇室经费万分拮据，本属无款筹给，维念该驻防困苦情形，殊堪悯恻，着加恩赏银一万六千两以资赈济，由广储司陆续筹发。
我们若是以逊清小朝廷的纪年方式来观察，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统皇帝下诏退位的这一天开始，一直到宣统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小朝廷发下这一道谕旨为止，在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各地驻防旗人的死伤人数竟然已经超过半数，这种令人怵目惊心的数字，以及他们悲惨的生活景况，实在让不忍目睹，而谕旨内「漏网余生，朝暮不保」一句，更是对那些驻防旗人们普遍的生活，最为真实的描述。
民国三年(1914)，成都旗人前四川峨嵋知县铭恒、前典礼值院学士奎善、江宁将军清锐、江南常镇道荣恒、四川后补同知雅和春、秉英、知县全福、良俊等人，为了请求发还八旗公产，特别上呈交给大总统袁世凯，其中便有描述成都旗族生活困苦的真实情形，现节录部分如下：
成都旗族困苦不能自立者，不下一万二千余人……旗人束手无策，杨绿润呼诉无门，儿啼于旁，妻缢于室，甚至白头之父母不忍重累其子，因而自杀其身，其男女老幼中霄举家自尽者不可一二数，凄惨之状，见之痛心，闻之鼻酸……此成都旗人一时尚不能自谋生活之实在情形也！
三、边疆驻防清廷在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内蒙古(包括察哈尔)、外蒙古，以及东北地区设置八旗驻守，称为边疆驻防。
(一)生齿日繁
宣统二年(1910)，民政部奏报第二次调查人户总数的情形，在此兹将边疆驻防的八旗户口数目列表如下。边疆驻防八旗户口数一览表（略）
我们若是以塔尔巴哈台所属来说，从宣统元(1909)年到民国二年(1913)，在这四年的时间里面，据时人调查，塔尔巴哈台新满营八旗计左翼镶黄、正白、厢白、正蓝四旗二百二十三户韩湘琴，男女一千二百六十三口；右翼正黄、正红、厢红、厢蓝四旗二百九户，男女七百四十六口。
(二)诛戮与驱迁
不管是诛戮或者是驱迁，类似像这样子不愉快的经验，除了直省驻防旗人曾经体验过以外，边疆驻防旗人亦曾惨遭此劫。例如在辛亥事件期间，当新疆伊犁的**党人在占据了伊黎兵工厂以后，就曾经杀满人四百名以泄恨。
另外，”***〃事变之后，中国国民党绥远省党部执行委员潘秀仁和陈国英两个人，也曾经计画要把世居在呼和浩特新城的满人全数驱筑出境，并且施以枪杀，后来这一个计画，因为内部意见不一致而作罢。
(三)生活贫困
以新疆来说，根据学者调查，不论是在清朝或民国，这些驻防在新疆的旗人，他们的生计之所以会陷入困境，主要是由于上层阶级的勒索与剥削所导致。在此我们仅以居住在塔尔巴哈台一地的旗人为例证，看看民国初年他们的生活与处境。
光绪二十一年(1895)，塔尔巴哈台参赞富勒铭额在此地增设了新满营八旗，并分左右两翼，置协领二员，佐领、防御、骁旗校各八员，并置催总、前锋校、领催等官以管辖之，辛亥事件以后，马上就有人针对该地的民情风俗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并且略述了未来的施政方针，时人便描述此地旗人「皆游堕成风，不事生计，以致旗务日见萧条」。
除此之外，当时担任塔尔巴哈台参赞的毕桂芳也将此地新满营八旗的情形，详实的向大总统袁世凯报告，略谓： ……据新满营八旗人民陈述生计困难等情，当经调查，该旗营营制年久废弛，老弱壮丁均无职业，惟每年坐领饷银，藉资衣食，又因种种折扣，实领有限，无以谋生，其困苦情形，诚系不堪言状，因思该旗民领用少数饷项，仍无裨于生计，在公家岁费巨款，势亦难以久支…… 对于当地旗人这种贫穷的情形，大总统袁世凯随即指示财政部，必须提前发放饷银，以资赈济。
（清末民初的旗人妇女骑驴出行）
清世祖(1638—1661)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定鼎北京，当时的满洲统治者本着居重驭轻的原则，在中国各地设置八旗驻防，藉以威摄绿营与防备叛乱，到了乾隆年间(1736—1795)，八旗驻防的规模逐渐扩大到全国各地，我们若是依照其分布的地点来看，则主要可分为三类：即畿辅驻防、直省驻防与边疆驻防。
辛亥事件以后，八旗制度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并且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它的继续存在，主要是为了解决八旗生计问题，而〈优待条件〉则是此一制度得以延续的法律依据，只是这样子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很久，由于各地驻防旗营的解散、粮饷的停放、〈优待条件〉的被修改以及宣统皇帝的被逐出紫禁城等等事件的发生，使得八旗制度也慢慢的走向了土崩瓦解的命运，最后更随着北洋政权的倒台而消亡，这种情形遂让那些平日只知当兵领饷的八旗兵丁及其家眷们，开始了痛苦的转化历程，有些家境比较富裕、家资比较殷实的，尚可靠变卖家产来过活，至于绝大部分的旗人，则多半穷困潦倒、四处流亡。
一、畿辅驻防清廷在北京附近的顺义、昌平、三河、良乡、宝坻、固安、采育、东安、霸州、玉田、滦州、雄县等地设置八旗驻守，称为畿辅驻防。
(一)生齿日繁
清朝末年(1875—1911)，旗人生齿日繁，根据宣统二年(1910)，民政部奏报第二次调查人户总数的情形，在此兹将畿抚驻防的八旗户口数目列表如下，一探其人口数增长的实际状况。畿抚驻防八旗户口数一览表(略) 从上表的户口数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即人口的压力加深了八旗生计问题的严重性，民国元年(1912)五月，内务部民治司公布的辛亥年(1911)八旗户口调查，其中京城二十四旗男女有二十三万四千九百八十九口，内务府三旗男女有十五万三千八百○一人，除此之外，根据当时的统计，北京旗人总共有十二万三千三百五十四户，三十八万八千七百九十口，然而在民国八年(1919)三月，镶白旗满洲都统兼副都统费莫瑞丰却表示：北京旗营兵士、家属六十余万人口。这一个数字与先前的三十八万八千余人足足差了一倍，这显然是辛亥事件以后，大部分旗人改归民籍或者是隐匿身分的结果。
(二)生活贫困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大公报》刊载了北京某八旗发放饷米给旗丁的情形，其内容略谓：
日前为某旗放米之期，借华嘉寺地方散放，所有领米之旗民男妇老幼相携前往领取，路为之塞然，无囊橐者居多，有用包袱者，有用衣裹者，有用盆盛者，又有领米转售于人。
到了辛亥事件以后，当民国北洋政府取消了旗人的粮饷，而旗人本身又没有谋生能力时，他们的生活只有更加痛苦，并且陷入绝境，民国八年(1919)三月，镶白旗满洲都统兼副都统费莫瑞丰就表示：「今财政部忽又欲减饷，际此时艰，加饷犹难以为生，何堪再减，是直使旗营兵士、家属六十余万人口波段选股王，将断未断之生机，而速断之险象之来，实有不堪设想者……」，面对这种危急的情况，为此他特别呈请北洋政府财政部，希望将旗饷按照各机关饷费一律搭现，以昭大公。
当时居住在北京城内的旗人，其贫薄者，借贷无门，谋生乏术，至于屯居之旗人，京东、京北一带，大半衣食无完，女子年至十三、四，犹不能有裤，困苦万状。贫穷的八旗女子为了讨生活，有许多人因此沦为娼妓，民国九年(1920)五月十五日，北京社会实进会邀请胡适前来演讲，在演讲当中，胡适特别利用这一次的机会，针对八旗妇女普遍沦为娼妓的问题提出了探讨，其内容略谓：
先从空间的关系说罢，我们拿北京的娼妓来研究，就知道它和中国各处都有关系。我们要用第一步底方法，研究那些娼妓底来路，和那些地方所以供给娼妓底缘故。还有本地底娼妓，多半是旗人当的。我们对于这事，就要研究北京底旗人，她们受了什么影响，致使一部分的人堕落，又要研究她们多半当私娼的……从北京这方面说，在旗人底社会里，一部分的人会堕落到一个卖淫底地步，也许是他们底生活状况变迁，也许北京现有的职业不合他们做……
民国十二年(1923)五月，北京《益世报》也刊载：
近年绝了旗人月饷，断了他们衣食之源，没有门路就业者，或身体病残者，靠典卖衣物度日，而家中无物典卖者，便到粥厂领粥充饥，军阀混战粥厂停止放粥后，靠领粥糊口的满人陷入生活绝境，出于万般无奈，有的沦为娼妓……民国十七年(1928)夏，国民**军北伐进入北京、天津，至此开启了国民政府统治的时代，并改「北京」为「北平」，这种政治上的变革，对京旗满族来说，实是一大震撼，当时的北平市社会局在〈救济事业小史〉一书中首先批评他们：「此辈昔资粮为生，不事生产，清社既屋，谋生无从，而懒惰性成，积重难返，故北平贫民，旗人实居多数」。另外，在牛鼐鄂的研究中，他从北平市一千二百户的贫民户里做抽样调查，其自称属于满族者，共计有三百九十三户，男女老幼一千六百七十六人，合32.75%。此一比例与〈救济事业小史〉所说的「故北平贫民，旗人实居多数」似乎有很大的出入，针对这一点，经牛鼐鄂的分析，主要是与民国以来，社会各界对满族的民族歧视有关。
据牛鼐鄂表示：平市居民，大多籍隶满族。当时，他曾经亲眼目睹旗人由富至贫的整个过程：
迨至武昌起义，有如晴天霹雳，清室覆亡，粮俸停止。属于贵族阶级，拥有丰富资产者，对此固不稍加措意；而中上之族，亦以为无是轻重，泄泄沓沓，安居坐食……历十年之久，衣锦食稻，乃渐感不支，始则借债以维生活，继则典当珍玩，或径售之于铺商；中下之族亦莫不搜罗所有，以易衣食，然囊中偶有余资，依循旧性，殊不知物品有限，为日正长，数年后欲卖物而无物，欲典衣而无衣，甚至贫无立锥，朝不保夕，触目皆是……
以居住在北平鼓楼酒醋局一号的满族富氏家族来说，他们家共有富华亭、富福亭、富荣俊兄弟三人，以及富荣珍等姐妹四人制霸空权，据富荣俊口述，当清廷衰落，薪俸不能按时发给时，他们家亦渐觉拮据，他的长兄富华亭由于年幼失学，长则挥霍性成，二十四岁时，供职内部堂，四十六岁时，清逊帝出宫，内廷解散，兄无所事，饥寒交迫，不得以设私塾以糊口，衣食仅能维持，但因以前豪霍，负债甚多，以致债权人日常踵门追索，越二年，以债权人压迫过甚，乃潜行出亡；他的二兄富福亭，二十一岁时汤星强，在内廷中正殿效力，二十八岁时取妻王氏，入门数年，衣服典尽，继而夫妻相率售其装奁，即随身之衣饰，亦破旧不堪，夫妻又吸食鸦片，且喜为乞丐，每沿街行乞，以至亲朋不齿，后又与长兄商议，将祖先遗留房产二所出售，但因负债甚巨，致所余亦无几，不得以效长兄业教读，居三年，投入奉军，逾年困备而归，二腿伤甚，调养经年，复投奉军为上士；至于他的姐妹，由于衣饰甚多，常典卖以济不时之需，后来，富荣俊也表示，当时所有救济机关之调查人，每因吾家室内整洁，谓吾家非贫，故以前未曾蒙分毫之救济。
另外，牛鼐鄂也从「个性」的角度来分析旗人致贫的原因，他认为「盖自清入关，予满族以特殊待遇，使之养尊处优，不劳而获。其他民族，耳濡目染，渐渐形成〔生活满族化〕。二百余年之经过，已积重难返，一旦受种种意外之打击，固难怪其手足失措以致于贫也」。
最后，有关北平市内的暗娼，牛鼐鄂对此也做了详细的调查，据其描述：况平内暗娼颇多，东北城一带为尤甚。……此项人口，以满族及官宦后裔，或男子之失业者为多。至于四郊僻处，竟有以雏妓幼女，供人作泄欲之机械，藉求些微之收入…… 传统的八旗妇女由于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她们特别注重女子的贞节，然而，以上由牛鼐鄂所做的调查，有关八旗妇女沦为娼妓的情形，其结果正好与胡适所观察到的现象不谋而合，足见当时旗人妇女们贫困的生活，不论是年近古稀的老妪，还是尚未长成的孩童，为了糊口，她们早已将原本极为看重的贞节观念抛诸脑后，被迫卖淫了。
二、直省驻防
清廷在各行省内的重要城市，诸如西安、江宁、杭州、荆州、成都、福州、广州等地设置八旗驻守，称为直省驻防。
(一)生齿日繁
宣统二年(1910)，民政部奏报第二次调查人户总数的情形，在此兹将直省驻防的八旗户口数目列表如下。直省驻防八旗户口数一览表（略）有关八旗人口的确实数字，根据报纸的记载，在辛亥事件期间，成都驻防约有满兵二千余人，男妇共七千余人，我们若是以一万人来计算，并除以总户数三千八百五十七户，则每户约略有2.5人。另外，民国建立以后，根据报纸的记载，山东青州、德州驻防也有旗丁一万数千万数千名口。 (二)诛戮、驱迁与抄家 1.诛戮
以湖北来说，早在光绪年间(1875—1908)，荆州城就曾经爆发过好几次大规模的旗民冲突，这些冲突事件已经让满、汉两个民族心有疙瘩，并且产生各种矛盾。因此，在武昌起义之初，这里的**党人便大肆虐杀满人，其情形甚为惨烈，据时人的记载：
武昌于十九以后，数日间杀满人凡数百，宝英、铁忠、札凤池、卜玉等公馆，均被抄没。军士见满人，皆目睁眉竖，无一得活着。宝英有女就戮时哭曰：「我等固无罪，但恨先人虐待诸君耳」，又一老妪曰：「诸君杀我辈何益？我辈固无能为也，何如留我辈以示宽宏」，然军士皆不听，卒杀之，见者惨然！
由于本省是辛亥事件首义之地，再加上境内驻防旗丁甚众，所以，**军对旗人的屠杀，连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女都不放过，由此可见汉人积怨之深尤溪小虎网，而满人情形之惨，除此之外，**军更将那些从荆州驻防内逃往到汉口的诸多旗人男女，囚禁于武昌模范监狱，如此的人身限制，要一直等到清室退位，南北一致赞成共和以后，才将他们放出来并遣还荆州。
在广东，此地当权者于辛亥事件以后，不但马上停发旗人粮饷，更停止为旗人筹拨生计，甚至解散原来的八旗兵，除了将其改编为「粤城军」以外，并准备「将旗民聚而歼之」，所幸有人出面阻止，认为「杀之不武，姑留之以待缓图」，使让广州旗民幸免于难。
2.驱迁
此以浙江最为典型，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四日，本省**党人发动起义并于次日控制杭州省城，十七日，浙江军政府成立并推举汤寿潜为都督，当时的军政府认为「浙省旗营约占杭城全部三分之一八角丁，自光复后驻防既归消灭，则所谓旗民者自应即时遣散，即以经济支绌之故，一时遣散为难，然仍使聚居一隅，于事实上殊多窒碍，不独死灰易于复燃也，旗营存在一日，即可谓驻防不消灭一日，且使中心城市日就旷废，在地方经济上亦有弃利不取之嫌，故旗民在今日亟宜遣散之，不即遣散而驻防形式亦亟宜消灭之」，由此提出了消灭旗营的计画总共十条，其中规定「营内所有私人房屋限一月内悉数拆迁，逾期不迁，房屋充公」。当**军控制了杭州省城以后，随即派遣政府委员褚辅成前往杭州驻防旗营进行招抚，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五日，杭州驻防旗营也推出了前将军德济、文会、嵩志、会○、依鉴额、斌武等六人为代表，与**军交涉，预订立《简约》藉以保障旗人的权益。民国元年(1912)二月十六日，双方代表签押订定《简约》，兹将双方所议定的善后办法，抄录部分如下，其中有关「消灭旗营、驱迁出营」的部分，有了较为缓和的新方案：
一、旗营土地均系官产，其佐领以下公署及兵房，自旧历正月起，准住四月，限满交还，以示体恤，至自造私宅，其房屋准归本人所有，向系安分之人，有殷实商家担保仍准居住，迁出营日，招买招押，悉听自便，惟军政府营产规划定后，倘因公共建筑有障碍之处，不论已买押未买押，应悉听军政府命令，其买押时，并须禀明民政司存案，且契据上载明此条。
一、旗民已经迁出者，准其一体享受法律上人民之权利。
一、旗民未迁出营者，自新历三月初一日起，应有纳**捐之义务。
一、旗民如已迁出，将来军政府营产规划定后，准其与一般人民同有承垦承买之权。
在上述的条文内容当中，虽然并未明确规定驻防旗人应该迁出的时间，或者是从何处迁往何处，但是，因为条文内写有「迁出营」的字样，如此便引起了杭州驻防旗人的不安，误认为浙江军政府要将他们全数驱逐出杭州城，因而爆发了「驱迁旗民出城」的事件，由于事关重大，同年六月初六日，满族同进会在前清理藩部旧址会议时，正会长熙彦就表示：民国成立，五族一家，此次改革本系政治问题，与种族毫无关系，待遇条件既订明于八旗生计未筹定以前，所有俸饷照旧支放，应即一面赶为筹画，一面酌给饷项以救目前倒悬之苦战神冉闵，至保有财产及居住迁徙之自由载在约法，为民国大信所昭，全国人民均应遵守，况保护原有私产又为待遇之一……
当时，他上呈文给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请求浙江都督蒋尊簋能够尽快解除此项命令。民国元年(1912)六月二十九日孙释颜，浙江都督蒋尊簋在咨复国务院的呈文中就表示，依照先前浙江军政府委员与旗民代表所签订的〈简约〉，双方议定善后办法，有关这一个部分的内容略谓：
……对于居住一层并不加以限制……对于旗人生计，则酌给恩饷，俾得借以自谋，正见浙人宽厚为怀，人道主义之非诬，该会所谓杭州等处之驱迁出城者，不知指旗营城乎？抑指杭州城乎？如指旗营城，则近方规画市场、墙壁、门楼，半经折卸，无所谓出城、入城；若指杭州城，则旗、汉杂居久矣！前政事部 且出示保护，发给随身护照，凡此皆有案可稽……
以上种种，凡是在杭州的旗民，人人皆能言之，为此浙江都督蒋尊簋特别强调所谓「驱迁旗民出城」一事，全系传闻之误。另外，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为了修建军机场，遂将世居在银川新满城的满人全数驱离，这是满洲旗人被民国政府强破驱迁 的又一例证，以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说，类似这种事情真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3.抄家
辛亥事件期间，浙江劝业道董元亮与他的儿子董起业二人，曾经卷取公款二十余万元逃匿至上海，不久，浙江军政府侦探便会同光复军侦探，以及二区区长在宝山县境内逮捕董元亮及其儿子董起业二人，当即解送民政总局看管，随后再由浙江军政府核办。
除此之外，两淮盐运使增厚曾于**军占领扬州时，卷取公款，并且携眷逃到上海，匿居英国租界云南路九江里一百八十二、三号，旗人增厚更改名叫陈叔轩。后来邢念增，他的行踪被侦探黄少轩、龚仲威两个人侦悉，并且向间谍科报告，不久，三等课员汪泰和即与刘筱斋一起至旗人增厚家中调查。
本来探员为了办案，只要于法合理，进入私家住宅调查应无异议，但是由于旗人增厚的家宅是在英国租界，这就牵涉到了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了，因此，旗人增厚遂向英国租界当局提出告诉，控告间谍科三等课员汪泰和等人擅入搜查。 (三)生活贫困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东方杂志》刊载了镇江驻防有旗丁将自己的女儿卖给西洋人的情形，其内容略谓：
满汉通婚虽见明诏，而各处驻防竟锢习未化，等若弁髦，其明画种界，严筑壁垒，抑何毅力之坚强耶千蛊江山？乃镇江驻防某甲，忽售其幼女于旅镇西人，仅得价银四十圆……
当《东方杂志》的记者在写这一篇报导的时候，他们是用种族的角度给予评论，认为「殆以白人势力正强，苟足以攀龙附凤，蓬荜犹有光辉也耶」，然而我们若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主要也是肇因于生计问题，因为不管是西洋人或是旗人，任何一方要想「攀龙附凤」，何以银价四十圆便成交？这样子的价钱不仅不合理，也不值得。
针对驻防旗人之所以会陷入贫困的原因，谷钟秀则以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而主要是从八旗制度本身的问题来探讨，当时他甚至形容各地驻防旗人所居住的满城是「花子城」，意即「乞丐城」，其内容略谓： ……旗制之初供应链管理ppt，生为男子，即食饷干，老若残疾，滥竽充数，然虽不足为兵，犹足以为生也！顾不数传，生齿日繁，国帑巨耗，终虞不给，因设定额，射中鹄者，始得甲粮，八口之家万象更新造句，甲粮二三，犹类于食指，而生女则悲，即生男儿，未达丁年，亦只解啼饥，而鳏寡孤独，穷而无告者，颠连沟壑，固其宜也，余足迹所至，曾周览驻防各旗营达十数处，观其颓垣断圯，风雨飘摇之状，衣服褴褛，决踵露体之状，及一种偷堕燕安，游手终日之状，比户栉居，一邸〔丘〕之貉……西人之言曰亚东有花子国焉，中国是也！吾亦尝语人曰中国有花子城焉，旗营是也……
对于那些驻防在关内各省的旗人来说，他们的生计来源主要是依靠清廷给予的粮饷，刚开始或许还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是承平日久，八旗人口又不断的增加，遂让驻防旗人逐渐走上了日益贫困化的道路，也因此产生了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再加上辛亥事件以后，排山倒海而来的民族歧视与压迫，不但让驻防旗人喘不过气来，
也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凄惨汤美玉。
民国元年(1912)，满族同进会正会长熙彦为了荆州旗人的生计问题，因而上呈文给大总统袁世凯，文中呈称「武昌首事以后，受祸最烈者，莫若各省旗民」，为此他特别恳请民国北洋政府能够拨饷救济，希望在八旗生计未筹以前，可以照旧酌拨饷糈，藉以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而满族同进会正会长熙彦的描述，也正是对关内各省驻
防旗人在民国初年的生活处境，最为真实的写照。
另外，当满族同进会正会长熙彦在处理浙江杭州「驱迁旗民出城」的事件时，又再一次呈称「武昌首事以后，受祸最烈者，莫若起义各省，旗民惨杀之外，继以饷源断绝，衣食无措，投水悬梁之事，日有所闻，其幸而生存者，鸠形鹄面，亦属惨无人色」，由此可见，当时的旗人正过着非人的生活，而满族同进会正会长熙彦则精准的道出了那个年代，各地驻防旗人们悲惨的生活。
此时，西安八省驻防代表、乍浦协领杉梁在上呈文给逊清小朝廷时鼎级理财网，也呈称「驻防旗人死亡过半，漏网余生，朝暮不保」，为此他希望小朝廷能够伸出援手，救助那些驻防旗人并且给予垂怜抚恤，民国二年(1913)一月二十七日，也就是所谓的宣统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小朝廷的答复略谓：
现在皇室经费万分拮据，本属无款筹给，维念该驻防困苦情形，殊堪悯恻，着加恩赏银一万六千两以资赈济，由广储司陆续筹发。
我们若是以逊清小朝廷的纪年方式来观察，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统皇帝下诏退位的这一天开始，一直到宣统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小朝廷发下这一道谕旨为止，在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各地驻防旗人的死伤人数竟然已经超过半数，这种令人怵目惊心的数字，以及他们悲惨的生活景况，实在让不忍目睹，而谕旨内「漏网余生，朝暮不保」一句，更是对那些驻防旗人们普遍的生活，最为真实的描述。
民国三年(1914)，成都旗人前四川峨嵋知县铭恒、前典礼值院学士奎善、江宁将军清锐、江南常镇道荣恒、四川后补同知雅和春、秉英、知县全福、良俊等人，为了请求发还八旗公产，特别上呈交给大总统袁世凯，其中便有描述成都旗族生活困苦的真实情形，现节录部分如下：
成都旗族困苦不能自立者，不下一万二千余人……旗人束手无策，杨绿润呼诉无门，儿啼于旁，妻缢于室，甚至白头之父母不忍重累其子，因而自杀其身，其男女老幼中霄举家自尽者不可一二数，凄惨之状，见之痛心，闻之鼻酸……此成都旗人一时尚不能自谋生活之实在情形也！
三、边疆驻防清廷在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内蒙古(包括察哈尔)、外蒙古，以及东北地区设置八旗驻守，称为边疆驻防。
(一)生齿日繁
宣统二年(1910)，民政部奏报第二次调查人户总数的情形，在此兹将边疆驻防的八旗户口数目列表如下。边疆驻防八旗户口数一览表（略）
我们若是以塔尔巴哈台所属来说，从宣统元(1909)年到民国二年(1913)，在这四年的时间里面，据时人调查，塔尔巴哈台新满营八旗计左翼镶黄、正白、厢白、正蓝四旗二百二十三户韩湘琴，男女一千二百六十三口；右翼正黄、正红、厢红、厢蓝四旗二百九户，男女七百四十六口。
(二)诛戮与驱迁
不管是诛戮或者是驱迁，类似像这样子不愉快的经验，除了直省驻防旗人曾经体验过以外，边疆驻防旗人亦曾惨遭此劫。例如在辛亥事件期间，当新疆伊犁的**党人在占据了伊黎兵工厂以后，就曾经杀满人四百名以泄恨。
另外，”***〃事变之后，中国国民党绥远省党部执行委员潘秀仁和陈国英两个人，也曾经计画要把世居在呼和浩特新城的满人全数驱筑出境，并且施以枪杀，后来这一个计画，因为内部意见不一致而作罢。
(三)生活贫困
以新疆来说，根据学者调查，不论是在清朝或民国，这些驻防在新疆的旗人，他们的生计之所以会陷入困境，主要是由于上层阶级的勒索与剥削所导致。在此我们仅以居住在塔尔巴哈台一地的旗人为例证，看看民国初年他们的生活与处境。
光绪二十一年(1895)，塔尔巴哈台参赞富勒铭额在此地增设了新满营八旗，并分左右两翼，置协领二员，佐领、防御、骁旗校各八员，并置催总、前锋校、领催等官以管辖之，辛亥事件以后，马上就有人针对该地的民情风俗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并且略述了未来的施政方针，时人便描述此地旗人「皆游堕成风，不事生计，以致旗务日见萧条」。
除此之外，当时担任塔尔巴哈台参赞的毕桂芳也将此地新满营八旗的情形，详实的向大总统袁世凯报告，略谓： ……据新满营八旗人民陈述生计困难等情，当经调查，该旗营营制年久废弛，老弱壮丁均无职业，惟每年坐领饷银，藉资衣食，又因种种折扣，实领有限，无以谋生，其困苦情形，诚系不堪言状，因思该旗民领用少数饷项，仍无裨于生计，在公家岁费巨款，势亦难以久支…… 对于当地旗人这种贫穷的情形，大总统袁世凯随即指示财政部，必须提前发放饷银，以资赈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