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采星驰界岸“史记”：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一个省委原副秘书长的田野调查-现代快报读品周刊
界岸“史记”：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一个省委原副秘书长的田野调查-现代快报读品周刊
从江苏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上退任后，黄健花3年时间做了一件事——回到他曾经生活了20年的生产队，走访每家每户，实录村民口述。最终，这些口述资料汇总成了一本《界岸人家：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
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经历了什么？历史留下了什么？未来还将发生什么？不同于那些常见的带着优越感去言说故乡沦陷的“返乡笔记”，黄健在书中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只是忠实地记录下社会变迁中普通人的命运沉百万傀儡兵浮，让沉默的大多数留下历史踪迹。相信看过这本书的人，对当下的中国乡村一定会有新的思考。
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17年8月版
一个生产队，几十个农民的经历
为后人留下社会变革中最真实的历史细节
从民国旧事到公社岁月再到改革时代
靠天吃饭的旧式农民即将终结
千年传统的田园乡村渐行渐远
新的未来悄然而至
1
深重的“三农”情结和挥不去的乡愁
前几年，每到春节之际，常有微博微信发文写“返乡见闻”，谈农村的变化和冲突，感慨乡村的衰落，总能形成热点话题。
有着长期农村生活经验和数十年宏观政策研究背景的黄健每次看到这些文章，心里总有些不以为然。多年的工作经历和学术敏感使他意识到：这不是衰落倪舒蕾，而是千年未有之巨变正在发生。
真实的乡村究竟是什么样子？生我养我的故乡发生了什么变化？家乡的未来会怎样？要回答这些问题，不是回家过年的短短几天就能完整掌握，更不是道听途说就可以清晰了解，而是要扑下身子回到乡村。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黄健想换个角度，听听农民是什么看法。
黄健的家乡在苏南张家港，即便生于这样的好地方，他对农村的记忆依然始于贫穷和饥饿。这种体验源自他成长的那个特殊年代——人民公社时期八字眉怎么修。“一方面，理想那么诱人，似乎触手可及，另一方面，现实如此无奈，几乎看不到前头的路。”在他印象里，直到20岁参军之前，就没有过放开肚子吃饱饭的时候。
比贫穷更可怕的，是前途的无望。俊采星驰因为推荐上学，从小成绩优异的黄健读不上高中，读书改变命运的路径被堵死。为了生计，他先是做了几年篾匠，后来又去参军。
在这种绝望与希望混杂的氛围中，命运之门悄然打开。1979年，恢复高考第三年，当了六年兵退伍还乡的大龄青年黄健突击复习三个月，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从此走上人生的坦途。毕业后分配到国务院机关工作，从农家子弟成长为综合司司长董可飞。1999年，从北京回到江苏，继续从事政策研究工作。
虽然跳出了农门这么多年，可对家乡的人和事，黄健一直念念不忘，萦怀在心。“生产队曾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大家一口锅里吃饭，当年的乡亲们过得怎样、经历了什么，我自然很关心。”
无论是关注“三农问题”的现实需要，还是作为一个界岸人挥之不去的乡愁，这一切都驱使着他回到故乡。
他决定回到曾经生活了20年的生产队，请村民口述个人的变化、家庭的变化、村子的变化，以鲜活、具体、平凡的个体实例，来透视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
界岸村远眺2
不带偏见，只录听见
因为工作关系，黄健做过大量的社会学调查，在着手做“村史”之前，他也看过很多这方面的著作，有些研究主题先行，设定框架，某种程度上失真。
为了尽可能呈现村庄的原生态，他在做访谈时，没有访谈提纲，没有预设观点，更不抽样。坐下来，自由谈，每次一人或者夫妻俩，手机录音。洪永时请他们谈家庭历史、个人经历、子女情况，谈亲历亲为，所见所闻，这些问题不难不深，无论男女老少，文化高低，都有话讲万力王。
时间上弹性大，主要看村民是否方便，大部分白天访谈，不少是晚上。地点随意，主要以上门家访为主，有些到工作场所边上班边聊，有的请到家里谈。
用黄健的话说，他在老家做口述史，具备天然的优势。村民不把他当外人，愿意把家中的事、心中的话和盘托出。情感上的亲近与共同的生活背景ca1439，让访谈无拘无束。
村民陆明生当年全村第一个离婚，周仁康的独生女因为精神压力大自杀，和黄健聊到这些从不轻易揭开的往事，他们并无保留——“跟你有什么不能谈的！”
访谈从2014年9月开始，一年半时间里惜双双，陆续访问了40多人，占村里常住人口的一半多。60岁以上的老人全都访谈过，凡能找到的3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都谈过，有些家庭访问三代、四代，便于考察代际更替关系，基本上做到全覆盖，避免了选样的失真。
整理录音时，尽量保留生活细节，保持口述特点，保持原生态；后期编辑时，只对文本进行梳理拆解、分类归纳。这种“不带偏见，只录听见”的方式，确保在最大程度上还原真实的乡村生活图景。
界岸村村民合影
3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
黄健认为，历史不仅由精英创造，更由无数普通人推动。在滔滔不息的时代洪流中，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村庄，都是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体验和感受。
“普通人的讲述，避免了宏大叙事，更加鲜活可感。记录凡人小事，其实是回归我们的史学传统。”
讲述民国旧事的，大多是80岁左右的老人。60多年过去了叶圣涛，虽然他们的回忆是碎片式的、粗线条的，但往事和苦难却是深深刻印在他们的记忆中。李永根回忆过去泣不成声、几度中断，李宝贤为至今不知道母亲名字而充满悔意，被拉壮丁的赵顺荣东北战场逃回、天津跳海几乎丢掉一条命……一件件，一桩桩月光魅影，无不令人动容。黄健的感觉是，“年纪越大的，越觉得现在过得好”。
作为村里有名的个体户，“50后”钱贵贤的经历几乎是一部改革年代的活历史。1981年，允许私人办企业，借钱开眼镜厂，三四年时间挣了五六万，生产队里第一个起楼房。1988年到湖南长沙搞传销，被骗七八万。1989年转战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做服装外贸，挣了大钱，又被假冒伪劣品祸害。投资办企业，在伊犁做电瓶车生意，亏掉十几万。2003年回老家开起了砖瓦厂，挣了不少钱。前几年因为拆迁砖厂停办，改卖散装水泥……一行不景气就转行，钱贵贤的奋斗还没有结束。
“80后”李武出生在北京，直到上初中才回老家，班上像他这种从城市转学回来的有四五个，都是父母在外地做生意回来的。结婚后在镇上住了两年，现在又回到乡下跟父母一起住，主要是图方便，做饭洗衣不用干，再有一个国术之拳魂，就是镇上停车难。“90后”陆瑶瑶，自己也分到了田，但没干过农活，会计大专毕业的她，嫌工资低，眼下考虑的是进修网络课程，将来能有更多工作机会。界岸村人世代为农的历史，也就在这一代宣告终结。
民国时期的苦难，公社化时期的曲折，改革时期的突围，还有陌生的未来……在44个村民的口述中，“界岸人家”的近百年生产消费、婚丧嫁娶、村风民俗的多彩图景得以呈现。
4
改变正在发生，远未完成
不急于评判
反观这些年关于乡村的写作，大多以描述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主，如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家庭的裂变，环境的破坏等等，整体性的悲悯表达，客观上使得社会对乡村的弃船情绪增加，却没有完成“为中国农村找出路”的写作初衷，或者说建设性有限。
“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以传统农业的打破为代价的，农村的振兴是以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为起点的。这么多人在农村，农村不可能发展。以1949年以前的界岸来说，人均半亩地的贫农占到人口一半以上，这样的农村怎能不穷？”黄健认为，无论如何，小农经济以及被无限怀念的农耕文明终将一去不回，同时消失的，还有文人骚客的田园梦。
生活在继续，未来界岸村将会怎样？一时还说不清楚。
就界岸村目前的情况看，村庄已经从以往农业为主的生产场所，变成以休闲为主的生活场所。在村里居住的，主要是五六十岁以上回乡养老的村民；年轻人不好说，大都在城镇买房居住，也有像李武那样的，回村和父母一起住。江南小城镇发达，界岸离镇上5公里，离县城10多公里，公路通到家里，小汽车一会就到。城乡基本一体化，生活上没有太大差别。
年轻人做工为生，有地但没种过地，也不知道地在哪里，流转给做工商业的来种，“一下就是800亩，过去得要七八个生产队、七八百号人来种，他现在10个人都不到。” 一家一户种几亩田度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老人有养老保险，残疾人有最低保障，基本无后顾之忧。基础设施方面，公路、自来水、煤气、医疗、互联网等大体齐备，难的是环境整治，这也是人们对农村现状的诟病之一。
对农村的乱象，黄健有一种客观的认识。“以两千多年农耕文明为基础建立的秩序，在这三四十年被彻底打破，新的秩序正在而尚未完全建立。不就是有一点乱嘛，但跟世代为农的人从此不种地这个巨变相比，这点乱、这点失序算什么？”
诚然，张家港的现代化进程走在前列，界岸几十户家庭的状况难以代表整个中国农村，但黄健相信，“发展方向大体相同，只是步子大小、进程不一而已”，从界岸这个江南小村的社会变迁，还是可以一窥中国农村未来发展之脉络。
“农村的变迁正在进行，远未停止。现代农业、新型农民、新兴乡村正在兴起，人们知之不多，没有现存的路可走喋血1947。”黄健的看法是，“总结经验、概括模式为时过早，不急于评判，不指手划脚丸山正雄。”
也许，再过几十年，离现在的实践更远一点，对这场涉及几亿人口的社会变革，才能看得更加真切。长达50小时的界岸村民口述录音将存入档案馆，黄健希望给后人留下一份研究中国农村历史变迁第一手资料。
黄健 1953年出生，江苏省张家港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七九届学生，曾任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江苏省政府研究室主任、省委研究室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省政协文史委主任，2017年退休。现任省宏观经济学会会长。
编辑|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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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苏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上退任后，黄健花3年时间做了一件事——回到他曾经生活了20年的生产队，走访每家每户，实录村民口述。最终，这些口述资料汇总成了一本《界岸人家：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
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经历了什么？历史留下了什么？未来还将发生什么？不同于那些常见的带着优越感去言说故乡沦陷的“返乡笔记”，黄健在书中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只是忠实地记录下社会变迁中普通人的命运沉百万傀儡兵浮，让沉默的大多数留下历史踪迹。相信看过这本书的人，对当下的中国乡村一定会有新的思考。
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17年8月版
一个生产队，几十个农民的经历
为后人留下社会变革中最真实的历史细节
从民国旧事到公社岁月再到改革时代
靠天吃饭的旧式农民即将终结
千年传统的田园乡村渐行渐远
新的未来悄然而至
1
深重的“三农”情结和挥不去的乡愁
前几年，每到春节之际，常有微博微信发文写“返乡见闻”，谈农村的变化和冲突，感慨乡村的衰落，总能形成热点话题。
有着长期农村生活经验和数十年宏观政策研究背景的黄健每次看到这些文章，心里总有些不以为然。多年的工作经历和学术敏感使他意识到：这不是衰落倪舒蕾，而是千年未有之巨变正在发生。
真实的乡村究竟是什么样子？生我养我的故乡发生了什么变化？家乡的未来会怎样？要回答这些问题，不是回家过年的短短几天就能完整掌握，更不是道听途说就可以清晰了解，而是要扑下身子回到乡村。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黄健想换个角度，听听农民是什么看法。
黄健的家乡在苏南张家港，即便生于这样的好地方，他对农村的记忆依然始于贫穷和饥饿。这种体验源自他成长的那个特殊年代——人民公社时期八字眉怎么修。“一方面，理想那么诱人，似乎触手可及，另一方面，现实如此无奈，几乎看不到前头的路。”在他印象里，直到20岁参军之前，就没有过放开肚子吃饱饭的时候。
比贫穷更可怕的，是前途的无望。俊采星驰因为推荐上学，从小成绩优异的黄健读不上高中，读书改变命运的路径被堵死。为了生计，他先是做了几年篾匠，后来又去参军。
在这种绝望与希望混杂的氛围中，命运之门悄然打开。1979年，恢复高考第三年，当了六年兵退伍还乡的大龄青年黄健突击复习三个月，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从此走上人生的坦途。毕业后分配到国务院机关工作，从农家子弟成长为综合司司长董可飞。1999年，从北京回到江苏，继续从事政策研究工作。
虽然跳出了农门这么多年，可对家乡的人和事，黄健一直念念不忘，萦怀在心。“生产队曾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大家一口锅里吃饭，当年的乡亲们过得怎样、经历了什么，我自然很关心。”
无论是关注“三农问题”的现实需要，还是作为一个界岸人挥之不去的乡愁，这一切都驱使着他回到故乡。
他决定回到曾经生活了20年的生产队，请村民口述个人的变化、家庭的变化、村子的变化，以鲜活、具体、平凡的个体实例，来透视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
界岸村远眺2
不带偏见，只录听见
因为工作关系，黄健做过大量的社会学调查，在着手做“村史”之前，他也看过很多这方面的著作，有些研究主题先行，设定框架，某种程度上失真。
为了尽可能呈现村庄的原生态，他在做访谈时，没有访谈提纲，没有预设观点，更不抽样。坐下来，自由谈，每次一人或者夫妻俩，手机录音。洪永时请他们谈家庭历史、个人经历、子女情况，谈亲历亲为，所见所闻，这些问题不难不深，无论男女老少，文化高低，都有话讲万力王。
时间上弹性大，主要看村民是否方便，大部分白天访谈，不少是晚上。地点随意，主要以上门家访为主，有些到工作场所边上班边聊，有的请到家里谈。
用黄健的话说，他在老家做口述史，具备天然的优势。村民不把他当外人，愿意把家中的事、心中的话和盘托出。情感上的亲近与共同的生活背景ca1439，让访谈无拘无束。
村民陆明生当年全村第一个离婚，周仁康的独生女因为精神压力大自杀，和黄健聊到这些从不轻易揭开的往事，他们并无保留——“跟你有什么不能谈的！”
访谈从2014年9月开始，一年半时间里惜双双，陆续访问了40多人，占村里常住人口的一半多。60岁以上的老人全都访谈过，凡能找到的3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都谈过，有些家庭访问三代、四代，便于考察代际更替关系，基本上做到全覆盖，避免了选样的失真。
整理录音时，尽量保留生活细节，保持口述特点，保持原生态；后期编辑时，只对文本进行梳理拆解、分类归纳。这种“不带偏见，只录听见”的方式，确保在最大程度上还原真实的乡村生活图景。
界岸村村民合影
3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
黄健认为，历史不仅由精英创造，更由无数普通人推动。在滔滔不息的时代洪流中，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村庄，都是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体验和感受。
“普通人的讲述，避免了宏大叙事，更加鲜活可感。记录凡人小事，其实是回归我们的史学传统。”
讲述民国旧事的，大多是80岁左右的老人。60多年过去了叶圣涛，虽然他们的回忆是碎片式的、粗线条的，但往事和苦难却是深深刻印在他们的记忆中。李永根回忆过去泣不成声、几度中断，李宝贤为至今不知道母亲名字而充满悔意，被拉壮丁的赵顺荣东北战场逃回、天津跳海几乎丢掉一条命……一件件，一桩桩月光魅影，无不令人动容。黄健的感觉是，“年纪越大的，越觉得现在过得好”。
作为村里有名的个体户，“50后”钱贵贤的经历几乎是一部改革年代的活历史。1981年，允许私人办企业，借钱开眼镜厂，三四年时间挣了五六万，生产队里第一个起楼房。1988年到湖南长沙搞传销，被骗七八万。1989年转战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做服装外贸，挣了大钱，又被假冒伪劣品祸害。投资办企业，在伊犁做电瓶车生意，亏掉十几万。2003年回老家开起了砖瓦厂，挣了不少钱。前几年因为拆迁砖厂停办，改卖散装水泥……一行不景气就转行，钱贵贤的奋斗还没有结束。
“80后”李武出生在北京，直到上初中才回老家，班上像他这种从城市转学回来的有四五个，都是父母在外地做生意回来的。结婚后在镇上住了两年，现在又回到乡下跟父母一起住，主要是图方便，做饭洗衣不用干，再有一个国术之拳魂，就是镇上停车难。“90后”陆瑶瑶，自己也分到了田，但没干过农活，会计大专毕业的她，嫌工资低，眼下考虑的是进修网络课程，将来能有更多工作机会。界岸村人世代为农的历史，也就在这一代宣告终结。
民国时期的苦难，公社化时期的曲折，改革时期的突围，还有陌生的未来……在44个村民的口述中，“界岸人家”的近百年生产消费、婚丧嫁娶、村风民俗的多彩图景得以呈现。
4
改变正在发生，远未完成
不急于评判
反观这些年关于乡村的写作，大多以描述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主，如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家庭的裂变，环境的破坏等等，整体性的悲悯表达，客观上使得社会对乡村的弃船情绪增加，却没有完成“为中国农村找出路”的写作初衷，或者说建设性有限。
“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以传统农业的打破为代价的，农村的振兴是以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为起点的。这么多人在农村，农村不可能发展。以1949年以前的界岸来说，人均半亩地的贫农占到人口一半以上，这样的农村怎能不穷？”黄健认为，无论如何，小农经济以及被无限怀念的农耕文明终将一去不回，同时消失的，还有文人骚客的田园梦。
生活在继续，未来界岸村将会怎样？一时还说不清楚。
就界岸村目前的情况看，村庄已经从以往农业为主的生产场所，变成以休闲为主的生活场所。在村里居住的，主要是五六十岁以上回乡养老的村民；年轻人不好说，大都在城镇买房居住，也有像李武那样的，回村和父母一起住。江南小城镇发达，界岸离镇上5公里，离县城10多公里，公路通到家里，小汽车一会就到。城乡基本一体化，生活上没有太大差别。
年轻人做工为生，有地但没种过地，也不知道地在哪里，流转给做工商业的来种，“一下就是800亩，过去得要七八个生产队、七八百号人来种，他现在10个人都不到。” 一家一户种几亩田度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老人有养老保险，残疾人有最低保障，基本无后顾之忧。基础设施方面，公路、自来水、煤气、医疗、互联网等大体齐备，难的是环境整治，这也是人们对农村现状的诟病之一。
对农村的乱象，黄健有一种客观的认识。“以两千多年农耕文明为基础建立的秩序，在这三四十年被彻底打破，新的秩序正在而尚未完全建立。不就是有一点乱嘛，但跟世代为农的人从此不种地这个巨变相比，这点乱、这点失序算什么？”
诚然，张家港的现代化进程走在前列，界岸几十户家庭的状况难以代表整个中国农村，但黄健相信，“发展方向大体相同，只是步子大小、进程不一而已”，从界岸这个江南小村的社会变迁，还是可以一窥中国农村未来发展之脉络。
“农村的变迁正在进行，远未停止。现代农业、新型农民、新兴乡村正在兴起，人们知之不多，没有现存的路可走喋血1947。”黄健的看法是，“总结经验、概括模式为时过早，不急于评判，不指手划脚丸山正雄。”
也许，再过几十年，离现在的实践更远一点，对这场涉及几亿人口的社会变革，才能看得更加真切。长达50小时的界岸村民口述录音将存入档案馆，黄健希望给后人留下一份研究中国农村历史变迁第一手资料。
黄健 1953年出生，江苏省张家港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七九届学生，曾任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江苏省政府研究室主任、省委研究室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省政协文史委主任，2017年退休。现任省宏观经济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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