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木床界首马铃薯的前世今生 原来还有那么多故事~ 从蔬菜到主粮-大美界首
界首马铃薯的前世今生 原来还有那么多故事~ 从蔬菜到主粮-大美界首
从蔬菜到主粮阜阳土豆五百年成长故事
编者按
从明代成化（正德）年间起，历代出版的阜阳旧志就延续记载了土豆（马铃薯）的种植历史，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阜阳是最早引入种植土豆的州县之一。后来，在偌大的阜阳地区内，当多数县市区将土豆仅作为蔬菜品类少量种植时，唯有界首县（市）大规模推广种植土豆，并使其成为全国小有名气的土特农产品。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位界首农民在天津打工，回乡时带回几个红皮土豆，由此拉开了界首土豆种植一波三折的序幕，谱写了迄今88年的土豆种植历史转世汉王。本报约请市文史专家李援朝就此撰文，谈一谈我市马铃薯从蔬菜到主粮种植的前世今生。
阜阳种土豆历史很悠久
阜阳旧志中对土豆（马铃薯）的连续记载，说明颍州是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最早引进种植土豆的州县之一，拥有悠久的农耕文化底蕴。
马铃薯，一年生草本植物完美中场，与番茄、茄子、辣椒等蔬菜作物及枸杞、颠茄等药用植物同属茄科申世辉。马铃薯一般在3月份或9月份播种，3个月左右就可成熟。马铃薯在各地的叫法繁多，主要有土豆、山药蛋、地蛋、洋芋、洋山芋等。成熟的薯块可供食用，与小麦、稻谷、玉米、高粱一起并称为世界五大粮食作物。
马铃薯的人工栽培地，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的秘鲁南部地区。专家研究认为，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马铃薯引进中国，迄今已有400多年栽培历史。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农学大师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这样描述马铃薯：“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肉白皮黄，可灰汁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腻衣，洁白如玉。”由此可见，明代的马铃薯从根蔓形状、外观颜色到烹食方法，与现代几乎无异。
阜阳当地习称马铃薯为土豆。阜阳现存的旧志中延续记载了亦粮、亦蔬、亦果的土豆，将马铃薯引进我国的历史提前至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约提前了100多年，迄今已有540年的引进史。明正德《颍州志》志稿由颍州同知刘节纂毕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正德六年（1511年）由其门生、时任浙江按察司佥事的储珊校补出版。在这部阜阳现存最早的《颍州志》中，出现了有关土豆的记载。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添注判官吕景蒙主修的《颍州志》、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知州李宜春主修的《颍州志》均将土豆归入豆类。
换了一个朝代，土豆依然出现在史书上。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知州王天民修纂的《颍州志》将土豆归入了果类。与此不同的是，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退休名臣鹿祐主持，王锡、张纺纂修的《颍州志》首次将土豆列入了蔬菜类。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知府王敛福编纂的《颍州府志》、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知县潘世仁主修的《阜阳县志》、清道光九年（1829年）原知县李复庆纂辑的《阜阳县志》都将土豆列入了蔬菜类。
值得注意的是，阜阳旧志记载的土豆，从明代成化（正德）年间伊始的“五谷”粮食类，至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果类”（在“果类”中存在了62年），清康熙五十年（1716年）后就一直归入了“蔬菜类”。对于从“五谷”粮食类至“果类”，再到“蔬菜类”的这一转变，推测或因品种退化、种植不当而产量不高，或是感到更适合做蔬菜的原故。但这种菜园式的种植，也未能得到延续，最终难免自生自灭，淡出了人们视线。可以确认的是，颍州旧志中记载的土豆，应是现在意义上的马铃薯摩根莉莉，而不是“芋头、香芋、山药”及后来引进的“落花生、红芋”等根茎类作物。（李援朝）
界首红皮马铃薯的由来
颍州旧志披露的信息文强口述自传，说明阜阳种植马铃薯历史悠久。而马铃薯成片种植并在阜阳境内逐步形成一个小气候，当数民国十九年（1930年）“界首红皮”马铃薯的引进和一定范围的传播。这件事，界首饶老庄的外出务工者饶朝聘功不可没。
史料记载，红皮马铃薯原系河北省天津市郊区栽培的一个农家品种，早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就在坝县、烟台、唐山、保定、大名等地种植，后来引入了天津郊区，终年与蔬菜混作，菜农称其为“天津蛋”（亦称“大名红”）。民国十九年（1930年），界首桑树乡饶老庄饶朝聘在天津打工，觉得“天津蛋”挺好，既可当粮又能做菜，而界首当地尚未见过土豆种植和集市贸易。于是，饶朝聘从天津返乡前特意买了6个马铃薯，询问了种植方法。但有一个马铃薯在路上摔坏了，就在自家菜园里种植了5个，并按种植蔬菜的管理方法培植，当年获得了好收成。当地群众依据这种土豆表皮淡粉红色、薯瓤黄白色的特征，及在阜阳境内属界首所独有，遂起名为“界首红皮”。
当时处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一方面，红皮马铃薯的栽培推广，同其他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一样，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另一方面，当地农民保守狭隘的传统观念，也限制了红皮马铃薯大面积推广。有老农民回忆说，解放前种马铃薯是百姓家庭维持生计的“饭碗”，种植技术保密，轻易不传外人，并且是“传男不传女”。民间还流传着“想种马铃薯，必须是亲友；技术要保密，不易得到手”的顺口溜。为防止土豆种苗被偷盗外流，整个下种、生长和收获的全过程都派有专人在菜地里搭上窝棚24小时看守。据当时的老人回忆，解放前界首市面上出售的马铃薯，为了怕别人引种栽植，出售前都不怕麻烦地把土豆的芽眼一个一个地挖掉。你就是买到了马铃薯，种在地里也不会生芽。因此，在解放前的19年里，“界首红皮”马铃薯只传了5个村庄45户，局限在方圆很小的地域，且多种植在菜园内，面积不足百亩。
推进主粮化打响界首马铃薯品牌
“别把土豆不当主食”。界首人对马铃薯发展前景有过科学的预测，并始终充满信心。按照《界首马铃薯》一书的观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马铃薯生产会得到相应发展，而数量的增加、质量的优化，也是人们食物结构变化的必然趋势。
30多年前，界首人对马铃薯主粮化的科学预测如今得以实现。2016年2月，国家农业部正式发布《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启动马铃薯主粮化战略，并推行产业化开发，把马铃薯加工成馒头、面条、米粉等主食，使马铃薯成为稻米、小麦、玉米之外的又一主粮。
从民国十九年（1930）年引进种植“界首红皮”伊始，界首已走过88年栽培改进马铃薯种植的历史。其间，当地坚持引进马铃薯新品种与培育当地农家品种相结合的办法，除引进10余个马铃薯新品种外，自力更生选育了以“界首红皮”为代表的大金果、小金果、界首619、612等新品种，阜阳境内的太和、涡阳、临泉、颍上；河南沈丘、项城、新蔡，淮北、五河等地都有大量引种。
2014年以来，界首市积极响应国家马铃薯主粮化号召石破天惊造句，大力发展现代马铃薯产业，启动实施马铃薯产业振兴计划，力争3—5年内界首市马铃薯种植面积恢复到10万亩红狼牙鰕虎鱼，打造一批马铃薯专业镇、专业村。2015年，界首以安徽丰絮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依托，在陶庙镇赵庄村建设了320亩马铃薯高产示范园。示范园种植的马铃薯亩产达4000斤。2016年，马铃薯高产示范园面积扩建到1500亩左右。界首还与安徽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合作承担了部分国家马铃薯区试、省区试及生产试验，有29个品种在园区内进行品种展示试验。2017年，界首土豆的种植面积超过了3万亩。
2016年6月“界首马铃薯”获得国家农业部门颁发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本地企业注册了“丰絮”、“牛耕时代”马铃薯商标，并获得绿色产品认证。对于促进界首马铃薯的生产和开发，加快推进阜阳市马铃薯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8年，总投资6.7亿元的界首市马铃薯绿色产业发展项目被列入阜阳市农业发展重点项目。该项目由安徽丰絮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计划建设马铃薯绿色种植基地3万亩，年生产鲜食马铃薯12万吨，分级包装马铃薯10万吨，保鲜贮藏马铃薯1万吨，年加工马铃薯1万吨。利用基地马铃薯秸秆及马铃薯加工废弃物，建设年产有机肥5万吨的生态农业循环项目。同时，建设物流中心及互联网销售平台，为马铃薯市场销售及时提供物流服务和信息服务。下一步，界首将朝着种植10万亩马铃薯的目标迈进，并着力拓宽营销渠道，培育好经纪人队伍，打响界首马铃薯的市场品牌。
（李援朝/文 穆可亮/摄）
解放后加快推广种植
解放后，种植“界首红皮”马铃薯引起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并逐渐得到推广。尤其是1953年，农民群众通过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思想觉悟普遍提高，自私保守思想逐渐减少，主动公开了马铃薯种植技术秘密和田间管理窍门。当年。界首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扩大到480余亩，成为界首有史以来马铃薯大发展的一年。此后4年，界首县划定了8个乡为马铃薯繁殖区，随着栽培技术不断革新，耕作制度不断改进，创造了各种不同作物的套种连作方法，单位面积产量逐年提高。到1956、1957年前后齐鲁弈友，界首马铃薯年种植面积发展到1万余亩，平均亩产800至1000公斤。鼎盛时期，界首马铃薯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界首因此被誉为中原地区最大的马铃薯种植基地。翟山鹰为解决马铃薯大发展与当地种薯不足的矛盾，县里曾从南方、北方引进过10余种马铃薯异形枪，但通过试种对比，外来品种水土不服，表现为多生病、易生虫、食味涩、薯块小、产量低等缺点，连续种植3年后全部被淘汰。而“界首红皮”马铃薯经过长期的培育驯化，始终表现出高产、早熟、抗高温、耐寒、不生病、品质佳、适于两季栽培的优点，深受种植户欢迎。1955年深海异种，“界首红皮”马铃薯被安徽省农业部门评为农家良种。
界首红皮马铃薯的优良表现，引起省委、省政府重视，把界首县确为“红皮马铃薯良种繁殖区”，提出在界首大量繁殖，推广全省栽培。同时，加大对界首的政策激励和资金投入。省委投资在繁殖区修建了容量500万斤的马铃薯专用仓库仝正国，修建了日产20万斤的淀粉加工厂，建立了红皮马铃薯原种繁育场、气象观测站等配套基础设施，以便更好为繁育良种服务。
在省委的重视支持下，界首县委一班人底气更足，带头示范种试验田，摸索总结经验，1956年秋季，县委的10亩试验田平均亩产达2330斤，比大田单产增产2倍以上。为此，省委还组织全省各地县委书记和农业技术人员前来观摩，大家啧啧称赞界首马铃薯种植搞得好，感到种植秋季马铃薯增产潜力大。界首的丰产经验不仅鼓舞了参观代表和农民群众种植马铃薯的积极性，也使县委领导更加倾注农业发展，并在引导农民种植马铃薯的过程中增长了才干，成为带领群众致富的行家里手。1958年7月11日，南京农学院邀请界首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处书记郑广文，给全体师生作了《关于马铃薯栽培的学术报告》，一时好评如潮，被称誉为“马铃薯专家”。1959年，在《界首红皮马铃薯双季栽培经验》小册子的基础上，界首县委主编了《界首红皮马铃薯》一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用于指导各地的马铃薯种植。界首利用马铃薯繁殖区先后培养种植马铃薯的农民技术员2000多人，起到了“酵母”作用，为马铃薯种植技术的传播和面积的扩大打下坚实基础。（李援朝）
曲折发展享誉大江南北
界首发展马铃薯种植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跌入低谷、相对稳定、再次受挫和东山再起的曲折发展历程。
跌入低谷。1959年秋，因遇百日大旱，造成马铃薯种性严重退化和减产，当季几乎绝收。又逢三年自然灾害，1960年春，马铃薯因缺种，全县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仅剩下11亩。群众一时情绪低落，认为种植土豆是“辛辛苦苦十多年，一下回到解放前”。
相对稳定。1963—1976年，界首县马铃薯生产得到新的发展，相对稳定了10余年。先后从外地引进了丰收白、红眼窝、红纹白和白头翁等品种，借以替代了部分“界首红皮”。得益于科技协作攻关、创新传统经验，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马铃薯就地留种问题得以解决，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亩左右，最高时达1万多亩。不仅自供自给，还能大量输出支援外地。从1969年开始，界首县外贸局通过上海口岸出口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并逐步从50万吨、117万吨、235万吨逐年增长。1973年，全国规模的“马铃薯选种留种技术协作会议”在界首召开。界首县革命委员会为此特别编著了《界首马铃薯》一书，作为会议交流材料。
再次受挫。1977—1982年，界首县开展第三次马铃薯品种更新换代。引进新品种后，由于技术普及没跟上、良种良法不配套，马铃薯严重退化大宋金手指，单产越来越低，甚至出现“种一葫芦收一瓢”的现象，农民感到无利可图。自1979年后，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逐年减少，除沙河两岸沿泉郭楼一带大片种植外，其余零星分布在菜园地里，累计不足50亩寄生兽医铃音，再次降入低谷。1982年，全县马铃薯春秋两季只有649亩。由于种植面积小、产量不高不稳，商品率低曾毅的老婆，当年土豆出口贸易被迫终止。同时，外地马铃薯种及商品土豆源源不断涌入阜阳，压缩了界首马铃薯的生存发展空间。
东山再起。上世纪80年代初，界首市科技服务站饶培福根据有关资料分析，从黑龙江省引进了克新1号、克新3号、克新4号和波兰2号等马铃薯新品种，并加以试种推广，当年一炮打响，单产比老品种成倍增长，一般亩产2000公斤。“界首红皮”土豆的发源地饶老庄农民饶立科种的两亩马铃薯亩产最高达4000公斤。这一引进成功，再次鼓起了界首人种植马铃薯的劲头。80年代后期，界首科委、农委等在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引进地膜覆盖种植技术，马铃薯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假行僧吉他谱，产量大幅提高，市场效益趋好。至1990年，界首马铃薯播种面积达3万多亩，并扩散至太和、临泉、沈丘等临近县。全市年产鲜马铃薯6万余吨，远销到安徽、河南、湖北、江苏等十几个省市。成为中原地区最大的马铃薯产供销商品基地麦小龙。来界首贩运马铃薯的客户常年车水马龙，界首马铃薯再次名振江淮。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陆续引进鲁引一号、荷兰15、东农303雪鸮战机，早大白、紫花白等优良品种。由于马铃薯综合配套技术以及脱毒马铃薯的推广，加之间作套种高效田的发展及政策支持，形成了以陶庙、颍南为中心的马铃薯生产区域，栽培面积逐年增加，亩产量达1500—2000公斤，亩均效益3000元左右，农民群众从种植马铃薯中获得了较好收益。以界首为中心，逐步形成了皖西北马铃薯主产区与集散地。界首马铃薯销往广州、深圳、上通亚物流软件海、杭州、南京、武汉、合肥等大中城市，部分出口至东南亚、香港等地，儿童木床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李援朝/文 穆可亮/摄）
编辑：刘月林
从蔬菜到主粮阜阳土豆五百年成长故事
编者按
从明代成化（正德）年间起，历代出版的阜阳旧志就延续记载了土豆（马铃薯）的种植历史，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阜阳是最早引入种植土豆的州县之一。后来，在偌大的阜阳地区内，当多数县市区将土豆仅作为蔬菜品类少量种植时，唯有界首县（市）大规模推广种植土豆，并使其成为全国小有名气的土特农产品。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位界首农民在天津打工，回乡时带回几个红皮土豆，由此拉开了界首土豆种植一波三折的序幕，谱写了迄今88年的土豆种植历史转世汉王。本报约请市文史专家李援朝就此撰文，谈一谈我市马铃薯从蔬菜到主粮种植的前世今生。
阜阳种土豆历史很悠久
阜阳旧志中对土豆（马铃薯）的连续记载，说明颍州是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最早引进种植土豆的州县之一，拥有悠久的农耕文化底蕴。
马铃薯，一年生草本植物完美中场，与番茄、茄子、辣椒等蔬菜作物及枸杞、颠茄等药用植物同属茄科申世辉。马铃薯一般在3月份或9月份播种，3个月左右就可成熟。马铃薯在各地的叫法繁多，主要有土豆、山药蛋、地蛋、洋芋、洋山芋等。成熟的薯块可供食用，与小麦、稻谷、玉米、高粱一起并称为世界五大粮食作物。
马铃薯的人工栽培地，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的秘鲁南部地区。专家研究认为，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马铃薯引进中国，迄今已有400多年栽培历史。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农学大师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这样描述马铃薯：“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肉白皮黄，可灰汁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腻衣，洁白如玉。”由此可见，明代的马铃薯从根蔓形状、外观颜色到烹食方法，与现代几乎无异。
阜阳当地习称马铃薯为土豆。阜阳现存的旧志中延续记载了亦粮、亦蔬、亦果的土豆，将马铃薯引进我国的历史提前至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约提前了100多年，迄今已有540年的引进史。明正德《颍州志》志稿由颍州同知刘节纂毕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正德六年（1511年）由其门生、时任浙江按察司佥事的储珊校补出版。在这部阜阳现存最早的《颍州志》中，出现了有关土豆的记载。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添注判官吕景蒙主修的《颍州志》、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知州李宜春主修的《颍州志》均将土豆归入豆类。
换了一个朝代，土豆依然出现在史书上。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知州王天民修纂的《颍州志》将土豆归入了果类。与此不同的是，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退休名臣鹿祐主持，王锡、张纺纂修的《颍州志》首次将土豆列入了蔬菜类。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知府王敛福编纂的《颍州府志》、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知县潘世仁主修的《阜阳县志》、清道光九年（1829年）原知县李复庆纂辑的《阜阳县志》都将土豆列入了蔬菜类。
值得注意的是，阜阳旧志记载的土豆，从明代成化（正德）年间伊始的“五谷”粮食类，至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果类”（在“果类”中存在了62年），清康熙五十年（1716年）后就一直归入了“蔬菜类”。对于从“五谷”粮食类至“果类”，再到“蔬菜类”的这一转变，推测或因品种退化、种植不当而产量不高，或是感到更适合做蔬菜的原故。但这种菜园式的种植，也未能得到延续，最终难免自生自灭，淡出了人们视线。可以确认的是，颍州旧志中记载的土豆，应是现在意义上的马铃薯摩根莉莉，而不是“芋头、香芋、山药”及后来引进的“落花生、红芋”等根茎类作物。（李援朝）
界首红皮马铃薯的由来
颍州旧志披露的信息文强口述自传，说明阜阳种植马铃薯历史悠久。而马铃薯成片种植并在阜阳境内逐步形成一个小气候，当数民国十九年（1930年）“界首红皮”马铃薯的引进和一定范围的传播。这件事，界首饶老庄的外出务工者饶朝聘功不可没。
史料记载，红皮马铃薯原系河北省天津市郊区栽培的一个农家品种，早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就在坝县、烟台、唐山、保定、大名等地种植，后来引入了天津郊区，终年与蔬菜混作，菜农称其为“天津蛋”（亦称“大名红”）。民国十九年（1930年），界首桑树乡饶老庄饶朝聘在天津打工，觉得“天津蛋”挺好，既可当粮又能做菜，而界首当地尚未见过土豆种植和集市贸易。于是，饶朝聘从天津返乡前特意买了6个马铃薯，询问了种植方法。但有一个马铃薯在路上摔坏了，就在自家菜园里种植了5个，并按种植蔬菜的管理方法培植，当年获得了好收成。当地群众依据这种土豆表皮淡粉红色、薯瓤黄白色的特征，及在阜阳境内属界首所独有，遂起名为“界首红皮”。
当时处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一方面，红皮马铃薯的栽培推广，同其他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一样，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另一方面，当地农民保守狭隘的传统观念，也限制了红皮马铃薯大面积推广。有老农民回忆说，解放前种马铃薯是百姓家庭维持生计的“饭碗”，种植技术保密，轻易不传外人，并且是“传男不传女”。民间还流传着“想种马铃薯，必须是亲友；技术要保密，不易得到手”的顺口溜。为防止土豆种苗被偷盗外流，整个下种、生长和收获的全过程都派有专人在菜地里搭上窝棚24小时看守。据当时的老人回忆，解放前界首市面上出售的马铃薯，为了怕别人引种栽植，出售前都不怕麻烦地把土豆的芽眼一个一个地挖掉。你就是买到了马铃薯，种在地里也不会生芽。因此，在解放前的19年里，“界首红皮”马铃薯只传了5个村庄45户，局限在方圆很小的地域，且多种植在菜园内，面积不足百亩。
推进主粮化打响界首马铃薯品牌
“别把土豆不当主食”。界首人对马铃薯发展前景有过科学的预测，并始终充满信心。按照《界首马铃薯》一书的观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马铃薯生产会得到相应发展，而数量的增加、质量的优化，也是人们食物结构变化的必然趋势。
30多年前，界首人对马铃薯主粮化的科学预测如今得以实现。2016年2月，国家农业部正式发布《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启动马铃薯主粮化战略，并推行产业化开发，把马铃薯加工成馒头、面条、米粉等主食，使马铃薯成为稻米、小麦、玉米之外的又一主粮。
从民国十九年（1930）年引进种植“界首红皮”伊始，界首已走过88年栽培改进马铃薯种植的历史。其间，当地坚持引进马铃薯新品种与培育当地农家品种相结合的办法，除引进10余个马铃薯新品种外，自力更生选育了以“界首红皮”为代表的大金果、小金果、界首619、612等新品种，阜阳境内的太和、涡阳、临泉、颍上；河南沈丘、项城、新蔡，淮北、五河等地都有大量引种。
2014年以来，界首市积极响应国家马铃薯主粮化号召石破天惊造句，大力发展现代马铃薯产业，启动实施马铃薯产业振兴计划，力争3—5年内界首市马铃薯种植面积恢复到10万亩红狼牙鰕虎鱼，打造一批马铃薯专业镇、专业村。2015年，界首以安徽丰絮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依托，在陶庙镇赵庄村建设了320亩马铃薯高产示范园。示范园种植的马铃薯亩产达4000斤。2016年，马铃薯高产示范园面积扩建到1500亩左右。界首还与安徽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合作承担了部分国家马铃薯区试、省区试及生产试验，有29个品种在园区内进行品种展示试验。2017年，界首土豆的种植面积超过了3万亩。
2016年6月“界首马铃薯”获得国家农业部门颁发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本地企业注册了“丰絮”、“牛耕时代”马铃薯商标，并获得绿色产品认证。对于促进界首马铃薯的生产和开发，加快推进阜阳市马铃薯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8年，总投资6.7亿元的界首市马铃薯绿色产业发展项目被列入阜阳市农业发展重点项目。该项目由安徽丰絮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计划建设马铃薯绿色种植基地3万亩，年生产鲜食马铃薯12万吨，分级包装马铃薯10万吨，保鲜贮藏马铃薯1万吨，年加工马铃薯1万吨。利用基地马铃薯秸秆及马铃薯加工废弃物，建设年产有机肥5万吨的生态农业循环项目。同时，建设物流中心及互联网销售平台，为马铃薯市场销售及时提供物流服务和信息服务。下一步，界首将朝着种植10万亩马铃薯的目标迈进，并着力拓宽营销渠道，培育好经纪人队伍，打响界首马铃薯的市场品牌。
（李援朝/文 穆可亮/摄）
解放后加快推广种植
解放后，种植“界首红皮”马铃薯引起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并逐渐得到推广。尤其是1953年，农民群众通过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思想觉悟普遍提高，自私保守思想逐渐减少，主动公开了马铃薯种植技术秘密和田间管理窍门。当年。界首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扩大到480余亩，成为界首有史以来马铃薯大发展的一年。此后4年，界首县划定了8个乡为马铃薯繁殖区，随着栽培技术不断革新，耕作制度不断改进，创造了各种不同作物的套种连作方法，单位面积产量逐年提高。到1956、1957年前后齐鲁弈友，界首马铃薯年种植面积发展到1万余亩，平均亩产800至1000公斤。鼎盛时期，界首马铃薯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界首因此被誉为中原地区最大的马铃薯种植基地。翟山鹰为解决马铃薯大发展与当地种薯不足的矛盾，县里曾从南方、北方引进过10余种马铃薯异形枪，但通过试种对比，外来品种水土不服，表现为多生病、易生虫、食味涩、薯块小、产量低等缺点，连续种植3年后全部被淘汰。而“界首红皮”马铃薯经过长期的培育驯化，始终表现出高产、早熟、抗高温、耐寒、不生病、品质佳、适于两季栽培的优点，深受种植户欢迎。1955年深海异种，“界首红皮”马铃薯被安徽省农业部门评为农家良种。
界首红皮马铃薯的优良表现，引起省委、省政府重视，把界首县确为“红皮马铃薯良种繁殖区”，提出在界首大量繁殖，推广全省栽培。同时，加大对界首的政策激励和资金投入。省委投资在繁殖区修建了容量500万斤的马铃薯专用仓库仝正国，修建了日产20万斤的淀粉加工厂，建立了红皮马铃薯原种繁育场、气象观测站等配套基础设施，以便更好为繁育良种服务。
在省委的重视支持下，界首县委一班人底气更足，带头示范种试验田，摸索总结经验，1956年秋季，县委的10亩试验田平均亩产达2330斤，比大田单产增产2倍以上。为此，省委还组织全省各地县委书记和农业技术人员前来观摩，大家啧啧称赞界首马铃薯种植搞得好，感到种植秋季马铃薯增产潜力大。界首的丰产经验不仅鼓舞了参观代表和农民群众种植马铃薯的积极性，也使县委领导更加倾注农业发展，并在引导农民种植马铃薯的过程中增长了才干，成为带领群众致富的行家里手。1958年7月11日，南京农学院邀请界首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处书记郑广文，给全体师生作了《关于马铃薯栽培的学术报告》，一时好评如潮，被称誉为“马铃薯专家”。1959年，在《界首红皮马铃薯双季栽培经验》小册子的基础上，界首县委主编了《界首红皮马铃薯》一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用于指导各地的马铃薯种植。界首利用马铃薯繁殖区先后培养种植马铃薯的农民技术员2000多人，起到了“酵母”作用，为马铃薯种植技术的传播和面积的扩大打下坚实基础。（李援朝）
曲折发展享誉大江南北
界首发展马铃薯种植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跌入低谷、相对稳定、再次受挫和东山再起的曲折发展历程。
跌入低谷。1959年秋，因遇百日大旱，造成马铃薯种性严重退化和减产，当季几乎绝收。又逢三年自然灾害，1960年春，马铃薯因缺种，全县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仅剩下11亩。群众一时情绪低落，认为种植土豆是“辛辛苦苦十多年，一下回到解放前”。
相对稳定。1963—1976年，界首县马铃薯生产得到新的发展，相对稳定了10余年。先后从外地引进了丰收白、红眼窝、红纹白和白头翁等品种，借以替代了部分“界首红皮”。得益于科技协作攻关、创新传统经验，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马铃薯就地留种问题得以解决，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亩左右，最高时达1万多亩。不仅自供自给，还能大量输出支援外地。从1969年开始，界首县外贸局通过上海口岸出口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并逐步从50万吨、117万吨、235万吨逐年增长。1973年，全国规模的“马铃薯选种留种技术协作会议”在界首召开。界首县革命委员会为此特别编著了《界首马铃薯》一书，作为会议交流材料。
再次受挫。1977—1982年，界首县开展第三次马铃薯品种更新换代。引进新品种后，由于技术普及没跟上、良种良法不配套，马铃薯严重退化大宋金手指，单产越来越低，甚至出现“种一葫芦收一瓢”的现象，农民感到无利可图。自1979年后，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逐年减少，除沙河两岸沿泉郭楼一带大片种植外，其余零星分布在菜园地里，累计不足50亩寄生兽医铃音，再次降入低谷。1982年，全县马铃薯春秋两季只有649亩。由于种植面积小、产量不高不稳，商品率低曾毅的老婆，当年土豆出口贸易被迫终止。同时，外地马铃薯种及商品土豆源源不断涌入阜阳，压缩了界首马铃薯的生存发展空间。
东山再起。上世纪80年代初，界首市科技服务站饶培福根据有关资料分析，从黑龙江省引进了克新1号、克新3号、克新4号和波兰2号等马铃薯新品种，并加以试种推广，当年一炮打响，单产比老品种成倍增长，一般亩产2000公斤。“界首红皮”土豆的发源地饶老庄农民饶立科种的两亩马铃薯亩产最高达4000公斤。这一引进成功，再次鼓起了界首人种植马铃薯的劲头。80年代后期，界首科委、农委等在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引进地膜覆盖种植技术，马铃薯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假行僧吉他谱，产量大幅提高，市场效益趋好。至1990年，界首马铃薯播种面积达3万多亩，并扩散至太和、临泉、沈丘等临近县。全市年产鲜马铃薯6万余吨，远销到安徽、河南、湖北、江苏等十几个省市。成为中原地区最大的马铃薯产供销商品基地麦小龙。来界首贩运马铃薯的客户常年车水马龙，界首马铃薯再次名振江淮。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陆续引进鲁引一号、荷兰15、东农303雪鸮战机，早大白、紫花白等优良品种。由于马铃薯综合配套技术以及脱毒马铃薯的推广，加之间作套种高效田的发展及政策支持，形成了以陶庙、颍南为中心的马铃薯生产区域，栽培面积逐年增加，亩产量达1500—2000公斤，亩均效益3000元左右，农民群众从种植马铃薯中获得了较好收益。以界首为中心，逐步形成了皖西北马铃薯主产区与集散地。界首马铃薯销往广州、深圳、上通亚物流软件海、杭州、南京、武汉、合肥等大中城市，部分出口至东南亚、香港等地，儿童木床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李援朝/文 穆可亮/摄）
编辑：刘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