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untiful民国时期的华县烟毒之害-华州百姓
民国时期的华县烟毒之害-华州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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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毒之害
作者：闫广勤 袁埔良
祸国殃民的烟毒，是在近现代中国持续了一百余年的社会公害。它毒化社会破坏经济，摧残人民，流毒甚广，祸害无穷。华县虽为西北小县，同样深受其害沧海君，尤以民国前期为重。
烟毒来华初期主要为鸦片。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罂粟作为贡品由阿拉伯传入中国，作观赏花卉栽培之用。宋代，人们将其果売、种子作为中药服用。15世纪末，鸦片的熬制及吞食方法由东南亚一带传入中国，此后生吞、吸食鸭片逐渐流行。自1800年起，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大量输入鸭片，掠夺中国白银，烟毒泛滥成灾，严重危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清政府虽然多次下令禁烟，但效果甚微，终于酿成1840年中英第一次鸭片战争。战争并没有阻止帝国主义的鸦片侵略，烟毒在中国各地由城市向农村持续蔓延，烟田面积目益扩大，烟民人数急剧増加，清政府无奈采取变“断禁”为“寓禁于征”的政策。
鸦片进入陕西大约在19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陕西的一些地区已出现了种植、販卖和吸食鸦片的现象。1860年，清廷饬令陕西、甘肃等省公开征收鸦片税，种植罂粟完全合法，“关中西部的兴平、武功、周至、户县毛方圆微博，东部的渭南、华县、大荔，陕北的延川、宜君和陕南的南郑等具星象仪罗马音，遂成为著名的鸦片产地。”（李庆东《烟毒祸陕述评》）
华县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土地肥沃，是罂粟的适生区，春、夏、冬均可播种。《重修华县县志稿》中讲：民国初，华县产烟土“岁可二百余万两，第四区特多，色香味俱佳，号‘高塘土’”。民国时期，由于“寓禁于征”政策的有名无实、地方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贪官豪绅的营私舞弊和军阀部队的推波助澜，华县鸦片的种、运、售、吸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特别在陆建章、陈树藩、刘镇华统治陕西时期，军阀政府为了筹款养兵、扩充地盘、维护统治，无不大开烟禁，向各县硬性摊派烟田面积，劝民种烟，借此征收“烟亩罚款”，致使陕西全省烟苗遍野，吸食大烟成风。
华县大烟种植面积，史无详细记载。据顾熠山编撰的《华县地理备考》：1926年，华县种鸭片117顷50余亩：1927年，为140顷18亩余。又据《秦中公报》记载：1913年春，关中东路的渭南、华县等县境内，烟苗蔓延，到处皆是。据老一辈人回忆，当年每到收烟季节，华县农村不分男女老幼，均在烟田割烟收烟，其繁忙景象如同夏收秋种，可见鸭片种植规模之大。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陕西虽一再宣称禁种，但事实上明禁暗弛，华县鸦片种植规模较前无明显少。20世纪30年代中期，陕西实施三期禁种计划，华具被列为第一期禁绝区，种植面积才逐年下降，但偷种现象严重，至民国统治结束时，偏远地区仍在种植。
民国前期，华县鸦片产量较大，除满足本县烟民吸食外，还有大量外销。外销以烟商贩运为。《重修华县县志稿》在论述民国时期华县的商业贸易时讲：“昔年烟土居大宗，忙后（指小麦收获后）各号（指商号）代客收买，或自运出境，数额多至百余万包。禁烟后，远由兴武（兴平、武功）贩来，号‘西土’，复转售晋豫各省。”30年代后，农民私运烟土出境的现象依然存在，李庆东《烟毒祸陕述评》中有“华县、缓德、宁强等县的农民则千方百计将鸦片运到外省”之语，也可反映华县当年鸦片販运的状况。
鸦片的销售在华县一直比较猖獗。1915年7月，陕西督军陆建章被迫取消鸦片官销后，私售便取而代之，华县私设售卖烟棒行店百余家。后全县统设鸦片总售处bountiful，官熬熟膏，制成烟棒，由各分售处代销雪晴故事论坛。县城、西关、赤水、高塘等城镇共设分售处22家埃米尔物语，向各吸户售烟。30年代中期禁烟后，鸦片销售有所收敛，但仍有利欲熏心者，勾结军警违法私售。40年代，白面等毒品在华县盛行，住西关的外地人法喜惯操此业，公开私售白面及鸭片，被县府捕押，后行贿于监所押官李某远逃。当时仅城关一带吸贩毒品者不下十余家，各乡镇运售者亦未肃清。
民国时期，华县吸食毒品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官员、军人、士绅、商人、农民、乞丐、妓女等各阶层各行人士争相吸食，烟民数量不在少数沼水蛙。嗜烟成瘾的烟民宁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烟。社会上求人办事、请客送礼、迎来送往、应酬接待无不以吸食鸦片为时尚。有人形容20世纪20－30年代的华县，城镇是烟枪林立，农村是烟气刺鼻。直到30年代政府施禁后，公开吸食鸦片才销声匿迹，但偷吸现象依然未绝。特别是富裕烟民，家庭自备烟具，吸食仍然十分方便。
烟祸肆虐华县近百年，危害十分严重。首先是加重了衣民的税赋负担。清光绪十六年（1890），华州平地烟亩税每亩银1钱，坡地6分。1918年，改烟亩税为烟亩罚款，亩价银6两6钱，后增至13两。冯玉祥、宋哲元统治陕西时，亩价大洋13元。1930年，烟亩罚款又美其名曰善后专款，不分冬春缪寿良，每亩价10元，加之浮支滥派原文庆，各地商价二三十元或四五十元不等。1933年，每亩烟税猛増至七八十元，超过正赋十余倍。农民负担沉重，怨声载道，不断反抗。1927年，县政府催款委员姬捷三一行，从高塘向县府解送烟土和3000元大洋烟款，当行至大明寺西坡时，姬捷三被当地群众当场打死，大烟及烟款被夺回。
其次是滋生了贪污腐败。民国时期政治腐败，无官不贪，皆籍征收烟款肥己。政府官员下乡或劝种，或禁种，或检查，各乡无不烟、酒、茶、饭招待，昼夜吸食大烟，自不能免，且与科员、里绅、乡保长等上下其手，捏报私吞、节节分肥。1931年秋，县长王其晟贪污烟款数万元败露，华县民众赴省控告，轰动全省，但官场官官相护仙界生存手册，最后不了了之。1942年，县府查获高塘毋宗林私藏烟土六七百两，全部被县府官员、警员、乡长等私分。其主要贪污者系县府民政科长韩天信，被民众告发后，区、省曾予提审，县府不敢袒护，交由国民兵团看管，但该韩乘夜越墙，携款潜逃。此案与王其晟一案同为陕西烟土贪污巨案。
再次是造成了社会动荡不安。大烟土时为特殊商品，转手之间，便可暴富。因此，政府官员、军阀、土匪、地痞、流氓，无不趋之若鹜，或互动干戈，黄瀛漩或抢劫勒索，或包销包运，大发横财。1924年，刘镇华的镇嵩军部队乘战乱之机，在华县城乡四处搜索，从商民中抢去大烟土18000余两，引起华县商界一片恐慌。1925年，县知事魏祖旭与当地驻军相勾结，派士兵下乡强令农民种烟、推派烟款。他曾面告士绅：“奉师长命令，你们去向民众排派烟款，就是不种一亩，也得出够那些亩数的烟款。”民众对其恨之入骨。1932年8月，催款委员率法警多名、下乡催令截款，西南区曾逼死民命一人。为了吸食鸦片，一些烟民偷盗、抢劫，沦为罪犯，致使社会秩序混乱，地方不宁。一些烟民穷途末路之时，卖房产田地，卖子女老婆，最后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一些烟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挥霍无度，使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
第四是摧残民众健康。从人类社会发展看，此为烟毒首害。鸦片是一种毒品，它可使人体内白细胞减少，抵抗力下降，由此引起神经麻痹、性格变异、出汗不止、肠胃发炎、排泄增多、呼吸失常、心脏虚弱、皮肤干燥、脸色黄白、瞳孔缩小、牙齿松动、声音颤抖、体貌枯瘦等症状，因而人称“烟鬼”。人们一旦沾染成瘾，便不易戒除，久之即成病夫，丧失劳动能力，严重者丧失生命。1915年3月，县知事王垓在“简明告示”中，便将“有妨嗣继”列为烟毒祸国殃民的八大罪状之一。1935年夏，有记者曾描述关中东部烟民的状况：“自潼关而西，沿途所见之民众与街头所遇之访问者，殆半为蹒跚街头优游好闲之瘾君子，与夫乞食路旁愁眉菜色之穷烟鬼耳。驼背耸肩，神志模糊，行动迂缓之懒散，精神槁木之颓衰，身无修短，率多病状畸形。”（1935年《陕西卫生月刊》1卷3期）吸食鸦片毁己损人，贻害子孙，危及国家民族。
烟毒有百害而无一利。华县进步力量与有识之士与之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1922年10月，华县学生决定组组学生禁烟监视团，实行调查、劝禁”（《共进》半月刊），并走上街头向民众宣传烟毒的危害朱雅琼。1923年10月，华县籍名人潘自力曾发表《养兵与种烟》一文，揭露军阀、官僚为敛财养兵而强令农民种植鸦片的罪行。华县龙潭人杨叔吉（鹤庆）1918年在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成归国后，在陕西从事戒烟戒毒工作20余年，是继郭希仁、李仪祉之后的陕西第三个热心禁烟的代表人物。1934年9月，华县老农杨先声挺身而出，先后呈请县、省两级政府，要求委任自己为义务禁烟委员，在乡区及军中稽查烟灯黄梓熙，劝人戒烟，成为佳话。
政府在禁烟方面多为明禁暗弛，表面应付，直到20世紀30年代初，在社会情势的压力下，才进行有计划的禁烟工作。1933年，邵力子先生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奉命推行“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在陕西实施三期禁种，法令严峻。华县被列入一期禁绝区，禁种、禁吸、禁售、禁私藏全面开始。6月3日禁烟纪念日，各乡召开禁烟运动大会，各机关派专人分乡宣传，查罚偷种者，后严令联保主任亲具不种切结。据《陕西省政府公报》披露：1935年初，渭南、华县和蓝田农民吉学礼等9人，即因偷种烟苗或不铲雨生烟苗之故，被省政府下令拘押数月。在禁吸方面办理灯罚、登记吸户、分年戒绝。商户每灯月5角，民户3角，外收手续费1角。吸户需领灯照，普通5元、贫民6角，赤民2角。确定烟民戒绝期：20岁以内，1935年戒绝；30岁以内，1936年戒绝；40岁以内，1937年戒绝：50岁以内，1938年戒绝；50岁以上，一律在1940年戒绝。为实施戒烟，华县初设戒烟所四会家园网，对千余烟民强行戒绝。1934年，改设戒烟院，先后收戒烟民1000余名。1936年，奉令设禁烟协会华县分会，张健安为理事长兼戒烟所所长，至1949年3月，先后来所烟民约五六百人。曾有二人拒绝施戒，被枪决。禁售方面，政府予以统管，售烟户逐年递减，初为百余家，后准设22家，最后全部关闭。在禁私藏方面昧宠，存土必须登记，并予上缴，按官价收购，但由于官价与私价差距过大，应者寥寥许俊浩。1936年缉私队搜查西关各商号，查获烟土7万余两，赤水阎、李两家尤多。后省上又派70余人来华县分乡搜查，凡私藏烟土、烟壳、烟籽、烟具者均分别处罚。至1945年10月，查获烟案47起，1946年5月至8月，查获26起，均送军法讯办。同年华县组建烟毒检查队，县长兼总队长，民政科长副之，下辖分队长2人，队员4人我的超人女友，队兵8名，均由警局派充。后奉令颁布实施“禁烟纵横连带处罚办法”，桓公乡王官保、少华乡王刘氏、赤水乡李步纲等吸食鸦片毒品，均将各乡、保、甲长及联结各户处罚，共罚麦五石六斗。八区烟毒检查队缉获烟犯武丙兆等案13起，省府曾发奖金23?5万元。
平心而论，华县政府1933年后的禁烟行动，不能不谓切实有效，烟毒祸县得到一定遏制，但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偷种、偷售、偷吸的现象始终存在。彻底根除烟毒之祸，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实现的。
来源：华州史话
编辑：华州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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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毒之害
作者：闫广勤 袁埔良
祸国殃民的烟毒，是在近现代中国持续了一百余年的社会公害。它毒化社会破坏经济，摧残人民，流毒甚广，祸害无穷。华县虽为西北小县，同样深受其害沧海君，尤以民国前期为重。
烟毒来华初期主要为鸦片。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罂粟作为贡品由阿拉伯传入中国，作观赏花卉栽培之用。宋代，人们将其果売、种子作为中药服用。15世纪末，鸦片的熬制及吞食方法由东南亚一带传入中国，此后生吞、吸食鸭片逐渐流行。自1800年起，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大量输入鸭片，掠夺中国白银，烟毒泛滥成灾，严重危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清政府虽然多次下令禁烟，但效果甚微，终于酿成1840年中英第一次鸭片战争。战争并没有阻止帝国主义的鸦片侵略，烟毒在中国各地由城市向农村持续蔓延，烟田面积目益扩大，烟民人数急剧増加，清政府无奈采取变“断禁”为“寓禁于征”的政策。
鸦片进入陕西大约在19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陕西的一些地区已出现了种植、販卖和吸食鸦片的现象。1860年，清廷饬令陕西、甘肃等省公开征收鸦片税，种植罂粟完全合法，“关中西部的兴平、武功、周至、户县毛方圆微博，东部的渭南、华县、大荔，陕北的延川、宜君和陕南的南郑等具星象仪罗马音，遂成为著名的鸦片产地。”（李庆东《烟毒祸陕述评》）
华县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土地肥沃，是罂粟的适生区，春、夏、冬均可播种。《重修华县县志稿》中讲：民国初，华县产烟土“岁可二百余万两，第四区特多，色香味俱佳，号‘高塘土’”。民国时期，由于“寓禁于征”政策的有名无实、地方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贪官豪绅的营私舞弊和军阀部队的推波助澜，华县鸦片的种、运、售、吸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特别在陆建章、陈树藩、刘镇华统治陕西时期，军阀政府为了筹款养兵、扩充地盘、维护统治，无不大开烟禁，向各县硬性摊派烟田面积，劝民种烟，借此征收“烟亩罚款”，致使陕西全省烟苗遍野，吸食大烟成风。
华县大烟种植面积，史无详细记载。据顾熠山编撰的《华县地理备考》：1926年，华县种鸭片117顷50余亩：1927年，为140顷18亩余。又据《秦中公报》记载：1913年春，关中东路的渭南、华县等县境内，烟苗蔓延，到处皆是。据老一辈人回忆，当年每到收烟季节，华县农村不分男女老幼，均在烟田割烟收烟，其繁忙景象如同夏收秋种，可见鸭片种植规模之大。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陕西虽一再宣称禁种，但事实上明禁暗弛，华县鸦片种植规模较前无明显少。20世纪30年代中期，陕西实施三期禁种计划，华具被列为第一期禁绝区，种植面积才逐年下降，但偷种现象严重，至民国统治结束时，偏远地区仍在种植。
民国前期，华县鸦片产量较大，除满足本县烟民吸食外，还有大量外销。外销以烟商贩运为。《重修华县县志稿》在论述民国时期华县的商业贸易时讲：“昔年烟土居大宗，忙后（指小麦收获后）各号（指商号）代客收买，或自运出境，数额多至百余万包。禁烟后，远由兴武（兴平、武功）贩来，号‘西土’，复转售晋豫各省。”30年代后，农民私运烟土出境的现象依然存在，李庆东《烟毒祸陕述评》中有“华县、缓德、宁强等县的农民则千方百计将鸦片运到外省”之语，也可反映华县当年鸦片販运的状况。
鸦片的销售在华县一直比较猖獗。1915年7月，陕西督军陆建章被迫取消鸦片官销后，私售便取而代之，华县私设售卖烟棒行店百余家。后全县统设鸦片总售处bountiful，官熬熟膏，制成烟棒，由各分售处代销雪晴故事论坛。县城、西关、赤水、高塘等城镇共设分售处22家埃米尔物语，向各吸户售烟。30年代中期禁烟后，鸦片销售有所收敛，但仍有利欲熏心者，勾结军警违法私售。40年代，白面等毒品在华县盛行，住西关的外地人法喜惯操此业，公开私售白面及鸭片，被县府捕押，后行贿于监所押官李某远逃。当时仅城关一带吸贩毒品者不下十余家，各乡镇运售者亦未肃清。
民国时期，华县吸食毒品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官员、军人、士绅、商人、农民、乞丐、妓女等各阶层各行人士争相吸食，烟民数量不在少数沼水蛙。嗜烟成瘾的烟民宁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烟。社会上求人办事、请客送礼、迎来送往、应酬接待无不以吸食鸦片为时尚。有人形容20世纪20－30年代的华县，城镇是烟枪林立，农村是烟气刺鼻。直到30年代政府施禁后，公开吸食鸦片才销声匿迹，但偷吸现象依然未绝。特别是富裕烟民，家庭自备烟具，吸食仍然十分方便。
烟祸肆虐华县近百年，危害十分严重。首先是加重了衣民的税赋负担。清光绪十六年（1890），华州平地烟亩税每亩银1钱，坡地6分。1918年，改烟亩税为烟亩罚款，亩价银6两6钱，后增至13两。冯玉祥、宋哲元统治陕西时，亩价大洋13元。1930年，烟亩罚款又美其名曰善后专款，不分冬春缪寿良，每亩价10元，加之浮支滥派原文庆，各地商价二三十元或四五十元不等。1933年，每亩烟税猛増至七八十元，超过正赋十余倍。农民负担沉重，怨声载道，不断反抗。1927年，县政府催款委员姬捷三一行，从高塘向县府解送烟土和3000元大洋烟款，当行至大明寺西坡时，姬捷三被当地群众当场打死，大烟及烟款被夺回。
其次是滋生了贪污腐败。民国时期政治腐败，无官不贪，皆籍征收烟款肥己。政府官员下乡或劝种，或禁种，或检查，各乡无不烟、酒、茶、饭招待，昼夜吸食大烟，自不能免，且与科员、里绅、乡保长等上下其手，捏报私吞、节节分肥。1931年秋，县长王其晟贪污烟款数万元败露，华县民众赴省控告，轰动全省，但官场官官相护仙界生存手册，最后不了了之。1942年，县府查获高塘毋宗林私藏烟土六七百两，全部被县府官员、警员、乡长等私分。其主要贪污者系县府民政科长韩天信，被民众告发后，区、省曾予提审，县府不敢袒护，交由国民兵团看管，但该韩乘夜越墙，携款潜逃。此案与王其晟一案同为陕西烟土贪污巨案。
再次是造成了社会动荡不安。大烟土时为特殊商品，转手之间，便可暴富。因此，政府官员、军阀、土匪、地痞、流氓，无不趋之若鹜，或互动干戈，黄瀛漩或抢劫勒索，或包销包运，大发横财。1924年，刘镇华的镇嵩军部队乘战乱之机，在华县城乡四处搜索，从商民中抢去大烟土18000余两，引起华县商界一片恐慌。1925年，县知事魏祖旭与当地驻军相勾结，派士兵下乡强令农民种烟、推派烟款。他曾面告士绅：“奉师长命令，你们去向民众排派烟款，就是不种一亩，也得出够那些亩数的烟款。”民众对其恨之入骨。1932年8月，催款委员率法警多名、下乡催令截款，西南区曾逼死民命一人。为了吸食鸦片，一些烟民偷盗、抢劫，沦为罪犯，致使社会秩序混乱，地方不宁。一些烟民穷途末路之时，卖房产田地，卖子女老婆，最后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一些烟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挥霍无度，使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
第四是摧残民众健康。从人类社会发展看，此为烟毒首害。鸦片是一种毒品，它可使人体内白细胞减少，抵抗力下降，由此引起神经麻痹、性格变异、出汗不止、肠胃发炎、排泄增多、呼吸失常、心脏虚弱、皮肤干燥、脸色黄白、瞳孔缩小、牙齿松动、声音颤抖、体貌枯瘦等症状，因而人称“烟鬼”。人们一旦沾染成瘾，便不易戒除，久之即成病夫，丧失劳动能力，严重者丧失生命。1915年3月，县知事王垓在“简明告示”中，便将“有妨嗣继”列为烟毒祸国殃民的八大罪状之一。1935年夏，有记者曾描述关中东部烟民的状况：“自潼关而西，沿途所见之民众与街头所遇之访问者，殆半为蹒跚街头优游好闲之瘾君子，与夫乞食路旁愁眉菜色之穷烟鬼耳。驼背耸肩，神志模糊，行动迂缓之懒散，精神槁木之颓衰，身无修短，率多病状畸形。”（1935年《陕西卫生月刊》1卷3期）吸食鸦片毁己损人，贻害子孙，危及国家民族。
烟毒有百害而无一利。华县进步力量与有识之士与之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1922年10月，华县学生决定组组学生禁烟监视团，实行调查、劝禁”（《共进》半月刊），并走上街头向民众宣传烟毒的危害朱雅琼。1923年10月，华县籍名人潘自力曾发表《养兵与种烟》一文，揭露军阀、官僚为敛财养兵而强令农民种植鸦片的罪行。华县龙潭人杨叔吉（鹤庆）1918年在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成归国后，在陕西从事戒烟戒毒工作20余年，是继郭希仁、李仪祉之后的陕西第三个热心禁烟的代表人物。1934年9月，华县老农杨先声挺身而出，先后呈请县、省两级政府，要求委任自己为义务禁烟委员，在乡区及军中稽查烟灯黄梓熙，劝人戒烟，成为佳话。
政府在禁烟方面多为明禁暗弛，表面应付，直到20世紀30年代初，在社会情势的压力下，才进行有计划的禁烟工作。1933年，邵力子先生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奉命推行“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在陕西实施三期禁种，法令严峻。华县被列入一期禁绝区，禁种、禁吸、禁售、禁私藏全面开始。6月3日禁烟纪念日，各乡召开禁烟运动大会，各机关派专人分乡宣传，查罚偷种者，后严令联保主任亲具不种切结。据《陕西省政府公报》披露：1935年初，渭南、华县和蓝田农民吉学礼等9人，即因偷种烟苗或不铲雨生烟苗之故，被省政府下令拘押数月。在禁吸方面办理灯罚、登记吸户、分年戒绝。商户每灯月5角，民户3角，外收手续费1角。吸户需领灯照，普通5元、贫民6角，赤民2角。确定烟民戒绝期：20岁以内，1935年戒绝；30岁以内，1936年戒绝；40岁以内，1937年戒绝：50岁以内，1938年戒绝；50岁以上，一律在1940年戒绝。为实施戒烟，华县初设戒烟所四会家园网，对千余烟民强行戒绝。1934年，改设戒烟院，先后收戒烟民1000余名。1936年，奉令设禁烟协会华县分会，张健安为理事长兼戒烟所所长，至1949年3月，先后来所烟民约五六百人。曾有二人拒绝施戒，被枪决。禁售方面，政府予以统管，售烟户逐年递减，初为百余家，后准设22家，最后全部关闭。在禁私藏方面昧宠，存土必须登记，并予上缴，按官价收购，但由于官价与私价差距过大，应者寥寥许俊浩。1936年缉私队搜查西关各商号，查获烟土7万余两，赤水阎、李两家尤多。后省上又派70余人来华县分乡搜查，凡私藏烟土、烟壳、烟籽、烟具者均分别处罚。至1945年10月，查获烟案47起，1946年5月至8月，查获26起，均送军法讯办。同年华县组建烟毒检查队，县长兼总队长，民政科长副之，下辖分队长2人，队员4人我的超人女友，队兵8名，均由警局派充。后奉令颁布实施“禁烟纵横连带处罚办法”，桓公乡王官保、少华乡王刘氏、赤水乡李步纲等吸食鸦片毒品，均将各乡、保、甲长及联结各户处罚，共罚麦五石六斗。八区烟毒检查队缉获烟犯武丙兆等案13起，省府曾发奖金23?5万元。
平心而论，华县政府1933年后的禁烟行动，不能不谓切实有效，烟毒祸县得到一定遏制，但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偷种、偷售、偷吸的现象始终存在。彻底根除烟毒之祸，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实现的。
来源：华州史话
编辑：华州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