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女民国时期，那位名叫赫达的传奇女摄影师-谁为谁狂
民国时期，那位名叫赫达的传奇女摄影师-谁为谁狂
1
2018年5月6日，我站在了荣成市石岛管理区港湾街道北沟村的后山，四下望去，当时我就惊呆了！我看到的，不是当下的山海美景，而是一位脚步蹒跚女子，在险峻的山崖上，用俯瞰的角度，专注地拍摄着这座依山傍海的渔村景象。这个女子，就是赫达·莫里逊。
1937年赫达在北沟村后山拍摄的石岛渔村（东向）
赫达在北沟村后山拍摄的石岛渔村（西向）
2
很难想象！
当北京、南京、济南、威海、保定、承德、曲阜、正定等十多个中国城市回首往事，寻找拍摄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本地老照片，居然会找向同一个摄影者，这个人，就是德裔澳大利亚籍女摄影师赫达·莫里逊（也有称为海达·莫理循、荷达·莫黎巽、赫达·哈默尔）。
第一次知道她，需要从一篇网文说起。
2017年，我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有关威海的网文，标题大致是：1937年德国女摄影师镜头下的威海老照片！一向对威海老照片感兴趣，于是点击阅读。
文章对摄影师并没有做详细介绍，只是提到她是德国人，名叫赫达·莫里逊。没有想到，我被她所拍的老照片给震撼了。照片显然不是拍摄于威海城区而是荣成成山及石岛一带。这批照片拍摄时间虽然是1937年，却有着十足的美感与视觉冲击力，几乎不相信在那个时代能拍出如照片所见的祥和景象，倘或不是一个热爱中国之人，恐怕不会选取这个角度的中国。
自然就想要了解这位德国女摄影家的来历。
网上搜集资料时，却发现自己如同进入一个迷宫。关于赫达·莫里逊的各种信息充斥着网络，她在那时代拍过中国很多城市的照片，有很多文章提到过她，可是，却没有关于她的全面些、详细些的介绍，人们更关注她拍的那些老照片，对这个拍摄老照片的人兴致不多。
她究竟是谁？为何来到中国？在中国都做了什么？有什么贡献忍俊不禁造句？她最后又去了哪里？她的作品原件又在何处？对于这些问题少有文章关注，即便有一些文章对赫达做了介绍，也是比较简单凌乱，甚至有很多矛盾之处。一位民国时期的摄影大家，居然没有一处详细完整的资料介绍，不能不说一件遗憾之事。
我有一个原则，“模糊的，清晰化。”在能力范围之内，我不愿意遗憾出现。八十年前，赫达可以通过拍下很多照片来记录当时的中国，我为什么不能整理相关资料，让我们来认识一个为保留中国历史记忆而做过巨大贡献的国外女性呢。
为此，我翻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及她个人的作品，整理出这一篇文章，大约有12000字，基本按照时间先后对赫达的人生历程做相关介绍，重点是她的作品介绍。希望我们能对这位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国拍下数千张宝贵老照片的德裔摄影家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感谢赫达，因为她让我们关于久远之时的回忆有了足够的图像支持。需要说明，文中所提及资料，主要来源对于网络资料的系统性整理并加上个人的分析，图片则来源于网上公开的赫达作品，如有错漏之处，请指正，日后也会继续收集相关资料，使之更加丰满，因为她，让我们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3
赫达·莫里逊（Hedda Morrison，1908-1991），德裔澳籍女摄影家，婚前原名赫达·哈默尔（Hedda Hammer），1908年出生于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赫达有非凡的才华，但是并没有得到上天眷顾，有资料说她患过小儿麻痹症，右腿略短，有点跛行，这点从她后来在自行车旁边的站姿照片似可以佐证宅门记。以这样的身体条件成为遍行中国的女摄影师，很多时候携带着沉重的照相设备翻山越岭，可见其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
自行车旁的赫达（1941年）
因为父亲哈默尔（Hammer）是出版商，业务领域与摄影有关，所以，赫达在十岁刚刚出头的时候就有机会开始摆弄起父亲的照相机，由此建立起对摄影的兴趣，影响到其后的一生。
虽然小赫达对摄影有足够的兴趣，但是富裕的家境使她的家人并不乐见她从事风险较高的摄影职业。因此，在她年轻时，父母曾经送她到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医学院去读书，但赫达志不在医学领域，不愿意接受家人规划好的路，说服了父母，从1929年开始，改到慕尼黑最早开办的一家摄影学校（有说其名为慕尼黑国立摄影艺术学院）进行了三年的学习王继伦，从此开启了她的专业摄影生涯混沌至尊诀。
4
1933年，赫达24岁，她完成慕尼黑的摄影课程学业后，先是做了一阵摄影助理，拥有了一定实际工作经验。不安于现状的赫达开始寻找更有挑战性的工作机会。她偶然在德国摄影学刊杂志上发现一则招聘广告，位于中国北京的哈同照相馆（又称阿东照相馆、Hartungs图片社）正在征召一名女摄影师，而且特别注明应聘者必须是德国东南部的兹瓦本人（Swabian，斯图加特是其首府），懂英语和法语，工作是在北京主理照相馆的摄影业务。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招聘启事，一方面远在东亚的工作对德国国内的人来说缺乏吸引力，一方面却又设置了各种招聘门槛。很显然，这家由德国人在北京开办的照相馆一开始就明白自己对人才的要求过高，远离德国，而能提供的薪酬条件并不优越，却又在招聘条件中要求对方是女性，还要是贫困地区出身，看似减少了找到合适应聘者的机会，实际却是希望能确保招到一个安心工作的人。
巧合的是，这些招聘要求在赫达看来，几乎是为她度身定做。1933年对于德国来说是相当令人不安的一年，这一年里，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德国国内的政治状况日渐疯狂，既想回避国内接下来不可预测的局面，又想拥有独立摄影的机会，所以赫达决定前往中国。张振朗
当时的中国并非是一个安定的国家，所以赫达的家人对她只身一人远赴中国是有些担忧的，所以在分别时送她两件礼物：一把防身用的手枪和一把雨伞。但是，赫达在意大利 Trieste 港上船之后，马上就把这两件物品都丢掉了海里。她随身仅有的重要物品就是一架柔来福来的双镜头反光相机。可见她的勇敢与坚定。
北京面试的结果未出赫达所料，哈同照相馆果然相中了她。
哈同照相馆当年的胶卷外包装
5
哈同照相馆并不简单。
上世纪二十年代，来自德国的哈同夫妇在老北京东交民巷东口开了这家照相馆，后来还在北京饭店开了分号。在短短的二十年间，哈同照相馆的摄影师们用光影记录了北京这座古老的东方城市的近乎一切，从市井布衣到名人大家，从街头巷尾到皇宫古刹，美景、人文、建筑、民俗……它记录了全方位的北京，成为民国时期最著名的照相馆之一。
哈同照相馆的照片，大多制作成了明信片的形式，保留了大量的老北京及中国其他各地的民俗风情，出售给了形形色色的客人，传播到世界各处。至今，带有Hartung's Photoshop标识的老明信片成为许多中国历史影像收藏者与老照片爱好者的最爱。
哈同夫妇在家里的合影
哈同夫妇同游颐和园
哈同照相馆里的老板娘
1920年代哈同照相馆制作的北京协和医院明信片（非赫达所拍）
6
进入哈同照相馆，赫达开始了在北京的摄影生涯。
哈同夫妇把德国人严谨的工作作风带到了当时的北京。因为哈同照相馆拍摄质量很高，在北京有相当的知名度，每日的工作相当繁忙。赫达应聘的并非是普通的摄影师岗位，而是要在老板哈同夫妇的直接领导下，不但要主持摄影，还要负责管理17个中国伙计。一周工作六天，每天从早晨7时至晚上6时。不论何时，只要遇到特殊的活儿，都要迅速完成。对于这样快节奏的工作，赫达却如鱼得水。
赫达刚到北京那段住在当时法国领事家中，她惊叹于北京的古都之美，工作之余的时间自然不会放过与北京各处做亲密接触的机会，她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的大街小巷，拍摄她所喜爱的宫殿、庙宇和城墙。她还搭乘火车去北京郊外及周边地区，请导游为她详细介绍各处美景与风土人情，总之，她几乎是用如饥似渴的态度面对中国这个神奇的国度。
在北京工作的时间里，赫达几乎走遍了北京，拍摄了故宫、颐和园、玉泉、西山、十三陵、长城和许多佛教寺庙，如潭柘寺、戒台寺、法海寺等。也正是因为她的辛勤走动与拍摄，为北京留下了太多老北京时代的影像记忆。她拍摄下如今很多已经荡然无存的旧日景物，主要是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旧建旧影，留下大量弥足珍贵的照片。
赫达镜头里的故宫
7
赫达就是为时代而生。
作为受过专业培训的摄影师，除了有较好的技术和经验之外，也拥有较好的设备和器材，她常用的是一台Rolleiflex 双镜中幅相机，拍摄建筑时会用一台 9×12 cm 的Linhof Satzplasmat相机，这些都让她的作品呈现较高的质量和艺术性。
反观同期其他外国人在中国所拍的老照片，因为照相设备在配置上相对普通，再加上拍摄者基本未受过专业培训，他们的照片也就只能做到随手拍下来，不大会讲求用光和构图，也不大注意照片所传递的意境。所以，我们今天看当时由外国人在中国所拍的老照片，人物照往往目光呆滞、面无表情；风景照则缺乏构图的安排和用光的设计，使得这类照片除其历史价值之外，乏善可陈，这就更显示出赫达的照片之珍贵，她的照片能够呈现出历史与艺术的双重价值。
赫达对于摄影的用心与专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这一点在她拍摄北京石景山法海寺照片的过程就能显示出来。赫达对带有中国地方特色的建筑情有独衷，尤其是喜欢地方类的宗教建筑，总结她一生的照片，大量的镜头都对准了这类建筑。
赫达刚到北京就拍摄了法海寺，她说西山这里“最有意思的寺庙是法海寺，这是一座不大而颇具景致的寺庙，它以保存完好的明代壁画而受人关注，壁画在大殿的墙上，永远位于阴暗处，处于非常好的保存状态，要描绘它须将屋瓦挪开，才有一个好光线”。为了拍摄位于暗处的室内壁画，她让摄影助理用小轿车喇叭的橡皮球茎，向点燃的三聚乙醛燃料上吹镁粉，使之发出巨大的光亮，对暗室中的拍摄非常有帮助。在拍摄法海寺内的明代壁画时，由于过于专注，赫达甚至把自己给烧伤了。今天人们到法海寺，已经见不到壁画前石台上神态各异的罗汉像，幸好有赫达在八十多年前留下的影像施欣余，还能看到昔时的模样。
赫达拍摄的法海寺罗汉像
赫达的摄影作品体现了她对当时中国的关注点，系统地呈现出中国各地的建筑、街景、招幌、工匠、僧侣、民俗和市民生活。赫达对中国的传统工艺怀有异常浓厚的兴趣，以极大的热忱连续拍摄了许多中国各地传统工艺品的复杂制作过程。在漫长的十三年里，赫达凭借个人的努力，建立了既独特又广泛的拍摄网络；这个网络构成了她探究和记录古都人文景观的基础，在此之上，赫达将真实的生活和刹那间的神韵定格于永恒。
她的作品不论对摄影界的专业人士还是业余爱好者都有很大的助益，其水准始终居于来华西方摄影家的领先地位。她通过自己作品成功记录时代的印记，埋下足够唤醒我们集体记忆的伏笔，通过自身个性化的角度，建构了她眼中的中国形象和作品主题。
那一时期，光顾哈同照相馆的有很多文化名人，赫达跟他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法国书店的昂里·弗特致力于研究北京文化，出版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英国作家哈罗德·阿克顿在北京研究中国戏剧，拍了许多京剧剧照；美国作家乔治·凯茨请哈默为他拍了许多中国家具的照片。这些人既丰富了赫达的人文视野，他们的作品也保留下了大量的赫达的摄影作品，当然也就保存了大量中国在那个时代的鲜明记忆。
8
中国是如此博大，赫达当然不会把自己的活动只限于北京。
除了北京城及周边地带，赫达还去了云冈、正定、热河、华山、荣成石岛、保定，以及济南、曲阜和泰山、南京等地，每到一地，赫达都如饥似渴，拍摄了大量当地的风土人情照片，对于很多城市来说，赫达留下的这些照片即便不是本地唯一的老照片，也是那个时代最有价值的。
比如，1936年，赫达带领一行数人的摄影小组于到达河北保定涞水北龙门村，以她独特的观察角度，共拍摄了113张珍贵的照片，其中包括民间“制香”全部过程、旧社会妇女盘头的复杂过程、三寸金莲等组图，留下宝贵的影像资料。
赫达镜头里的保定蜡烛店（1940年）
9
在历史的长河里，哪曾有孤立的事件，处处都是或明或隐的内在结连。
谁能想到，有关于荣成成山及石岛的一百多张老照片竟然与甲午战争有关。1937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赫达与威海的石岛（当时石岛隶属于荣成县第七区）发生了联系。
1896年6月23日，德国军舰“伊力达斯”号因台风在荣成楮岛触礁深没，造成77人丧命，后在附近镆铘岛购地建立“伊力达斯”墓园埋葬死难者。“伊力达斯”号曾在甲午战争中拯救过上百名高升号落水中国士兵，受到清政府嘉奖。墓园落成后，成为在华德国人常来拜谒的地方。
1937年，赫达很可能从青岛随德国拜谒团来到镆铘岛，拜谒之余自然是旅行观光，她醉心于周边成山及石岛的当地风土人情，将镜头对准了渔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里拍摄了超过150张照片，至今超过80年，后来她曾经把部分照片发表在上海出版的《远东画报》杂志第十五期，也有部分收录在她的作品《TRAVELS OF A PHOTOGRAPHER IN CHINA（1933-1946）》中山东沿海地区一章。她的这些有关荣成的老照片也就成为再现当年威海渔村面貌渔港生活的最珍贵资料，有很多照片甚至是至今我们所能发现最早或唯一记录相关历史情形的照片，比如有关石岛湾日出、石岛渔村、成山庙会、抬阁、滕国祥将军塑像、成山卫城墙等。
2017年开始，我对这些老照片进行分析考证，惊为天物，将这些照片进行归类整理，撰写了《印象石岛1937》（当然老照片里也存在着石岛之外的其它荣成地区），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些老照片的真实价值。
赫达镜头里的渔民老人
正在劳动中的石岛渔民
赫达记录的石岛船模制作过程
赫达镜头里的石岛民居（对联意境优美）
10
赫达在哈同照相馆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1938年，赫达与哈同照相馆的五年合同期满，她决定离开照相馆，照相馆老板担忧她另起炉灶会冲击自己的生意，极力建议她回到德国。但是赫达一直不喜欢德国国内狂热的政治情形，加之被京城和中国各地的人文风景所吸引，执意要留在中国。离开哈同照相馆后，赫达成为自由职业者，开始为北京当地的外国商人、艺术家提供摄影服务。有网络资料说她成立了美丽照相馆，这是误传，当时的美丽照相馆是由中国人所开设。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仍是西方世界眼中带有神秘色彩的国度，西方热衷于研究中国，也就关注各种与中国有关的资料，有关中国的一手照片就有着较大的市场。当然，由照片所衍生的相册及明信片等作品修佐，也是旅居中国的西方人可供炫耀的纪念品。
赫达的职业就是与这个领域有关。她不是新闻摄影记者，服务对象是旅行社、游客、作家、收藏家、艺术品商人等等，所以她的照片中，没有多少是新闻事件，大部分是建筑、环境、各种日常生活等，因为触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细节，往往是别人所不曾注意的，反而弥显珍贵。
因为爱好，也为了生计，赫达辛勤地奔波在中国北方的大小城市和山川名胜，以应付客人们对各地图片的订单需求。她当时住在北京的南昌路，在家中的小暗房里完成客人订制相册的手工制作，线装，并附上她的手写内容清单和签名，可以说每本都是“单独定制”。装相册的木匣由当年哈德门附近的一个小商铺制作，五面封闭匣套，外包丝绸，内部开函处制成如意花纹状，切口包金纸，非常精美康熙八皇子。
我们今天回顾赫达当时在中国所拍摄的那些老照片，很多都表达出了足够的诗情画意，但是也能想象她拍这些照片的过程之艰辛。对一个身处异国腿部还稍有残疾的单身女性来说，那时的中国背景是相对复杂的，各地还处在地方军阀割据的状态，而日本人的战争机器又日渐轰鸣，她要深入到并非所有人都对外国人友好的中国各地城乡，有此胆量的外国女性并不多见。
如果不是钟爱于摄影和中国文化，很难想象赫达能如此坚持。也正是因为她的坚持与认真，她拍出了很多高质量的稀缺照片，声名渐为外界认可，一度的窘迫生活逐渐远去。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林希文（Raymond Lum）在一篇文章中说提到说赫达故意选择不拍摄当时北京社会丑陋的一面，除了因为她喜爱北京、希望呈现其美好的一面之外，也是因为作为一名商业摄影师，她“知道什么照片好卖”，我想这是完全的猜测，从赫达所有的作品角度以及文字描述来看，她是热爱生活的人，所以更愿意呈现视野里的美好之处。
赫达镜头里的北京
11
1940年，赫达在北京结识了英国外交官阿拉斯泰尔?莫里逊（Alistair Morrison），他是著名的《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治·莫里逊（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的二儿子。
以乔治·莫里逊为代表的莫里逊家族是一个传奇家族。乔治·莫里逊在中国有着传奇的经历，曾经周旋于中国最著名的洋务派官员之间，如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后来还曾入幕袁世凯帐下，担任袁世凯的外事顾问，曾参与过巴黎和会。莫里逊之后又效力于北洋政府的大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和总理段祺瑞。
莫里逊热衷于收集与中国有关的文献资料，在家里建立起一个关于远东方面资料的私人图书馆。当时到北京的外国人要查资料，不是到公立的图书馆查资料，而是到乔治·莫里逊家里。要想了解中国，乔治·莫里逊家里的资料最全面。还有一个民间传说，当时的外国人到了北京后语言不通，想坐黄包车都非常不方便，于是就先拉到王府井的莫里逊家去，莫里逊再安排他们到达目的地。当年京城里洋商云集而繁华于世的王府井大街就曾以莫里逊命名，可见其风头之健。虽然赫达认识阿拉斯泰尔?莫里逊时，其父早已经去世多年。但是赫达结识这样的家庭或许对她日后的视野不无助益，同时能见证其强大的个人魅力。
身着长袍马褂的乔治·莫里逊
12
赫达在中国的13年里，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主要活动地带是北京及周边，这其中除了1937年到荣成的成山及石岛一带，也还包括了山东的一些地方。
1942年赫达到过济南，拍摄了很多当时济南的风情照片。和很多流传的反映“民国”时期济南的照片不同，赫达·莫里逊拍摄济南时，将镜头更多地对准了普通济南人的生活，护城河边的人家，岸边的豆芽坊，河中洗衣涮菜的妇女，街边喝茶的居民，装车上街卖菜的摊贩等等。既反映了当时济南城的古朴风貌，又将当时济南人自然、闲适的生活场景真实地再现在我们眼前，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
赫达镜头里的济南
13
1944年，赫达35岁，精力充沛，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她的摄影事业当中。她接到了在南京的纳粹德国驻汪伪国民政府大使Dr Woermann的邀请。Dr Woermann是一位学者型外交官，对文化的兴趣超过了政治。当时，德日轴心已显现疲态，他的关注点却不在政治上，而是兴致勃勃地规划学术计划，利用资助文化活动的经费，出版有关南京的城市记录。为此，他策划由同为德国人的摄影师赫达负责拍摄照片，德国学者Alfred Hoffmann负责撰写文字。
AlfredHoffmann，即北京中德学会的霍福民（霍夫民），汉学家，专长是中国古典文学。当时他在中国的学术圈比较活跃，但学术名声还不够响亮。近些年因出版《中国文学史》而为中国人熟知的顾彬就是他的得意弟子。
这次的工作在当时就有了成果，1945年上海Verlag von Max Noessler& Co.出版德文版《南京》，分12章，包括城墙、市景、市内庙宇、园林、南门外、明故宫、紫金山、六朝陵墓、栖霞山麓、玄武湖、街景、城郊江岸，照片200幅。赫达为南京拍摄了一大批珍贵的老照片。2012年，南京出版《老照片·南京旧影》里面就采用她的大量作品。2015年，根据德文版《南京》编制的中译本《南京》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中译本。由南京大学印芝虹教授翻译，32开, 260页。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在翻译时将赫达·莫里逊译为赫达·哈默尔。
南京之行令赫达记忆深刻，她晚年回忆这一次经历，说那时过得很开心。还有一件让她津津乐道的事，就是通过中国的邮局，跨越战争造就的地理隔阂，巧妙地和分别多年、身在重庆的心上人Alastair Morrison通了信，这给了她更多的工作动力以及对南京的好印象。
《南京》内页图片
14
1946年，在相识六年后，赫达与阿拉斯泰尔?莫里逊结婚，冠了夫姓，改名Hedda Morrison。赫达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人物，然后又嫁入一个传奇家族。因为公公的大名以及个人的贡献，赫达在中国有了一个外号：小莫。因为当时中国时局进入到解放战争的时段，内战加剧，局势动荡，夫妻在婚后离开了北京，先是去了香港，在香港住了一年多，赫达留下许多关于当时香港风情的珍贵照片。
1947年11月赫达随丈夫去了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沙捞越（Sarawak）。阿拉斯泰尔?莫里逊应该是继续从事外交类工作，作为政府官员的妻子，赫达继续从事摄影活动。马来西亚独立后，赫达为马来西亚政府担任摄影工作，出了好几本沙捞越的摄影画册和回忆录等。1967年之后他们夫妻回到阿拉斯泰尔?莫里逊的祖国，定居澳大利亚的堪培拉。1948年赫达曾短暂地回北京收拾东西，而她再一次去北京，则是30多年后的1979年。
此时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大幕开起的前夜，赫达钟爱的北京城墙已经荡然无存，代之的是高楼和烟囱。她虽然失望，但批评的态度还是非常温和的：“很容易让人质疑的是，让北京发展到今天这样庞大的规模、以及在这一干旱的地区建立这么多工业是不是件好事，如果能采用一个更具想象力的规划方案，能不能至少保住北京的城墙。尽管如此，北京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
赫达对中国始终是充满感情的，在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赫达曾三次踏访中国。
15
赫达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只是拍摄并保存了大量的风土人情照片，据说她与中国两位名人都有过某种交集。蒋介石曾留下一张彩色标准像，据说是赫达拍摄的。还有一个说法，1936年10月，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束了对陕北为期四个月的采访，带着摄有红军生活的30多枚胶卷回到北京。在当时的北京，冲洗这些照片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许多照相馆都不敢承接。于是，斯诺把底片交给了哈同照相馆。那张有名的“毛泽东在陕北”的照片，就是其中之一。当年，头戴八角帽的毛泽东42岁，风华正茂。据说当时冲胶卷的人就是赫达。
哈同照相馆冲洗的毛泽东在陕北，首次刊发于1937年1月的美国《生活》画报
也就是说，赫达在中国的那个年代，与当时国内的各派力量都有过摄影方面的交集，也可见过其传奇之处，可以看作是中国那一时代的最佳见证者。
赫达的镜头里，还出现过中国的艺术大师，比如齐白石。她用镜头记述了齐白石的创作过程，还有他的全家福。
创作中的齐白石
齐白石和他的家人
16
当年，很多民国时代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德文书、英文书、法文书里都有哈同照相馆和赫达拍摄的照片。不过，赫达大部分的作品原先都是作为他人著作的插图，例如乔治·凯兹（George N. Kates）的著作《中国家用家具》(CHINESE HOUSEHOLDFURNITUREunnies，1948年HARPER & BROTHERS出版）的112幅插图是赫达拍摄的。另一部《丰腴年华》（The Years that Were Fat:Peking 1933-1940，1952年HARPER & BROTHERS出版，198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一书也选用了赫达的摄影作品。
《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封面
《The Years thatWere Fat: Peking 1933-1940》1952年版
《The Years thatWere Fat》1988年版
一直到1974年，赫达才出版了有关中国的第一本正式的摄影集《华山》，可惜今天很难找到这本摄影集的资料，也没有出中译本。赫达最重要的一本摄影集是《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1985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中国影响很大，出了中译本，书题被译者改成：《洋镜头里的老北京》，由北京出版社发行处在2001年11月出了第1版，照片内容包括“城墙、宫殿和园林”、“寺庙和牌楼”、“街道生活、店铺和集市”、“饮食和娱乐”、“艺术与工艺”、“周边地区”等章节。
《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封面
《洋镜头里的老北京》封面
198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赫达的英文版作品集《TRAVELS OF A PHOTOGRAPHER IN CHINA（1933-1946）》，照片内容包括古建筑、寺庙、市井、风景、名人等。全部照片共233张，分为9部分，云冈（1933年）、正定（1934年）、热河（1934-1935年）、华山（1935年）、少数民族地区（1936年）、山东沿海地区（1937年）、保定（1940年）、曲阜和泰山（1942年）、南京（1946年）。
《TRAVELS OF A PHOTOGRAPHER IN CHINA（1933-1946）》封面
她在香港拍摄的作品于2005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Hedda Morrison’s Hong Kong: Photographs & Impressions 1946-47》。
《Hedda Morrison’sHong Kong: Photographs & Impressions 1946-47》封面
2016年，黄山书社集结出版了《西方的中国影像（1793—1949）：海达·莫理循卷（全三册）》。
《西方的中国影像（1793—1949）：海达·莫理循卷（全三册）》封面
17
赫达行走于中国的城镇乡村，拍下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与社会细节，最初主要是出于职业需求，但是，她对于时代的记录并不限于谋生所需，她专注于记录自己所遇到的时代，认真保存自己的各类作品，这位酷爱中国文化、通晓多国语言又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女摄影师展示了其独具天赋的视觉角度与摄影手法。
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照相机是稀有物品，懂得摄影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作为一个来自欧洲的外国人，赫达用自己独特的观察与拍摄角度来记录她眼中的中国。那些本地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琐事在她那里便可常常发掘出艺术级的品味，也就为今天中国留存下了诸多已经不复存在历史景观以及社会人文方面的影像资料约翰库缇斯。
那个时代的中国可谓是中国最动荡的历史时期，既有各种国内派系的连番内战，也有强敌日本的残暴侵略，特别是“黄金十年”之后，民生凋敝，我们本能的印象判断是应该一片惨淡景象，但在赫达的照片里，无论是陕西华山的道士，北京潭柘寺的和尚，还是石岛渔村的渔民，保定街头上的各类小商贩，都那么神定气闲，生活自然艰辛，但神态看上去绝少愁苦之状熊小玥，即便衣着破烂，却也精神极佳，都仿佛是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当然这是选择性记录的结果，但是，赫达也的确给了我们另一个角度，这反而记录了在那些最艰难的时代，中国人仍有的乐观精神，这也是几千年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一项重要品质。
赫达绝大多数的摄影作品展现的是传统生活的细节，几乎没什么称得上是属于时尚的东西，但也因如此才为我们保存了一个逝去中的昔时文明的影像。她对中国传统的宗教及其实践者有着特别的兴趣和尊重，这种尊重在当时西方人在华所摄的照片里是很少见的，很多西方照片往往会喜欢展示那些落后愚昧的角度与情景。而赫达的老照片，并没有颠覆真实的历史，只是颠覆了我们囿于传统的认知惯性，她更喜欢展示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角度。
赫达常年接触中国的底层社会，对于中国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给予了深深的的同情，她说：“在北京的魅力与能够体味到的快乐的生活下面，却是沉重的苦难与触目惊心的贫困。……冬天许多人冻死街头。最了不起的是那些忍受着巨大苦难却从不抱怨、依然快乐、具有坚忍不拔毅力的人们。”
18
1967年移居澳大利亚后，除了几次短暂的外出访问，赫达人生的最后的二十多年一直住在这里，1991年她在堪培拉去世，丈夫阿拉斯泰尔?莫里逊于2009年去世释德朝。
斯人已逝，而赫达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并不只是她在第一时间的记录，还在于她对于这些资料的未来做了安排。她的作品除了已经通过各种出版物流传于世间，她还拟定遗嘱将自己的照片原件与收藏品全都捐给了各地最具权威的博物馆与图书馆。
赫达逝世的第二年，其夫根据她的遗嘱，将用作展览的照片（约有五千张）和许多珍贵的南亚青铜器、藏书等捐赠给她最后定居的澳大利亚悉尼工艺美术与科学技术博物；1950年之后到1985年在南洋各地拍摄的照片则赠予美国康奈尔大学，如今收藏在大学的克劳赫图书馆的善本及手稿部。
特别关键的是，赫达将1933年至1946年13年里她在中国所摄的一万多张底片、六千多幅照片，以及二十九本影集全部赠与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燕京图书馆以丰富的东亚文献收藏闻名于世，在中国本土之外，哈佛—燕京图书馆是西方世界里两个最大、最好的中国古籍善本收藏图书馆之一（另一个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后来燕京图书馆扫描了其中的4800张照片，上传到网站供浏览搜索。
燕京图书馆将这些与中国有关的照片上传到网站后，这些照片迅速成为中国各地研究本地旧时风土人情的最宝贵资料，由此可见赫达当年的良苦用心终于得以实现，或者她来中国，cj女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安排，让我们不至于与那个时代失去回忆的联结纽带，让一个很多中国城市的某个时代记忆由模糊变清晰，也惟有她能做到。
哈佛—燕京图书馆外景照
19
2002年5月10日到6月10日，《旧京遗影》展览举办，赫达关于老北京的作品首次回到北京，实现了她在生前和丈夫的一个长久愿望，和北京人分享自己的作品。
旧京遗影入场券
文章的最后，让我们回顾一张老照片。1935年，赫达到达华山。一位有腿疾的女性，登上如此的险峰已经足够让我们震憾，同时，她还给我们留下一张亦真亦幻的经典照片。
白云之下，华山之巅，两位道士专注对阵。这不像是两位出家人在修炼，反倒更像是武侠小说中两位华山派高手在交手。这一切是真实的吗，还是赫达所造出的虚幻？真实也罢，虚幻也罢，我们都要感谢赫达所提供出的这种视角，而这视角提供于80多年前。
当年那位带着照相机行走于中国各地的女摄影师赫达，不就是一位飘逸的江湖女侠吗，照相机，就是她的剑！姐已很久不在江湖，但姐的故事必将传遍整个江湖……（姜明星编写于2018年5月8日）
1
2018年5月6日，我站在了荣成市石岛管理区港湾街道北沟村的后山，四下望去，当时我就惊呆了！我看到的，不是当下的山海美景，而是一位脚步蹒跚女子，在险峻的山崖上，用俯瞰的角度，专注地拍摄着这座依山傍海的渔村景象。这个女子，就是赫达·莫里逊。
1937年赫达在北沟村后山拍摄的石岛渔村（东向）
赫达在北沟村后山拍摄的石岛渔村（西向）
2
很难想象！
当北京、南京、济南、威海、保定、承德、曲阜、正定等十多个中国城市回首往事，寻找拍摄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本地老照片，居然会找向同一个摄影者，这个人，就是德裔澳大利亚籍女摄影师赫达·莫里逊（也有称为海达·莫理循、荷达·莫黎巽、赫达·哈默尔）。
第一次知道她，需要从一篇网文说起。
2017年，我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有关威海的网文，标题大致是：1937年德国女摄影师镜头下的威海老照片！一向对威海老照片感兴趣，于是点击阅读。
文章对摄影师并没有做详细介绍，只是提到她是德国人，名叫赫达·莫里逊。没有想到，我被她所拍的老照片给震撼了。照片显然不是拍摄于威海城区而是荣成成山及石岛一带。这批照片拍摄时间虽然是1937年，却有着十足的美感与视觉冲击力，几乎不相信在那个时代能拍出如照片所见的祥和景象，倘或不是一个热爱中国之人，恐怕不会选取这个角度的中国。
自然就想要了解这位德国女摄影家的来历。
网上搜集资料时，却发现自己如同进入一个迷宫。关于赫达·莫里逊的各种信息充斥着网络，她在那时代拍过中国很多城市的照片，有很多文章提到过她，可是，却没有关于她的全面些、详细些的介绍，人们更关注她拍的那些老照片，对这个拍摄老照片的人兴致不多。
她究竟是谁？为何来到中国？在中国都做了什么？有什么贡献忍俊不禁造句？她最后又去了哪里？她的作品原件又在何处？对于这些问题少有文章关注，即便有一些文章对赫达做了介绍，也是比较简单凌乱，甚至有很多矛盾之处。一位民国时期的摄影大家，居然没有一处详细完整的资料介绍，不能不说一件遗憾之事。
我有一个原则，“模糊的，清晰化。”在能力范围之内，我不愿意遗憾出现。八十年前，赫达可以通过拍下很多照片来记录当时的中国，我为什么不能整理相关资料，让我们来认识一个为保留中国历史记忆而做过巨大贡献的国外女性呢。
为此，我翻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及她个人的作品，整理出这一篇文章，大约有12000字，基本按照时间先后对赫达的人生历程做相关介绍，重点是她的作品介绍。希望我们能对这位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国拍下数千张宝贵老照片的德裔摄影家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感谢赫达，因为她让我们关于久远之时的回忆有了足够的图像支持。需要说明，文中所提及资料，主要来源对于网络资料的系统性整理并加上个人的分析，图片则来源于网上公开的赫达作品，如有错漏之处，请指正，日后也会继续收集相关资料，使之更加丰满，因为她，让我们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3
赫达·莫里逊（Hedda Morrison，1908-1991），德裔澳籍女摄影家，婚前原名赫达·哈默尔（Hedda Hammer），1908年出生于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赫达有非凡的才华，但是并没有得到上天眷顾，有资料说她患过小儿麻痹症，右腿略短，有点跛行，这点从她后来在自行车旁边的站姿照片似可以佐证宅门记。以这样的身体条件成为遍行中国的女摄影师，很多时候携带着沉重的照相设备翻山越岭，可见其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
自行车旁的赫达（1941年）
因为父亲哈默尔（Hammer）是出版商，业务领域与摄影有关，所以，赫达在十岁刚刚出头的时候就有机会开始摆弄起父亲的照相机，由此建立起对摄影的兴趣，影响到其后的一生。
虽然小赫达对摄影有足够的兴趣，但是富裕的家境使她的家人并不乐见她从事风险较高的摄影职业。因此，在她年轻时，父母曾经送她到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医学院去读书，但赫达志不在医学领域，不愿意接受家人规划好的路，说服了父母，从1929年开始，改到慕尼黑最早开办的一家摄影学校（有说其名为慕尼黑国立摄影艺术学院）进行了三年的学习王继伦，从此开启了她的专业摄影生涯混沌至尊诀。
4
1933年，赫达24岁，她完成慕尼黑的摄影课程学业后，先是做了一阵摄影助理，拥有了一定实际工作经验。不安于现状的赫达开始寻找更有挑战性的工作机会。她偶然在德国摄影学刊杂志上发现一则招聘广告，位于中国北京的哈同照相馆（又称阿东照相馆、Hartungs图片社）正在征召一名女摄影师，而且特别注明应聘者必须是德国东南部的兹瓦本人（Swabian，斯图加特是其首府），懂英语和法语，工作是在北京主理照相馆的摄影业务。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招聘启事，一方面远在东亚的工作对德国国内的人来说缺乏吸引力，一方面却又设置了各种招聘门槛。很显然，这家由德国人在北京开办的照相馆一开始就明白自己对人才的要求过高，远离德国，而能提供的薪酬条件并不优越，却又在招聘条件中要求对方是女性，还要是贫困地区出身，看似减少了找到合适应聘者的机会，实际却是希望能确保招到一个安心工作的人。
巧合的是，这些招聘要求在赫达看来，几乎是为她度身定做。1933年对于德国来说是相当令人不安的一年，这一年里，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德国国内的政治状况日渐疯狂，既想回避国内接下来不可预测的局面，又想拥有独立摄影的机会，所以赫达决定前往中国。张振朗
当时的中国并非是一个安定的国家，所以赫达的家人对她只身一人远赴中国是有些担忧的，所以在分别时送她两件礼物：一把防身用的手枪和一把雨伞。但是，赫达在意大利 Trieste 港上船之后，马上就把这两件物品都丢掉了海里。她随身仅有的重要物品就是一架柔来福来的双镜头反光相机。可见她的勇敢与坚定。
北京面试的结果未出赫达所料，哈同照相馆果然相中了她。
哈同照相馆当年的胶卷外包装
5
哈同照相馆并不简单。
上世纪二十年代，来自德国的哈同夫妇在老北京东交民巷东口开了这家照相馆，后来还在北京饭店开了分号。在短短的二十年间，哈同照相馆的摄影师们用光影记录了北京这座古老的东方城市的近乎一切，从市井布衣到名人大家，从街头巷尾到皇宫古刹，美景、人文、建筑、民俗……它记录了全方位的北京，成为民国时期最著名的照相馆之一。
哈同照相馆的照片，大多制作成了明信片的形式，保留了大量的老北京及中国其他各地的民俗风情，出售给了形形色色的客人，传播到世界各处。至今，带有Hartung's Photoshop标识的老明信片成为许多中国历史影像收藏者与老照片爱好者的最爱。
哈同夫妇在家里的合影
哈同夫妇同游颐和园
哈同照相馆里的老板娘
1920年代哈同照相馆制作的北京协和医院明信片（非赫达所拍）
6
进入哈同照相馆，赫达开始了在北京的摄影生涯。
哈同夫妇把德国人严谨的工作作风带到了当时的北京。因为哈同照相馆拍摄质量很高，在北京有相当的知名度，每日的工作相当繁忙。赫达应聘的并非是普通的摄影师岗位，而是要在老板哈同夫妇的直接领导下，不但要主持摄影，还要负责管理17个中国伙计。一周工作六天，每天从早晨7时至晚上6时。不论何时，只要遇到特殊的活儿，都要迅速完成。对于这样快节奏的工作，赫达却如鱼得水。
赫达刚到北京那段住在当时法国领事家中，她惊叹于北京的古都之美，工作之余的时间自然不会放过与北京各处做亲密接触的机会，她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的大街小巷，拍摄她所喜爱的宫殿、庙宇和城墙。她还搭乘火车去北京郊外及周边地区，请导游为她详细介绍各处美景与风土人情，总之，她几乎是用如饥似渴的态度面对中国这个神奇的国度。
在北京工作的时间里，赫达几乎走遍了北京，拍摄了故宫、颐和园、玉泉、西山、十三陵、长城和许多佛教寺庙，如潭柘寺、戒台寺、法海寺等。也正是因为她的辛勤走动与拍摄，为北京留下了太多老北京时代的影像记忆。她拍摄下如今很多已经荡然无存的旧日景物，主要是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旧建旧影，留下大量弥足珍贵的照片。
赫达镜头里的故宫
7
赫达就是为时代而生。
作为受过专业培训的摄影师，除了有较好的技术和经验之外，也拥有较好的设备和器材，她常用的是一台Rolleiflex 双镜中幅相机，拍摄建筑时会用一台 9×12 cm 的Linhof Satzplasmat相机，这些都让她的作品呈现较高的质量和艺术性。
反观同期其他外国人在中国所拍的老照片，因为照相设备在配置上相对普通，再加上拍摄者基本未受过专业培训，他们的照片也就只能做到随手拍下来，不大会讲求用光和构图，也不大注意照片所传递的意境。所以，我们今天看当时由外国人在中国所拍的老照片，人物照往往目光呆滞、面无表情；风景照则缺乏构图的安排和用光的设计，使得这类照片除其历史价值之外，乏善可陈，这就更显示出赫达的照片之珍贵，她的照片能够呈现出历史与艺术的双重价值。
赫达对于摄影的用心与专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这一点在她拍摄北京石景山法海寺照片的过程就能显示出来。赫达对带有中国地方特色的建筑情有独衷，尤其是喜欢地方类的宗教建筑，总结她一生的照片，大量的镜头都对准了这类建筑。
赫达刚到北京就拍摄了法海寺，她说西山这里“最有意思的寺庙是法海寺，这是一座不大而颇具景致的寺庙，它以保存完好的明代壁画而受人关注，壁画在大殿的墙上，永远位于阴暗处，处于非常好的保存状态，要描绘它须将屋瓦挪开，才有一个好光线”。为了拍摄位于暗处的室内壁画，她让摄影助理用小轿车喇叭的橡皮球茎，向点燃的三聚乙醛燃料上吹镁粉，使之发出巨大的光亮，对暗室中的拍摄非常有帮助。在拍摄法海寺内的明代壁画时，由于过于专注，赫达甚至把自己给烧伤了。今天人们到法海寺，已经见不到壁画前石台上神态各异的罗汉像，幸好有赫达在八十多年前留下的影像施欣余，还能看到昔时的模样。
赫达拍摄的法海寺罗汉像
赫达的摄影作品体现了她对当时中国的关注点，系统地呈现出中国各地的建筑、街景、招幌、工匠、僧侣、民俗和市民生活。赫达对中国的传统工艺怀有异常浓厚的兴趣，以极大的热忱连续拍摄了许多中国各地传统工艺品的复杂制作过程。在漫长的十三年里，赫达凭借个人的努力，建立了既独特又广泛的拍摄网络；这个网络构成了她探究和记录古都人文景观的基础，在此之上，赫达将真实的生活和刹那间的神韵定格于永恒。
她的作品不论对摄影界的专业人士还是业余爱好者都有很大的助益，其水准始终居于来华西方摄影家的领先地位。她通过自己作品成功记录时代的印记，埋下足够唤醒我们集体记忆的伏笔，通过自身个性化的角度，建构了她眼中的中国形象和作品主题。
那一时期，光顾哈同照相馆的有很多文化名人，赫达跟他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法国书店的昂里·弗特致力于研究北京文化，出版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英国作家哈罗德·阿克顿在北京研究中国戏剧，拍了许多京剧剧照；美国作家乔治·凯茨请哈默为他拍了许多中国家具的照片。这些人既丰富了赫达的人文视野，他们的作品也保留下了大量的赫达的摄影作品，当然也就保存了大量中国在那个时代的鲜明记忆。
8
中国是如此博大，赫达当然不会把自己的活动只限于北京。
除了北京城及周边地带，赫达还去了云冈、正定、热河、华山、荣成石岛、保定，以及济南、曲阜和泰山、南京等地，每到一地，赫达都如饥似渴，拍摄了大量当地的风土人情照片，对于很多城市来说，赫达留下的这些照片即便不是本地唯一的老照片，也是那个时代最有价值的。
比如，1936年，赫达带领一行数人的摄影小组于到达河北保定涞水北龙门村，以她独特的观察角度，共拍摄了113张珍贵的照片，其中包括民间“制香”全部过程、旧社会妇女盘头的复杂过程、三寸金莲等组图，留下宝贵的影像资料。
赫达镜头里的保定蜡烛店（1940年）
9
在历史的长河里，哪曾有孤立的事件，处处都是或明或隐的内在结连。
谁能想到，有关于荣成成山及石岛的一百多张老照片竟然与甲午战争有关。1937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赫达与威海的石岛（当时石岛隶属于荣成县第七区）发生了联系。
1896年6月23日，德国军舰“伊力达斯”号因台风在荣成楮岛触礁深没，造成77人丧命，后在附近镆铘岛购地建立“伊力达斯”墓园埋葬死难者。“伊力达斯”号曾在甲午战争中拯救过上百名高升号落水中国士兵，受到清政府嘉奖。墓园落成后，成为在华德国人常来拜谒的地方。
1937年，赫达很可能从青岛随德国拜谒团来到镆铘岛，拜谒之余自然是旅行观光，她醉心于周边成山及石岛的当地风土人情，将镜头对准了渔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里拍摄了超过150张照片，至今超过80年，后来她曾经把部分照片发表在上海出版的《远东画报》杂志第十五期，也有部分收录在她的作品《TRAVELS OF A PHOTOGRAPHER IN CHINA（1933-1946）》中山东沿海地区一章。她的这些有关荣成的老照片也就成为再现当年威海渔村面貌渔港生活的最珍贵资料，有很多照片甚至是至今我们所能发现最早或唯一记录相关历史情形的照片，比如有关石岛湾日出、石岛渔村、成山庙会、抬阁、滕国祥将军塑像、成山卫城墙等。
2017年开始，我对这些老照片进行分析考证，惊为天物，将这些照片进行归类整理，撰写了《印象石岛1937》（当然老照片里也存在着石岛之外的其它荣成地区），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些老照片的真实价值。
赫达镜头里的渔民老人
正在劳动中的石岛渔民
赫达记录的石岛船模制作过程
赫达镜头里的石岛民居（对联意境优美）
10
赫达在哈同照相馆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1938年，赫达与哈同照相馆的五年合同期满，她决定离开照相馆，照相馆老板担忧她另起炉灶会冲击自己的生意，极力建议她回到德国。但是赫达一直不喜欢德国国内狂热的政治情形，加之被京城和中国各地的人文风景所吸引，执意要留在中国。离开哈同照相馆后，赫达成为自由职业者，开始为北京当地的外国商人、艺术家提供摄影服务。有网络资料说她成立了美丽照相馆，这是误传，当时的美丽照相馆是由中国人所开设。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仍是西方世界眼中带有神秘色彩的国度，西方热衷于研究中国，也就关注各种与中国有关的资料，有关中国的一手照片就有着较大的市场。当然，由照片所衍生的相册及明信片等作品修佐，也是旅居中国的西方人可供炫耀的纪念品。
赫达的职业就是与这个领域有关。她不是新闻摄影记者，服务对象是旅行社、游客、作家、收藏家、艺术品商人等等，所以她的照片中，没有多少是新闻事件，大部分是建筑、环境、各种日常生活等，因为触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细节，往往是别人所不曾注意的，反而弥显珍贵。
因为爱好，也为了生计，赫达辛勤地奔波在中国北方的大小城市和山川名胜，以应付客人们对各地图片的订单需求。她当时住在北京的南昌路，在家中的小暗房里完成客人订制相册的手工制作，线装，并附上她的手写内容清单和签名，可以说每本都是“单独定制”。装相册的木匣由当年哈德门附近的一个小商铺制作，五面封闭匣套，外包丝绸，内部开函处制成如意花纹状，切口包金纸，非常精美康熙八皇子。
我们今天回顾赫达当时在中国所拍摄的那些老照片，很多都表达出了足够的诗情画意，但是也能想象她拍这些照片的过程之艰辛。对一个身处异国腿部还稍有残疾的单身女性来说，那时的中国背景是相对复杂的，各地还处在地方军阀割据的状态，而日本人的战争机器又日渐轰鸣，她要深入到并非所有人都对外国人友好的中国各地城乡，有此胆量的外国女性并不多见。
如果不是钟爱于摄影和中国文化，很难想象赫达能如此坚持。也正是因为她的坚持与认真，她拍出了很多高质量的稀缺照片，声名渐为外界认可，一度的窘迫生活逐渐远去。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林希文（Raymond Lum）在一篇文章中说提到说赫达故意选择不拍摄当时北京社会丑陋的一面，除了因为她喜爱北京、希望呈现其美好的一面之外，也是因为作为一名商业摄影师，她“知道什么照片好卖”，我想这是完全的猜测，从赫达所有的作品角度以及文字描述来看，她是热爱生活的人，所以更愿意呈现视野里的美好之处。
赫达镜头里的北京
11
1940年，赫达在北京结识了英国外交官阿拉斯泰尔?莫里逊（Alistair Morrison），他是著名的《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治·莫里逊（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的二儿子。
以乔治·莫里逊为代表的莫里逊家族是一个传奇家族。乔治·莫里逊在中国有着传奇的经历，曾经周旋于中国最著名的洋务派官员之间，如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后来还曾入幕袁世凯帐下，担任袁世凯的外事顾问，曾参与过巴黎和会。莫里逊之后又效力于北洋政府的大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和总理段祺瑞。
莫里逊热衷于收集与中国有关的文献资料，在家里建立起一个关于远东方面资料的私人图书馆。当时到北京的外国人要查资料，不是到公立的图书馆查资料，而是到乔治·莫里逊家里。要想了解中国，乔治·莫里逊家里的资料最全面。还有一个民间传说，当时的外国人到了北京后语言不通，想坐黄包车都非常不方便，于是就先拉到王府井的莫里逊家去，莫里逊再安排他们到达目的地。当年京城里洋商云集而繁华于世的王府井大街就曾以莫里逊命名，可见其风头之健。虽然赫达认识阿拉斯泰尔?莫里逊时，其父早已经去世多年。但是赫达结识这样的家庭或许对她日后的视野不无助益，同时能见证其强大的个人魅力。
身着长袍马褂的乔治·莫里逊
12
赫达在中国的13年里，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主要活动地带是北京及周边，这其中除了1937年到荣成的成山及石岛一带，也还包括了山东的一些地方。
1942年赫达到过济南，拍摄了很多当时济南的风情照片。和很多流传的反映“民国”时期济南的照片不同，赫达·莫里逊拍摄济南时，将镜头更多地对准了普通济南人的生活，护城河边的人家，岸边的豆芽坊，河中洗衣涮菜的妇女，街边喝茶的居民，装车上街卖菜的摊贩等等。既反映了当时济南城的古朴风貌，又将当时济南人自然、闲适的生活场景真实地再现在我们眼前，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
赫达镜头里的济南
13
1944年，赫达35岁，精力充沛，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她的摄影事业当中。她接到了在南京的纳粹德国驻汪伪国民政府大使Dr Woermann的邀请。Dr Woermann是一位学者型外交官，对文化的兴趣超过了政治。当时，德日轴心已显现疲态，他的关注点却不在政治上，而是兴致勃勃地规划学术计划，利用资助文化活动的经费，出版有关南京的城市记录。为此，他策划由同为德国人的摄影师赫达负责拍摄照片，德国学者Alfred Hoffmann负责撰写文字。
AlfredHoffmann，即北京中德学会的霍福民（霍夫民），汉学家，专长是中国古典文学。当时他在中国的学术圈比较活跃，但学术名声还不够响亮。近些年因出版《中国文学史》而为中国人熟知的顾彬就是他的得意弟子。
这次的工作在当时就有了成果，1945年上海Verlag von Max Noessler& Co.出版德文版《南京》，分12章，包括城墙、市景、市内庙宇、园林、南门外、明故宫、紫金山、六朝陵墓、栖霞山麓、玄武湖、街景、城郊江岸，照片200幅。赫达为南京拍摄了一大批珍贵的老照片。2012年，南京出版《老照片·南京旧影》里面就采用她的大量作品。2015年，根据德文版《南京》编制的中译本《南京》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中译本。由南京大学印芝虹教授翻译，32开, 260页。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在翻译时将赫达·莫里逊译为赫达·哈默尔。
南京之行令赫达记忆深刻，她晚年回忆这一次经历，说那时过得很开心。还有一件让她津津乐道的事，就是通过中国的邮局，跨越战争造就的地理隔阂，巧妙地和分别多年、身在重庆的心上人Alastair Morrison通了信，这给了她更多的工作动力以及对南京的好印象。
《南京》内页图片
14
1946年，在相识六年后，赫达与阿拉斯泰尔?莫里逊结婚，冠了夫姓，改名Hedda Morrison。赫达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人物，然后又嫁入一个传奇家族。因为公公的大名以及个人的贡献，赫达在中国有了一个外号：小莫。因为当时中国时局进入到解放战争的时段，内战加剧，局势动荡，夫妻在婚后离开了北京，先是去了香港，在香港住了一年多，赫达留下许多关于当时香港风情的珍贵照片。
1947年11月赫达随丈夫去了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沙捞越（Sarawak）。阿拉斯泰尔?莫里逊应该是继续从事外交类工作，作为政府官员的妻子，赫达继续从事摄影活动。马来西亚独立后，赫达为马来西亚政府担任摄影工作，出了好几本沙捞越的摄影画册和回忆录等。1967年之后他们夫妻回到阿拉斯泰尔?莫里逊的祖国，定居澳大利亚的堪培拉。1948年赫达曾短暂地回北京收拾东西，而她再一次去北京，则是30多年后的1979年。
此时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大幕开起的前夜，赫达钟爱的北京城墙已经荡然无存，代之的是高楼和烟囱。她虽然失望，但批评的态度还是非常温和的：“很容易让人质疑的是，让北京发展到今天这样庞大的规模、以及在这一干旱的地区建立这么多工业是不是件好事，如果能采用一个更具想象力的规划方案，能不能至少保住北京的城墙。尽管如此，北京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
赫达对中国始终是充满感情的，在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赫达曾三次踏访中国。
15
赫达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只是拍摄并保存了大量的风土人情照片，据说她与中国两位名人都有过某种交集。蒋介石曾留下一张彩色标准像，据说是赫达拍摄的。还有一个说法，1936年10月，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束了对陕北为期四个月的采访，带着摄有红军生活的30多枚胶卷回到北京。在当时的北京，冲洗这些照片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许多照相馆都不敢承接。于是，斯诺把底片交给了哈同照相馆。那张有名的“毛泽东在陕北”的照片，就是其中之一。当年，头戴八角帽的毛泽东42岁，风华正茂。据说当时冲胶卷的人就是赫达。
哈同照相馆冲洗的毛泽东在陕北，首次刊发于1937年1月的美国《生活》画报
也就是说，赫达在中国的那个年代，与当时国内的各派力量都有过摄影方面的交集，也可见过其传奇之处，可以看作是中国那一时代的最佳见证者。
赫达的镜头里，还出现过中国的艺术大师，比如齐白石。她用镜头记述了齐白石的创作过程，还有他的全家福。
创作中的齐白石
齐白石和他的家人
16
当年，很多民国时代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德文书、英文书、法文书里都有哈同照相馆和赫达拍摄的照片。不过，赫达大部分的作品原先都是作为他人著作的插图，例如乔治·凯兹（George N. Kates）的著作《中国家用家具》(CHINESE HOUSEHOLDFURNITUREunnies，1948年HARPER & BROTHERS出版）的112幅插图是赫达拍摄的。另一部《丰腴年华》（The Years that Were Fat:Peking 1933-1940，1952年HARPER & BROTHERS出版，198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一书也选用了赫达的摄影作品。
《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封面
《The Years thatWere Fat: Peking 1933-1940》1952年版
《The Years thatWere Fat》1988年版
一直到1974年，赫达才出版了有关中国的第一本正式的摄影集《华山》，可惜今天很难找到这本摄影集的资料，也没有出中译本。赫达最重要的一本摄影集是《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1985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中国影响很大，出了中译本，书题被译者改成：《洋镜头里的老北京》，由北京出版社发行处在2001年11月出了第1版，照片内容包括“城墙、宫殿和园林”、“寺庙和牌楼”、“街道生活、店铺和集市”、“饮食和娱乐”、“艺术与工艺”、“周边地区”等章节。
《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封面
《洋镜头里的老北京》封面
198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赫达的英文版作品集《TRAVELS OF A PHOTOGRAPHER IN CHINA（1933-1946）》，照片内容包括古建筑、寺庙、市井、风景、名人等。全部照片共233张，分为9部分，云冈（1933年）、正定（1934年）、热河（1934-1935年）、华山（1935年）、少数民族地区（1936年）、山东沿海地区（1937年）、保定（1940年）、曲阜和泰山（1942年）、南京（1946年）。
《TRAVELS OF A PHOTOGRAPHER IN CHINA（1933-1946）》封面
她在香港拍摄的作品于2005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Hedda Morrison’s Hong Kong: Photographs & Impressions 1946-47》。
《Hedda Morrison’sHong Kong: Photographs & Impressions 1946-47》封面
2016年，黄山书社集结出版了《西方的中国影像（1793—1949）：海达·莫理循卷（全三册）》。
《西方的中国影像（1793—1949）：海达·莫理循卷（全三册）》封面
17
赫达行走于中国的城镇乡村，拍下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与社会细节，最初主要是出于职业需求，但是，她对于时代的记录并不限于谋生所需，她专注于记录自己所遇到的时代，认真保存自己的各类作品，这位酷爱中国文化、通晓多国语言又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女摄影师展示了其独具天赋的视觉角度与摄影手法。
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照相机是稀有物品，懂得摄影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作为一个来自欧洲的外国人，赫达用自己独特的观察与拍摄角度来记录她眼中的中国。那些本地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琐事在她那里便可常常发掘出艺术级的品味，也就为今天中国留存下了诸多已经不复存在历史景观以及社会人文方面的影像资料约翰库缇斯。
那个时代的中国可谓是中国最动荡的历史时期，既有各种国内派系的连番内战，也有强敌日本的残暴侵略，特别是“黄金十年”之后，民生凋敝，我们本能的印象判断是应该一片惨淡景象，但在赫达的照片里，无论是陕西华山的道士，北京潭柘寺的和尚，还是石岛渔村的渔民，保定街头上的各类小商贩，都那么神定气闲，生活自然艰辛，但神态看上去绝少愁苦之状熊小玥，即便衣着破烂，却也精神极佳，都仿佛是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当然这是选择性记录的结果，但是，赫达也的确给了我们另一个角度，这反而记录了在那些最艰难的时代，中国人仍有的乐观精神，这也是几千年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一项重要品质。
赫达绝大多数的摄影作品展现的是传统生活的细节，几乎没什么称得上是属于时尚的东西，但也因如此才为我们保存了一个逝去中的昔时文明的影像。她对中国传统的宗教及其实践者有着特别的兴趣和尊重，这种尊重在当时西方人在华所摄的照片里是很少见的，很多西方照片往往会喜欢展示那些落后愚昧的角度与情景。而赫达的老照片，并没有颠覆真实的历史，只是颠覆了我们囿于传统的认知惯性，她更喜欢展示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角度。
赫达常年接触中国的底层社会，对于中国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给予了深深的的同情，她说：“在北京的魅力与能够体味到的快乐的生活下面，却是沉重的苦难与触目惊心的贫困。……冬天许多人冻死街头。最了不起的是那些忍受着巨大苦难却从不抱怨、依然快乐、具有坚忍不拔毅力的人们。”
18
1967年移居澳大利亚后，除了几次短暂的外出访问，赫达人生的最后的二十多年一直住在这里，1991年她在堪培拉去世，丈夫阿拉斯泰尔?莫里逊于2009年去世释德朝。
斯人已逝，而赫达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并不只是她在第一时间的记录，还在于她对于这些资料的未来做了安排。她的作品除了已经通过各种出版物流传于世间，她还拟定遗嘱将自己的照片原件与收藏品全都捐给了各地最具权威的博物馆与图书馆。
赫达逝世的第二年，其夫根据她的遗嘱，将用作展览的照片（约有五千张）和许多珍贵的南亚青铜器、藏书等捐赠给她最后定居的澳大利亚悉尼工艺美术与科学技术博物；1950年之后到1985年在南洋各地拍摄的照片则赠予美国康奈尔大学，如今收藏在大学的克劳赫图书馆的善本及手稿部。
特别关键的是，赫达将1933年至1946年13年里她在中国所摄的一万多张底片、六千多幅照片，以及二十九本影集全部赠与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燕京图书馆以丰富的东亚文献收藏闻名于世，在中国本土之外，哈佛—燕京图书馆是西方世界里两个最大、最好的中国古籍善本收藏图书馆之一（另一个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后来燕京图书馆扫描了其中的4800张照片，上传到网站供浏览搜索。
燕京图书馆将这些与中国有关的照片上传到网站后，这些照片迅速成为中国各地研究本地旧时风土人情的最宝贵资料，由此可见赫达当年的良苦用心终于得以实现，或者她来中国，cj女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安排，让我们不至于与那个时代失去回忆的联结纽带，让一个很多中国城市的某个时代记忆由模糊变清晰，也惟有她能做到。
哈佛—燕京图书馆外景照
19
2002年5月10日到6月10日，《旧京遗影》展览举办，赫达关于老北京的作品首次回到北京，实现了她在生前和丈夫的一个长久愿望，和北京人分享自己的作品。
旧京遗影入场券
文章的最后，让我们回顾一张老照片。1935年，赫达到达华山。一位有腿疾的女性，登上如此的险峰已经足够让我们震憾，同时，她还给我们留下一张亦真亦幻的经典照片。
白云之下，华山之巅，两位道士专注对阵。这不像是两位出家人在修炼，反倒更像是武侠小说中两位华山派高手在交手。这一切是真实的吗，还是赫达所造出的虚幻？真实也罢，虚幻也罢，我们都要感谢赫达所提供出的这种视角，而这视角提供于80多年前。
当年那位带着照相机行走于中国各地的女摄影师赫达，不就是一位飘逸的江湖女侠吗，照相机，就是她的剑！姐已很久不在江湖，但姐的故事必将传遍整个江湖……（姜明星编写于2018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