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ukkah播撒鲁迅精神的种子——关于教材中的鲁迅-先生鲁迅
播撒鲁迅精神的种子——关于教材中的鲁迅-先生鲁迅
比如鲁迅前期杂文的代表作《灯下漫笔》，对中国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循环”历史和固有文明进行了十分犀利的批判，号召青年扫荡“食人者”，掀掉“人肉的筵宴”，毁灭制作人肉宴席的“厨房”。但在时兴文化保守主义的当下，一些教材的编选者纷纷向这篇作品亮起了红灯和黄牌，致使此文在所有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中都被淘汰出局。
本文所说的教材，主要指中学语文教材。在鲁迅作品的受众中，中学生应该是一个最主要的群体。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正是因为在中学阶段接受了鲁迅作品的陶冶，在后来的人生阶段一如既往地成为了鲁迅忠实的读者，对其人格的生成和学养的提高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当然，本文所论也涉及小学教材和海外的部分教材。
一、“语文”课的由来
在中国古代，教育机构形式多样，被称为庠、序、学、校等。自唐代始设书院，多以应举为目的。民间教育机构称为私塾，也称蒙馆、书塾、塾馆，教学年限不定。为给儿童启蒙，教材多择定为《四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自1901年开始，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hanukkah，命令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1906年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1907年以“国文科”取代“读经科”，不过当时的“国文”仍以文言文为“文范”，以《尚书》、《国语》、《国策》为主要教材。1913年3月，鲁迅、朱希祖、许寿裳、马幼渔等以“读音统一会”会员名义提议采用注音字母，经表决获通过；1918年底，教育部通令在全国范围颁行，在帮助人们识字正音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七号令，将国民学校的“国文”改为“国语”。初小教材不杂文言；高小酌加文言傅正华，但仍以白话为主体。“国文”和“国语”虽然名称只有一字之差，内容都是进行母语教学，但“国文”的概念突出了书面阅读的重要性，而“国语”的概念突出了白话文（语体文）的重要性；强调言文一致，“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合流。正是在上世纪20年代，鲁迅作品开始进入了国语读本。
“语文”二字是“国语”和“国文”的统称，内涵可以囊括语文课的诸多功能特征，1950年6月由叶圣陶敲定。根据叶圣陶的理念，口语为“语”，书面为“文”，亦即“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小学教学应偏重“语”，中学教学应偏重“文”。当然，“语”中有“文”，“文”中也有“语”。语文教学的任务，主要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这四个方面炉石雪兔。
叶圣陶先生是中国现代中小学语文的开山者之一，早在1932年他就主编了至今仍备受推崇的《开明国语课本》。1949年4月8日晚，陆定一、周扬等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人邀请叶圣陶等学者在北京饭店聚餐。由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及各副主席出席了这次宴会。席上决定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由叶圣陶任主任委员，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和党史研究专家胡绳为副主任委员，宋云彬等为委员。1950年1月25日，教育部与编审局又联合组成中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当时叶圣陶已出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但仍主持并参与教科书的编审工作。1950年秋，出版总署编审局改组为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圣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此后，人教社编选的语文教材成为全国的通用教材，这种局面直到新时期才被打破。
二、鲁迅作品为什么应进入教材
鲁迅文艺创作的发端应在1898年前后（写有《戛剑生杂记》、《莳花杂志》等文言作品）。他最早公开发表译作是在1903年，文学活动最早被媒体报道是在1909年，以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为中国新文学奠基是在1918年。这就是说，鲁迅作品的传播史、接受史至今已经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传播鲁迅作品的重要途径是教学，鲁迅作品的阐释者主要是教师——他们当中有些人本身就是独立的研究者，当然，更多的教师是在参考了研究者的学术成果之后，又在课堂上加以发挥的。所以，研究教材中的鲁迅，既填补了鲁迅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又深化了对鲁迅作品传播史和接受史的研究。
鲁迅作品进入语文教材不仅是出于编者的慧眼，而且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为鲁迅作品作为中国文学的经典，不仅经受了历史检验，而且也为当今读者所认同。宋代大儒朱熹认为，阅读经典要讲求三个方法：一是“少看熟读”；二是“反复体验”；三是“埋头理会”，而教材则是传播经典的有效途径。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对经典之作反复诵读，深入思考；也能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和当今的社会现状，对经典进行重新解读。
鲁迅作品成为经典首先取决于它的内容。鲁迅是中国现代最接地气的作家，毕生为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呐喊，希望中国人在国际竞争的大潮中能争得作为人的应有地位，而不致从“世界人”中被挤出，最终“失了世界”。他毕生坚守平民立场，以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来判断是非，决定取舍食木甲鲶鱼，表达爱憎，从而成为了穷人和不幸者的忠实代言人。他虽然以近乎残酷的目光逼视现实的真实，但又让读者相信，生活虽然像一条漫长的隧道，有时幽暗得伸手不见五指，但隧道的尽头必然有光明。鲁迅的思想具有锋利的批判性，他的人格具有最可宝贵的斗争性，因此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拨动心弦的艺术魅力，而且具有启人心智的思想内涵；不仅教人如何作文，提高读者的文化素质，而且教人如何做人，提高读者的道德情操。既能帮助学生增加文化底色，又能帮助学生打好精神底气。
单纯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看，鲁迅作品也堪称范本。鲁迅是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奠基者，他的作品的语言是经过千锤百炼而成的专属于他自己的语言。他用这种富于个性色彩的语言表达创作个体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独特认知——这种体验既是极具个性的发现，又是可以沟通读者心灵的共性体验。总之，鲁迅作品是真正的经典，而真正的经典必然具有恒久的价值，值得一代接一代有精神追求的人们去阅读。特别是在垃圾读物泛滥的时代，珍惜经典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个精神萎缩的民族，决不能长久支撑一个经济强大的国家，反而会使一时的经济奇迹化为泡沫，使整个社会步入歧途。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值得认真借鉴，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三、民国时期教材中的鲁迅
根据目前接触的资料，民国时期的国文或国语读本近300种。最早收入鲁迅作品的应该是民智书局出版的《初中国语读本》，编者仲九、俍工。仲九即沈仲九，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关注社会主义与劳动问题，积极为《星期评论》周刊撰稿。编这套教材时他正在上海吴淞中学执教。俍工即孙俍工，当时在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执教，是一位教育家、评论家。这套教材是全新的国文教材，书中选取的全部是模范的白话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接触民国时期的国文教材，有两个令笔者惊讶的发现：一、所选鲁迅作品在数量上远远超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文教材，其中除了至今仍作为保留篇目的《一件小事》、《社戏》、《故乡》、《药》、《记念刘和珍君》等名篇外，还有战斗力极强的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以及一些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材中从未选用的书信、日记、序跋和学术论著（如《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神话与传说》、《清之谴责小说》、《〈北平笺谱〉序》……）表现出编者视野的开阔、选材的广泛。二、鲁迅的不少译文也进入了国文教材，如《狭的笼》、《小鸡的悲剧》、《雕的心》、《鱼的悲哀》、《父亲在亚美利加》、《夏季的旅行》、《徒然的笃学》、《罗生门》、《苦闷的象征》、《勃兰宁诗三篇》、《池边》、《鼻子》等，体裁有童话、小说、诗歌、随笔、学术论文等。
众所周知，鲁迅的文化活动是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开始的。他一生共翻译了15个国家77位作家的225部（篇）作品，字数接近300万字，几乎跟创作的字数相等。鲁迅在留日时期、北京时期和上海时期有不同的翻译取向，被教材选用的多为北京时期的译作。这些译作之所以获得教材编选者的青睐，是因为字里行间不仅表达了对被虐待者苦痛的呼声和对强权者的憎恶，而且也表现了鲁迅广博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生命意识。这些译作中洋溢的赤子之心，更是滋润莘莘学子心田的甘霖雨露。瞿秋白指出：“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鲁迅也强调，他的译文之所以“不完全中国化”，就是“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以疗治中国人思维不精密的沉疴（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长期以来，我们对鲁迅译文在中国现代语言建设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评估得很不充分，通过研究教材中的鲁迅作品，对鲁迅译文社会影响估计过低的偏见将会逐渐得到矫正。
民国时期，鲁迅作品不仅出现在中小学的国文教材，而且也进入了高等院校的文科讲坛。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约20位新文学作家在大学开设了新文学课程，如周作人、朱自清、沈从文、废名、苏雪林等，讲授内容自然会或多或少涉及鲁迅作品。从1929年春开始，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时，他就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教材，肯定了作品“冷隽的字句，挺峭的文调”，“谨严的结构与讽刺的古典的笔调”，同时认为作品流露出“冷酷的感伤主义”。
除了朱自清之外，促使中国现代文学成为高校一门正式学科的首推杨振声。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曾肯定杨振声的作品“极要描写民间疾苦”，文笔也有长进；但同时批评他太重主观性，因而削弱了人物的生命力，使他笔下的典型成了作家的傀儡。杨振声对鲁迅的小说也十分推崇。抗战时期，在他跟朱自清编选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中，就选收了鲁迅的《示众》，在该校《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中增选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语体文示范”；在该校大一学生的《散文读物》和《课外读物》中，又都选入了《鲁迅自选集》。新中国成立后，他率先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现代文学名著选》，以鲁迅的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为教材。
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国文教材和课外阅读文选中，至今仍在图书市场热卖的有1932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等“老课本”。除了这本由叶圣陶撰文、丰子恺插图的小学教材外，开明书店还出版了《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开明国文讲义》、《开明国文读本参考本》、《开明语体文选类编》、《开明活页文选》等教材和阅读资料，书中都收录了鲁迅作品和译文。这些教材既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宝贵资源，又成为当今畅销的怀旧纪念品和创意商品。对于民国国文教材中儒雅的语言、从容的节奏，对传统文化的尊崇，对儿童本位的重视，特别是课文中洋溢的爱国主义情怀，无疑应予以高度的历史评价，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其跨时代的意义，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语文观，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与表达方式。“民国范儿”的教材再好，毕竟解决不了当今社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正如马王堆出土的瓜子，能够展出，却不能直接搁进嘴里去品尝一样。
谈到民国时期教材中的鲁迅作品，自然还要涉及解放区的教材和沦陷区的教材。由于战争年代的动荡，解放区教材散佚的情况十分严重，但就目前掌握的11套教科书来看，都选有鲁迅作品，反映出鲁迅在解放区崇高的文化地位。解放区专门学校教材中也有鲁迅作品。比如，周扬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设“新文学运动史”课程时，就讲授了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认为这篇杂文“合乎科学的，充满真正民主精神的新伦理道德标准，也可以说是一种与共产主义原则相吻合的标准”［1］。沦陷区的教材我们掌握得更不充分，只知道有些地方一度沿用过沦陷前的教材，比如1945年的北平，一些中学仍沿用中华书局1937年出版的《新编初中国文》朱晨迪，书中选收了鲁迅的散文诗《秋夜》、《好的故事》、《雪》、《风筝》，小说《故乡》、《鸭的喜剧》，均无删节。
民国时期教材中还有一个特殊门类，叫自编教材。对这类教材进行准确统计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人回忆：1921年春，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附小高级部创办了一个“成年失学补习班”，国文老师是谢觉哉，教材是自编的，多为白话文。毛泽东曾要求学生熟读并抄写鲁迅的小说《故乡》和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认为抄录有助于记忆［2］。不论该回忆是否准确无误，但鉴于鲁迅在中国文坛的特殊地位，自编教材中选用过鲁迅作品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四、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教材中的鲁迅
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材的变化情况，应该分为三个阶段——即“十七年”、“文革”时期和新时期来谈。
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笔者先是当学生，后来当中学语文教师，对当时语文教学的情况有过切身体验。总的感受是，对于语文教学的任务，一直在强调政治性、文学性和工具性这三个方面摇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文教材是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审的《中等国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教学任务除进行听、读、写的全面训练之外，还将“思想政治教育”也涵盖其中。1950年代中期进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汉语教学包括标点、文字、修辞、语法、词汇、语音等六项训练，高中文学教学则以中国文学史为线索选择诗文。笔者高中时代使用的就是张毕来等先生主编的《文学》课本。因为教学突出了文学性，教材多为经典之作，因此受用终生，至今不忘。文学和汉语分科教学试验因1958年“大跃进”运动而中断。由于当时强调“兴无灭资”、“厚今薄古”、“教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语文教学走了一段弯路。1959年6月，报纸上展开了关于语文教学中目的和任务的讨论，倾向性的意见是语文教学中“道”和“文”不可分割。1963年5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制定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由教育部正式颁布实施。以这一大纲为基础编定的教材注重了基础知识教育和基本能力培养张之夏，体现了“语文是基本工具”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文教学有不少地方教材。1950年代中期，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授权，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独家编写出版，才成为了“国定制教材”。直到1990年代，语文教材才由“一花独放”变为“百花齐放”。
“文革”前中学语文教材中选收的鲁迅作品，以数量而言，约占全册课文的1/30至1/16，涉及的文体包括小说、杂文、散文诗、诗歌、书信，大多为全文，也有节选。此外，为配合鲁迅作品教学，还选用了一些相关文章，如毛泽东的《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瞿秋白的《鲁迅的精神》（节自《〈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臧克家的《有的人》、阿累的《一面》、周晔的《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这些文章，既突出了鲁迅在中国革命史、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展现了鲁迅丰富的人性，并非全是金刚怒目、横眉冷对的一面。就笔者的阅读体验而言，在入选教材的鲁迅作品中，对学生影响最大的并不是《答北斗杂志社问》这一类指导写作的文字，因为学生的练笔跟作家的创作毕竟距离遥远。而《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一类充满了作家血性和人间正气的文字，却能使学生受用终生——他们从中感悟到了什么是博大的爱，什么是神圣的憎！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不多，有限的篇目中，有的是改写的和节选的相关文字，如《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故不赘述。
五、“文革”时期教材中的鲁迅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学校经历了“停课闹革命”和“复课闹革命”两个阶段。在“复课闹革命”期间又开展了“学习黄帅，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学生砸玻璃、撬地板、批老师，没有一天真正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遵循“伟大领袖”关于“教育要改革”、“教材要彻底改革”的指示，提出“教材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注意引导学生参加三大革命实践，不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文革”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被撤消，编辑人员下放，各地自编了不少语文教材。因为毛泽东发表了“读点鲁迅”的“最高指示”，周恩来总理也指示：“中文系教材，可以先用鲁迅作品，再慢慢扩大”，所以鲁迅作品在语文教材中仍占据了显赫的位置。不过，在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思想指导下，很多鲁迅作品遭到了实用主义的解读。如学习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向一切假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学习鲁迅的《流氓的变迁》，把《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学习鲁迅的《华德焚书异同论》，“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学习鲁迅的《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发扬永远进击的革命精神，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刚粉碎“四人帮”时，又牵强附会地把《三月的租界》、《捣鬼心传》选入教材，似乎鲁迅在40年前就识破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
在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这种批判的矛头甚至也指向了鲁迅本人。比如鲁迅谈到藤野先生对他的“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有的教学参考资料却认为，鲁迅当时还没有掌握马列主义，因此沿用了学术为全人类服务这个缺乏阶级观点的提法。不过，在“文革”后期，也有一些教师和研究者重新对鲁迅文本解读，坚持从原文出发，字斟句酌，释疑解惑，李何林先生和薛绥之先生等就是以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广大中学教师进行辅导，成为“文革”后期鲁迅作品教学的一个亮点。
六、新时期教材中的鲁迅
进入新时期以来，语文教学跟全国其他领域一样，也经历了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1978年3月，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这份文件是在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制定的，重申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和重视“双基”教育的必要性，强调在“语文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和读写训练辩证统一”。这对于“文革”时期语文教学中的泛政治化起到了矫正作用。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陆续推广了九年义务教育教材，以能力培养为核心，重视语文基础知识、应用能力、表达能力的培养和缜密有序的思维训练，尊重阅读规律，增强了语文学习的有效性和实用性。2003年教育部又制订了“新课标”，把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明确界定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笔者以为，对语文课“工具性”的理解比较容易取得共识，即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表情达意的能力。然而语文课程并非是单纯传授某一种知识技能的工具，而是奠定整个文化素质的基础，所以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探索，又提出了“人文性”的概念，但对“人文性”的理解容易见仁见智。中国典籍中的“人文”一词来自《周易》。《易经·贲卦·彖辞》：“观乎天义，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意是：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转，可以明察春夏秋冬时序的变化。观察人间的伦常秩序，可以教化民众，移风易俗。可见古文中的“人文”一词原本包含了教化的意思。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则是跟中世纪神学相对立的概念，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目的和意义的世俗关怀，其中同样包含了人性陶冶的内容。语文教学是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核心内容之一，落脚点是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当今语文教学中强调的人文性，自然不能仍旧停留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水平，而应该赋予它以新的时代精神。人文性的核心，归根结蒂就是世界观的问题。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就是不仅要让学生学会语音语法、遣词造句、布局谋篇、修辞逻辑，而且要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追求、奋斗目标、理想信念，真正做到施教于学生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作品就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理想文本。
近些年来，有些语文教材根据提高学生语文运用能力和人文素养的目标，选择一些重要的人文性内容概括成主题，用几篇课文组合成单元加以体现。如上海王铁仙教授主编的高中语文教材，就在“为理想而斗争”的单元中选入了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在“文化的制约与创造”单元中选收了鲁迅的《拿来主义》，在“书话与书评”单元中选收了鲁迅的《白莽作＜孩儿塔＞序》，在“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单元中节选了鲁迅的《阿Q正传》。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就是体现语文教学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的新尝试。
然而，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商业化、世俗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对鲁迅研究和鲁迅作品教学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影响。在多元化语境中，鲁迅作品中表达的一些信念和原则经常受到质疑。鲁迅峻急刚毅的性格和针砭痼弊不留情面的文风在有些人看来，也似乎显得跟当下的价值取向不相吻合。因此，出现了鲁迅作品是否应该从语文教材中“大撤退”的讨论。
据2009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一篇署名文章介绍，从2004年开始，许多省的高中语文课本减少了鲁迅作品的入选数量。当时我国大陆地区已经有六至七套地方性的语文教材。湖北省当年秋季高一年级的语文新教材中，就删掉了《药》和《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两篇重要作品。一位新版《高中语文》的执行主编说：“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早期白话文与当下汉语的差异以及鲁迅作品本身的深刻性等原因，在鲁迅作品教学中确实存在学生难懂、老师难教、教学目标难以实现的现象。陈本善”同年8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与此相关的文章，陈述了语文教材中大幅度压缩鲁迅作品的四个理由：一、鲁迅已经成为当今中学生的“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之一。“鲁迅作品再继续在教材中存在下去，对于鲁迅先生倒不啻为一种戕害”。二、“鲁迅是当代愤青的重要思想来源，少学点鲁迅，可少制造一批愤青。”三、长期以来，鲁迅被异化和道具化。“绝大多数中学课堂除了主题先行，肢解鲁迅并把他变成一个战斗性符号之外，似乎并没有更多的本事。”四、“当下语文教材视鲁迅为鸡肋，更根本的原因或许在于，这个社会革命激情的消退与宽容精神的增长，语文教材内容的变革，亦成为社会转型的副产品。”
以上看法很快遭到了异议。反对者认为：以难懂作为排斥鲁迅作品进入教材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难”与“易”原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受众的年龄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缭绕擎苍，对“难”与“易”的感受也不同。遴选教材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征，由浅入深，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小学生就无法跨越鲁迅作品的文字障碍。单从鲁迅作品的字词句而言，其难度难道超过了《诗经》、《楚辞》一类文言文作品吗？难道会有什么专家学者因此而主张文言文应该从教材中“大撤退”吗？孔子距今两千五百多年，《论语》中也有不少阅读障碍，但仍然作为文化经典在教学中进行传承，为什么离我们不到一百年的鲁迅作品反而要被剔除呢？所谓“愤青”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也许是指对现实的某些方面持激烈批判的青年。正确的批判是推动社会前进的车轮，过激的情绪则应该予以正确的疏导，但鲁迅的批判对象与愤青的批判对象有着时代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长期以来，在鲁迅作品的教学过程中的确存在神化、肢解等缺点，但教学的缺点不能依靠剔除教材解决。至于鲁迅作品是否与时代需求相悖，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反映出不同意见双方对当今时代的不同认识和对当今需求的不同理解。
主张鲁迅作品从教材中“大撤退”的代表人物是以“文坛刀客”自诩的山西作家韩石山。他在2005年出版的《文学自由谈》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名文，题为《中学课本里的鲁迅作品》。他认为，中学语文课本选鲁迅作品，选上一两篇是可以的，但目前一选就是十几篇，是绝对的多，怎么都说不过去。接着，这位“刀客”对教材中入选的鲁迅作品逐一进行了点评。他认为：《狂人日记》散布了悲观情绪，艺术上也不成熟。《社戏》不是小说，只能说是随笔。《故乡》结尾，无端地发了那么多议论，是小说的败笔。《孔乙己》虽然为鲁迅本人最为欣赏，但过多地交待了过程。《药》的写法十分直露，没有写活一个人物，连场景都没有写出来，笔调压抑而沉闷。《祝福》过多地使用了转折语，过多的“鲁迅调”。节选的《阿Q正传》从技巧上无师法之可能，主人公是一个农村的流氓，调戏妇女，偷人财物，既麻木不仁，又冥顽不灵，“说是怎样的深刻，怕都是评论者的附会”。《阿长与〈山海经〉》有段话是对妇女人格的嫚侮。《记念刘和珍君》古文句太多，骂詈语太多。《“友邦惊诧”论》全是激愤之语，时有漫骂的句子，乃文章之大忌。评来点去，被这位“反鲁英雄”肯定的只有《为了忘却的记念》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两篇文章了。
对韩石山的观点批驳得最认真、最有力的是福建作家房向东。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著名作家的胡言乱语》，这本书“虽然笔间富于感情，但却能在血脉贲张、豪情激荡时做到以实为据，以理服人，理性与感性完美相融，论点与论据交相辉映”。囿于篇幅，无法一一介绍房向东的精彩论点。对于鲁迅作品进入教科书的问题，房向东总的看法是：“现在中学课文中不是鲁迅作品太多的问题，是选鲁迅哪些作品的问题张艺源视频。鲁迅作品多是经典性的，选这一篇还是那一篇，从作品质量的角度说，问题不会太大”，但“选文一定要切中鲁迅的终极关怀，那就是国民性和立人问题，通过鲁迅作品的阅读，启蒙大众，改造人本身，从而达到再造新人的目的”［3］。
但也有专家认为，所谓鲁迅作品从现行教材中“大撤退”是媒体的炒作。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语文教材执行主编的温儒敏教授说，许多传媒争相报道鲁迅作品在教材中大幅减少是不准确的。在人教社新编的语文教材中，必修课中是减少了鲁迅篇目（高中语文6册原选5篇，现保留3篇，减少2篇），原因是课程改革后，必修课只占1．25学年，余下1．75学年用作选修与复习，而在选修课教材中，不但保留了鲁迅作品，而且还增加了一些篇目（如《铸剑》、《范爱农》）。他强调：“无论哪个语文教材版本，鲁迅至今仍然是选收篇目最多的作家。”他又说：“鲁迅是近百年来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了解最深的思想者，也是最具独立思考和艺术个性的伟大作家，鲁迅已经积淀为现代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所以让中学生接触了解一点鲁迅，是非常必要的，教材编写必须重视鲁迅。但重视不等于选文越多越好……”［4］
新时期，不少高校的中文系开设了“鲁迅研究”课程，当然会选读不少鲁迅作品，但并无统编教材，故不予评介。
七、教材中鲁迅作品的阐释与接受
由于鲁迅作品语言文字具有的模糊性、多义性、复指性，意义具有的不确定性；又由于讲授这些作品历史情境的差异宋笑妍，教师和学生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的不同，因而对同一文本往往会产生不同或不尽相同的理解。汉儒董仲舒所说的“《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篇），反映的大概就是这种阅读现象。不过，鲁迅作品终归会有其客观价值，鲁迅创作也会有其主观意图，只是一旦进入教学过程，教师和学生就会有意无意地参与审美再创造，而不只是对教材进行简单地复制和还原。所以，作为教材的鲁迅作品的接受史，就相当于不同时期不同读者之间进行的一场阅读经验交流。不过有的阐释比较合理，接近作者原意，表现出读者与鲁迅之间心灵的感应；而有的阐释则可能背谬，是对文本的误读，表现出读者与鲁迅之间心灵的偏离。从鲁迅作品阐释的嬗变性，可以反映出历史风涛的涌动，时代潮汐的起伏，其研究价值远远超出了教学领域。比如鲁迅前期杂文的代表作《灯下漫笔》，对中国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循环”历史和固有文明进行了十分犀利的批判，号召青年扫荡“食人者”，掀掉“人肉的筵宴”，毁灭制作人肉宴席的“厨房”。但在时兴文化保守主义的当下，一些教材的编选者纷纷向这篇作品亮起了红灯和黄牌，致使此文在所有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中都被淘汰出局。又如1927年12月23日，鲁迅写的一篇杂文《文学与出汗》，曾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教材，沿袭到1990年，后被删削。有专家解释其原因：“这篇杂文属于论辩之作，虽然泼辣而俏皮，但在鲁迅杂文乃至全部现代杂文之中，其思想的深刻性与艺术的独创性恐怕跟经典尚有一定距离。”其实，产生变化的恐怕并不是这篇杂文固有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是因为时过境迁，一些学者认为这篇杂文鲜明的阶级观点跟强调“和谐”、“包容”的当下显得极不协调。
不过，新时期的鲁迅作品教学取得的成绩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无论在观点和方法上都有很多新的突破。作为传统教材的《祝福》，长期以来都习惯于用封建四权（即政权、神权、族权、夫权）来分析祥林嫂悲剧的根源，但如今不少教师力图摆脱旧说，深入挖掘小说叙事中被遮蔽的主题。他们认为，祥林嫂形象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她所遭受的“四权”压迫，也不在于她周围社会对其不幸遭遇的冷漠和嘲讽，而在于她身遭不幸之后向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提出的疑惑。祥林嫂对灵魂、地狱的探问，是蕴涵着深奥的“知性”及“智性”难题，这才是小说情节的焦点及意义所在。“文革”之前悠品购物网，鲁迅名著《阿Q正传》进入教材时，侧重节选“不准革命”或“生计问题”等章节，意在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与毛泽东批评辛亥革命缺少农村大变动的论断相呼应。但就从作品的实际而言，阿Q心目中的“革命”无非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种“革命观”很难谈得上有什么进步意义，而作品启蒙意义（如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却因为不符合当时的阶级观点而被遮蔽了。在当前的教学中，有教师提出了一种“生命教育”理念，通过《阿Q正传》的教学分清消极避世的“精神胜利法”与现代生活中适当的心理调节的差别，从而贯彻尊重生命尊严、弘扬生命价值、促进生命发展的教育主张。这种教学试验，显示出对鲁迅作品的内涵及意义进行不同阐释的可能性。鲁迅的《社戏》，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侧重强调农村少年的矫健英武、勇敢机智，歌颂劳动人民的无私和淳朴。现在有的教师运用这篇教材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包括景物美、人情美、民俗美、语文美、构思美、主题美、细节美……又通过多媒体创造开卷有益的教学情境，更增强了学生的审美体验。
教学方法的创新，更是新时期鲁迅作品教学的一道靓丽风景。有的学校把鲁迅博物馆或纪念馆的展厅作为教学现场，把课堂教学与博物馆的文化资源相结合。有的学校利用特有的文化历史资源进行鲁迅作品教学，像北京鲁迅中学在校园内的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前讲授《记念刘和珍君》，北京师大附中在自编教材中介绍鲁迅与师大附中、与琉璃厂文化的关系。更多的教师采用了多媒体教学的方式，在课堂上播放鲁迅作品朗诵录音，播放跟课文内容有所联系的历史图片，引导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这些方式都是对传统语文教学的一种创新和超越。
八、余话：海外教材中的鲁迅
在国外和我国港、澳、台地区，鲁迅作品也不同程度地被选入了教材。比如，王润华先生曾撰写了《新马华文教科书中的鲁迅作品》一文，系统介绍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教科书中使用鲁迅作品的情况，反映出鲁迅作品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
其实，鲁迅作品在日本和朝鲜的影响更加广泛。早在1927年，鲁迅的小说《故乡》就被译成了日文，1953年又被教育出版社收入中学国语教科书，供中学三年级学生学习。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日本通行的6套国语教科书都收录了《故乡》。在日本读者的心目中，《故乡》跟其他选入教材的日本文学作品几乎同样享有“国民文学”的地位。日本鲁迅研究的活跃期是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关西的京都和关东的东京，一些进入大学主修中国文学的学生组织学术团体，他们把鲁迅研究与反思日本历史、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结合起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一批享有盛誉的学术大师，如丸山昇、竹内实、北岡正子等。但1990年代以后日本的鲁迅传播逐渐走向低谷。
同样是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远古悠然生活，一些在中国的朝鲜留学生通过课堂教学和社团活动接触了鲁迅作品。比如鲁迅作品的朝鲜文译者柳树人就是在延吉第二中学读书的时候，通过老师读到了《新青年》刊载的《狂人日记》。他认识到“鲁迅先生不仅写了中国的狂人，也写了朝鲜的狂人”。从那时起，鲁迅就成了他崇拜的第一位中国人。朝鲜革命领袖金日成1920年代在中国东北求学，通过他的中学语文老师、狂飙社成员尚钺读到了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从而更清楚地认识了当时社会的腐败状况，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决心。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以复旦大学为中心成立了“高丽留学生联合会”，成员多达几百人，其中不少人通过原作了解了鲁迅。
上世纪50年代，朝鲜最高学府金日成综合大学及其他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课程，鲁迅作品成为重点教学内容和科研项目。在韩国，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已有数十所大学开设了中文专业，鲁迅作品是重点授课项目。2001年，韩国新元文化社出版了《初中生看的〈阿Q正传〉》，2003年青色自行车社又出版了《鲁迅——只依靠笔锋唤醒十亿人口的小说家》，都是面向青少年的普及性读物。韩国鲁迅研究家朴宰雨教授说：“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家中，韩国人读的时间最长、作品最多的就是鲁迅。这是因为鲁迅的文学可读性强，又有极高的文学表达力，而且跟日本统治时代民族解放的需要和军阀法西斯时期的民主化斗争很自然地产生了共鸣。”
越南成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把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选进了中学使用的《文学选读》课本，又特聘中国专家到河内等地的大学开设鲁迅研究课程。
在台湾地区，进入教材和课外读物的鲁迅作品有：《阿Q正传》，杨逵译为日文，东华书局1947年1月出版。《狂人日记》，王禹农译为日文，东方出版社1947年1月出版。《故乡》，蓝明谷译为日文，现代文学研究会1947年8月出版。《孔乙己·头发的故事》，王禹农译为日文，东方出版社1948年1月出版。《药》，王禹农译为日文，东方出版社1948年1月出版。台湾1945年光复之前为日本殖民地，居民中很多人不识母语。为了“去日本化”，当时采用了中、日文对照的方式进行国语教育。进入新时期以来，大陆鲁迅研究者陈漱渝在台湾不少高校宣讲鲁迅，并编选出版了《青少年鲁迅读本》。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台湾清华大学开设了《鲁迅选读课程》。我国香港行政区的中六中国文学课程中，鲁迅的《药》是指定作品。
在横跨欧亚的前苏联，艾德林编选的《鲁迅短篇小说集》作为“中学生读物丛书”之一，在莫斯科儿童出版社出版，除译有小说10篇之外，还附录了8篇散文诗。
在北欧，瑞典是一个有汉学研究传统的国度。1964年，瑞典出版了一本《〈阿Q正传〉及其它》，译者雷阿德·埃克奈尔，内收鲁迅小说、杂文21篇，其中部分译文被选进了中小学教材，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西欧，鲁迅小说和杂文已被编入中学读物，如《80年代之材料》陈掖贤。1986年，意大利北部伐勒西地区的一所中学，举行了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的展览会。
上世纪70年代，法国的鲁迅研究比较活跃，主要推动者是米歇尔·露阿教授和马蒂娜·埃梅里教授。她们在巴黎第七大学和第八大学开设鲁迅作品研读课，并将鲁迅作品和文言论文译成法文，还在巴黎第七大学阿卡里翁剧场上演了《阿Q正传》，改编者为让·儒尔德衣。
1970年，英国学者詹纳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名为《现代中国小说》的选本，其中收录了鲁迅的小说《孔乙己》、《故乡》、《祝福》。
在美国，很多鲁迅作品都是由高等学校出版社出版。哥伦比亚大学早在1941年就出版了华裔学者王际真翻译的《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197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伊罗生重新编选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草鞋脚》，该书收录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药》、《孔乙己》、《风波》、《伤逝》。1981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鲁迅小说全集》也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印行。笔者不了解这些作品是否进入了美国大学的课堂，但在美国学生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是可以断言的。199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读本》，其中“小说”部分收入了鲁迅的《〈呐喊〉自序》、《狂人日记》、《孔乙己》。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对象的阅读文选。199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丹顿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思想读本》。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论照相之类》、《〈呐喊〉自序》、《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论第三种人》入选，是个人入选文章最多的作家。
以上所述，仅涉及海外入选教材的鲁迅相关作品，并非全面介绍鲁迅作品在域外的传播情况，这是需要说明的。
76年前，当鲁迅刚刚去世的时候，不少青年学生自发地来到鲁迅墓前，挥泪宣誓：“先生，没有死；青年，莫彷徨！花谢，种子在，撒播在青年的脑海。”进入教材的鲁迅作品，就是撒播鲁迅精神的种子，必将在一批批学生心灵的沃土上绽放出绚丽的文化之花，结出丰硕的生命之果。▲
参考文献：
［1］《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2］许志行：《毛主席教我学语文的一点记忆》，《语文学习》，1978年第3期。
［3］房向东：《著名作家的胡言乱语》，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181页。
［4］《温儒敏论语文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90页。
来源：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1月
作者：
北京鲁迅博物馆
可以赏心悦目的东西了。
毫没有一些
低头是龌龊破烂的地，仰面是歪斜开裂的天，补天先生鲁迅微信号：mr_luxun致力于传播发扬鲁迅精神！
图片来自网络。文章内容仅代表原文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比如鲁迅前期杂文的代表作《灯下漫笔》，对中国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循环”历史和固有文明进行了十分犀利的批判，号召青年扫荡“食人者”，掀掉“人肉的筵宴”，毁灭制作人肉宴席的“厨房”。但在时兴文化保守主义的当下，一些教材的编选者纷纷向这篇作品亮起了红灯和黄牌，致使此文在所有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中都被淘汰出局。
本文所说的教材，主要指中学语文教材。在鲁迅作品的受众中，中学生应该是一个最主要的群体。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正是因为在中学阶段接受了鲁迅作品的陶冶，在后来的人生阶段一如既往地成为了鲁迅忠实的读者，对其人格的生成和学养的提高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当然，本文所论也涉及小学教材和海外的部分教材。
一、“语文”课的由来
在中国古代，教育机构形式多样，被称为庠、序、学、校等。自唐代始设书院，多以应举为目的。民间教育机构称为私塾，也称蒙馆、书塾、塾馆，教学年限不定。为给儿童启蒙，教材多择定为《四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自1901年开始，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hanukkah，命令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1906年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1907年以“国文科”取代“读经科”，不过当时的“国文”仍以文言文为“文范”，以《尚书》、《国语》、《国策》为主要教材。1913年3月，鲁迅、朱希祖、许寿裳、马幼渔等以“读音统一会”会员名义提议采用注音字母，经表决获通过；1918年底，教育部通令在全国范围颁行，在帮助人们识字正音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七号令，将国民学校的“国文”改为“国语”。初小教材不杂文言；高小酌加文言傅正华，但仍以白话为主体。“国文”和“国语”虽然名称只有一字之差，内容都是进行母语教学，但“国文”的概念突出了书面阅读的重要性，而“国语”的概念突出了白话文（语体文）的重要性；强调言文一致，“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合流。正是在上世纪20年代，鲁迅作品开始进入了国语读本。
“语文”二字是“国语”和“国文”的统称，内涵可以囊括语文课的诸多功能特征，1950年6月由叶圣陶敲定。根据叶圣陶的理念，口语为“语”，书面为“文”，亦即“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小学教学应偏重“语”，中学教学应偏重“文”。当然，“语”中有“文”，“文”中也有“语”。语文教学的任务，主要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这四个方面炉石雪兔。
叶圣陶先生是中国现代中小学语文的开山者之一，早在1932年他就主编了至今仍备受推崇的《开明国语课本》。1949年4月8日晚，陆定一、周扬等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人邀请叶圣陶等学者在北京饭店聚餐。由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及各副主席出席了这次宴会。席上决定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由叶圣陶任主任委员，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和党史研究专家胡绳为副主任委员，宋云彬等为委员。1950年1月25日，教育部与编审局又联合组成中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当时叶圣陶已出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但仍主持并参与教科书的编审工作。1950年秋，出版总署编审局改组为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圣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此后，人教社编选的语文教材成为全国的通用教材，这种局面直到新时期才被打破。
二、鲁迅作品为什么应进入教材
鲁迅文艺创作的发端应在1898年前后（写有《戛剑生杂记》、《莳花杂志》等文言作品）。他最早公开发表译作是在1903年，文学活动最早被媒体报道是在1909年，以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为中国新文学奠基是在1918年。这就是说，鲁迅作品的传播史、接受史至今已经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传播鲁迅作品的重要途径是教学，鲁迅作品的阐释者主要是教师——他们当中有些人本身就是独立的研究者，当然，更多的教师是在参考了研究者的学术成果之后，又在课堂上加以发挥的。所以，研究教材中的鲁迅，既填补了鲁迅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又深化了对鲁迅作品传播史和接受史的研究。
鲁迅作品进入语文教材不仅是出于编者的慧眼，而且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为鲁迅作品作为中国文学的经典，不仅经受了历史检验，而且也为当今读者所认同。宋代大儒朱熹认为，阅读经典要讲求三个方法：一是“少看熟读”；二是“反复体验”；三是“埋头理会”，而教材则是传播经典的有效途径。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对经典之作反复诵读，深入思考；也能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和当今的社会现状，对经典进行重新解读。
鲁迅作品成为经典首先取决于它的内容。鲁迅是中国现代最接地气的作家，毕生为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呐喊，希望中国人在国际竞争的大潮中能争得作为人的应有地位，而不致从“世界人”中被挤出，最终“失了世界”。他毕生坚守平民立场，以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来判断是非，决定取舍食木甲鲶鱼，表达爱憎，从而成为了穷人和不幸者的忠实代言人。他虽然以近乎残酷的目光逼视现实的真实，但又让读者相信，生活虽然像一条漫长的隧道，有时幽暗得伸手不见五指，但隧道的尽头必然有光明。鲁迅的思想具有锋利的批判性，他的人格具有最可宝贵的斗争性，因此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拨动心弦的艺术魅力，而且具有启人心智的思想内涵；不仅教人如何作文，提高读者的文化素质，而且教人如何做人，提高读者的道德情操。既能帮助学生增加文化底色，又能帮助学生打好精神底气。
单纯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看，鲁迅作品也堪称范本。鲁迅是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奠基者，他的作品的语言是经过千锤百炼而成的专属于他自己的语言。他用这种富于个性色彩的语言表达创作个体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独特认知——这种体验既是极具个性的发现，又是可以沟通读者心灵的共性体验。总之，鲁迅作品是真正的经典，而真正的经典必然具有恒久的价值，值得一代接一代有精神追求的人们去阅读。特别是在垃圾读物泛滥的时代，珍惜经典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个精神萎缩的民族，决不能长久支撑一个经济强大的国家，反而会使一时的经济奇迹化为泡沫，使整个社会步入歧途。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值得认真借鉴，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三、民国时期教材中的鲁迅
根据目前接触的资料，民国时期的国文或国语读本近300种。最早收入鲁迅作品的应该是民智书局出版的《初中国语读本》，编者仲九、俍工。仲九即沈仲九，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关注社会主义与劳动问题，积极为《星期评论》周刊撰稿。编这套教材时他正在上海吴淞中学执教。俍工即孙俍工，当时在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执教，是一位教育家、评论家。这套教材是全新的国文教材，书中选取的全部是模范的白话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接触民国时期的国文教材，有两个令笔者惊讶的发现：一、所选鲁迅作品在数量上远远超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文教材，其中除了至今仍作为保留篇目的《一件小事》、《社戏》、《故乡》、《药》、《记念刘和珍君》等名篇外，还有战斗力极强的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以及一些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材中从未选用的书信、日记、序跋和学术论著（如《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神话与传说》、《清之谴责小说》、《〈北平笺谱〉序》……）表现出编者视野的开阔、选材的广泛。二、鲁迅的不少译文也进入了国文教材，如《狭的笼》、《小鸡的悲剧》、《雕的心》、《鱼的悲哀》、《父亲在亚美利加》、《夏季的旅行》、《徒然的笃学》、《罗生门》、《苦闷的象征》、《勃兰宁诗三篇》、《池边》、《鼻子》等，体裁有童话、小说、诗歌、随笔、学术论文等。
众所周知，鲁迅的文化活动是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开始的。他一生共翻译了15个国家77位作家的225部（篇）作品，字数接近300万字，几乎跟创作的字数相等。鲁迅在留日时期、北京时期和上海时期有不同的翻译取向，被教材选用的多为北京时期的译作。这些译作之所以获得教材编选者的青睐，是因为字里行间不仅表达了对被虐待者苦痛的呼声和对强权者的憎恶，而且也表现了鲁迅广博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生命意识。这些译作中洋溢的赤子之心，更是滋润莘莘学子心田的甘霖雨露。瞿秋白指出：“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鲁迅也强调，他的译文之所以“不完全中国化”，就是“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以疗治中国人思维不精密的沉疴（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长期以来，我们对鲁迅译文在中国现代语言建设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评估得很不充分，通过研究教材中的鲁迅作品，对鲁迅译文社会影响估计过低的偏见将会逐渐得到矫正。
民国时期，鲁迅作品不仅出现在中小学的国文教材，而且也进入了高等院校的文科讲坛。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约20位新文学作家在大学开设了新文学课程，如周作人、朱自清、沈从文、废名、苏雪林等，讲授内容自然会或多或少涉及鲁迅作品。从1929年春开始，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时，他就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教材，肯定了作品“冷隽的字句，挺峭的文调”，“谨严的结构与讽刺的古典的笔调”，同时认为作品流露出“冷酷的感伤主义”。
除了朱自清之外，促使中国现代文学成为高校一门正式学科的首推杨振声。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曾肯定杨振声的作品“极要描写民间疾苦”，文笔也有长进；但同时批评他太重主观性，因而削弱了人物的生命力，使他笔下的典型成了作家的傀儡。杨振声对鲁迅的小说也十分推崇。抗战时期，在他跟朱自清编选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中，就选收了鲁迅的《示众》，在该校《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中增选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语体文示范”；在该校大一学生的《散文读物》和《课外读物》中，又都选入了《鲁迅自选集》。新中国成立后，他率先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现代文学名著选》，以鲁迅的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为教材。
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国文教材和课外阅读文选中，至今仍在图书市场热卖的有1932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等“老课本”。除了这本由叶圣陶撰文、丰子恺插图的小学教材外，开明书店还出版了《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开明国文讲义》、《开明国文读本参考本》、《开明语体文选类编》、《开明活页文选》等教材和阅读资料，书中都收录了鲁迅作品和译文。这些教材既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宝贵资源，又成为当今畅销的怀旧纪念品和创意商品。对于民国国文教材中儒雅的语言、从容的节奏，对传统文化的尊崇，对儿童本位的重视，特别是课文中洋溢的爱国主义情怀，无疑应予以高度的历史评价，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其跨时代的意义，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语文观，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与表达方式。“民国范儿”的教材再好，毕竟解决不了当今社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正如马王堆出土的瓜子，能够展出，却不能直接搁进嘴里去品尝一样。
谈到民国时期教材中的鲁迅作品，自然还要涉及解放区的教材和沦陷区的教材。由于战争年代的动荡，解放区教材散佚的情况十分严重，但就目前掌握的11套教科书来看，都选有鲁迅作品，反映出鲁迅在解放区崇高的文化地位。解放区专门学校教材中也有鲁迅作品。比如，周扬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设“新文学运动史”课程时，就讲授了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认为这篇杂文“合乎科学的，充满真正民主精神的新伦理道德标准，也可以说是一种与共产主义原则相吻合的标准”［1］。沦陷区的教材我们掌握得更不充分，只知道有些地方一度沿用过沦陷前的教材，比如1945年的北平，一些中学仍沿用中华书局1937年出版的《新编初中国文》朱晨迪，书中选收了鲁迅的散文诗《秋夜》、《好的故事》、《雪》、《风筝》，小说《故乡》、《鸭的喜剧》，均无删节。
民国时期教材中还有一个特殊门类，叫自编教材。对这类教材进行准确统计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人回忆：1921年春，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附小高级部创办了一个“成年失学补习班”，国文老师是谢觉哉，教材是自编的，多为白话文。毛泽东曾要求学生熟读并抄写鲁迅的小说《故乡》和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认为抄录有助于记忆［2］。不论该回忆是否准确无误，但鉴于鲁迅在中国文坛的特殊地位，自编教材中选用过鲁迅作品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四、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教材中的鲁迅
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材的变化情况，应该分为三个阶段——即“十七年”、“文革”时期和新时期来谈。
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笔者先是当学生，后来当中学语文教师，对当时语文教学的情况有过切身体验。总的感受是，对于语文教学的任务，一直在强调政治性、文学性和工具性这三个方面摇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文教材是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审的《中等国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教学任务除进行听、读、写的全面训练之外，还将“思想政治教育”也涵盖其中。1950年代中期进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汉语教学包括标点、文字、修辞、语法、词汇、语音等六项训练，高中文学教学则以中国文学史为线索选择诗文。笔者高中时代使用的就是张毕来等先生主编的《文学》课本。因为教学突出了文学性，教材多为经典之作，因此受用终生，至今不忘。文学和汉语分科教学试验因1958年“大跃进”运动而中断。由于当时强调“兴无灭资”、“厚今薄古”、“教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语文教学走了一段弯路。1959年6月，报纸上展开了关于语文教学中目的和任务的讨论，倾向性的意见是语文教学中“道”和“文”不可分割。1963年5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制定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由教育部正式颁布实施。以这一大纲为基础编定的教材注重了基础知识教育和基本能力培养张之夏，体现了“语文是基本工具”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文教学有不少地方教材。1950年代中期，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授权，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独家编写出版，才成为了“国定制教材”。直到1990年代，语文教材才由“一花独放”变为“百花齐放”。
“文革”前中学语文教材中选收的鲁迅作品，以数量而言，约占全册课文的1/30至1/16，涉及的文体包括小说、杂文、散文诗、诗歌、书信，大多为全文，也有节选。此外，为配合鲁迅作品教学，还选用了一些相关文章，如毛泽东的《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瞿秋白的《鲁迅的精神》（节自《〈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臧克家的《有的人》、阿累的《一面》、周晔的《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这些文章，既突出了鲁迅在中国革命史、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展现了鲁迅丰富的人性，并非全是金刚怒目、横眉冷对的一面。就笔者的阅读体验而言，在入选教材的鲁迅作品中，对学生影响最大的并不是《答北斗杂志社问》这一类指导写作的文字，因为学生的练笔跟作家的创作毕竟距离遥远。而《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一类充满了作家血性和人间正气的文字，却能使学生受用终生——他们从中感悟到了什么是博大的爱，什么是神圣的憎！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不多，有限的篇目中，有的是改写的和节选的相关文字，如《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故不赘述。
五、“文革”时期教材中的鲁迅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学校经历了“停课闹革命”和“复课闹革命”两个阶段。在“复课闹革命”期间又开展了“学习黄帅，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学生砸玻璃、撬地板、批老师，没有一天真正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遵循“伟大领袖”关于“教育要改革”、“教材要彻底改革”的指示，提出“教材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注意引导学生参加三大革命实践，不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文革”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被撤消，编辑人员下放，各地自编了不少语文教材。因为毛泽东发表了“读点鲁迅”的“最高指示”，周恩来总理也指示：“中文系教材，可以先用鲁迅作品，再慢慢扩大”，所以鲁迅作品在语文教材中仍占据了显赫的位置。不过，在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思想指导下，很多鲁迅作品遭到了实用主义的解读。如学习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向一切假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学习鲁迅的《流氓的变迁》，把《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学习鲁迅的《华德焚书异同论》，“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学习鲁迅的《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发扬永远进击的革命精神，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刚粉碎“四人帮”时，又牵强附会地把《三月的租界》、《捣鬼心传》选入教材，似乎鲁迅在40年前就识破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
在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这种批判的矛头甚至也指向了鲁迅本人。比如鲁迅谈到藤野先生对他的“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有的教学参考资料却认为，鲁迅当时还没有掌握马列主义，因此沿用了学术为全人类服务这个缺乏阶级观点的提法。不过，在“文革”后期，也有一些教师和研究者重新对鲁迅文本解读，坚持从原文出发，字斟句酌，释疑解惑，李何林先生和薛绥之先生等就是以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广大中学教师进行辅导，成为“文革”后期鲁迅作品教学的一个亮点。
六、新时期教材中的鲁迅
进入新时期以来，语文教学跟全国其他领域一样，也经历了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1978年3月，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这份文件是在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制定的，重申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和重视“双基”教育的必要性，强调在“语文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和读写训练辩证统一”。这对于“文革”时期语文教学中的泛政治化起到了矫正作用。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陆续推广了九年义务教育教材，以能力培养为核心，重视语文基础知识、应用能力、表达能力的培养和缜密有序的思维训练，尊重阅读规律，增强了语文学习的有效性和实用性。2003年教育部又制订了“新课标”，把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明确界定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笔者以为，对语文课“工具性”的理解比较容易取得共识，即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表情达意的能力。然而语文课程并非是单纯传授某一种知识技能的工具，而是奠定整个文化素质的基础，所以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探索，又提出了“人文性”的概念，但对“人文性”的理解容易见仁见智。中国典籍中的“人文”一词来自《周易》。《易经·贲卦·彖辞》：“观乎天义，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意是：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转，可以明察春夏秋冬时序的变化。观察人间的伦常秩序，可以教化民众，移风易俗。可见古文中的“人文”一词原本包含了教化的意思。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则是跟中世纪神学相对立的概念，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目的和意义的世俗关怀，其中同样包含了人性陶冶的内容。语文教学是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核心内容之一，落脚点是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当今语文教学中强调的人文性，自然不能仍旧停留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水平，而应该赋予它以新的时代精神。人文性的核心，归根结蒂就是世界观的问题。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就是不仅要让学生学会语音语法、遣词造句、布局谋篇、修辞逻辑，而且要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追求、奋斗目标、理想信念，真正做到施教于学生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作品就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理想文本。
近些年来，有些语文教材根据提高学生语文运用能力和人文素养的目标，选择一些重要的人文性内容概括成主题，用几篇课文组合成单元加以体现。如上海王铁仙教授主编的高中语文教材，就在“为理想而斗争”的单元中选入了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在“文化的制约与创造”单元中选收了鲁迅的《拿来主义》，在“书话与书评”单元中选收了鲁迅的《白莽作＜孩儿塔＞序》，在“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单元中节选了鲁迅的《阿Q正传》。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就是体现语文教学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的新尝试。
然而，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商业化、世俗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对鲁迅研究和鲁迅作品教学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影响。在多元化语境中，鲁迅作品中表达的一些信念和原则经常受到质疑。鲁迅峻急刚毅的性格和针砭痼弊不留情面的文风在有些人看来，也似乎显得跟当下的价值取向不相吻合。因此，出现了鲁迅作品是否应该从语文教材中“大撤退”的讨论。
据2009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一篇署名文章介绍，从2004年开始，许多省的高中语文课本减少了鲁迅作品的入选数量。当时我国大陆地区已经有六至七套地方性的语文教材。湖北省当年秋季高一年级的语文新教材中，就删掉了《药》和《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两篇重要作品。一位新版《高中语文》的执行主编说：“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早期白话文与当下汉语的差异以及鲁迅作品本身的深刻性等原因，在鲁迅作品教学中确实存在学生难懂、老师难教、教学目标难以实现的现象。陈本善”同年8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与此相关的文章，陈述了语文教材中大幅度压缩鲁迅作品的四个理由：一、鲁迅已经成为当今中学生的“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之一。“鲁迅作品再继续在教材中存在下去，对于鲁迅先生倒不啻为一种戕害”。二、“鲁迅是当代愤青的重要思想来源，少学点鲁迅，可少制造一批愤青。”三、长期以来，鲁迅被异化和道具化。“绝大多数中学课堂除了主题先行，肢解鲁迅并把他变成一个战斗性符号之外，似乎并没有更多的本事。”四、“当下语文教材视鲁迅为鸡肋，更根本的原因或许在于，这个社会革命激情的消退与宽容精神的增长，语文教材内容的变革，亦成为社会转型的副产品。”
以上看法很快遭到了异议。反对者认为：以难懂作为排斥鲁迅作品进入教材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难”与“易”原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受众的年龄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缭绕擎苍，对“难”与“易”的感受也不同。遴选教材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征，由浅入深，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小学生就无法跨越鲁迅作品的文字障碍。单从鲁迅作品的字词句而言，其难度难道超过了《诗经》、《楚辞》一类文言文作品吗？难道会有什么专家学者因此而主张文言文应该从教材中“大撤退”吗？孔子距今两千五百多年，《论语》中也有不少阅读障碍，但仍然作为文化经典在教学中进行传承，为什么离我们不到一百年的鲁迅作品反而要被剔除呢？所谓“愤青”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也许是指对现实的某些方面持激烈批判的青年。正确的批判是推动社会前进的车轮，过激的情绪则应该予以正确的疏导，但鲁迅的批判对象与愤青的批判对象有着时代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长期以来，在鲁迅作品的教学过程中的确存在神化、肢解等缺点，但教学的缺点不能依靠剔除教材解决。至于鲁迅作品是否与时代需求相悖，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反映出不同意见双方对当今时代的不同认识和对当今需求的不同理解。
主张鲁迅作品从教材中“大撤退”的代表人物是以“文坛刀客”自诩的山西作家韩石山。他在2005年出版的《文学自由谈》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名文，题为《中学课本里的鲁迅作品》。他认为，中学语文课本选鲁迅作品，选上一两篇是可以的，但目前一选就是十几篇，是绝对的多，怎么都说不过去。接着，这位“刀客”对教材中入选的鲁迅作品逐一进行了点评。他认为：《狂人日记》散布了悲观情绪，艺术上也不成熟。《社戏》不是小说，只能说是随笔。《故乡》结尾，无端地发了那么多议论，是小说的败笔。《孔乙己》虽然为鲁迅本人最为欣赏，但过多地交待了过程。《药》的写法十分直露，没有写活一个人物，连场景都没有写出来，笔调压抑而沉闷。《祝福》过多地使用了转折语，过多的“鲁迅调”。节选的《阿Q正传》从技巧上无师法之可能，主人公是一个农村的流氓，调戏妇女，偷人财物，既麻木不仁，又冥顽不灵，“说是怎样的深刻，怕都是评论者的附会”。《阿长与〈山海经〉》有段话是对妇女人格的嫚侮。《记念刘和珍君》古文句太多，骂詈语太多。《“友邦惊诧”论》全是激愤之语，时有漫骂的句子，乃文章之大忌。评来点去，被这位“反鲁英雄”肯定的只有《为了忘却的记念》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两篇文章了。
对韩石山的观点批驳得最认真、最有力的是福建作家房向东。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著名作家的胡言乱语》，这本书“虽然笔间富于感情，但却能在血脉贲张、豪情激荡时做到以实为据，以理服人，理性与感性完美相融，论点与论据交相辉映”。囿于篇幅，无法一一介绍房向东的精彩论点。对于鲁迅作品进入教科书的问题，房向东总的看法是：“现在中学课文中不是鲁迅作品太多的问题，是选鲁迅哪些作品的问题张艺源视频。鲁迅作品多是经典性的，选这一篇还是那一篇，从作品质量的角度说，问题不会太大”，但“选文一定要切中鲁迅的终极关怀，那就是国民性和立人问题，通过鲁迅作品的阅读，启蒙大众，改造人本身，从而达到再造新人的目的”［3］。
但也有专家认为，所谓鲁迅作品从现行教材中“大撤退”是媒体的炒作。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语文教材执行主编的温儒敏教授说，许多传媒争相报道鲁迅作品在教材中大幅减少是不准确的。在人教社新编的语文教材中，必修课中是减少了鲁迅篇目（高中语文6册原选5篇，现保留3篇，减少2篇），原因是课程改革后，必修课只占1．25学年，余下1．75学年用作选修与复习，而在选修课教材中，不但保留了鲁迅作品，而且还增加了一些篇目（如《铸剑》、《范爱农》）。他强调：“无论哪个语文教材版本，鲁迅至今仍然是选收篇目最多的作家。”他又说：“鲁迅是近百年来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了解最深的思想者，也是最具独立思考和艺术个性的伟大作家，鲁迅已经积淀为现代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所以让中学生接触了解一点鲁迅，是非常必要的，教材编写必须重视鲁迅。但重视不等于选文越多越好……”［4］
新时期，不少高校的中文系开设了“鲁迅研究”课程，当然会选读不少鲁迅作品，但并无统编教材，故不予评介。
七、教材中鲁迅作品的阐释与接受
由于鲁迅作品语言文字具有的模糊性、多义性、复指性，意义具有的不确定性；又由于讲授这些作品历史情境的差异宋笑妍，教师和学生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的不同，因而对同一文本往往会产生不同或不尽相同的理解。汉儒董仲舒所说的“《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篇），反映的大概就是这种阅读现象。不过，鲁迅作品终归会有其客观价值，鲁迅创作也会有其主观意图，只是一旦进入教学过程，教师和学生就会有意无意地参与审美再创造，而不只是对教材进行简单地复制和还原。所以，作为教材的鲁迅作品的接受史，就相当于不同时期不同读者之间进行的一场阅读经验交流。不过有的阐释比较合理，接近作者原意，表现出读者与鲁迅之间心灵的感应；而有的阐释则可能背谬，是对文本的误读，表现出读者与鲁迅之间心灵的偏离。从鲁迅作品阐释的嬗变性，可以反映出历史风涛的涌动，时代潮汐的起伏，其研究价值远远超出了教学领域。比如鲁迅前期杂文的代表作《灯下漫笔》，对中国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循环”历史和固有文明进行了十分犀利的批判，号召青年扫荡“食人者”，掀掉“人肉的筵宴”，毁灭制作人肉宴席的“厨房”。但在时兴文化保守主义的当下，一些教材的编选者纷纷向这篇作品亮起了红灯和黄牌，致使此文在所有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中都被淘汰出局。又如1927年12月23日，鲁迅写的一篇杂文《文学与出汗》，曾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教材，沿袭到1990年，后被删削。有专家解释其原因：“这篇杂文属于论辩之作，虽然泼辣而俏皮，但在鲁迅杂文乃至全部现代杂文之中，其思想的深刻性与艺术的独创性恐怕跟经典尚有一定距离。”其实，产生变化的恐怕并不是这篇杂文固有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是因为时过境迁，一些学者认为这篇杂文鲜明的阶级观点跟强调“和谐”、“包容”的当下显得极不协调。
不过，新时期的鲁迅作品教学取得的成绩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无论在观点和方法上都有很多新的突破。作为传统教材的《祝福》，长期以来都习惯于用封建四权（即政权、神权、族权、夫权）来分析祥林嫂悲剧的根源，但如今不少教师力图摆脱旧说，深入挖掘小说叙事中被遮蔽的主题。他们认为，祥林嫂形象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她所遭受的“四权”压迫，也不在于她周围社会对其不幸遭遇的冷漠和嘲讽，而在于她身遭不幸之后向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提出的疑惑。祥林嫂对灵魂、地狱的探问，是蕴涵着深奥的“知性”及“智性”难题，这才是小说情节的焦点及意义所在。“文革”之前悠品购物网，鲁迅名著《阿Q正传》进入教材时，侧重节选“不准革命”或“生计问题”等章节，意在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与毛泽东批评辛亥革命缺少农村大变动的论断相呼应。但就从作品的实际而言，阿Q心目中的“革命”无非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种“革命观”很难谈得上有什么进步意义，而作品启蒙意义（如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却因为不符合当时的阶级观点而被遮蔽了。在当前的教学中，有教师提出了一种“生命教育”理念，通过《阿Q正传》的教学分清消极避世的“精神胜利法”与现代生活中适当的心理调节的差别，从而贯彻尊重生命尊严、弘扬生命价值、促进生命发展的教育主张。这种教学试验，显示出对鲁迅作品的内涵及意义进行不同阐释的可能性。鲁迅的《社戏》，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侧重强调农村少年的矫健英武、勇敢机智，歌颂劳动人民的无私和淳朴。现在有的教师运用这篇教材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包括景物美、人情美、民俗美、语文美、构思美、主题美、细节美……又通过多媒体创造开卷有益的教学情境，更增强了学生的审美体验。
教学方法的创新，更是新时期鲁迅作品教学的一道靓丽风景。有的学校把鲁迅博物馆或纪念馆的展厅作为教学现场，把课堂教学与博物馆的文化资源相结合。有的学校利用特有的文化历史资源进行鲁迅作品教学，像北京鲁迅中学在校园内的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前讲授《记念刘和珍君》，北京师大附中在自编教材中介绍鲁迅与师大附中、与琉璃厂文化的关系。更多的教师采用了多媒体教学的方式，在课堂上播放鲁迅作品朗诵录音，播放跟课文内容有所联系的历史图片，引导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这些方式都是对传统语文教学的一种创新和超越。
八、余话：海外教材中的鲁迅
在国外和我国港、澳、台地区，鲁迅作品也不同程度地被选入了教材。比如，王润华先生曾撰写了《新马华文教科书中的鲁迅作品》一文，系统介绍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教科书中使用鲁迅作品的情况，反映出鲁迅作品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
其实，鲁迅作品在日本和朝鲜的影响更加广泛。早在1927年，鲁迅的小说《故乡》就被译成了日文，1953年又被教育出版社收入中学国语教科书，供中学三年级学生学习。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日本通行的6套国语教科书都收录了《故乡》。在日本读者的心目中，《故乡》跟其他选入教材的日本文学作品几乎同样享有“国民文学”的地位。日本鲁迅研究的活跃期是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关西的京都和关东的东京，一些进入大学主修中国文学的学生组织学术团体，他们把鲁迅研究与反思日本历史、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结合起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一批享有盛誉的学术大师，如丸山昇、竹内实、北岡正子等。但1990年代以后日本的鲁迅传播逐渐走向低谷。
同样是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远古悠然生活，一些在中国的朝鲜留学生通过课堂教学和社团活动接触了鲁迅作品。比如鲁迅作品的朝鲜文译者柳树人就是在延吉第二中学读书的时候，通过老师读到了《新青年》刊载的《狂人日记》。他认识到“鲁迅先生不仅写了中国的狂人，也写了朝鲜的狂人”。从那时起，鲁迅就成了他崇拜的第一位中国人。朝鲜革命领袖金日成1920年代在中国东北求学，通过他的中学语文老师、狂飙社成员尚钺读到了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从而更清楚地认识了当时社会的腐败状况，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决心。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以复旦大学为中心成立了“高丽留学生联合会”，成员多达几百人，其中不少人通过原作了解了鲁迅。
上世纪50年代，朝鲜最高学府金日成综合大学及其他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课程，鲁迅作品成为重点教学内容和科研项目。在韩国，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已有数十所大学开设了中文专业，鲁迅作品是重点授课项目。2001年，韩国新元文化社出版了《初中生看的〈阿Q正传〉》，2003年青色自行车社又出版了《鲁迅——只依靠笔锋唤醒十亿人口的小说家》，都是面向青少年的普及性读物。韩国鲁迅研究家朴宰雨教授说：“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家中，韩国人读的时间最长、作品最多的就是鲁迅。这是因为鲁迅的文学可读性强，又有极高的文学表达力，而且跟日本统治时代民族解放的需要和军阀法西斯时期的民主化斗争很自然地产生了共鸣。”
越南成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把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选进了中学使用的《文学选读》课本，又特聘中国专家到河内等地的大学开设鲁迅研究课程。
在台湾地区，进入教材和课外读物的鲁迅作品有：《阿Q正传》，杨逵译为日文，东华书局1947年1月出版。《狂人日记》，王禹农译为日文，东方出版社1947年1月出版。《故乡》，蓝明谷译为日文，现代文学研究会1947年8月出版。《孔乙己·头发的故事》，王禹农译为日文，东方出版社1948年1月出版。《药》，王禹农译为日文，东方出版社1948年1月出版。台湾1945年光复之前为日本殖民地，居民中很多人不识母语。为了“去日本化”，当时采用了中、日文对照的方式进行国语教育。进入新时期以来，大陆鲁迅研究者陈漱渝在台湾不少高校宣讲鲁迅，并编选出版了《青少年鲁迅读本》。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台湾清华大学开设了《鲁迅选读课程》。我国香港行政区的中六中国文学课程中，鲁迅的《药》是指定作品。
在横跨欧亚的前苏联，艾德林编选的《鲁迅短篇小说集》作为“中学生读物丛书”之一，在莫斯科儿童出版社出版，除译有小说10篇之外，还附录了8篇散文诗。
在北欧，瑞典是一个有汉学研究传统的国度。1964年，瑞典出版了一本《〈阿Q正传〉及其它》，译者雷阿德·埃克奈尔，内收鲁迅小说、杂文21篇，其中部分译文被选进了中小学教材，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西欧，鲁迅小说和杂文已被编入中学读物，如《80年代之材料》陈掖贤。1986年，意大利北部伐勒西地区的一所中学，举行了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的展览会。
上世纪70年代，法国的鲁迅研究比较活跃，主要推动者是米歇尔·露阿教授和马蒂娜·埃梅里教授。她们在巴黎第七大学和第八大学开设鲁迅作品研读课，并将鲁迅作品和文言论文译成法文，还在巴黎第七大学阿卡里翁剧场上演了《阿Q正传》，改编者为让·儒尔德衣。
1970年，英国学者詹纳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名为《现代中国小说》的选本，其中收录了鲁迅的小说《孔乙己》、《故乡》、《祝福》。
在美国，很多鲁迅作品都是由高等学校出版社出版。哥伦比亚大学早在1941年就出版了华裔学者王际真翻译的《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197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伊罗生重新编选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草鞋脚》，该书收录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药》、《孔乙己》、《风波》、《伤逝》。1981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鲁迅小说全集》也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印行。笔者不了解这些作品是否进入了美国大学的课堂，但在美国学生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是可以断言的。199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读本》，其中“小说”部分收入了鲁迅的《〈呐喊〉自序》、《狂人日记》、《孔乙己》。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对象的阅读文选。199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丹顿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思想读本》。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论照相之类》、《〈呐喊〉自序》、《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论第三种人》入选，是个人入选文章最多的作家。
以上所述，仅涉及海外入选教材的鲁迅相关作品，并非全面介绍鲁迅作品在域外的传播情况，这是需要说明的。
76年前，当鲁迅刚刚去世的时候，不少青年学生自发地来到鲁迅墓前，挥泪宣誓：“先生，没有死；青年，莫彷徨！花谢，种子在，撒播在青年的脑海。”进入教材的鲁迅作品，就是撒播鲁迅精神的种子，必将在一批批学生心灵的沃土上绽放出绚丽的文化之花，结出丰硕的生命之果。▲
参考文献：
［1］《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2］许志行：《毛主席教我学语文的一点记忆》，《语文学习》，1978年第3期。
［3］房向东：《著名作家的胡言乱语》，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181页。
［4］《温儒敏论语文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90页。
来源：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1月
作者：
北京鲁迅博物馆
可以赏心悦目的东西了。
毫没有一些
低头是龌龊破烂的地，仰面是歪斜开裂的天，补天先生鲁迅微信号：mr_luxun致力于传播发扬鲁迅精神！
图片来自网络。文章内容仅代表原文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