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快递公司烂谷子——我插队的那些文字及事儿（节选本） 南洋岸：陈芝麻-视源文化
烂谷子——我插队的那些文字及事儿（节选本） 南洋岸：陈芝麻-视源文化
作者简介
ZUOZHE JIANJIE
陆德宇，笔名南洋岸。1968年8月毕业于江苏省盐城中学，在盐城县南洋公社团洼大队第一生产队插队劳动。1972年初，调公社办公室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进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1982年初毕业，一直与行政事务和公文写作为伴，当了20多年的“七品芝麻官”。离开岗位始重拾旧趣，又将中学时代笔名“雏鹰”改为“楮荧”，闲暇静下来读点书，写点东西，先后在文学期刊、报纸副刊和大学学报发表作品多篇。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目 录
引子
一、民中记事
二、盐中掠影
三、毕业时光
四、团洼一队
五、经受考验
六、鸿雁传书
七、一举两得
八、岁月留痕
九、会计生涯
十、如饥似渴
十一、笑话连篇
十二、情有独钟
十三、心底波澜
十四、秘密行动
十五、东施效颦
十六、思念绵绵
十七、插友情深
十八、终生伴侣
十九、一波三折
二十、重返校园
引 子
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
又是一年春回大地。看着窗外百草回芽、万物复苏的初春景象，思绪将我带回那方曾经收留我、培育我的土地，那是一块每当春天来临，就充满诗情画意的田野。1968年去那儿插队，弹指已整整50年过去。
从那时起，到1978年初离开去南京读大学，我在南洋公社时间长达10年之久。特别是在生产队的那3年多时间，直接面对黄土背朝天，在田里劳作，和乡下人一样过日子，那些人和事及场景，恍如昨日，至今难以忘怀。
当时的笔记、材料、证件、相片等，有不少已经散佚，留下的多已卷角发黄，乃至有点破损，笔法亦很稚嫩，现在看来甚至有些可笑，但我一直舍不得丢弃，实在是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我的青春岁月和那段历史，才敝帚自珍。
当我现在翻看这些东西时，就又像当年在生产队阴暗而又稍微有点潮湿的库房里，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再一次在淡淡的土霉味中闻到一股蕴含着自身生命力的气息。
友人阅之，戏称这是我一个人的“知青博物馆”。
一、民中记事
▲初中作文簿封面
我初中是在盐城镇民办中学读的。
以前说到下乡，不是跟随家人到乡下去走亲戚，就是农村大忙，学校放忙假，老师带领我们到乡下参加几天诸如拾麦穗、拾棉花之类的支农劳动，对在城里长大的我来说，每次都感到十分好奇和新鲜。
第一次将下乡与人的命运结合起来，是我初中三年级下学期，出席了盐城镇欢送首批知识青年下乡大会之后。
这是我当时的作文簿，封面上年级和姓名后面的五个钢笔字为语文老师严锋所写。
他还真“严”。在学校开展学雷锋活动时，曾“逼”我写过一个相声，两天后交卷，他又“逼”我自找搭档在学校那个以茅草作顶的大礼堂里登台演出。这是我第一次写相声，也是我第一次自编自演节目。还好曹安娜照片，没有演砸，演出结束居然也收获了全校师生的好一阵掌声。民中当时办学条件十分简陋，但老师水平都很不错。严老师刚从农场出来，后来曾任盐城市第一届文联主席。我学生时代作文得过两次95分，第一次就在严老师手上。其他老师如周体芳、崔日新、周梅、史炳生、戴克淮、顾立标等都很优秀，和外校比毫不逊色。
我的父亲被穷日子过怕了，一心想让我们过上富足的生活，从小给我取名“裕”。后来我借一本书给一个同学，他将封面搞丢了，还书时重新糊了个封面，将它误写成“宇”苦儿修真。我觉得好，有时也就自为作主地用了，混用了一阵子，索性改了，好在那时对姓名的管理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改就改了，一贯严厉的父亲知道后，也没有再说什么。
▲作文《记欢送大会》
我在其中一篇《记盐城镇欢送首批知识青年下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大会》的作文中这样记载：
5月3日，我和沈光芹等3人代表学校到大礼堂出席了这个大会。孙毅、金湖、孙德彪、李清华、朱学成、李爱乡等多名知识青年代表在会上发言，表示要学习董加耕，使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同时，成为一个黑皮铁骨红心的一代新人。李爱乡是一个初生毕业生，刚下乡到北蒋公社一个多月，她将自己的名字由“爱香”改为“爱乡”。她在发言结束时说：“同志们，欢迎你们和我并肩作战。”发言的还有知识青年的家长、金湖的父亲金乃卓老先生。
彼时上山下乡还没有形成后来那样的规模，学校安排我们应届毕业生去参加这次会议，目的没有明说，潜台词应该是，毕业后要“一颗红心，多种准备”，万一考不上高中，下乡也可作为选项之一吧。
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几年后真的走上这条路，更没有想到日后竟会因与上面提到的一位知青标兵的一次邂逅，被命运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二、盐中掠影
▲盐中录取通知书
盐中是盐城地区的最高学府，考盐中是我多年的夙愿。
这年7月下旬，我收到江苏省盐城中学的高中录取通知书。两个毕业班一共考上两个女生、一个男生，在盐城镇民办中学历史上已经是破天荒的了。我自己小学毕业考盐中初中，作文题目是“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在那个“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年代，我写了“参加少先队”，因作文“走题”名落孙山。发榜那天怕挨打，一直躲在外面，深夜才敢回家。第二年悄悄再考，结果成绩够了，却因被查出已是民中初一在籍生，又未能被录取。这次是我第3次考盐中，终于如愿以偿，当时的心情还真美得有点像“范进中举”。
从民中进入盐中荷东第一集，是从糠箩里一下子跳到米箩里。盐中校园环境十分优美，师生关系融洽和谐，刻苦学习蔚然成风，课外活动有声有色。我自己不但学费享受减免，每月还有两元钱的助学金。我家住在东闸居民点，离校较远，上民中时中饭都靠“打游击”，到盐中后可在食堂“代伙”，菜金每天一角钱。上午最后一堂课下课铃一响，大家就像几天没吃饭了一样直奔食堂，饭是用饭盒或钵子蒸好的，菜由每班值日生用面盆到窗口统一领回，一勺一勺地分给每个住读生和“代伙”走读生，剩多剩少再按学号顺序一人一人加，加完为止，第二天再从后面一人开始加。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整天馋得很，逢到自己加菜，简直就像过节一样开心。
▲俄语造句摘录
由于缺乏俄语师资，我们初中只学过一年半俄语，刚进盐中，她们被分在英语低级班，我被分在俄语低级班。我心有不甘，这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只身一人壮起胆子闯进学校教导处，要求调到俄语高级班。接待我的是一位微胖的中年老师，他静静地听我陈述完理由，赞许地点了点头，微笑着让我回去等消息。第二周就满足了我的愿望。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教导处副主任万恒德。盐中当时的校长是薛一凡，师生对他反映都不错。他有个儿子比我们大一点，有几次下雨，我看他将伞打开，不用手拿，伞柄插在颈后衣服里走路。教学这条线有“王沈万”之说，王、沈分别指副校长王正风、教数学的教导主任沈正超，万即指万恒德，教语文。3人各有各的风格。在我的眼里，如果说王戴着近视眼镜，成天笑咪咪的，像一本不打开不知道内容的书，沈有点不修边幅，神情不怒自威，像一道略显潦草的数学题，万则幽默风趣，讲起话来声情并茂，像一首感染力极强的抒情诗。我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刻苦学习。第二学期开学时，俄语老师曹国祺对我的假期作业造句很满意，特地摘录了打印出来，贴在教室前面墙上。他在眉头上写下这么一段“按语”：“陆德裕同学在这次假期作业造句一项中，动了脑筋，活用句型，造出了许多佳句，富有思想性，摘录出来，供大家参考。”我很感谢曹老师对我的鼓励。
1966年6月14日，星期二，下午第三节课，我和同班同学李长明、季希全一起，在校园里共青山下的男生第二宿舍参加了我班团支部大会，经全体团员讨论通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报学校团委审批。散会后，我心情“又兴奋，又严肃”，在第二天的日记里作了详细记载。
谁想无巧不成书，偏偏也就从第二天起，接上面通知，我们高中部同学停课，入团一事也就像一列沿轨道运行快要进站的火车，在最后一公里嘎然而止。一直到5年后，我才在插队的团洼大队重新入团。
▲盐中学生证
10月下旬，我和同班同学卢广庭、王志山一行3人，和当时成千上万的学生一样去了北京。不久，上面要求暂停继续乘车船串连，已外出串连的学生返校。当时我哥哥在西安交通大学读书，我很想去一趟西安，他们两人也赞成。为了能通过接待站审核这一关，我们用牛皮纸和糨糊将烫有银色的“江苏省盐城中学”字样的学生证封面糊上，硬和接待站的人说盐城是西安北面的一个镇。此人翻出全国地图册，认真地在陕西省这一页找了好长时间，最终给了我们火车票，使我们“名正言顺”地去了一趟西安。
三、毕业时光
▲《致革命家长的一封信》
已经入学4年了，经过漫长的煎熬和等待，1968年夏终于迎来毕业分配。7月17日，“江苏盐城学生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江苏省盐城中学革命委员会”联合致每个家长一封信，希望革命的家长响应号召，把子女送到农村去。这封信没有用信封，直接将信纸折叠成块状，在反面写的地址、盖的邮戳。
那时，我父亲在市酱醋厂工作，正在单位接受审查，母亲受到株连，“计划内合同工”做不成了，不得不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每天去厂里做临时工，信实际就是我自己收了。
后来虽然随着我父亲被解放，厂里也跟着将我母亲列为“落实政策”对象，上报恢复原性质，但迟迟未获批准。家中先后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一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1982年我大学毕业回盐工作，当时的地区行署秘书长孙步强对此十分关心，将我反映情况的信批给分管县长“阅处”，又转到县劳动局局长手里。他仔细看过材料，感到奇怪，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问：“这种情况，怎么现在还没有解决呢？”我一时无语。事情很快办了。这段经历刻骨铭心，使我对老百姓“办事难”有了深切体会，这也是我成为市劳动局局长、市人事局局长后，对基层群众反映的问题，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不怎么打“官腔”，能解决的尽量帮助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高中毕业的我
7月26日，学校给我们颁发了高中毕业证书。
高中阶段我们实际只读了两年书，和同时在校的六六届、六八届高中生相比，可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1977年恢复高考时，高三的解析几何我没有学过，只好一边向六六届的同学请教，一边自己硬啃。初试、复试的两次数学试卷都有一题10分的解析几何，我都答对了。
毕业时，我们每人要写毕业小结。我在小结最后表态：“争取第一批到农村插队，到广阔的天地里去锻炼。”
话是这么说，内心深处对下乡插队却一直犹豫不决。盐中第一批、第二批报名下乡的同学，先后于8月8日、27日到当时的盐城县南洋公社插队。我班除当年春季入伍的袁献才、张振凯、袁祥宏、李长明几位同学外，已报名的走读生也主要去了南洋公社的几个大队。住读生基本都是哪里来哪里去，王高华、胡宗仁、吴学金、张起家、徐文秀、游玉年回了建湖，戴遐锦、王树明、戴芬芝回了射阳，周志明回了海安，李建琦、柏安民、李长生、卞广珠、陆寿才、王明尧、夏玉辉等则回了盐城乡下，也有极少数同学不知去了哪里。昔日好友各奔东西，大家很是依依不舍。
学校对还未报名的走读生加大了动员力度，三番五次到我东闸家中动员。为了不和他们照面，那几天我住到我初中同学、也即前面讲的说相声搭档孙志鸿所在西门卫校学生宿舍。一天，已经很晚了，我从卫校回家看看。快到我家院子西边，就听到动员的老师在家中大声训斥我的父亲，他们通过单位造反派将我父亲弄回来动员了，找不着我，就向他发火。我的心难受极了。夜渐渐深了，我没有再去卫校，第二天迁了户口。
同班同学刘训豪的父亲当时也在单位受审查，家中还有两个病人，去动员的老师心生怜悯，学校领导便亲自登门，也和我同时迁了户口去南洋公社团洼大队。团洼大队位于南洋最东南，当时属棉产区，劳动日单价在全公社算高的，这年在我们去之前还没有安置过知青，我和刘训豪都很高兴。接着同班同学江宏春也来了团洼，和几个同学一起步行去东北投奔生产建设兵团没有成功的曾定东也来了。我班在前两批插队的韦同祥、郭乃昌在团洼西边的新生大队，李加坤、单锦蚌、舒振源、钱曙培、苏枫在北边的民联大队雅沫心，刘善一、王志山在更北一点的新乡大队，董凯蒂则在新生大队西北的新联大队。
1968年10月30日，我们到团洼。当晚，生产队招待大米粥、黄豆咸。从这天起，我正式开始了从高中学生到插队知青这一重要的人生转折。
毕业后，班上同学虽聚过几次，但也有不少人直到毕业50年后的今年4月7日聚会才首次重逢。我和大家一样非常高兴，感慨万分。回家后写下《相见》，发在我班“同学少年”群里：
跨越半个世纪
我们今天终于相见
斑白
爬上双鬓
声音
略显疲惫
仔细端详好一会
迟疑叫了怕不对
只有盐中高二（5）的班牌
被岁月拭擦得愈发鲜艳
跨越半个世纪
我们今天终于相见
毕业后一路走来
有过坦途也遭过罪
心中亮着母校这盏明灯
我们风雨兼程
从不言退
老三届的称号当之无愧
仰头干掉杯中的酒
眼角溢出辛酸的泪
跨越半个世纪
我们今天终于相见
打开尘封的记忆
氤氲五十年的思念
一群老顽童
亲如兄弟
几个小疯子
胜似姐妹
细细聊天纵情唱
一半清醒一半醉
跨越半个世纪
我们今天终于相见
时光
不会倒流
那就更值得宝贝
为了家庭和彼此
让我们
快乐过好每一天
三十年后再相聚
不准缺席谁
四、团洼一队
▲插队日志
从到团洼一队的第一天起，我开始以日志的形式逐日记载知青组每个人的劳动、生活情况。截止1970年7月11日，实际记了550天。我不在生产队时，一般都由我回来补记，偶尔也让在生产队的人直接在上面记，当然这种情况极少。
团洼大队共有8个生产队。一队又在团洼大队的东南，西边和南边的西一截是八队，北边是二队，南边的东一截河对岸是东灶大队，东边与射阳县的新洋公社美满大队隔河相望，河面较宽，高高的河堆上长了许多树。从北边的新乡大队、民联大队南北向的中心路一直向南，过了团洼大队部旁边代销店西南的小桥，沿河向东走一会便到一队。一队不大，共有20多户人家，都分散住在路和大田边上，主要是陈、蔡、余3家大姓，100多人口，200多亩耕地很齐整，收入水平中等，民风淳正。一般人家房子有屋基墩子，3间正屋朝南，两间厨房朝西，之间还有猪圈和茅房，只有零星几户住丁头舍子。从西向东，最西边的两个墩子上住着陈增富、陈增财两家，两家都很吃苦耐劳。陈增财特别节省，平时看到地上有一根柴都要弯腰捡起来，但春节你去他家拜年，他递给你烟，你不要，他会生气。增财还有个寡居的弟媳住在两家之间，无儿无女，大家都叫她“如二妈”。再东边，是蔡树春、蔡宗春和蔡宇春3家。树春和宗春是亲兄弟，树春喜欢说人，但一般都说得在理。宇春的大儿子寿琪、二儿子寿尧已分家单独居住。寿尧是退伍军人，很正派的一个人，我的生产队会计后来就是他接的。他的儿子胖胖的，才上小学，大冬天从热被窝里起来上学，很不乐意。我们哄他说，你发呆，好好的觉不睡，替爸爸妈妈上什么学。他信以为真，第二天果然不肯去上学了。爸爸妈妈问他，他回说，我才不替你们上学呢，让你们在家睡懒觉。东边路北、路南住着陈玉昌、陈玉正两家，也是亲兄弟。他们家的老人还在，老父亲平时做一些轻活，和我们很谈得来，高兴起来喜欢说点“绝话”。玉昌是小学校长，正常在外，玉正务农，很能吃苦，腿子上常年害东西，仍坚持参加劳动。玉昌有个妹妹，住在队房后面，妹夫姓王，在公社轧花厂工作，家中正常不住人。过了队房向东再拐向南，先是蔡绍文、蔡绍培兄弟两家。他们的老父亲当时戴着“富农”帽子，住在绍培家，连带绍培一家受到歧视。绍文不识字，但会“依样画葫芦”写春联，字还写得漂亮，程育富是他的入赘女婿。东南的大墩子上住着余家3兄弟。老大余中华，任劳任怨，是公认的“老黄牛”。老四余中仕不善言辞，人很正直，是贫代组长。老二余中政，矮矮的，人很和善，和继子蔡汉明一家住在一起。那时上早工，要唱东方红，他不会唱，“滥竽充数”跟着哼曲子，谁要是说他，他就小声打招呼解释：“一个精神。”所以团洼一队有一句独特的歇后语，叫“老余二唱东方红——一个精神。”一家一户的，也有7、8家。蔡月江家住在西头，他是生产队长，解放前曾在上海打过工，见多识广，与人为善。隔着陈玉昌家，东北是陈增顺家，陈解放前打过游击，在我们插队不久去世，儿子陈学才、媳妇刘成銮分别是队里的保管员、妇女队长，由于和知青组的房子只隔一条小沟，和我们关系较为密切。余家墩子路北西边是王四六家，他是退伍军人，人很本份，家里比较困难。东边是刘宏庆家，1965年从盐城北闸下放来这里，大儿子留在了原单位，其余4个儿子跟着下乡，我们去时二儿子德铭当会计，不久三儿子德培去当兵，由于是下放户，和我们有比较多的共同语言。还有两户情况特殊一点。一户是住在绍培家东边的王荣志，原是供销社的，因为什么政治问题被贬到团洼一队，他一直不服，六十年代就经常上访，我们去的那几年不断受到冲击，他有点韧劲，还是不停地跑，后来终于又回到供销社。另一户是住在队房后的陈宝太，他夫妻两个都有点弱智，一天到晚在队房场头上剁胡萝卜喂猪，大家常拿他开玩笑，他也不生气。还有一户空挂户，姓仲，原是南洋公社干部，我们去时已调伍佑，有时来拿粮食，有时队里顺便带去。刚插队时，我们分散住在社员家里，他们家中吃饭，也喊我们一起吃。香烟、肥皂等当时都是上计划的，我们回城时，常常捎回他们需要的这些东西。相互关系很好，融洽如一家人。
我熟悉这里的沟沟坎坎，挚爱这里的一草一木。50年来，这里一直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五、经受考验
▲插队劳动时的我
我插队劳动时的一张相片，衣领后面还打着补丁。
刚下来的那几个月时间，我们经受了很大考验。虽然插队地点离城只有三、四十里路，但对于在城里生活惯了的我们来说，下乡伊始，首先就面临生活关的严峻考验。“民以食为天”巨毋霸 。过去在城里吃惯了细粮，到农村吃粗粮，一下子很不适应。就拿玉米来说，我们这儿城里和乡下方言都管它叫稖头。以往在城里吃稖头，都是买刚成熟的剥皮煮了吃，或者连皮放在锅膛里烤，烤熟剥了皮吃，那绝对鲜美，煮过稖头的茶喝在嘴里也是甜津津的。完全成熟了的稖头籽，硬硬的，冬天埋在烘手的铜炉里爆稖头花，或让炸炒米的用机炸稖头花吃，那又是另一种美味。乡下就不同了，稖头可不是吃了玩的，它成了主食，家家户户靠它磨成粯子、糁子煮饭、煮粥填肚皮呢。糁子粥还好一点，新稖头糁子少加点米，煮粥香喷喷的。粯子饭可完全不一样，刚从锅里盛出来，冒着热气，吃在嘴里还软软的，一会儿热气没了，开始发硬，吃在嘴里像一粒粒小石子，常常肚里没有饱，嘴里已难以下咽，好在刚下乡毕竟还供应粮食，尚能对付。被子不会缝，总是借自行车带回家缝。这里上街主要靠自行车，一般人家好丑都有一辆，但一床被子一放，车子就不能带别的东西了，路又多是乡间小道，不时遇到缺口，要跳下来搬过去，再重新上，很不方便。之后我干脆就在队里缝，怕线缝歪了，就自己用尺量着缝，他们也跟我学，不再带回家缝了。肚子里没油水了，我们就在回城时，一起去赵炳庚姐姐工作的大众饭店、黄海饭店，用知青组结余的钱和粮票会餐，每次去，她给我们炒的菜不仅量足，而且油多。后来随着时间推移，上面不再发生活费，也不再供应口粮，一切都靠我们“自力更生”，“找米下锅”了。白天没有可口的饭菜吃，夜里饿得睡不着，就起床到生产队集体菜地里拔青菜回来烧，那味道真一点不比现在吃酒席差。一天晚上，我们正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忽听猫叫，不知哪家的一只猫窜进我们住的屋里，说时迟，那时快，也没有谁发话，我们就不约而同地从床上爬起，包围过去，猫左冲右突，终究被我们七手八脚抓住，开膛剖肚，洗干净下锅烧，一顿就吃掉了。天长日久，有些社员也从原来热情，渐渐地变成对我们有意见了。4月底，生产队将上年的蚕豆从队房仓库中取出，放在场头上晒。我们盛了满满两面盆放在床下，中午剥了烧汤，早晚炒了当咸。几个社员不服气，想出我们“洋相”，傍晚放工时，有意在蚕豆堆朝我们住的队房门那一面，留下一个空档。我们心知肚明，知道这是一个“圈套”，干脆将计就计，天黑后用面盆装了一些蚕豆，朝相反方向一路洒去，弄得他们哭笑不得。终于一次开社员会，有人站出来向台上递条子，提出要弄个把知青在生产队里“游乡”，理由是我们“未经同意就拿了生产队场头的蚕豆。”我们知道这一情况后，相互一挤眼，借口洗手，一起聚到队房后面的小河边商量对策。幸亏主持会议的生产队指导员蔡还庆，是大队治保主任兼的，他是一个办事严谨，也比较懂政策的人，颇有点“大将风度”。他接过条子一看，笑着说了句“你们说知青喜欢吃蚕豆啊”，便把条子塞进自己的手提包里，再无下文，下面哄堂大笑，他继续讲他的话。就这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成功地化解了这场危机，我们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当然，事后他没有忘记提醒我们，以后做事要注意影响。
刚插队时，我们不仅要过好生活关，还要过好劳动关。原来我们都是一直在学校里无忧无虑读书的学生，家务事也很少做，哪儿做过农活的，现在每天起早睡晚，有时还要干一些又脏又累的农活，真感到吃不消。特别是挑东西，看到社员挑东西，好像很容易，自己扁担上肩，就感到不是那么回事了，不是这头高，就是那头低，挑挑，担子就在肩膀上晃悠起来，迈步都迈不起来。几天下来，肩膀肿起好高，一碰就痛。挑东西，在农村是必须要学会的活。我自己硬是咬着牙坚持，慢慢掌握了挑的技巧，最终居然也能挑起满满两大箩麦子，一口气走几块田远，腿子一点不打晃。后来生产队上河工，结束时算工分，全队我是第二多。固然多少沾当时“大寨工”的光，但起码说明在河工上出勤很足，这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六、鸿雁传书
▲致卢广庭信
经过前一阶段的磨合，我们终于慢慢习惯了下来。人轻松些了，一天农活干下来，晚上躺上床，就很自然地想起高中的学习岁月和那些同窗好友，不知他们现在哪里，情况怎样。同组的插友已响起均匀的鼾声酣然入睡ups快递公司，我毫无倦意，下床点亮油灯，铺纸挥笔写信给这些同学，告诉他们我的近况，抒发对他们的思念之情。我先后和在外地的陆建德、卢广庭、江文长、李长明、张伯生等许多同学都通过信。张伯生是学富人，他和我同桌。在我印象中，他与我班夏玉辉好像初中是同一个学校的。去外省插队的只有冯益丽一人，后来她在浙江被推荐上了大学，工作几年后去美国发展，2015年我和爱人赴美、加时，受到她的热情款待。
1969年7月，是我们高中毕业一周年，思念之情格外强烈。我看着毕业时10个走读生一起拍的一张相片，满怀激情地写下《题毕业照》等5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喜得一天春光媚，
众人齐聚湖心亭。
燕飞鱼跃天地广，
笑语杂沓谈作为。
一友提议再照相，
众人响应争发言。
夙愿得偿笑醒我，
原是此照抚胸前。
当初这张相片是用相角贴在笔记本里的，现在相角和下面的说明仍在，相片已不知哪儿去了。我打电话向这些同学询问，看看他们是否保存有这张相片，3月5日起，我又几经辗转找到已多年没有联系的邱孔亮和杜亚峰，乃至陈谨言的儿子陈翀，他翻箱倒柜几番查找，可惜一直没有找到。
七、一举两得
▲算账方法
记日志的目的当初主要两个。
一个是根据每个人在生产队的时间沁人心脾造句，知青组内部“亲兄弟，明算账”，计算各人的粮油，避免相互间产生意见。经我们知青组大家集体商量，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最终形成几条“游戏规则”，我记在笔记里作为算账时的依据。
我们男知青组一直团结很好，与这不无关系。大家对一件事、两件事出现不同意见很正常，但从未因算账红过脸，生过芥蒂。
另一个就是便于和生产队的记工员核对知青组每人的出勤情况，以便每月计算工分，年终决算分红。生产队出勤由记工员负责考核，一般情况下，每天早工、上午、下午出勤时间分别记2成、4成、4成，一天出满勤记10成。一个人一天出满勤，算多少工分，由生产队根据一个阶段的农活情况和每个劳力的效率情况，召开社员会议自报公议，民主讨论确定。最多的劳力一天10分，少一点的9分或8.5分，辅助劳力一般在6至7分。一个阶段下来，将分值乘以出勤成数，就是这人的劳动日数。我们是1968年10月底插队的，两个月后生产队就年终决算了，这年分红很有限。1969年则不同，这年我们是从年初到年终，整整劳动了12个月。结果因夏季水涝，棉花比上年减产，全大队只有1个队劳动日单价1元以上，两个队8角多，其余5个队都在6角5分至7角之间，当中包括我们队。这年我全年虽然做了200多个劳动日，由于平时预支了80元，只纯进40元左右。
八、岁月留痕
▲上河工写的散文
日志是记全组的事，必须简明扼要，遇到重要的日子或事情，我自己喜欢写点散文或日记什么的。平时，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是上河工，二是在乡下过年。
每年11、12月，秋收已基本结束，冬季还未完全来临，公社都要组织社员上河工，为夺取来年农业丰收进行水利会战。上河工，是农村劳动强度最大的活，也是男劳力应尽的义务。1968年河工，我们刚插队，生产队照顾我们，没有要我们去，我们只作为辅助劳力，送过一次玉米秸到工地。1969年10月底、11月初的河工，队里安排我们男知青组两个人去，我是其中之一。
由于是水利会战，各大队、生产队都分有任务。住地就安排在施工段附近的社员家，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中烧饭，在社员家外间打地铺睡觉。队队都想争上游，先完成任务，领队的干部压力山大。天还没有亮，上工的哨子就响了，大家从睡梦中醒来，一边揉着惺忪的双眼，一边挑着泥兜或拿着锹走向工地。差不多个把小时下来，才吃早饭，早饭碗一丢，又继续干。中午也是如此。白天一眼看去，河床里红旗招展，人来人往，广播不断播放音乐，为民工加油，场面令人振奋。劳动一天下来，腰酸腿疼，吃过晚饭，倒头便睡，那觉真是香。我们不像队干部，没有完不成任务的压力，一天到晚嘴上不说，心中只盼下雨，下大雨就可以在家好好休息了，吃现成的，还可以打打扑克。领队干部可急煞了，天天喊“抢晴天”。如完不成任务，大队会调度快的生产队帮助“轧工”，那不但要扣减水利粮，还是打脸的事。所以一天到晚，大家难得有休息的机会，体力消耗很大。我特别记得，刚到工地时，有经验的社员悄悄教我们，盛饭第一碗要盛得浅些，好早点吃完，再盛第二碗。生产队隔段时间会从后方送点猪肉来。有一次，我一顿居然吃了近一斤肥肉，好像还未够。当然，辛苦归辛苦，工地上也有独特的风景，尤其是工地的早晨那说不出的美。我上河工时，在工地写了一篇《工地上的日出》散文，其中写道：
……这时，太阳出来了！东南方的地平线上，它是那么圆，下半边沉浸在晨曦中透出红来，上边则似一个被火照红的半球体，红而发亮，把四周轻轻染上一缕绯红。渐渐，它越升越高，四周红色慢慢扩大，又慢慢消失，而它本身的光却越来越强甚至刺眼起来，一步步从岸上爬到河底，也一步步把温暖从岸上送到河底。
我不怎么会挖泥，我喜爱一担担地挑泥。担子沉甸甸的，扁担在我肩头欢快地悠着，它像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不停地重复着一首一种节拍的歌，当我和大伙儿一道边唱边挑的时候，它又来伴奏，伴着我们跑，伴着我们跳。
不知什么时间我又把一担泥挑到了堆上，泥路弹力更大了，慢慢浸出水来。4块泥软簌簌地掉下堆底，我不禁直起腰来，深深地吸进一口新鲜凉爽的空气。这时我才发现不知何时大地早已苏醒了，人们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路上、田野里。劳动的快意，大自然的美，同时陶醉着我……
▲1970年春节日记
插队时，虽然离家只有三、四十里路，但为了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生产队的这3年，每年都响应公社号召，在农村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特别是1970年春节，在日记里记得比较详细。
早在年前，生产队杀猪，给我们男知青组一个12.5斤的猪头，折算5.5斤猪肉，被我们用盐腌了。快过年的那几天，我们有的在大队文娱宣传队排节目，有的给队里和社员写标语、春联，有的帮助生产队做豆腐。除夕，我全天在大队复写节后公社“三干会”上的发言材料，晚住在七队知青组，吃的肉片粉丝汤。春节当天，上午回一队到各家拜年，中饭是在七队保管蔡兰庆家吃的，菜比较丰盛，饭后继续复写节后公社“三干会”上大队的发言材料，直到下午3点多才和七队知青胥良诚一起，沿乡间小路向西步行回盐城，天黑到城郊，已是遍地灯火。
九、会计生涯
▲在慰问大会上的发言
在南洋公社插队的盐城知青很多，后来又来了不少无锡知青。他们远离家乡到苏北农村插队，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比我们又苦多了。其中一个脸上还留有少量天花痕迹的人比较出名，外面传他特别喜欢“偷鸡摸狗”。后来我接触下来，才知道纯粹是瞎说，他是一个出色的棋手，能同时和几个人下“盲棋”。待人接物也不错。他喜欢抽烟，当别人慕名递给他一支香烟时，他脸上露出的笑容甚是可爱。由于知青多，且来自几个地方，1970年2月26日，三专区联合慰问团专门来南洋公社慰问知识青年。我们男知青组本来共有6人，赵炳庚于1969年9月去了射阳县他父亲所在公社，之后一直是5个人。在这天慰问大会上，我以“团洼大队一队男知青组”的名义，作了题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年多》的发言。发言共分3部分：爱队如家，敢于斗争不留情；战天斗地，脱胎换骨炼红心；搞好团结，阶级友爱深似海。
▲当生产队会计的讲话
这年7月，大队蔡学余书记和我谈话，要我做生产队会计，自己开始思想上有顾虑，后来想到这是组织上和广大贫下中农对我的信任，内部手续已经批下来，也就欣然从命了。当天，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会，我匆匆在纸上划了个讲话提纲，就走马上任了。这是我此生第一次当“官”，哈哈。
▲夏季预分会上的发言
7月22日上午，生产队召开了1970年夏季预分会。会上，队长蔡月江代表生产队服务组作了关于1970年上半年革命和生产的总结，我作了做会计后的第一次正式发言。在发言中，我宣布了自己的4条“施政纲领”。第一条便是关心群众生活，宣布“自7月21日起，重新继续使用社员往来手册”，“不允许再有随便错社员一分钱、一分工、一斤粮、一担粪的现象存在”，“坚决地无条件地实行经济民主，工日成数10天一核对，每月按旬公布上墙”，做一个贫下中农放心得下的“清水”会计。
我没有辜负领导和大家的希望。平时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工日成数定期公布上墙，深受群众欢迎。这年年终决算，上午大队会计吴玉书召集我们8个生产队会计开会，后来问方案有没有弄“合角”，大家面面向觑。他不高兴清明幻河图，见时间已经不早，叫大家先回去吃中饭，下午再来继续弄。我虽是第一次搞决算，但心想，“合角”不就是表格那么多项，一项项算到最后，横的、竖的总数相等吗？知青组的人都去上河工了，我回队烧了个青菜汤，草草吃了中饭，就一个人埋头在那里算，算算，“合角”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下午开会，开始还是冷场。因为其他7个队都是老会计，他们没人开口，我也就只好默默地坐在角落里不吱声，直到大队吴会计将目光扫到我脸上，我才说：“我弄是弄好了，但不知弄得对不对？”他将信将疑地让我将方案拿到他面前，敲了一阵算盘，发现“合角”了，很高兴地用俚语“骂”了我一句。我一听就知道，成功了！他原来最担心的就是我，想不到这次我放了一个响爆竹，从此他对我“刮目相看”，有事经常叫我去协助。
十、如饥似渴
▲插队时写的笔记本
在校时丢掉书本狂热了几年，到农村插队，一下子又回到现实中，此时理性了许多，心中对学习的渴望也同时回归。我在团洼一队这3年多的时间，用了好几本学习笔记，扉页上都写着毛主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诗句，摘录了鲁迅《致肖军第26信》中说的这段话：“‘自卑’固然不好，‘自负’也不好的，容易停滞。我想顶好是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要不然输出多而输入少，后来要空虚的。”当时自己想学习，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日后还会有参加高考的机会，只是怕输出多而输入少，日后空虚，不想就此虚度光阴，沉沦下去，才使我得以在那样一种环境中，仍然保持着较强的求知欲，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不断给自己“充电”。
▲作家论艺术锤炼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为了通过读书，进一步充实和提高自己，我记下许多名人的读书语录和作家论述，进行认真学习。
我家里原有不少文艺书籍，还有100多本连环画，这时不是被抄走了，就是被自己烧毁了，以至这年8月26日家中再一次被抄时光顾者出具的收条，带走的“违禁品”就只剩“半导体收音机壹台、零件几百件、赌具扑克贰副”了。自己就千方百计想别的办法。平时经常在身边带着笔和本子，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见到自己喜爱的书，总是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想方设法借到手认真阅读。遇到自己认为精彩之处和好的话语，当时就摘录下来，有空时再一笔一划地用工整的楷书誊清到笔记本里长期保存。在我这些学习笔记中，除了政治、工作方面的有关内容和自己写的东西，大量的是自己读书所作的摘录。
▲《散文集》序言摘录
有一次，看到周立波为《散文集》所作序言。
他提出，散文特写和新闻有区别，但又不同于诗歌、小说和戏剧。描写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散文特写决不能仰仗虚构。
处理人物和事态，主要地凭借白描的手法，这是散文特写的第二个特征。有了仔细的有力的白描，结构纵令“散”一点，也能给人充实和生动的感觉。
注重剪裁，讲求词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共同特点，也是散文的第三个特征。一般说来，散文没有小说似的幻想和情节，缺乏戏剧的戏剧性，也不像诗歌一样，专事抒情，穷求韵律。为了保持艺术的魅力，它更应当重视文章的流畅和华美。
我顿感眼晴一亮，立即将它摘录下来。
▲学哲学摘录
这年11月中旬，我在徐昌盛家见到艾思奇的一本哲学书，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感到很新鲜，立刻就被它的绪论深深地吸引了。原来哲学并不神秘，哲学的踪迹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找到。所谓哲学思想，就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认识即看法，即世界观，而其他思想只解答某一事物的问题。哲学同时又是思想方法。正确的哲学，能够帮助我们对事物进行科学的研究，找出它们的真实的发展规律。后来我就把这本书借回去，一章一章地认真阅读，一章一章地进行摘录。
同月24日，我在给徐昌盛的信中说了自己的学习感受：“那书确实很好，我打算写一篇读书笔记，如果说以前读过的不少好小说，使我能欣赏到语言的美的话，那现在它可算是使我求知心更渴的第一本论文。它的形式又是那么的深入浅出，寓意其中。好像摆在我面前的既有营养极高的佳肴，又有消化助胃的水果。每读一段，稍加咀嚼，总余味无穷。就像婴儿之对于乳汁，对于它，我贪婪地吮吸着，每晚都要看到夜深人静，油竭灯熄。也正是由于它是智慧的结晶，所以我加倍地爱护和珍藏着它。”
后来读书笔记是没有写成，但这本书将我领进了学哲学的大门。
▲关于书法的摘录
以前我对毛笔书法也有点兴趣，经常喜欢到工人文化宫看书法展览，在盐城的书法家当中，特别欣赏何冰生的字。下乡后，见到学书法方面的内容也摘录，如毛笔的运笔法、练习步骤和用笔的讲究等。
对毛笔书法，我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摘录归摘录，一天也未认真练过，自然更谈不上造诣。当时南洋毛笔书法比较好的是轧花厂的凌震三和农机站的柏诚。凌是兴西大队插队知青，他后来曾任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他还记得，招工进城迁户口，是我盖的章，我那时已从生产队到了公社办公室。柏诚是农机站的副主任，后来是我爱人的顶头上司，我与他在公社水利营部认识，之后我们关系一直很好。
我比较擅长用圆珠笔速记，如果硬要说有什么绝活，这大概就是我的绝活。有人在台上作报告，连续讲3、4个小时，我坐台下快速记录，能基本全记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跟市委书记金基鹏去省参加人代会，最后留会半天，听省领导讲话，我都会主动记录，中午散会后立即用正楷字誊清，直至深夜，供他回盐传达时使用。一星期至10天左右，省正式稿才寄到，他看后发现我记得很全，几无漏记、错记之处，几次在常委会上表扬。
十一、笑话连篇
▲《笑林广记》摘录
我们队里的一些男青年很有意思。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夏晚，他们一起在生产队最东边的河堆上挖田，挖着挖着，浑身尽是汗，不知谁出的馊主意，竟一呼百应，全部把衣服脱个精光挖。下工时，仍然不穿，把衣服挂在锹把上扛在肩头，嘴里喊着“一二一”的口号，脚下踩着节拍，一丝不挂地各自回家。第二天一早，他们在打早工时还津津乐道，使这条“新闻”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生产队。这种事情，我们男知青当然是做不出来的。但和农民打交道，讲笑话是免不了的，那些粗俗的笑话，我又讲不出口，便在见到的一本《笑林广记》中摘录了一些，平时娴熟于心，遇到这种场合时，“逢场作戏”讲讲，免得自己被动和尴尬。书中笑话很多，我选的标准是“雅而有趣”，够用则可，我共摘录了18则。
十二、情有独钟
▲鲁迅头像和诗抄
摘录最多的还是诗词。
我在笔记本中用钢笔敬绘了鲁迅先生的头像，分门别类地摘录了大量鲁迅的话，同时摘录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鲁迅诗，如他的《自题小像》《无题》《所闻》《赠画师》《自嘲》等。
▲郭沫若和老舍诗
我对郭沫若的诗情有独钟。这天下午，在大冈见到郭沫若1941年7月16日《和老舍原韵并赠三首》中这一首写诗人作诗的诗：
未有诗人不太痴，
不痴何独苦为诗？
千行难换粮千粒，
一世终无宿一枝。
意入天边云树远，
名树水上月华迟。
醍醐妙味谁能识？
端在吟成放笔时。
不由拍案叫绝，当时就抄了下来，回到团洼后又将它收录进自己的笔记本，此后常常在闲下来时自己吟诵。
▲郭小川的《望星空》
我对诗人郭小川的《望星空》也极为欣赏。诗人开篇就直抒胸臆：
今夜呀，
我站在北京的街头上，
向星空了望。
明天哟，
一个紧要任务，
又要放在我的双肩上。
我能退缩吗？
只有迈开阔步，
踏万里重洋；
我能叫嚷困难吗？
只有挺直腰身，
承担千斤重量。
不许你这般激荡！
此刻呵，
最该是我沉着镇定的时光。
自由而不像散文，美妙且颇具韵味，我学写现代诗尤其喜欢像郭小川这样风格的。
▲诗《雨后天明》
受这些潜移默化，自己也爱上写诗。
在生产队日常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里，总感到内心有些感情要抒发，有许多心声要倾吐，由此形成一种莫名的冲动，一缕缕诗思开始在心田悄然萌发。正如我与同学通信时所说：“下乡二年来，养成喜爱写作一些七律诗的习惯，心血来潮，即使夜深人静，总舍不得丢笔的……”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为了更好地掌握用韵，写出自己喜爱的既有诗意、又有韵味的诗，当时特地将常用的13种韵，包括辙名和单字举例，都记在笔记本里面，以便随时对照运用。
我在生产队期间，共写诗50多首，其中旧体诗40首左右。逐步注意对仗押韵，平仄我就不讲究了，全凭感觉。1969年5月6日，回盐途中写下《回家行》：
斜阳小道把家回，
无垠有方庄稼肥。
菜黄萝白豌花红，
家前树荫后塘苇。
玉米苗青棉行直，
下秧人忙喜空前。
豆麦出荚穗点头，
笑问行人何时镰。
后来，我哥嫂从银川回家探亲，我写了两首：
其一
热上两碗红枣茶，
且洗回程千里沙。
门桐笑迎塞上客，
鹊儿喜唤天际霞。
新人双归阖家乐，
故舍三间热语洒。
苏北十月小阳春，
不谢东窗月季花。
其二
串场河畔一藤瓜，
开花结果在天涯。
临行满斟祝福酒，
歧路惆怅惜别话。
但恨月假如电闪，
曾记园菜栽月下。
三天可达贺兰山，
一路平安归新家。
当时曾被我在南洋的一位朋友看到，40多年过去了，今年春节期间遇到他，他还记得第一首前面两句超级禽兽。
▲诗《筑渠》
新体诗10多首，政治性的居多。受写古体诗的影响，我写新体诗，能押韵的也尽量注意押韵。
我这里说的新体诗，主要是叙事诗，是相对于自己写的所谓古体诗而言，和现在流行的真正新诗比，有时还缺少诗意。当然，我同时认为，反复吟诵仍不知所云的诗，太“阳春白雪”，也未必就好。
十三、心底波澜
▲致陆建德信
我在1970年7月29日致陆建德的信中，将做生产队会计的事告诉了他。在信的开头，还写了一段下工后的场景：
“经过白天紧张的劳动，粯子粥填饱肚皮，河水冲走酷热和汗水，我们就在用扇子和蚊虫进行‘拉锯战’的时候，漫步在屋墩上乘凉。晚风吹来，心旷神怡。望着天上的银河，我就想起了地上的长江，想起战斗在长江彼岸的您。听到悦耳的歌声，我就想起金色的学生时代，想起我、您、千千万万上山下乡革命知青的青春。”这里的歌，指的就是南京知青任毅作的《知青之歌》，当时早已在知青中广为流传，我们并不知道作者是谁，更不知道他的遭遇，只是感到这首歌表达了当时知青的真实情绪和处境，充满忧郁和悲怆，引起我们的强烈共鸣。
大约从1970年10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知青被招工回城了。我班韦同祥1968年8月27日下乡，1970年11月27日被招工回城，整整在乡下两年三个月时间。招到的，户口自然就迁回城。没有被招到的，许多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后来出现户口仍在乡下，人已回城了，做不到正式工，就做合同工、临时工，或者学手艺，还有的去了教师培训班、徐州煤矿或其他地方，反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回城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看到身边不断有插友因这样那样的关系离去，我的心情经常很纠结。
我们没有走成的知青，经常处于一种看到希望，又失望，再燃希望，再次失望的循环之中，忧郁乃至绝望的情绪开始在我们当中悄悄蔓延。迁户口回城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事，也成了广大知青家长的一块心病。我常常为之失眠。一个插友多次掏心窝子对我说：“还上大学呢，别做大头梦了。只要谁能将我的户口迁回盐城，哪怕叫我从团洼一步一个头磕到盐城，我也情愿。”
▲送插友回城写的诗
1971年3月26日，又一个插友被招工回城，我写下一首五律：
插队才相识，
人疑兄弟出。
热情而奔放，
好胜更正直。
有志非年高，
年少尤出色。
每是余送人，
何为送余日？
最后一句，道出的是自己的心声。
十四、秘密行动
▲南游途中笔记
年轻人都是好动的，乡下比较闭塞、枯燥，加上无法回城，心情郁闷，时间一长，就想出去透透气，看看外面的世界。建德已在信中和我说过几次了，邀我去苏南玩。1971年5月上旬的一天，天刚蒙蒙亮，一个身影披了件上衣，拖着一把大锹，悄悄从一队知青屋闪出，慢慢向西边的生产队走去。这个身影就是我，按和朱星元、陆建德事先的约定，一个人也未敢告诉，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生产队。事后大家都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了，也有眼尖的人远远看到我上西的，以为我到邻队有什么事了，实际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回了盐城。当时，朱的父亲在白驹车站工作，朱户口仍在团洼一队，人已去了白驹建筑公司。5月11日，我们两人在白驹站上车，去无锡新安和当时在老家务农的陆建德会合，用一周左右时间尽情游玩了无锡、苏州和杭州，直到5月17日才回到盐城。
在此期间，我们在杭州西湖见到了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大概也由于西哈努克在杭州，当地对治安抓得很紧。这天深夜，我们躺在杭州火车站候车室的椅子上睡觉，先被人简单查问了一次，夜深了，突然又被几个检查的人叫醒。他们问我们到杭州是干什么的，我们如实相告，是来玩的。有一个人又问我身上带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回答多好还是少好，只好向他竖起一根手指。谁知他又追问：“1元？”我摇摇头。他又问：“10元？”我继续摇头。最后他问：“100元？”怕他检查，我终于点了头。后来见我们身边带有一张参考消息报，陆德建头发有点长，又有人把他一个人单独叫出去问了一番。还好，最后是有惊无险，没有再找我们麻烦。
外去玩这件事，当时家里和生产队都不知道，家里以为我是从生产队回来的，生产队以为我是回家了。但我内心总感有愧，年底调动时，主动说出来，向大家打了招呼。
我身边有两本以金训华为封面的笔记，就是游玩时途中用的。那时玩的兴致特别高，到一个景点，每个旮旯都要玩到，玩到哪，记到哪。
▲回来整理的游记
回盐后，我根据途中所记整理成这7天的游记。有的整理得比较详细，有的也就是简单地将当时所记碎片连缀成文。游记第四天所写“夜里受了点惊扰”，就是指的上面说的这件事。
十五、东施效颦
▲记在笔记本中的报道稿
屁股指挥大脑。做了生产队会计后，自己能支配的时间多了，看问题的角度也变了，有时常常会产生写作的冲动，平时除了做好自己的财务工作外，还经常尝试着写写这、写写那。
比较多的是结合生产队的生产实践写写报道稿，到大队、公社盖章后，寄给广播站。现在我笔记中能查到的还有两篇，一篇是《思想革命化 老天踩脚下》，写的是大队一次抗涝战斗，一篇是《革命路上不停步》，写的是我队妇女队长刘成銮的事迹。每当我从屋子墙角挂着的那只喇叭里听到播放我队的稿件，心里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成就感。
▲小说正文第一页
▲小说正文最后一页
197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50周年，我尝试着写了小说《县党代会代表老钟》，向党的生日献礼。这是我第一次学写小说，纯属个人的东施效颦之作，最后誊写在一本作文本上，共26页，7000字左右。
小说用第一人称，从一个生产队政治队长的视角，通过生产队育秧组长、县党代会代表老钟在县里开会期间，听到夜里可能有霜害的通知，连夜赶回生产队，与孙子小山一起遮秧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一心为公的老共产党员形象，是棉区人民打响改革旧的耕作制度，重新安排河山的硬仗，走旱改水之路的一个缩影。老钟的原型是我队上上下下一致公认的贫农社员余中华。
小说剪裁尚欠功力，且带有那个年代文艺作品特有的烙印，但语言淳朴流畅，读起来一气呵成，我一直将它珍藏在身边。
后来，我还尝试着写过另外一篇小说，名叫《项漾华》，篇幅和它差不多，主人公写的一位无锡女知青。
十六、思念绵绵
▲祭扫祖母日记
我们上学时，家中人口多，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收入已不够家中开销，母亲去了厂里做工，整个家都由我祖母操持。我祖母出身于登瀛桥西一个普通人家，在娘家威信很高，相互间有什么矛盾，总想到请大姑奶奶回家摆平。祖母嫁到我家却很不幸，我祖父在我父亲6岁时就去世了。祖母硬是凭着一股坚强的生活信念，没有再嫁，将当时年幼的父亲抚养成人。祖母对我们呵护有加。那时布和棉絮凭票供应，家中被子少，寒冬季节祖母宁愿自己冻得瑟瑟发抖，用棉袍、棉衣将就着御寒，把被子让给我们盖。我插队的这年初夏，我父亲受审查，她也突然患病，医生检查后说，已到晚期。想必当时她也知道来日无多，很难再指望我父亲，趁着自己还清醒，叮嘱我妹妹将她平时用的拐杖和痰盂洗干净，给她最后带走，又将两位舅爹爹请来，嘱咐他们代为准备她的棺木。她老人家不幸病逝，使我们永远失去了爱我们、疼我们的祖母。我心中常想，祖母如还在世，知道我下乡，不知会多难受呢。我在乡下十分思念我的祖母，每年忌日都写下悼念的文字。
1971年是祖母去世三年。3月15日上午，父亲带领我们一家去东闸七队规划地上坟祭扫。我又仿佛听到祖母安葬时哀痛欲绝的哭声，看到祖母的音容笑貌，想到我再也得不到祖母的温暖，晶莹的泪珠不由得夺眶而出。
临行，“点燃起三祖母送的爆竹，火红的火花迅速地蔓延着，爆竹‘格的格达’地蹦跳着。望着地上纸的灰烬，我想，只有它才是积极的象征，老的生命停止了，新的生命还得继续。”
十七、插友情深
▲我（左）和徐昌盛的合影
在插队期间，共同的境遇使我和本队以及团洼其他生产队的知青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我们情同手足，无话不谈。
七队知青徐昌盛便是其中之一。他中学是在二中读的。他的哥哥徐昌茂和我在盐中同级不同班，打乒乓球和吹笛子在学校小有名气。我是在徐昌茂插队的曙光大队那儿认识徐昌盛的，那时刚下乡不久，他正在那里吹笙，我们谁也不认识对方。后来他到团洼七队插队，接触机会多了，我们渐渐成了好朋友。他至今还保存有一张我与他插队时的合影。那是1971年2月9日上午，两个人去服务大楼映红照相馆合拍的，上面题词：“友谊·展望”。
也是这天下午，我写下《合影》：
少年合影题共鸣，
热心朋友遗口琴。
一塔巍峨傲风雨，
百浪扬歌源登瀛。
天赋于人不均等，
征帆乘风争先行。
而后五年非寻常，
一鸣惊人独超群。
几年后，他回城了，我们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他姐夫、姐姐分别在人民剧场和制鞋社工作，经常为我打电影票、买各种布鞋，那时这些都很紧俏呢。恢复高考时，我见他家紧靠复试考场一小，且家中当时只有他一人，就想把他家当作每天上下午两门考试之间的临时复习地点。他问我要准备什么，我说，你就每天给我准备5只金刚蹄、1瓶开水，到时你让我一人在家复习就行了，其他什么也不要准备。他后来就按我说的做了，每天上午把东西准备好，人就出去了。上午考试结束，我就到他家，静下心来复习下午的一门，中午就吃金刚蹄当午饭，边吃边复习。下午去考下一门，晚上再回东闸家中吃。最后我“瞎猫子碰到个死老鼠”，考了本地文科第二名，这也有他一份功劳。我父母今年都已年纪大了，母亲小一点，也95岁了，他每年都去看望。
十八、终生伴侣
▲我爱人插队时相片
▲她（前排中）在公社宣传队时的相片
插队期间，我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她的舅舅家在团洼一队，她本人在一队女知青组，加上她与徐昌盛当时都在公社文娱宣传队，一来二去，我们就熟悉了。
后来我们恋爱了，我写过不少诗给她。第一首是藏头诗：
新年祝词
（1971年元旦）
祝贺新春好热闹，
笛胡鸣奏伴舞蹈。
应颂兰花不畏寒，
犹有梅香显俊俏。
同当青春红似火，
有志者取崎岖道。
愿得进展新一年，
昂首阔步回首笑。
▲诗《给妳》
之后她去了北门县农机修造厂学工，我还在生产队。这天我回城，晚上骑自行车送她去上班，写了这首《给妳》：
夜晚的北城郊，
一片静悄悄。
我徘徊在路口——
啊，黑地里映出白口罩，
是妳的倩影准时来了，
蓦然心呀格外跳！
想起两年前，
我们也曾一起跨过这座桥，
并肩走过这条道……
革命的理想，
是我们友谊的向导。
共同的生活，
将战友的感情织造。
在去年分离的痛苦中，
友情得到新的熏陶。
美丽的花朵正孕育，
是让它枯谢，
还是让它吐芳露娇？
动人的乐章已奏起，
是让它停息，
还是让它响彻云霄？
我鼓足勇气，
把妳的心扉叩敲，
回答我的只有，
低低的语，蜜蜜的笑。
妳是怕天上的星星，
窥去我们的奥妙，
误会新一代纯洁的情操？
十点只差几秒，
路上人更少。
我上车送妳进厂去，
胸中起波涛，
为什么青春常使我们欢乐，
有时也给我们带来苦恼？
是命运精心的安排，
还是前途神秘地提出
这个头疼的问号……
微微的晚风，
流动着给我们放哨。
万籁无声，
只听砂石在车轮下欢跳，
谁也不愿，
将这难得的时光打扰。
啊，分手的当儿温天淳，
我突然被幸福拥抱——
妳送我一张相片，
阳光灿烂，嫣然一笑。
像一杯纯醇的酒浆，
快将我醉倒。
更像夜幕下腾起无数朵火苗，
绚丽，璀璨，
在我的心头炽烈地燃烧。
霎时，我的血管，
充满火热的骄傲，
我的情绪，
幻化成一只欢乐的小鸟。
户口和工作是当时知青恋爱婚姻绕不过的坎。我在之后一首《咏花》诗中说：
什么花开最艳？
什么水浇不谢？
姹紫嫣红满园春，
堪笑游客空醉。
青春花啊奇瑰，
前途水啊可贵，
精心呵护勤浇灌，
园丁识得花卉。
我们是幸运的。
▲购买雪铁纳手表发票
后来我在当时的县百货公司买了一块雪铁纳手表给她，我们的关系就正式确定下来。那时年轻人恋爱，也是要有房有车的，不过比现在容易多了。车子，是两个轮子的自行车。房子，就在东闸居民点我家屋前西边的空地上砌了一间。由于物资比较匮乏，还请在船队工作的五星大队知青胡生祥去上海时帮我们买回“水果糖25斤，1.2元一斤的什锦糖。前门烟10包，牡丹烟5包。蓝色涤卡男上装一件，米色暗条毛涤女裤一条。”他是我东闸邻居。我爱人的上装没买成张伊伊，他特地在信中打招呼说：“主要因为工业券不够，单你的一件上装就用去了3.1尺，剩下的离买一件女式涤卡上装还差2尺。”打家具的0.3立方米木材，是公社副书记蔡荣祝批的，这已是他批给个人的最大限额了，这个情到现在我都还一直没有忘记。
十九、一波三折
▲调离生产队时的讲话
1971年12月底的一个黄昏，暮色苍茫。我在公社审批好年度决算方案，刚骑上自行车准备回队，公社秘书李仁找我谈话，说公社要调我到办公室工作，让我下月初就抓紧来报到上班。
离开生产队前，我在生产队社员会上讲了话。首先，谈了自己插队3年多来，特别是当会计近一年半时间以来的工作情况，感谢大家的支持，并主动对当年5月私自外出游玩等有关问题，诚恳地作了检讨。
在讲话提纲里，还就一些具体事务作了说明，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包括：（1）陈增富3丈6尺布证，已有1丈6尺交学才保管；（2）带走仲兆栋的油证；（3）代储粮食证明；（4）自留地账册；（5）粪账；（6）以前服务组的决议；（7）方案说明工作；（8）东西都交给了学才；（9）吵完了，算拉倒；（10）肥料账方案；（11）39号不合理单据；（12）40号涵洞收入据。作为生产队会计，我觉得在交接时这些事都是必须说清楚的。
▲我（中）和公社部分同志的合影
到公社，我户口仍在团洼一队，工资关系在南洋信用社。我和剧作家冯国才同住一室。冯国才是射阳县文教局剧目创作组组长，他当时下放回老家南洋，在公社负责新闻报道和文艺创作工作。他写东西很快，有时一边用小镊子“镊”胡子，一边想稿子，“镊”好，稿子的思路也出来了。他后来曾创作或与他人合作发表大型现代戏剧本《鸡毛蒜皮》《是是非非》等，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他“雨夹雪”的书法也独具一格。5月30日这天，我和他一起正在东灶大队采访，被公社紧急通知返回。上面来人找我，调查我和同班同学前几年在南京出差遇到上面提到的一个知青标兵的事。当时我同班同学已有过几位回学校参加学习班，我去苏南玩这件事后来也曾被有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作了这样的解读。来者不善。这天他们和我一直谈到深夜，最后向我明确表示，如我不如实说清楚，就不怪他们了。但叫我怎么说呢？这本来就是件纯属偶然，再正常不过的事，我们此后再没有联系过，我早把这件事忘了。倒是此事发生20多年后的九十年代，我们曾通过一次信。
他们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临走“踢了我一脚”，公社又要我回团洼一队了。研究时，李仁秘书等人顶着压力，为我据理力争，最后折衷了一下，让我先回队，工资暂时照发。我在团洼本来印象很好，这么不明不白地回去，多少使我感到有点灰溜溜的，见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似乎一下成了“戴罪之身”。但团洼大队从领导到群众，没有一个人相信我10多岁的中学生会犯什么错误，在他们眼里我仍然是那个深受欢迎的生产队会计，对我一如既往，一点没有为难我，使我深受感动。过了一阵，公社有什么事情，滕家腾、季信、彭昌吉、卞琪等人又打电话叫我去了。滕当时是下放干部，抽在公社工作，后来曾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来来去去，公社上上下下只瞒着主要领导一人，这是一位六十年代就是正职县长的老干部，其实他也是迫不得已。毕竟县里一位大名鼎鼎的军代表已煞有介事地向他点了我的名，我和大家都很理解他的难处。又拖了几个月，这件事才不了了之，经正式研究，我终于又重新回到公社。
也许是老天有意安排，30多年后，想不到我又调到了这位领导所在单位，他已完全认不出我。后来他病逝，我主持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静静地躺在那里，我心中百感交集，眼晴渐渐模糊了。
▲和李秘书重逢的记录
当年我是怎么会调到公社的？我一直不清楚。2017年6月的一天，我与李秘书在一个场合偶然重逢，这个谜才被解开。这时他已年过8旬，精神矍铄，言谈举止一如当年。他告诉我，是1971年12月的一天，公社在团洼开现场会，他看到我字写得比较周正，正好公社办公室需要人，回公社便向主要领导推荐了。主要领导说，你想用，就先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吧。当时主要是指本人政治表现和家庭情况。后来他打电话问了我们大队的蔡学余书记，蔡对我印象很好，告诉说，我现在是生产队会计，表现不错，大队有什么事，也常叫我去，好像父亲是市酱醋厂职工，没有听说有什么不好的社会关系。于是，李就在一次公社党委会上提出来了，大家都表示没有意见。实际上，当时我父亲还未解放。现在回想起来，这充分体现了大队领导和公社这些同志对我在政治上的关心和信任，我很感谢他们。讨论中最后有人说，人来了，在什么地方吃饭呢？最后决定放在信用社。我觉得蛮有趣，回家便把它记了下来。
二十、重回校园
▲县支行调我的通知
▲南洋信用社介绍信
在公社办公室一呆就是5、6年。1976年底，我在信用社入了党。这时我班插队在南洋未走的，好像只剩我和刘善一两人。就在我对回城感到遥遥无期，渐渐“死”心时，1977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县支行来通知调我去县支行。虽然解决不了户口，但毕竟进城了，自己也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三下五除二”，当天就把党组织关系转移手续办好，信用社介绍我去报到的信也开给我了。做梦也没有想到，偏偏这天广播里传来了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公社领导意见，县支行就不用去了，考大学可以。
我便开始了“背水一战”。
高考志愿当时只有3个。由于已高中毕业下乡10年，自我思量，年龄已没有优势，唯一长处可能就是具备“实践经验”。这些年在公社办公室工作，好歹也在解放军报、新华日报等报纸上发表了不少通讯报道，又做过生产队会计，一直有个公社信用社兼职会计辅导员的头衔，于是第一志愿填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填了辽宁财经学院，第三志愿也不能浪费，最终确定填本地院校，因为首要目标就是迁户口，转国家干部身份，其他都在其次。填报后自己想想又反悔，已20多岁的人，能录取就解决问题了，还朝外跑干什么？干脆写信给招办，申明前两个志愿放弃，就认第三志愿。信还未来得及发出，帮我联系教育部门的一个熟人春节后上班告诉我，考试成绩不错，档案材料已送省了，志愿改不了了，只好作罢。
▲南京大学寄录取通知书的挂号信封
1978年元宵节前后的一天晚上，我去西门陆建德家，他已收到南京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边向他祝贺，边想自己这次肯定没戏了。闷闷不乐地回家，倒头便睡。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我还懒洋洋地睡在被窝里不想起床。朦朦胧胧之中，堂弟在门外叫，送信的在路上喊盖章。我以为大概又是我哥哥给家中汇款了，也没起床，让他自己拿去盖。一会他回来了，说是南京大学的挂号信，我一听，知道被南大录取了，兴奋得从床上跃了起来。
南洋公社和我一起考上的盐中知青，我认识的，还有考上华东水利学院的新乡大队乘鸣声、考上江苏师范学院的镇星大队吉培坤和新联大队王诗晟等，王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平心而论，盐中当时每届只在全地区招6个班，谈考大学，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是没话的，只不过我们这些人被“逼上梁山”，抓住了这个机会罢了。我听盐中一位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告诉我，恢复高考时他正当民办教师，公社文卫干事不让他报名，说他不符合报考条件。后来，他听说与他同样的一个同学考上了，第二年又去要求报考，结果还是说他不符合条件。他无路可走，干脆带了一把水果刀在身上，去要说法，在这种情况下，才争取到报考的机会。
▲离开南洋的便条
1978年2月26日，我爱人单位南洋农机站为考上镇江农机学院的孟凡成送行，也带上我一起。孟也是盐中的。我爱人来叫我时，我不在，她用一张便条留言。
想到从此就离开南洋了，当天下晚我在这张便条上满怀深情地写下：
“这是最后一次，下午5时我们离开宿舍，回到盐城，结束了10年的乡下生活。”
这是我在农村插队最后的文字。
▲请假电报
因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我打电报给系里请了两天假，3月2日去南大报到。当晚被安排在一间单独的宿舍休息，临睡又进来一位长得高高瘦瘦的北京考生。他说他姓叶，家住国家交通部大院。我不知哪儿来的灵感，心中怦然一动，问他父亲是不是当时的交通部长叶飞，他点点头，想不到还真被我说中了。当时我班还有一位广西考生，是农家子弟匡志均，刚到校时常常看着窗外发怔。原来他是第一次走出大山，本来一心想跨过长江，刘冠廷想不到被长江南岸的南大录取了，愿望未能实现，心中还有些遗憾。1977年这次高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空前绝后的高考。我班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高考故事。仅以作文为例。一般人考试写作文，最多试卷写不下，再加张把纸，仪征的唐晓渡写作文，竟一口气加写了10张纸，就是写字写这么多也不容易啊，简直有点叫人匪夷所思。安徽作文试题本来是二选一，芜湖的武云生，一个题目写好了，自己不满意，竟以另一个题目又重写一篇，作文满分70分，他写的第二篇得了69分。湖北武汉的袁廷华，作文考了全省第一名，由于南大中文系在湖北只有一个招生名额，起初录取的是另一名考生。后因该省规定，单科第一，必须优先录取，招办又将录取通知书上的名字改成他。到南大报到时，中文系见录取通知书涂改了，不放心，叫他旁听了一个星期，直到核实无误后才让他正式报名上课。
我这一生共上过3个“南大”。
在南京大学上了4年，南大不仅给了我文凭学位，而且给了我专业知识。10多年后重回校园，学习状态和当年上高中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在此期间，我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活动，连续担任了两届校学生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高中同班同学陆建德和李加坤分别考上了南京工学院和南京中医学院，这期间我们经常相互走动。
1988年下半年，我在市里工作期间，又去被北方人称为“南大”的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系脱产学习半年。在南开大学的学习，使我进一步拓宽了视野，学习到不少新的知识。
最难忘的是南洋。这所社会大学以它特有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教会我如何在人生的道路上起好步，今后怎么更好地做人做事。在这里，我懂得了人生在世和种庄稼一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要能吃得苦，有时也有点运气，不可能时时都风调雨顺，丰也好，灾也罢，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始终保持良好心态，正确面对。可以说，受益匪浅，享用终生，我满怀感激之情。回过头来，有时自己也会在心中寻思，这时间是不是长了点儿？那阵怎么老是感觉“路漫漫其修远兮”，不知何时是尽头？这恐怕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的，个中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亲历者自己清楚，毕竟人生能有几个10年呢。
我孩子在微信中转发给我一首诗，最后几句是这么说的：
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
身边有些人看似走你前面，
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
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里有自己的步程。
不用忌妒或嘲笑他们。
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你在你的！
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时机行动。
所以，放轻松。
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
在生命为你安排的属于你自己的时区里，
一切都非常准时。
看罢释然。
写于二○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改于二○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声明：
图文均为作者原创，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抄袭图文者必究。
编辑、制作 | 照照、静枝
作者简介
ZUOZHE JIANJIE
陆德宇，笔名南洋岸。1968年8月毕业于江苏省盐城中学，在盐城县南洋公社团洼大队第一生产队插队劳动。1972年初，调公社办公室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进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1982年初毕业，一直与行政事务和公文写作为伴，当了20多年的“七品芝麻官”。离开岗位始重拾旧趣，又将中学时代笔名“雏鹰”改为“楮荧”，闲暇静下来读点书，写点东西，先后在文学期刊、报纸副刊和大学学报发表作品多篇。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目 录
引子
一、民中记事
二、盐中掠影
三、毕业时光
四、团洼一队
五、经受考验
六、鸿雁传书
七、一举两得
八、岁月留痕
九、会计生涯
十、如饥似渴
十一、笑话连篇
十二、情有独钟
十三、心底波澜
十四、秘密行动
十五、东施效颦
十六、思念绵绵
十七、插友情深
十八、终生伴侣
十九、一波三折
二十、重返校园
引 子
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
又是一年春回大地。看着窗外百草回芽、万物复苏的初春景象，思绪将我带回那方曾经收留我、培育我的土地，那是一块每当春天来临，就充满诗情画意的田野。1968年去那儿插队，弹指已整整50年过去。
从那时起，到1978年初离开去南京读大学，我在南洋公社时间长达10年之久。特别是在生产队的那3年多时间，直接面对黄土背朝天，在田里劳作，和乡下人一样过日子，那些人和事及场景，恍如昨日，至今难以忘怀。
当时的笔记、材料、证件、相片等，有不少已经散佚，留下的多已卷角发黄，乃至有点破损，笔法亦很稚嫩，现在看来甚至有些可笑，但我一直舍不得丢弃，实在是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我的青春岁月和那段历史，才敝帚自珍。
当我现在翻看这些东西时，就又像当年在生产队阴暗而又稍微有点潮湿的库房里，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再一次在淡淡的土霉味中闻到一股蕴含着自身生命力的气息。
友人阅之，戏称这是我一个人的“知青博物馆”。
一、民中记事
▲初中作文簿封面
我初中是在盐城镇民办中学读的。
以前说到下乡，不是跟随家人到乡下去走亲戚，就是农村大忙，学校放忙假，老师带领我们到乡下参加几天诸如拾麦穗、拾棉花之类的支农劳动，对在城里长大的我来说，每次都感到十分好奇和新鲜。
第一次将下乡与人的命运结合起来，是我初中三年级下学期，出席了盐城镇欢送首批知识青年下乡大会之后。
这是我当时的作文簿，封面上年级和姓名后面的五个钢笔字为语文老师严锋所写。
他还真“严”。在学校开展学雷锋活动时，曾“逼”我写过一个相声，两天后交卷，他又“逼”我自找搭档在学校那个以茅草作顶的大礼堂里登台演出。这是我第一次写相声，也是我第一次自编自演节目。还好曹安娜照片，没有演砸，演出结束居然也收获了全校师生的好一阵掌声。民中当时办学条件十分简陋，但老师水平都很不错。严老师刚从农场出来，后来曾任盐城市第一届文联主席。我学生时代作文得过两次95分，第一次就在严老师手上。其他老师如周体芳、崔日新、周梅、史炳生、戴克淮、顾立标等都很优秀，和外校比毫不逊色。
我的父亲被穷日子过怕了，一心想让我们过上富足的生活，从小给我取名“裕”。后来我借一本书给一个同学，他将封面搞丢了，还书时重新糊了个封面，将它误写成“宇”苦儿修真。我觉得好，有时也就自为作主地用了，混用了一阵子，索性改了，好在那时对姓名的管理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改就改了，一贯严厉的父亲知道后，也没有再说什么。
▲作文《记欢送大会》
我在其中一篇《记盐城镇欢送首批知识青年下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大会》的作文中这样记载：
5月3日，我和沈光芹等3人代表学校到大礼堂出席了这个大会。孙毅、金湖、孙德彪、李清华、朱学成、李爱乡等多名知识青年代表在会上发言，表示要学习董加耕，使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同时，成为一个黑皮铁骨红心的一代新人。李爱乡是一个初生毕业生，刚下乡到北蒋公社一个多月，她将自己的名字由“爱香”改为“爱乡”。她在发言结束时说：“同志们，欢迎你们和我并肩作战。”发言的还有知识青年的家长、金湖的父亲金乃卓老先生。
彼时上山下乡还没有形成后来那样的规模，学校安排我们应届毕业生去参加这次会议，目的没有明说，潜台词应该是，毕业后要“一颗红心，多种准备”，万一考不上高中，下乡也可作为选项之一吧。
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几年后真的走上这条路，更没有想到日后竟会因与上面提到的一位知青标兵的一次邂逅，被命运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二、盐中掠影
▲盐中录取通知书
盐中是盐城地区的最高学府，考盐中是我多年的夙愿。
这年7月下旬，我收到江苏省盐城中学的高中录取通知书。两个毕业班一共考上两个女生、一个男生，在盐城镇民办中学历史上已经是破天荒的了。我自己小学毕业考盐中初中，作文题目是“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在那个“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年代，我写了“参加少先队”，因作文“走题”名落孙山。发榜那天怕挨打，一直躲在外面，深夜才敢回家。第二年悄悄再考，结果成绩够了，却因被查出已是民中初一在籍生，又未能被录取。这次是我第3次考盐中，终于如愿以偿，当时的心情还真美得有点像“范进中举”。
从民中进入盐中荷东第一集，是从糠箩里一下子跳到米箩里。盐中校园环境十分优美，师生关系融洽和谐，刻苦学习蔚然成风，课外活动有声有色。我自己不但学费享受减免，每月还有两元钱的助学金。我家住在东闸居民点，离校较远，上民中时中饭都靠“打游击”，到盐中后可在食堂“代伙”，菜金每天一角钱。上午最后一堂课下课铃一响，大家就像几天没吃饭了一样直奔食堂，饭是用饭盒或钵子蒸好的，菜由每班值日生用面盆到窗口统一领回，一勺一勺地分给每个住读生和“代伙”走读生，剩多剩少再按学号顺序一人一人加，加完为止，第二天再从后面一人开始加。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整天馋得很，逢到自己加菜，简直就像过节一样开心。
▲俄语造句摘录
由于缺乏俄语师资，我们初中只学过一年半俄语，刚进盐中，她们被分在英语低级班，我被分在俄语低级班。我心有不甘，这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只身一人壮起胆子闯进学校教导处，要求调到俄语高级班。接待我的是一位微胖的中年老师，他静静地听我陈述完理由，赞许地点了点头，微笑着让我回去等消息。第二周就满足了我的愿望。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教导处副主任万恒德。盐中当时的校长是薛一凡，师生对他反映都不错。他有个儿子比我们大一点，有几次下雨，我看他将伞打开，不用手拿，伞柄插在颈后衣服里走路。教学这条线有“王沈万”之说，王、沈分别指副校长王正风、教数学的教导主任沈正超，万即指万恒德，教语文。3人各有各的风格。在我的眼里，如果说王戴着近视眼镜，成天笑咪咪的，像一本不打开不知道内容的书，沈有点不修边幅，神情不怒自威，像一道略显潦草的数学题，万则幽默风趣，讲起话来声情并茂，像一首感染力极强的抒情诗。我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刻苦学习。第二学期开学时，俄语老师曹国祺对我的假期作业造句很满意，特地摘录了打印出来，贴在教室前面墙上。他在眉头上写下这么一段“按语”：“陆德裕同学在这次假期作业造句一项中，动了脑筋，活用句型，造出了许多佳句，富有思想性，摘录出来，供大家参考。”我很感谢曹老师对我的鼓励。
1966年6月14日，星期二，下午第三节课，我和同班同学李长明、季希全一起，在校园里共青山下的男生第二宿舍参加了我班团支部大会，经全体团员讨论通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报学校团委审批。散会后，我心情“又兴奋，又严肃”，在第二天的日记里作了详细记载。
谁想无巧不成书，偏偏也就从第二天起，接上面通知，我们高中部同学停课，入团一事也就像一列沿轨道运行快要进站的火车，在最后一公里嘎然而止。一直到5年后，我才在插队的团洼大队重新入团。
▲盐中学生证
10月下旬，我和同班同学卢广庭、王志山一行3人，和当时成千上万的学生一样去了北京。不久，上面要求暂停继续乘车船串连，已外出串连的学生返校。当时我哥哥在西安交通大学读书，我很想去一趟西安，他们两人也赞成。为了能通过接待站审核这一关，我们用牛皮纸和糨糊将烫有银色的“江苏省盐城中学”字样的学生证封面糊上，硬和接待站的人说盐城是西安北面的一个镇。此人翻出全国地图册，认真地在陕西省这一页找了好长时间，最终给了我们火车票，使我们“名正言顺”地去了一趟西安。
三、毕业时光
▲《致革命家长的一封信》
已经入学4年了，经过漫长的煎熬和等待，1968年夏终于迎来毕业分配。7月17日，“江苏盐城学生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江苏省盐城中学革命委员会”联合致每个家长一封信，希望革命的家长响应号召，把子女送到农村去。这封信没有用信封，直接将信纸折叠成块状，在反面写的地址、盖的邮戳。
那时，我父亲在市酱醋厂工作，正在单位接受审查，母亲受到株连，“计划内合同工”做不成了，不得不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每天去厂里做临时工，信实际就是我自己收了。
后来虽然随着我父亲被解放，厂里也跟着将我母亲列为“落实政策”对象，上报恢复原性质，但迟迟未获批准。家中先后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一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1982年我大学毕业回盐工作，当时的地区行署秘书长孙步强对此十分关心，将我反映情况的信批给分管县长“阅处”，又转到县劳动局局长手里。他仔细看过材料，感到奇怪，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问：“这种情况，怎么现在还没有解决呢？”我一时无语。事情很快办了。这段经历刻骨铭心，使我对老百姓“办事难”有了深切体会，这也是我成为市劳动局局长、市人事局局长后，对基层群众反映的问题，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不怎么打“官腔”，能解决的尽量帮助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高中毕业的我
7月26日，学校给我们颁发了高中毕业证书。
高中阶段我们实际只读了两年书，和同时在校的六六届、六八届高中生相比，可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1977年恢复高考时，高三的解析几何我没有学过，只好一边向六六届的同学请教，一边自己硬啃。初试、复试的两次数学试卷都有一题10分的解析几何，我都答对了。
毕业时，我们每人要写毕业小结。我在小结最后表态：“争取第一批到农村插队，到广阔的天地里去锻炼。”
话是这么说，内心深处对下乡插队却一直犹豫不决。盐中第一批、第二批报名下乡的同学，先后于8月8日、27日到当时的盐城县南洋公社插队。我班除当年春季入伍的袁献才、张振凯、袁祥宏、李长明几位同学外，已报名的走读生也主要去了南洋公社的几个大队。住读生基本都是哪里来哪里去，王高华、胡宗仁、吴学金、张起家、徐文秀、游玉年回了建湖，戴遐锦、王树明、戴芬芝回了射阳，周志明回了海安，李建琦、柏安民、李长生、卞广珠、陆寿才、王明尧、夏玉辉等则回了盐城乡下，也有极少数同学不知去了哪里。昔日好友各奔东西，大家很是依依不舍。
学校对还未报名的走读生加大了动员力度，三番五次到我东闸家中动员。为了不和他们照面，那几天我住到我初中同学、也即前面讲的说相声搭档孙志鸿所在西门卫校学生宿舍。一天，已经很晚了，我从卫校回家看看。快到我家院子西边，就听到动员的老师在家中大声训斥我的父亲，他们通过单位造反派将我父亲弄回来动员了，找不着我，就向他发火。我的心难受极了。夜渐渐深了，我没有再去卫校，第二天迁了户口。
同班同学刘训豪的父亲当时也在单位受审查，家中还有两个病人，去动员的老师心生怜悯，学校领导便亲自登门，也和我同时迁了户口去南洋公社团洼大队。团洼大队位于南洋最东南，当时属棉产区，劳动日单价在全公社算高的，这年在我们去之前还没有安置过知青，我和刘训豪都很高兴。接着同班同学江宏春也来了团洼，和几个同学一起步行去东北投奔生产建设兵团没有成功的曾定东也来了。我班在前两批插队的韦同祥、郭乃昌在团洼西边的新生大队，李加坤、单锦蚌、舒振源、钱曙培、苏枫在北边的民联大队雅沫心，刘善一、王志山在更北一点的新乡大队，董凯蒂则在新生大队西北的新联大队。
1968年10月30日，我们到团洼。当晚，生产队招待大米粥、黄豆咸。从这天起，我正式开始了从高中学生到插队知青这一重要的人生转折。
毕业后，班上同学虽聚过几次，但也有不少人直到毕业50年后的今年4月7日聚会才首次重逢。我和大家一样非常高兴，感慨万分。回家后写下《相见》，发在我班“同学少年”群里：
跨越半个世纪
我们今天终于相见
斑白
爬上双鬓
声音
略显疲惫
仔细端详好一会
迟疑叫了怕不对
只有盐中高二（5）的班牌
被岁月拭擦得愈发鲜艳
跨越半个世纪
我们今天终于相见
毕业后一路走来
有过坦途也遭过罪
心中亮着母校这盏明灯
我们风雨兼程
从不言退
老三届的称号当之无愧
仰头干掉杯中的酒
眼角溢出辛酸的泪
跨越半个世纪
我们今天终于相见
打开尘封的记忆
氤氲五十年的思念
一群老顽童
亲如兄弟
几个小疯子
胜似姐妹
细细聊天纵情唱
一半清醒一半醉
跨越半个世纪
我们今天终于相见
时光
不会倒流
那就更值得宝贝
为了家庭和彼此
让我们
快乐过好每一天
三十年后再相聚
不准缺席谁
四、团洼一队
▲插队日志
从到团洼一队的第一天起，我开始以日志的形式逐日记载知青组每个人的劳动、生活情况。截止1970年7月11日，实际记了550天。我不在生产队时，一般都由我回来补记，偶尔也让在生产队的人直接在上面记，当然这种情况极少。
团洼大队共有8个生产队。一队又在团洼大队的东南，西边和南边的西一截是八队，北边是二队，南边的东一截河对岸是东灶大队，东边与射阳县的新洋公社美满大队隔河相望，河面较宽，高高的河堆上长了许多树。从北边的新乡大队、民联大队南北向的中心路一直向南，过了团洼大队部旁边代销店西南的小桥，沿河向东走一会便到一队。一队不大，共有20多户人家，都分散住在路和大田边上，主要是陈、蔡、余3家大姓，100多人口，200多亩耕地很齐整，收入水平中等，民风淳正。一般人家房子有屋基墩子，3间正屋朝南，两间厨房朝西，之间还有猪圈和茅房，只有零星几户住丁头舍子。从西向东，最西边的两个墩子上住着陈增富、陈增财两家，两家都很吃苦耐劳。陈增财特别节省，平时看到地上有一根柴都要弯腰捡起来，但春节你去他家拜年，他递给你烟，你不要，他会生气。增财还有个寡居的弟媳住在两家之间，无儿无女，大家都叫她“如二妈”。再东边，是蔡树春、蔡宗春和蔡宇春3家。树春和宗春是亲兄弟，树春喜欢说人，但一般都说得在理。宇春的大儿子寿琪、二儿子寿尧已分家单独居住。寿尧是退伍军人，很正派的一个人，我的生产队会计后来就是他接的。他的儿子胖胖的，才上小学，大冬天从热被窝里起来上学，很不乐意。我们哄他说，你发呆，好好的觉不睡，替爸爸妈妈上什么学。他信以为真，第二天果然不肯去上学了。爸爸妈妈问他，他回说，我才不替你们上学呢，让你们在家睡懒觉。东边路北、路南住着陈玉昌、陈玉正两家，也是亲兄弟。他们家的老人还在，老父亲平时做一些轻活，和我们很谈得来，高兴起来喜欢说点“绝话”。玉昌是小学校长，正常在外，玉正务农，很能吃苦，腿子上常年害东西，仍坚持参加劳动。玉昌有个妹妹，住在队房后面，妹夫姓王，在公社轧花厂工作，家中正常不住人。过了队房向东再拐向南，先是蔡绍文、蔡绍培兄弟两家。他们的老父亲当时戴着“富农”帽子，住在绍培家，连带绍培一家受到歧视。绍文不识字，但会“依样画葫芦”写春联，字还写得漂亮，程育富是他的入赘女婿。东南的大墩子上住着余家3兄弟。老大余中华，任劳任怨，是公认的“老黄牛”。老四余中仕不善言辞，人很正直，是贫代组长。老二余中政，矮矮的，人很和善，和继子蔡汉明一家住在一起。那时上早工，要唱东方红，他不会唱，“滥竽充数”跟着哼曲子，谁要是说他，他就小声打招呼解释：“一个精神。”所以团洼一队有一句独特的歇后语，叫“老余二唱东方红——一个精神。”一家一户的，也有7、8家。蔡月江家住在西头，他是生产队长，解放前曾在上海打过工，见多识广，与人为善。隔着陈玉昌家，东北是陈增顺家，陈解放前打过游击，在我们插队不久去世，儿子陈学才、媳妇刘成銮分别是队里的保管员、妇女队长，由于和知青组的房子只隔一条小沟，和我们关系较为密切。余家墩子路北西边是王四六家，他是退伍军人，人很本份，家里比较困难。东边是刘宏庆家，1965年从盐城北闸下放来这里，大儿子留在了原单位，其余4个儿子跟着下乡，我们去时二儿子德铭当会计，不久三儿子德培去当兵，由于是下放户，和我们有比较多的共同语言。还有两户情况特殊一点。一户是住在绍培家东边的王荣志，原是供销社的，因为什么政治问题被贬到团洼一队，他一直不服，六十年代就经常上访，我们去的那几年不断受到冲击，他有点韧劲，还是不停地跑，后来终于又回到供销社。另一户是住在队房后的陈宝太，他夫妻两个都有点弱智，一天到晚在队房场头上剁胡萝卜喂猪，大家常拿他开玩笑，他也不生气。还有一户空挂户，姓仲，原是南洋公社干部，我们去时已调伍佑，有时来拿粮食，有时队里顺便带去。刚插队时，我们分散住在社员家里，他们家中吃饭，也喊我们一起吃。香烟、肥皂等当时都是上计划的，我们回城时，常常捎回他们需要的这些东西。相互关系很好，融洽如一家人。
我熟悉这里的沟沟坎坎，挚爱这里的一草一木。50年来，这里一直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五、经受考验
▲插队劳动时的我
我插队劳动时的一张相片，衣领后面还打着补丁。
刚下来的那几个月时间，我们经受了很大考验。虽然插队地点离城只有三、四十里路，但对于在城里生活惯了的我们来说，下乡伊始，首先就面临生活关的严峻考验。“民以食为天”巨毋霸 。过去在城里吃惯了细粮，到农村吃粗粮，一下子很不适应。就拿玉米来说，我们这儿城里和乡下方言都管它叫稖头。以往在城里吃稖头，都是买刚成熟的剥皮煮了吃，或者连皮放在锅膛里烤，烤熟剥了皮吃，那绝对鲜美，煮过稖头的茶喝在嘴里也是甜津津的。完全成熟了的稖头籽，硬硬的，冬天埋在烘手的铜炉里爆稖头花，或让炸炒米的用机炸稖头花吃，那又是另一种美味。乡下就不同了，稖头可不是吃了玩的，它成了主食，家家户户靠它磨成粯子、糁子煮饭、煮粥填肚皮呢。糁子粥还好一点，新稖头糁子少加点米，煮粥香喷喷的。粯子饭可完全不一样，刚从锅里盛出来，冒着热气，吃在嘴里还软软的，一会儿热气没了，开始发硬，吃在嘴里像一粒粒小石子，常常肚里没有饱，嘴里已难以下咽，好在刚下乡毕竟还供应粮食，尚能对付。被子不会缝，总是借自行车带回家缝。这里上街主要靠自行车，一般人家好丑都有一辆，但一床被子一放，车子就不能带别的东西了，路又多是乡间小道，不时遇到缺口，要跳下来搬过去，再重新上，很不方便。之后我干脆就在队里缝，怕线缝歪了，就自己用尺量着缝，他们也跟我学，不再带回家缝了。肚子里没油水了，我们就在回城时，一起去赵炳庚姐姐工作的大众饭店、黄海饭店，用知青组结余的钱和粮票会餐，每次去，她给我们炒的菜不仅量足，而且油多。后来随着时间推移，上面不再发生活费，也不再供应口粮，一切都靠我们“自力更生”，“找米下锅”了。白天没有可口的饭菜吃，夜里饿得睡不着，就起床到生产队集体菜地里拔青菜回来烧，那味道真一点不比现在吃酒席差。一天晚上，我们正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忽听猫叫，不知哪家的一只猫窜进我们住的屋里，说时迟，那时快，也没有谁发话，我们就不约而同地从床上爬起，包围过去，猫左冲右突，终究被我们七手八脚抓住，开膛剖肚，洗干净下锅烧，一顿就吃掉了。天长日久，有些社员也从原来热情，渐渐地变成对我们有意见了。4月底，生产队将上年的蚕豆从队房仓库中取出，放在场头上晒。我们盛了满满两面盆放在床下，中午剥了烧汤，早晚炒了当咸。几个社员不服气，想出我们“洋相”，傍晚放工时，有意在蚕豆堆朝我们住的队房门那一面，留下一个空档。我们心知肚明，知道这是一个“圈套”，干脆将计就计，天黑后用面盆装了一些蚕豆，朝相反方向一路洒去，弄得他们哭笑不得。终于一次开社员会，有人站出来向台上递条子，提出要弄个把知青在生产队里“游乡”，理由是我们“未经同意就拿了生产队场头的蚕豆。”我们知道这一情况后，相互一挤眼，借口洗手，一起聚到队房后面的小河边商量对策。幸亏主持会议的生产队指导员蔡还庆，是大队治保主任兼的，他是一个办事严谨，也比较懂政策的人，颇有点“大将风度”。他接过条子一看，笑着说了句“你们说知青喜欢吃蚕豆啊”，便把条子塞进自己的手提包里，再无下文，下面哄堂大笑，他继续讲他的话。就这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成功地化解了这场危机，我们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当然，事后他没有忘记提醒我们，以后做事要注意影响。
刚插队时，我们不仅要过好生活关，还要过好劳动关。原来我们都是一直在学校里无忧无虑读书的学生，家务事也很少做，哪儿做过农活的，现在每天起早睡晚，有时还要干一些又脏又累的农活，真感到吃不消。特别是挑东西，看到社员挑东西，好像很容易，自己扁担上肩，就感到不是那么回事了，不是这头高，就是那头低，挑挑，担子就在肩膀上晃悠起来，迈步都迈不起来。几天下来，肩膀肿起好高，一碰就痛。挑东西，在农村是必须要学会的活。我自己硬是咬着牙坚持，慢慢掌握了挑的技巧，最终居然也能挑起满满两大箩麦子，一口气走几块田远，腿子一点不打晃。后来生产队上河工，结束时算工分，全队我是第二多。固然多少沾当时“大寨工”的光，但起码说明在河工上出勤很足，这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六、鸿雁传书
▲致卢广庭信
经过前一阶段的磨合，我们终于慢慢习惯了下来。人轻松些了，一天农活干下来，晚上躺上床，就很自然地想起高中的学习岁月和那些同窗好友，不知他们现在哪里，情况怎样。同组的插友已响起均匀的鼾声酣然入睡ups快递公司，我毫无倦意，下床点亮油灯，铺纸挥笔写信给这些同学，告诉他们我的近况，抒发对他们的思念之情。我先后和在外地的陆建德、卢广庭、江文长、李长明、张伯生等许多同学都通过信。张伯生是学富人，他和我同桌。在我印象中，他与我班夏玉辉好像初中是同一个学校的。去外省插队的只有冯益丽一人，后来她在浙江被推荐上了大学，工作几年后去美国发展，2015年我和爱人赴美、加时，受到她的热情款待。
1969年7月，是我们高中毕业一周年，思念之情格外强烈。我看着毕业时10个走读生一起拍的一张相片，满怀激情地写下《题毕业照》等5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喜得一天春光媚，
众人齐聚湖心亭。
燕飞鱼跃天地广，
笑语杂沓谈作为。
一友提议再照相，
众人响应争发言。
夙愿得偿笑醒我，
原是此照抚胸前。
当初这张相片是用相角贴在笔记本里的，现在相角和下面的说明仍在，相片已不知哪儿去了。我打电话向这些同学询问，看看他们是否保存有这张相片，3月5日起，我又几经辗转找到已多年没有联系的邱孔亮和杜亚峰，乃至陈谨言的儿子陈翀，他翻箱倒柜几番查找，可惜一直没有找到。
七、一举两得
▲算账方法
记日志的目的当初主要两个。
一个是根据每个人在生产队的时间沁人心脾造句，知青组内部“亲兄弟，明算账”，计算各人的粮油，避免相互间产生意见。经我们知青组大家集体商量，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最终形成几条“游戏规则”，我记在笔记里作为算账时的依据。
我们男知青组一直团结很好，与这不无关系。大家对一件事、两件事出现不同意见很正常，但从未因算账红过脸，生过芥蒂。
另一个就是便于和生产队的记工员核对知青组每人的出勤情况，以便每月计算工分，年终决算分红。生产队出勤由记工员负责考核，一般情况下，每天早工、上午、下午出勤时间分别记2成、4成、4成，一天出满勤记10成。一个人一天出满勤，算多少工分，由生产队根据一个阶段的农活情况和每个劳力的效率情况，召开社员会议自报公议，民主讨论确定。最多的劳力一天10分，少一点的9分或8.5分，辅助劳力一般在6至7分。一个阶段下来，将分值乘以出勤成数，就是这人的劳动日数。我们是1968年10月底插队的，两个月后生产队就年终决算了，这年分红很有限。1969年则不同，这年我们是从年初到年终，整整劳动了12个月。结果因夏季水涝，棉花比上年减产，全大队只有1个队劳动日单价1元以上，两个队8角多，其余5个队都在6角5分至7角之间，当中包括我们队。这年我全年虽然做了200多个劳动日，由于平时预支了80元，只纯进40元左右。
八、岁月留痕
▲上河工写的散文
日志是记全组的事，必须简明扼要，遇到重要的日子或事情，我自己喜欢写点散文或日记什么的。平时，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是上河工，二是在乡下过年。
每年11、12月，秋收已基本结束，冬季还未完全来临，公社都要组织社员上河工，为夺取来年农业丰收进行水利会战。上河工，是农村劳动强度最大的活，也是男劳力应尽的义务。1968年河工，我们刚插队，生产队照顾我们，没有要我们去，我们只作为辅助劳力，送过一次玉米秸到工地。1969年10月底、11月初的河工，队里安排我们男知青组两个人去，我是其中之一。
由于是水利会战，各大队、生产队都分有任务。住地就安排在施工段附近的社员家，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中烧饭，在社员家外间打地铺睡觉。队队都想争上游，先完成任务，领队的干部压力山大。天还没有亮，上工的哨子就响了，大家从睡梦中醒来，一边揉着惺忪的双眼，一边挑着泥兜或拿着锹走向工地。差不多个把小时下来，才吃早饭，早饭碗一丢，又继续干。中午也是如此。白天一眼看去，河床里红旗招展，人来人往，广播不断播放音乐，为民工加油，场面令人振奋。劳动一天下来，腰酸腿疼，吃过晚饭，倒头便睡，那觉真是香。我们不像队干部，没有完不成任务的压力，一天到晚嘴上不说，心中只盼下雨，下大雨就可以在家好好休息了，吃现成的，还可以打打扑克。领队干部可急煞了，天天喊“抢晴天”。如完不成任务，大队会调度快的生产队帮助“轧工”，那不但要扣减水利粮，还是打脸的事。所以一天到晚，大家难得有休息的机会，体力消耗很大。我特别记得，刚到工地时，有经验的社员悄悄教我们，盛饭第一碗要盛得浅些，好早点吃完，再盛第二碗。生产队隔段时间会从后方送点猪肉来。有一次，我一顿居然吃了近一斤肥肉，好像还未够。当然，辛苦归辛苦，工地上也有独特的风景，尤其是工地的早晨那说不出的美。我上河工时，在工地写了一篇《工地上的日出》散文，其中写道：
……这时，太阳出来了！东南方的地平线上，它是那么圆，下半边沉浸在晨曦中透出红来，上边则似一个被火照红的半球体，红而发亮，把四周轻轻染上一缕绯红。渐渐，它越升越高，四周红色慢慢扩大，又慢慢消失，而它本身的光却越来越强甚至刺眼起来，一步步从岸上爬到河底，也一步步把温暖从岸上送到河底。
我不怎么会挖泥，我喜爱一担担地挑泥。担子沉甸甸的，扁担在我肩头欢快地悠着，它像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不停地重复着一首一种节拍的歌，当我和大伙儿一道边唱边挑的时候，它又来伴奏，伴着我们跑，伴着我们跳。
不知什么时间我又把一担泥挑到了堆上，泥路弹力更大了，慢慢浸出水来。4块泥软簌簌地掉下堆底，我不禁直起腰来，深深地吸进一口新鲜凉爽的空气。这时我才发现不知何时大地早已苏醒了，人们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路上、田野里。劳动的快意，大自然的美，同时陶醉着我……
▲1970年春节日记
插队时，虽然离家只有三、四十里路，但为了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生产队的这3年，每年都响应公社号召，在农村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特别是1970年春节，在日记里记得比较详细。
早在年前，生产队杀猪，给我们男知青组一个12.5斤的猪头，折算5.5斤猪肉，被我们用盐腌了。快过年的那几天，我们有的在大队文娱宣传队排节目，有的给队里和社员写标语、春联，有的帮助生产队做豆腐。除夕，我全天在大队复写节后公社“三干会”上的发言材料，晚住在七队知青组，吃的肉片粉丝汤。春节当天，上午回一队到各家拜年，中饭是在七队保管蔡兰庆家吃的，菜比较丰盛，饭后继续复写节后公社“三干会”上大队的发言材料，直到下午3点多才和七队知青胥良诚一起，沿乡间小路向西步行回盐城，天黑到城郊，已是遍地灯火。
九、会计生涯
▲在慰问大会上的发言
在南洋公社插队的盐城知青很多，后来又来了不少无锡知青。他们远离家乡到苏北农村插队，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比我们又苦多了。其中一个脸上还留有少量天花痕迹的人比较出名，外面传他特别喜欢“偷鸡摸狗”。后来我接触下来，才知道纯粹是瞎说，他是一个出色的棋手，能同时和几个人下“盲棋”。待人接物也不错。他喜欢抽烟，当别人慕名递给他一支香烟时，他脸上露出的笑容甚是可爱。由于知青多，且来自几个地方，1970年2月26日，三专区联合慰问团专门来南洋公社慰问知识青年。我们男知青组本来共有6人，赵炳庚于1969年9月去了射阳县他父亲所在公社，之后一直是5个人。在这天慰问大会上，我以“团洼大队一队男知青组”的名义，作了题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年多》的发言。发言共分3部分：爱队如家，敢于斗争不留情；战天斗地，脱胎换骨炼红心；搞好团结，阶级友爱深似海。
▲当生产队会计的讲话
这年7月，大队蔡学余书记和我谈话，要我做生产队会计，自己开始思想上有顾虑，后来想到这是组织上和广大贫下中农对我的信任，内部手续已经批下来，也就欣然从命了。当天，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会，我匆匆在纸上划了个讲话提纲，就走马上任了。这是我此生第一次当“官”，哈哈。
▲夏季预分会上的发言
7月22日上午，生产队召开了1970年夏季预分会。会上，队长蔡月江代表生产队服务组作了关于1970年上半年革命和生产的总结，我作了做会计后的第一次正式发言。在发言中，我宣布了自己的4条“施政纲领”。第一条便是关心群众生活，宣布“自7月21日起，重新继续使用社员往来手册”，“不允许再有随便错社员一分钱、一分工、一斤粮、一担粪的现象存在”，“坚决地无条件地实行经济民主，工日成数10天一核对，每月按旬公布上墙”，做一个贫下中农放心得下的“清水”会计。
我没有辜负领导和大家的希望。平时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工日成数定期公布上墙，深受群众欢迎。这年年终决算，上午大队会计吴玉书召集我们8个生产队会计开会，后来问方案有没有弄“合角”，大家面面向觑。他不高兴清明幻河图，见时间已经不早，叫大家先回去吃中饭，下午再来继续弄。我虽是第一次搞决算，但心想，“合角”不就是表格那么多项，一项项算到最后，横的、竖的总数相等吗？知青组的人都去上河工了，我回队烧了个青菜汤，草草吃了中饭，就一个人埋头在那里算，算算，“合角”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下午开会，开始还是冷场。因为其他7个队都是老会计，他们没人开口，我也就只好默默地坐在角落里不吱声，直到大队吴会计将目光扫到我脸上，我才说：“我弄是弄好了，但不知弄得对不对？”他将信将疑地让我将方案拿到他面前，敲了一阵算盘，发现“合角”了，很高兴地用俚语“骂”了我一句。我一听就知道，成功了！他原来最担心的就是我，想不到这次我放了一个响爆竹，从此他对我“刮目相看”，有事经常叫我去协助。
十、如饥似渴
▲插队时写的笔记本
在校时丢掉书本狂热了几年，到农村插队，一下子又回到现实中，此时理性了许多，心中对学习的渴望也同时回归。我在团洼一队这3年多的时间，用了好几本学习笔记，扉页上都写着毛主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诗句，摘录了鲁迅《致肖军第26信》中说的这段话：“‘自卑’固然不好，‘自负’也不好的，容易停滞。我想顶好是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要不然输出多而输入少，后来要空虚的。”当时自己想学习，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日后还会有参加高考的机会，只是怕输出多而输入少，日后空虚，不想就此虚度光阴，沉沦下去，才使我得以在那样一种环境中，仍然保持着较强的求知欲，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不断给自己“充电”。
▲作家论艺术锤炼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为了通过读书，进一步充实和提高自己，我记下许多名人的读书语录和作家论述，进行认真学习。
我家里原有不少文艺书籍，还有100多本连环画，这时不是被抄走了，就是被自己烧毁了，以至这年8月26日家中再一次被抄时光顾者出具的收条，带走的“违禁品”就只剩“半导体收音机壹台、零件几百件、赌具扑克贰副”了。自己就千方百计想别的办法。平时经常在身边带着笔和本子，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见到自己喜爱的书，总是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想方设法借到手认真阅读。遇到自己认为精彩之处和好的话语，当时就摘录下来，有空时再一笔一划地用工整的楷书誊清到笔记本里长期保存。在我这些学习笔记中，除了政治、工作方面的有关内容和自己写的东西，大量的是自己读书所作的摘录。
▲《散文集》序言摘录
有一次，看到周立波为《散文集》所作序言。
他提出，散文特写和新闻有区别，但又不同于诗歌、小说和戏剧。描写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散文特写决不能仰仗虚构。
处理人物和事态，主要地凭借白描的手法，这是散文特写的第二个特征。有了仔细的有力的白描，结构纵令“散”一点，也能给人充实和生动的感觉。
注重剪裁，讲求词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共同特点，也是散文的第三个特征。一般说来，散文没有小说似的幻想和情节，缺乏戏剧的戏剧性，也不像诗歌一样，专事抒情，穷求韵律。为了保持艺术的魅力，它更应当重视文章的流畅和华美。
我顿感眼晴一亮，立即将它摘录下来。
▲学哲学摘录
这年11月中旬，我在徐昌盛家见到艾思奇的一本哲学书，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感到很新鲜，立刻就被它的绪论深深地吸引了。原来哲学并不神秘，哲学的踪迹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找到。所谓哲学思想，就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认识即看法，即世界观，而其他思想只解答某一事物的问题。哲学同时又是思想方法。正确的哲学，能够帮助我们对事物进行科学的研究，找出它们的真实的发展规律。后来我就把这本书借回去，一章一章地认真阅读，一章一章地进行摘录。
同月24日，我在给徐昌盛的信中说了自己的学习感受：“那书确实很好，我打算写一篇读书笔记，如果说以前读过的不少好小说，使我能欣赏到语言的美的话，那现在它可算是使我求知心更渴的第一本论文。它的形式又是那么的深入浅出，寓意其中。好像摆在我面前的既有营养极高的佳肴，又有消化助胃的水果。每读一段，稍加咀嚼，总余味无穷。就像婴儿之对于乳汁，对于它，我贪婪地吮吸着，每晚都要看到夜深人静，油竭灯熄。也正是由于它是智慧的结晶，所以我加倍地爱护和珍藏着它。”
后来读书笔记是没有写成，但这本书将我领进了学哲学的大门。
▲关于书法的摘录
以前我对毛笔书法也有点兴趣，经常喜欢到工人文化宫看书法展览，在盐城的书法家当中，特别欣赏何冰生的字。下乡后，见到学书法方面的内容也摘录，如毛笔的运笔法、练习步骤和用笔的讲究等。
对毛笔书法，我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摘录归摘录，一天也未认真练过，自然更谈不上造诣。当时南洋毛笔书法比较好的是轧花厂的凌震三和农机站的柏诚。凌是兴西大队插队知青，他后来曾任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他还记得，招工进城迁户口，是我盖的章，我那时已从生产队到了公社办公室。柏诚是农机站的副主任，后来是我爱人的顶头上司，我与他在公社水利营部认识，之后我们关系一直很好。
我比较擅长用圆珠笔速记，如果硬要说有什么绝活，这大概就是我的绝活。有人在台上作报告，连续讲3、4个小时，我坐台下快速记录，能基本全记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跟市委书记金基鹏去省参加人代会，最后留会半天，听省领导讲话，我都会主动记录，中午散会后立即用正楷字誊清，直至深夜，供他回盐传达时使用。一星期至10天左右，省正式稿才寄到，他看后发现我记得很全，几无漏记、错记之处，几次在常委会上表扬。
十一、笑话连篇
▲《笑林广记》摘录
我们队里的一些男青年很有意思。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夏晚，他们一起在生产队最东边的河堆上挖田，挖着挖着，浑身尽是汗，不知谁出的馊主意，竟一呼百应，全部把衣服脱个精光挖。下工时，仍然不穿，把衣服挂在锹把上扛在肩头，嘴里喊着“一二一”的口号，脚下踩着节拍，一丝不挂地各自回家。第二天一早，他们在打早工时还津津乐道，使这条“新闻”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生产队。这种事情，我们男知青当然是做不出来的。但和农民打交道，讲笑话是免不了的，那些粗俗的笑话，我又讲不出口，便在见到的一本《笑林广记》中摘录了一些，平时娴熟于心，遇到这种场合时，“逢场作戏”讲讲，免得自己被动和尴尬。书中笑话很多，我选的标准是“雅而有趣”，够用则可，我共摘录了18则。
十二、情有独钟
▲鲁迅头像和诗抄
摘录最多的还是诗词。
我在笔记本中用钢笔敬绘了鲁迅先生的头像，分门别类地摘录了大量鲁迅的话，同时摘录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鲁迅诗，如他的《自题小像》《无题》《所闻》《赠画师》《自嘲》等。
▲郭沫若和老舍诗
我对郭沫若的诗情有独钟。这天下午，在大冈见到郭沫若1941年7月16日《和老舍原韵并赠三首》中这一首写诗人作诗的诗：
未有诗人不太痴，
不痴何独苦为诗？
千行难换粮千粒，
一世终无宿一枝。
意入天边云树远，
名树水上月华迟。
醍醐妙味谁能识？
端在吟成放笔时。
不由拍案叫绝，当时就抄了下来，回到团洼后又将它收录进自己的笔记本，此后常常在闲下来时自己吟诵。
▲郭小川的《望星空》
我对诗人郭小川的《望星空》也极为欣赏。诗人开篇就直抒胸臆：
今夜呀，
我站在北京的街头上，
向星空了望。
明天哟，
一个紧要任务，
又要放在我的双肩上。
我能退缩吗？
只有迈开阔步，
踏万里重洋；
我能叫嚷困难吗？
只有挺直腰身，
承担千斤重量。
不许你这般激荡！
此刻呵，
最该是我沉着镇定的时光。
自由而不像散文，美妙且颇具韵味，我学写现代诗尤其喜欢像郭小川这样风格的。
▲诗《雨后天明》
受这些潜移默化，自己也爱上写诗。
在生产队日常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里，总感到内心有些感情要抒发，有许多心声要倾吐，由此形成一种莫名的冲动，一缕缕诗思开始在心田悄然萌发。正如我与同学通信时所说：“下乡二年来，养成喜爱写作一些七律诗的习惯，心血来潮，即使夜深人静，总舍不得丢笔的……”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为了更好地掌握用韵，写出自己喜爱的既有诗意、又有韵味的诗，当时特地将常用的13种韵，包括辙名和单字举例，都记在笔记本里面，以便随时对照运用。
我在生产队期间，共写诗50多首，其中旧体诗40首左右。逐步注意对仗押韵，平仄我就不讲究了，全凭感觉。1969年5月6日，回盐途中写下《回家行》：
斜阳小道把家回，
无垠有方庄稼肥。
菜黄萝白豌花红，
家前树荫后塘苇。
玉米苗青棉行直，
下秧人忙喜空前。
豆麦出荚穗点头，
笑问行人何时镰。
后来，我哥嫂从银川回家探亲，我写了两首：
其一
热上两碗红枣茶，
且洗回程千里沙。
门桐笑迎塞上客，
鹊儿喜唤天际霞。
新人双归阖家乐，
故舍三间热语洒。
苏北十月小阳春，
不谢东窗月季花。
其二
串场河畔一藤瓜，
开花结果在天涯。
临行满斟祝福酒，
歧路惆怅惜别话。
但恨月假如电闪，
曾记园菜栽月下。
三天可达贺兰山，
一路平安归新家。
当时曾被我在南洋的一位朋友看到，40多年过去了，今年春节期间遇到他，他还记得第一首前面两句超级禽兽。
▲诗《筑渠》
新体诗10多首，政治性的居多。受写古体诗的影响，我写新体诗，能押韵的也尽量注意押韵。
我这里说的新体诗，主要是叙事诗，是相对于自己写的所谓古体诗而言，和现在流行的真正新诗比，有时还缺少诗意。当然，我同时认为，反复吟诵仍不知所云的诗，太“阳春白雪”，也未必就好。
十三、心底波澜
▲致陆建德信
我在1970年7月29日致陆建德的信中，将做生产队会计的事告诉了他。在信的开头，还写了一段下工后的场景：
“经过白天紧张的劳动，粯子粥填饱肚皮，河水冲走酷热和汗水，我们就在用扇子和蚊虫进行‘拉锯战’的时候，漫步在屋墩上乘凉。晚风吹来，心旷神怡。望着天上的银河，我就想起了地上的长江，想起战斗在长江彼岸的您。听到悦耳的歌声，我就想起金色的学生时代，想起我、您、千千万万上山下乡革命知青的青春。”这里的歌，指的就是南京知青任毅作的《知青之歌》，当时早已在知青中广为流传，我们并不知道作者是谁，更不知道他的遭遇，只是感到这首歌表达了当时知青的真实情绪和处境，充满忧郁和悲怆，引起我们的强烈共鸣。
大约从1970年10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知青被招工回城了。我班韦同祥1968年8月27日下乡，1970年11月27日被招工回城，整整在乡下两年三个月时间。招到的，户口自然就迁回城。没有被招到的，许多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后来出现户口仍在乡下，人已回城了，做不到正式工，就做合同工、临时工，或者学手艺，还有的去了教师培训班、徐州煤矿或其他地方，反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回城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看到身边不断有插友因这样那样的关系离去，我的心情经常很纠结。
我们没有走成的知青，经常处于一种看到希望，又失望，再燃希望，再次失望的循环之中，忧郁乃至绝望的情绪开始在我们当中悄悄蔓延。迁户口回城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事，也成了广大知青家长的一块心病。我常常为之失眠。一个插友多次掏心窝子对我说：“还上大学呢，别做大头梦了。只要谁能将我的户口迁回盐城，哪怕叫我从团洼一步一个头磕到盐城，我也情愿。”
▲送插友回城写的诗
1971年3月26日，又一个插友被招工回城，我写下一首五律：
插队才相识，
人疑兄弟出。
热情而奔放，
好胜更正直。
有志非年高，
年少尤出色。
每是余送人，
何为送余日？
最后一句，道出的是自己的心声。
十四、秘密行动
▲南游途中笔记
年轻人都是好动的，乡下比较闭塞、枯燥，加上无法回城，心情郁闷，时间一长，就想出去透透气，看看外面的世界。建德已在信中和我说过几次了，邀我去苏南玩。1971年5月上旬的一天，天刚蒙蒙亮，一个身影披了件上衣，拖着一把大锹，悄悄从一队知青屋闪出，慢慢向西边的生产队走去。这个身影就是我，按和朱星元、陆建德事先的约定，一个人也未敢告诉，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生产队。事后大家都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了，也有眼尖的人远远看到我上西的，以为我到邻队有什么事了，实际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回了盐城。当时，朱的父亲在白驹车站工作，朱户口仍在团洼一队，人已去了白驹建筑公司。5月11日，我们两人在白驹站上车，去无锡新安和当时在老家务农的陆建德会合，用一周左右时间尽情游玩了无锡、苏州和杭州，直到5月17日才回到盐城。
在此期间，我们在杭州西湖见到了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大概也由于西哈努克在杭州，当地对治安抓得很紧。这天深夜，我们躺在杭州火车站候车室的椅子上睡觉，先被人简单查问了一次，夜深了，突然又被几个检查的人叫醒。他们问我们到杭州是干什么的，我们如实相告，是来玩的。有一个人又问我身上带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回答多好还是少好，只好向他竖起一根手指。谁知他又追问：“1元？”我摇摇头。他又问：“10元？”我继续摇头。最后他问：“100元？”怕他检查，我终于点了头。后来见我们身边带有一张参考消息报，陆德建头发有点长，又有人把他一个人单独叫出去问了一番。还好，最后是有惊无险，没有再找我们麻烦。
外去玩这件事，当时家里和生产队都不知道，家里以为我是从生产队回来的，生产队以为我是回家了。但我内心总感有愧，年底调动时，主动说出来，向大家打了招呼。
我身边有两本以金训华为封面的笔记，就是游玩时途中用的。那时玩的兴致特别高，到一个景点，每个旮旯都要玩到，玩到哪，记到哪。
▲回来整理的游记
回盐后，我根据途中所记整理成这7天的游记。有的整理得比较详细，有的也就是简单地将当时所记碎片连缀成文。游记第四天所写“夜里受了点惊扰”，就是指的上面说的这件事。
十五、东施效颦
▲记在笔记本中的报道稿
屁股指挥大脑。做了生产队会计后，自己能支配的时间多了，看问题的角度也变了，有时常常会产生写作的冲动，平时除了做好自己的财务工作外，还经常尝试着写写这、写写那。
比较多的是结合生产队的生产实践写写报道稿，到大队、公社盖章后，寄给广播站。现在我笔记中能查到的还有两篇，一篇是《思想革命化 老天踩脚下》，写的是大队一次抗涝战斗，一篇是《革命路上不停步》，写的是我队妇女队长刘成銮的事迹。每当我从屋子墙角挂着的那只喇叭里听到播放我队的稿件，心里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成就感。
▲小说正文第一页
▲小说正文最后一页
197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50周年，我尝试着写了小说《县党代会代表老钟》，向党的生日献礼。这是我第一次学写小说，纯属个人的东施效颦之作，最后誊写在一本作文本上，共26页，7000字左右。
小说用第一人称，从一个生产队政治队长的视角，通过生产队育秧组长、县党代会代表老钟在县里开会期间，听到夜里可能有霜害的通知，连夜赶回生产队，与孙子小山一起遮秧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一心为公的老共产党员形象，是棉区人民打响改革旧的耕作制度，重新安排河山的硬仗，走旱改水之路的一个缩影。老钟的原型是我队上上下下一致公认的贫农社员余中华。
小说剪裁尚欠功力，且带有那个年代文艺作品特有的烙印，但语言淳朴流畅，读起来一气呵成，我一直将它珍藏在身边。
后来，我还尝试着写过另外一篇小说，名叫《项漾华》，篇幅和它差不多，主人公写的一位无锡女知青。
十六、思念绵绵
▲祭扫祖母日记
我们上学时，家中人口多，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收入已不够家中开销，母亲去了厂里做工，整个家都由我祖母操持。我祖母出身于登瀛桥西一个普通人家，在娘家威信很高，相互间有什么矛盾，总想到请大姑奶奶回家摆平。祖母嫁到我家却很不幸，我祖父在我父亲6岁时就去世了。祖母硬是凭着一股坚强的生活信念，没有再嫁，将当时年幼的父亲抚养成人。祖母对我们呵护有加。那时布和棉絮凭票供应，家中被子少，寒冬季节祖母宁愿自己冻得瑟瑟发抖，用棉袍、棉衣将就着御寒，把被子让给我们盖。我插队的这年初夏，我父亲受审查，她也突然患病，医生检查后说，已到晚期。想必当时她也知道来日无多，很难再指望我父亲，趁着自己还清醒，叮嘱我妹妹将她平时用的拐杖和痰盂洗干净，给她最后带走，又将两位舅爹爹请来，嘱咐他们代为准备她的棺木。她老人家不幸病逝，使我们永远失去了爱我们、疼我们的祖母。我心中常想，祖母如还在世，知道我下乡，不知会多难受呢。我在乡下十分思念我的祖母，每年忌日都写下悼念的文字。
1971年是祖母去世三年。3月15日上午，父亲带领我们一家去东闸七队规划地上坟祭扫。我又仿佛听到祖母安葬时哀痛欲绝的哭声，看到祖母的音容笑貌，想到我再也得不到祖母的温暖，晶莹的泪珠不由得夺眶而出。
临行，“点燃起三祖母送的爆竹，火红的火花迅速地蔓延着，爆竹‘格的格达’地蹦跳着。望着地上纸的灰烬，我想，只有它才是积极的象征，老的生命停止了，新的生命还得继续。”
十七、插友情深
▲我（左）和徐昌盛的合影
在插队期间，共同的境遇使我和本队以及团洼其他生产队的知青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我们情同手足，无话不谈。
七队知青徐昌盛便是其中之一。他中学是在二中读的。他的哥哥徐昌茂和我在盐中同级不同班，打乒乓球和吹笛子在学校小有名气。我是在徐昌茂插队的曙光大队那儿认识徐昌盛的，那时刚下乡不久，他正在那里吹笙，我们谁也不认识对方。后来他到团洼七队插队，接触机会多了，我们渐渐成了好朋友。他至今还保存有一张我与他插队时的合影。那是1971年2月9日上午，两个人去服务大楼映红照相馆合拍的，上面题词：“友谊·展望”。
也是这天下午，我写下《合影》：
少年合影题共鸣，
热心朋友遗口琴。
一塔巍峨傲风雨，
百浪扬歌源登瀛。
天赋于人不均等，
征帆乘风争先行。
而后五年非寻常，
一鸣惊人独超群。
几年后，他回城了，我们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他姐夫、姐姐分别在人民剧场和制鞋社工作，经常为我打电影票、买各种布鞋，那时这些都很紧俏呢。恢复高考时，我见他家紧靠复试考场一小，且家中当时只有他一人，就想把他家当作每天上下午两门考试之间的临时复习地点。他问我要准备什么，我说，你就每天给我准备5只金刚蹄、1瓶开水，到时你让我一人在家复习就行了，其他什么也不要准备。他后来就按我说的做了，每天上午把东西准备好，人就出去了。上午考试结束，我就到他家，静下心来复习下午的一门，中午就吃金刚蹄当午饭，边吃边复习。下午去考下一门，晚上再回东闸家中吃。最后我“瞎猫子碰到个死老鼠”，考了本地文科第二名，这也有他一份功劳。我父母今年都已年纪大了，母亲小一点，也95岁了，他每年都去看望。
十八、终生伴侣
▲我爱人插队时相片
▲她（前排中）在公社宣传队时的相片
插队期间，我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她的舅舅家在团洼一队，她本人在一队女知青组，加上她与徐昌盛当时都在公社文娱宣传队，一来二去，我们就熟悉了。
后来我们恋爱了，我写过不少诗给她。第一首是藏头诗：
新年祝词
（1971年元旦）
祝贺新春好热闹，
笛胡鸣奏伴舞蹈。
应颂兰花不畏寒，
犹有梅香显俊俏。
同当青春红似火，
有志者取崎岖道。
愿得进展新一年，
昂首阔步回首笑。
▲诗《给妳》
之后她去了北门县农机修造厂学工，我还在生产队。这天我回城，晚上骑自行车送她去上班，写了这首《给妳》：
夜晚的北城郊，
一片静悄悄。
我徘徊在路口——
啊，黑地里映出白口罩，
是妳的倩影准时来了，
蓦然心呀格外跳！
想起两年前，
我们也曾一起跨过这座桥，
并肩走过这条道……
革命的理想，
是我们友谊的向导。
共同的生活，
将战友的感情织造。
在去年分离的痛苦中，
友情得到新的熏陶。
美丽的花朵正孕育，
是让它枯谢，
还是让它吐芳露娇？
动人的乐章已奏起，
是让它停息，
还是让它响彻云霄？
我鼓足勇气，
把妳的心扉叩敲，
回答我的只有，
低低的语，蜜蜜的笑。
妳是怕天上的星星，
窥去我们的奥妙，
误会新一代纯洁的情操？
十点只差几秒，
路上人更少。
我上车送妳进厂去，
胸中起波涛，
为什么青春常使我们欢乐，
有时也给我们带来苦恼？
是命运精心的安排，
还是前途神秘地提出
这个头疼的问号……
微微的晚风，
流动着给我们放哨。
万籁无声，
只听砂石在车轮下欢跳，
谁也不愿，
将这难得的时光打扰。
啊，分手的当儿温天淳，
我突然被幸福拥抱——
妳送我一张相片，
阳光灿烂，嫣然一笑。
像一杯纯醇的酒浆，
快将我醉倒。
更像夜幕下腾起无数朵火苗，
绚丽，璀璨，
在我的心头炽烈地燃烧。
霎时，我的血管，
充满火热的骄傲，
我的情绪，
幻化成一只欢乐的小鸟。
户口和工作是当时知青恋爱婚姻绕不过的坎。我在之后一首《咏花》诗中说：
什么花开最艳？
什么水浇不谢？
姹紫嫣红满园春，
堪笑游客空醉。
青春花啊奇瑰，
前途水啊可贵，
精心呵护勤浇灌，
园丁识得花卉。
我们是幸运的。
▲购买雪铁纳手表发票
后来我在当时的县百货公司买了一块雪铁纳手表给她，我们的关系就正式确定下来。那时年轻人恋爱，也是要有房有车的，不过比现在容易多了。车子，是两个轮子的自行车。房子，就在东闸居民点我家屋前西边的空地上砌了一间。由于物资比较匮乏，还请在船队工作的五星大队知青胡生祥去上海时帮我们买回“水果糖25斤，1.2元一斤的什锦糖。前门烟10包，牡丹烟5包。蓝色涤卡男上装一件，米色暗条毛涤女裤一条。”他是我东闸邻居。我爱人的上装没买成张伊伊，他特地在信中打招呼说：“主要因为工业券不够，单你的一件上装就用去了3.1尺，剩下的离买一件女式涤卡上装还差2尺。”打家具的0.3立方米木材，是公社副书记蔡荣祝批的，这已是他批给个人的最大限额了，这个情到现在我都还一直没有忘记。
十九、一波三折
▲调离生产队时的讲话
1971年12月底的一个黄昏，暮色苍茫。我在公社审批好年度决算方案，刚骑上自行车准备回队，公社秘书李仁找我谈话，说公社要调我到办公室工作，让我下月初就抓紧来报到上班。
离开生产队前，我在生产队社员会上讲了话。首先，谈了自己插队3年多来，特别是当会计近一年半时间以来的工作情况，感谢大家的支持，并主动对当年5月私自外出游玩等有关问题，诚恳地作了检讨。
在讲话提纲里，还就一些具体事务作了说明，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包括：（1）陈增富3丈6尺布证，已有1丈6尺交学才保管；（2）带走仲兆栋的油证；（3）代储粮食证明；（4）自留地账册；（5）粪账；（6）以前服务组的决议；（7）方案说明工作；（8）东西都交给了学才；（9）吵完了，算拉倒；（10）肥料账方案；（11）39号不合理单据；（12）40号涵洞收入据。作为生产队会计，我觉得在交接时这些事都是必须说清楚的。
▲我（中）和公社部分同志的合影
到公社，我户口仍在团洼一队，工资关系在南洋信用社。我和剧作家冯国才同住一室。冯国才是射阳县文教局剧目创作组组长，他当时下放回老家南洋，在公社负责新闻报道和文艺创作工作。他写东西很快，有时一边用小镊子“镊”胡子，一边想稿子，“镊”好，稿子的思路也出来了。他后来曾创作或与他人合作发表大型现代戏剧本《鸡毛蒜皮》《是是非非》等，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他“雨夹雪”的书法也独具一格。5月30日这天，我和他一起正在东灶大队采访，被公社紧急通知返回。上面来人找我，调查我和同班同学前几年在南京出差遇到上面提到的一个知青标兵的事。当时我同班同学已有过几位回学校参加学习班，我去苏南玩这件事后来也曾被有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作了这样的解读。来者不善。这天他们和我一直谈到深夜，最后向我明确表示，如我不如实说清楚，就不怪他们了。但叫我怎么说呢？这本来就是件纯属偶然，再正常不过的事，我们此后再没有联系过，我早把这件事忘了。倒是此事发生20多年后的九十年代，我们曾通过一次信。
他们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临走“踢了我一脚”，公社又要我回团洼一队了。研究时，李仁秘书等人顶着压力，为我据理力争，最后折衷了一下，让我先回队，工资暂时照发。我在团洼本来印象很好，这么不明不白地回去，多少使我感到有点灰溜溜的，见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似乎一下成了“戴罪之身”。但团洼大队从领导到群众，没有一个人相信我10多岁的中学生会犯什么错误，在他们眼里我仍然是那个深受欢迎的生产队会计，对我一如既往，一点没有为难我，使我深受感动。过了一阵，公社有什么事情，滕家腾、季信、彭昌吉、卞琪等人又打电话叫我去了。滕当时是下放干部，抽在公社工作，后来曾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来来去去，公社上上下下只瞒着主要领导一人，这是一位六十年代就是正职县长的老干部，其实他也是迫不得已。毕竟县里一位大名鼎鼎的军代表已煞有介事地向他点了我的名，我和大家都很理解他的难处。又拖了几个月，这件事才不了了之，经正式研究，我终于又重新回到公社。
也许是老天有意安排，30多年后，想不到我又调到了这位领导所在单位，他已完全认不出我。后来他病逝，我主持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静静地躺在那里，我心中百感交集，眼晴渐渐模糊了。
▲和李秘书重逢的记录
当年我是怎么会调到公社的？我一直不清楚。2017年6月的一天，我与李秘书在一个场合偶然重逢，这个谜才被解开。这时他已年过8旬，精神矍铄，言谈举止一如当年。他告诉我，是1971年12月的一天，公社在团洼开现场会，他看到我字写得比较周正，正好公社办公室需要人，回公社便向主要领导推荐了。主要领导说，你想用，就先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吧。当时主要是指本人政治表现和家庭情况。后来他打电话问了我们大队的蔡学余书记，蔡对我印象很好，告诉说，我现在是生产队会计，表现不错，大队有什么事，也常叫我去，好像父亲是市酱醋厂职工，没有听说有什么不好的社会关系。于是，李就在一次公社党委会上提出来了，大家都表示没有意见。实际上，当时我父亲还未解放。现在回想起来，这充分体现了大队领导和公社这些同志对我在政治上的关心和信任，我很感谢他们。讨论中最后有人说，人来了，在什么地方吃饭呢？最后决定放在信用社。我觉得蛮有趣，回家便把它记了下来。
二十、重回校园
▲县支行调我的通知
▲南洋信用社介绍信
在公社办公室一呆就是5、6年。1976年底，我在信用社入了党。这时我班插队在南洋未走的，好像只剩我和刘善一两人。就在我对回城感到遥遥无期，渐渐“死”心时，1977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县支行来通知调我去县支行。虽然解决不了户口，但毕竟进城了，自己也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三下五除二”，当天就把党组织关系转移手续办好，信用社介绍我去报到的信也开给我了。做梦也没有想到，偏偏这天广播里传来了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公社领导意见，县支行就不用去了，考大学可以。
我便开始了“背水一战”。
高考志愿当时只有3个。由于已高中毕业下乡10年，自我思量，年龄已没有优势，唯一长处可能就是具备“实践经验”。这些年在公社办公室工作，好歹也在解放军报、新华日报等报纸上发表了不少通讯报道，又做过生产队会计，一直有个公社信用社兼职会计辅导员的头衔，于是第一志愿填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填了辽宁财经学院，第三志愿也不能浪费，最终确定填本地院校，因为首要目标就是迁户口，转国家干部身份，其他都在其次。填报后自己想想又反悔，已20多岁的人，能录取就解决问题了，还朝外跑干什么？干脆写信给招办，申明前两个志愿放弃，就认第三志愿。信还未来得及发出，帮我联系教育部门的一个熟人春节后上班告诉我，考试成绩不错，档案材料已送省了，志愿改不了了，只好作罢。
▲南京大学寄录取通知书的挂号信封
1978年元宵节前后的一天晚上，我去西门陆建德家，他已收到南京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边向他祝贺，边想自己这次肯定没戏了。闷闷不乐地回家，倒头便睡。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我还懒洋洋地睡在被窝里不想起床。朦朦胧胧之中，堂弟在门外叫，送信的在路上喊盖章。我以为大概又是我哥哥给家中汇款了，也没起床，让他自己拿去盖。一会他回来了，说是南京大学的挂号信，我一听，知道被南大录取了，兴奋得从床上跃了起来。
南洋公社和我一起考上的盐中知青，我认识的，还有考上华东水利学院的新乡大队乘鸣声、考上江苏师范学院的镇星大队吉培坤和新联大队王诗晟等，王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平心而论，盐中当时每届只在全地区招6个班，谈考大学，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是没话的，只不过我们这些人被“逼上梁山”，抓住了这个机会罢了。我听盐中一位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告诉我，恢复高考时他正当民办教师，公社文卫干事不让他报名，说他不符合报考条件。后来，他听说与他同样的一个同学考上了，第二年又去要求报考，结果还是说他不符合条件。他无路可走，干脆带了一把水果刀在身上，去要说法，在这种情况下，才争取到报考的机会。
▲离开南洋的便条
1978年2月26日，我爱人单位南洋农机站为考上镇江农机学院的孟凡成送行，也带上我一起。孟也是盐中的。我爱人来叫我时，我不在，她用一张便条留言。
想到从此就离开南洋了，当天下晚我在这张便条上满怀深情地写下：
“这是最后一次，下午5时我们离开宿舍，回到盐城，结束了10年的乡下生活。”
这是我在农村插队最后的文字。
▲请假电报
因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我打电报给系里请了两天假，3月2日去南大报到。当晚被安排在一间单独的宿舍休息，临睡又进来一位长得高高瘦瘦的北京考生。他说他姓叶，家住国家交通部大院。我不知哪儿来的灵感，心中怦然一动，问他父亲是不是当时的交通部长叶飞，他点点头，想不到还真被我说中了。当时我班还有一位广西考生，是农家子弟匡志均，刚到校时常常看着窗外发怔。原来他是第一次走出大山，本来一心想跨过长江，刘冠廷想不到被长江南岸的南大录取了，愿望未能实现，心中还有些遗憾。1977年这次高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空前绝后的高考。我班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高考故事。仅以作文为例。一般人考试写作文，最多试卷写不下，再加张把纸，仪征的唐晓渡写作文，竟一口气加写了10张纸，就是写字写这么多也不容易啊，简直有点叫人匪夷所思。安徽作文试题本来是二选一，芜湖的武云生，一个题目写好了，自己不满意，竟以另一个题目又重写一篇，作文满分70分，他写的第二篇得了69分。湖北武汉的袁廷华，作文考了全省第一名，由于南大中文系在湖北只有一个招生名额，起初录取的是另一名考生。后因该省规定，单科第一，必须优先录取，招办又将录取通知书上的名字改成他。到南大报到时，中文系见录取通知书涂改了，不放心，叫他旁听了一个星期，直到核实无误后才让他正式报名上课。
我这一生共上过3个“南大”。
在南京大学上了4年，南大不仅给了我文凭学位，而且给了我专业知识。10多年后重回校园，学习状态和当年上高中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在此期间，我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活动，连续担任了两届校学生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高中同班同学陆建德和李加坤分别考上了南京工学院和南京中医学院，这期间我们经常相互走动。
1988年下半年，我在市里工作期间，又去被北方人称为“南大”的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系脱产学习半年。在南开大学的学习，使我进一步拓宽了视野，学习到不少新的知识。
最难忘的是南洋。这所社会大学以它特有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教会我如何在人生的道路上起好步，今后怎么更好地做人做事。在这里，我懂得了人生在世和种庄稼一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要能吃得苦，有时也有点运气，不可能时时都风调雨顺，丰也好，灾也罢，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始终保持良好心态，正确面对。可以说，受益匪浅，享用终生，我满怀感激之情。回过头来，有时自己也会在心中寻思，这时间是不是长了点儿？那阵怎么老是感觉“路漫漫其修远兮”，不知何时是尽头？这恐怕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的，个中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亲历者自己清楚，毕竟人生能有几个10年呢。
我孩子在微信中转发给我一首诗，最后几句是这么说的：
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
身边有些人看似走你前面，
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
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里有自己的步程。
不用忌妒或嘲笑他们。
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你在你的！
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时机行动。
所以，放轻松。
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
在生命为你安排的属于你自己的时区里，
一切都非常准时。
看罢释然。
写于二○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改于二○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声明：
图文均为作者原创，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抄袭图文者必究。
编辑、制作 | 照照、静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