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2毛泽东力排众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兼驳“抬张贬毛”的流氓-乌有之乡网
毛泽东力排众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兼驳“抬张贬毛”的流氓-乌有之乡网
“西安事变”是毛泽东在纠正了当时中央一些要员“讨蒋”的错误主张后，殚精竭虑与张学良、杨虎城等地方军阀进行统一战线并取得极大的效果后，张学良、杨虎城在“跪求”蒋介石也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发动的对蒋介石的“兵谏”。张学良、杨虎城抓住时机“发动”，不仅是毛泽东预料到的，也是毛泽东殚精竭虑一直推动的，因此，西安事变既在毛泽东的意料之中，也在毛泽东的意料之外。所谓意料之外，即张、杨如此迅速果断的兵谏蒋介石之“突发”七彩海象，实出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一如既往的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方针，针对蒋介石“就范”或“死硬到底”的两种可能做出两方面准备。在中共高层内，既排除了单纯要求杀蒋的倾向，又排除了单纯尊崇蒋介石为“正统”的阻碍，辩证的运用形成国防政府和“审蒋”等舆论，迫使蒋介石走投无路因怕死而就范，从而实现了“一致抗日”的国共“抗日统一战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历史被颠倒了：对毛泽东的运筹帷幄“指功为错”，对教条主义者的掣肘却“指错为功”。这种堂而皇之的篡改历史，让人不忍卒视。
一、毛泽东力排众议，改“讨蒋”为“联蒋”
1935年8月，由王明起草的《八一宣言》，尽管与毛泽东的“统一战线”在大方向上相吻合，z92但却如同“教条宗派”以往发出“理论”之后却无法形成正确的方针策略一样，在中共高层内仍然形成了错误的方针策略倾向。
其标志就是1936年4月，张闻天等不顾毛泽东多方“统战”却决定发表“讨蒋”宣言：“4月7日追踪孔令学，张闻天和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指出：此次蒋介石令陈诚、胡宗南出马‘剿共’，封锁黄河组织华北整个‘反共’战线，显系公开降日卖国，拦阻红军东向抗日。因此，目前抗日战争，讨蒋已成中心。拟由军委下令讨伐，以利动员，以张士气，如同意请由前方拟稿发表”。毛泽东为此回电指示：“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此时，我们应掌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反共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⑴张闻天等随即回电，表示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并把“讨蒋”更改为“抗日讨逆”。
毛泽东很显然十分清楚张闻天等只是表面赞成，内心仍然是把抗日和反蒋并列，甚至仍然侧重于“反蒋”，随即以自己和朱德的名义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旨在说明中国共产党在等待蒋介石的“觉悟”，也即促使蒋介石联合抗日。——事情果不其然，6月12日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仍然“我们的主张是反对蒋介石制造内战，号召一致团结抗日，召开抗日救国大会”，毛泽东仍然继续进行纠正，指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卢振宇，以扫除抗日阻碍”。8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纠正：“‘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直到9月中旬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张闻天等才在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承认错误：“从前是把抗日反蒋并提的，这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应该根据八月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国际指示来把抗日反蒋的口号修改过来”。⑵
唯一能够直接说明“遵义会议“确立”问题的，是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我们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也即毛泽东是最高领袖。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去做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工作，硬是让张闻天替代博古担任“党的负总责”名义，并不能改变这一实质性内容。张闻天在经过出走、鸭溪会议风波、会理会议风波、草地会师等多次挫折后，尽管内心仍然很不服气，但表面上也开始遵守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决议。因此，张闻天主持后方中央做出什么决定后，都要首先向毛泽东汇报，并最后按照毛泽东的主张进行，比如“富农问题”，比如“抗日讨蒋”问题，等等。尽管张闻天内心里仍然不服气，但在党内却表现为在表明“支持”毛泽东的基础上，仍然婉转的表达自己的主张。比如“讨蒋令”被毛泽东否决后，张闻天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婉转的把“反蒋”说成“我们的主张是反对蒋介石制造内战”。直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到来，张闻天才在政治局会议上很“清爽”的承认以往是错误的。
王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起草了《八一宣言》，但却无能分清方针与具体策略的不同，张闻天等人同样如此。“一致抗日”，是“统一战线”的最高目标，但如何才能达到一致抗日，却是具体的策略。也即在“一致抗日”的大目标下，共产党必须以诚实的态度表明联合蒋介石国民党共同抗日的目的，而不能以“反蒋”的姿态出现;同时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要具体针锋相对的给予军事上、政治上的还击。——毛泽东鉴于教条宗派长期影响中共正确路线以及紊乱组织秩序的情形，宣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只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必须受中共中央的领导，改变了以往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中共中央的紊乱组织秩序。
如何达到联合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日”的目的?在中共核心层能够厘清这一问题的，也唯有毛泽东一人。“逼蒋抗日”的主张，很显然是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纠正错误观点得到的结果：“逼”是手段，“联”是目的。即，要联蒋，必须逼蒋。但如何“逼蒋抗日”?显然又是一个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在张闻天终于公开承认以往错误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
二、毛泽东创造的“逼蒋抗日”条件之成熟
毛泽东的“逼蒋抗日”，是一项辩证而繁巨的工程。而能否实现这一目的，最根本的取决于中共的统战工作成效如何，但表面上却取决于张学良、杨虎城等地方军阀是否接受毛泽东的统战，也即所谓的决定权在“张杨手中”!
表面上的“决定”因素，谁都看得十分明白，但如何把这个表面的“决定”因素变成现实，却是中共其他领导者缺乏深度认识的，更遑论教条主义者了。因此，张国焘眼中的周恩来、张闻天等，都对毛泽东“极尽打气之能事”的统战，表现出冷淡的样子，唯独毛泽东兴高采烈的“渲染”自己在做的“大买卖”。⑶
毛泽东十分明白，单靠中共去“逼蒋抗日”，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只有利用各路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各自之间的矛盾，利用地方军阀心中残存的“爱国之情”或不愿意“背汉奸骂名”的心理，促使地方军阀共同逼迫蒋介石实行联合抗日。同时，联合“民主党派”制造舆论压力并由此引起苏联、美国等国家的注意而形成国际压力，才能促使也不愿“背负汉奸骂名”的蒋介石放弃内战，共同抗日。其中，最可资首先统战的地方军阀就是张学良、杨虎城房少梅，而张扬恰巧又处在直接与红军“接触”的最前沿。张学良不但身怀“家仇国恨”，而且被国人骂为“不抵抗将军”甚至“汉奸”，又被红军打得无招架之功，最容易统战。杨虎城素有进步要求和表现，又被蒋介石排挤，也容易统战成功。对其他各路军阀，毛泽东做着同样的努力，近似于“檄文”一样的一封封书信，刺激着其他军阀的“爱国之情”。
但毛泽东明白，最关键的还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一旦对张杨的统战工作做到位，即使仍然无法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也可以联合张杨在适当时机“发动”，成立有别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抗日联合政府”来号召全民抗战。这样的形势一旦形成，蒋介石想不就范也得就范了!——这也是毛泽东即使在张学良、杨虎城对“联合政府”之事没有表示、中共要员多不以为然的情况下，仍然频频渲染“联合政府”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统战工作成效之巨大，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阶段。因此，张国焘到来后，毛泽东对其言讲只等适当时机张杨的“发动”了。毋庸讳言，张杨发动之迅速和方式，却出于毛泽东的预料。
三、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排斥教条主义者等坚决“杀蒋”的要求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后，按照张国焘的回忆，毛泽东首先抓住了解决西安事变的根本基础：“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尽管张国焘并不明白为什么中共要“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毛泽东迅速做出如此决断，的确抓住了解决西安事变最为根本的基础。尽管各地方军阀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矛盾，但与中共在“主义”上却是不共戴天，也即与中共的“矛盾”更大。正在对各路军阀统战之际，如果给各路军阀以中共与张杨共谋发动了西安事变，无疑会刺激各路军阀，使刚产生成效的统战工作毁于一旦瑠川里菜。即，如果实事求是的让各路军阀清楚西安事变只是张学良、杨虎城出于抗日之情，尤其是集“家仇国恨”于一身又处在“寄人篱下”状态下，出于义愤实行兵谏，则更容易得到其他地方军阀的同情。那么，中共在解决这一事变所处的地位，不仅超然，而且有极大的回旋余地：既实事求是，又有利于张杨和中共。
被某些“专家”誉为“有领袖气质”的张国焘都难以廓清其中的道理，何况其他人了!因而，张国焘回忆，毛泽东尽管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但却语气婉转，措辞十分斟酌，并为此遭到张闻天的反对：张闻天要求坚决表明共产党杀蒋的态度，被毛泽东痛斥乔金岭。
毛泽东后来把他解决西安事变的方式，形象的比喻为“赶毛驴上山”：蒋介石就是这头驴，不但一边在前面拉，甚至拿把青草引导，还要一边在后面用鞭子抽。深奥的哲学辩证，在毛泽东的手上，始终都是这么形象这么浅显易懂。而且，毛泽东一生都从不耍弄什么“权术”，始终是大气磅礴的“阳谋”：不但让对方看得清楚明白聂一菁，更让对方无计可施!
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如何让蒋介石就范?蒋介石是否会就范?如果不就范应该怎么解决?
毛泽东在排除了要求坚决表明杀蒋的干扰的同时，婉转的暗示张学良对蒋介石要严加看管，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所谓果断措施，也即“杀蒋”。但毛泽东的“杀蒋”，显然与单纯的要求杀蒋不同。即毛泽东暗示张学良在必要时的“杀蒋”，是指在无法调和并受到南京政府军队围剿的情况下，别无他法之时应该采取的做法。在依然掌握主动权时，则把蒋介石交由“人民公审”。而交由人民公审，也是有前提的，即在掌握主动权而蒋介石宁死也不就范的情况下，就必须交由“人民公审”。“人民公审”的意义，不在于对蒋介石本人如何，而是警示国民党政府内的投降派以及左右徘徊的各路军阀，但更主要的是掀起国际舆论，促使英美苏等国的支持。——也即：“人民公审”，实质是一种舆论战!这种舆论战，既能警醒国人，又能引起国际注意，更是明确的告诉蒋介石：顽抗到底金贝辛格，只有死路一条。
确切地说，毛泽东仍然做着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是蒋介石顽抗到底，即宁死不就范。毛泽东以渲染与张杨一起成立西北抗日联合政府为策略，告诉南京国民党：对他们蠢蠢欲动想要发动的军事围剿，早有军事上的准备何再贵，其结果只能是既赔上了蒋介石的性命，也会遭到失败。同时可以坚定张学良、杨虎城的信心。张杨敢于发动军事兵变，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所率红军部队可为“后盾”。没有毛泽东的统战，张杨无论如何也是不敢发动“兵谏”的。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实质上对如何解决事件茫然无措，这也是张学良一直要求共产党派要员共商的根本原因。此种情形下，坚定张杨的信心，以避免其茫然无措的情况下发生动囫囵吞枣造句摇，十分重要。如何坚定张杨的信心?当然只能是宏大的军事筹谋!二是蒋介石在十分清楚个人前景和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怕死而就范。很显然，首要的问题则是如何让蒋介石因怕死而就范!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让蒋介石十分清楚事情的后果：顽抗到底不但只有死路一条，而且必然背负汉奸的骂名。而且，南京政府里的蒋派体系，也十分清楚蒋顽抗到底必然发生的这种后果。也即：支持蒋介石剿共的蒋介石派系，在这种情况下，也必然成为给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应该说，毛泽东在两方面准备的情况下，更侧重于准备蒋介石宁死不就范这一结果的准备。这也是毛泽东始终的辩证高度：朝着最好的预期规定事情发展的方向，但同时做出发生最坏结果的充分准备。
四、毛泽东排除教条主义者单纯尊崇南京“正统地位”的干扰
事变的第二天，如何解决事变的问题，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住处召开了会议。会议上，毛泽东首先针对众人要求杀蒋的态度进行分析，分说杀蒋对各方面都有好处，但事情的解决有多种渠道。毛泽东强调了可能发展的两个方向。一方面是南京政府有可能被日本拉过去成为亲日傀儡政府;一方面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黄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给出初步的应对方案：在西安形成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统治的七省就范，即“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⑷
毛泽东给出的初步方案，实质是以最坏的打算为基础，做到最优的应对准备，不是“反蒋为中心”，而是“既反蒋又不反蒋”。教条主义者当然不可能理解“既反蒋又不反蒋”的辩证性。
周恩来仍然坚持事情的处理最终要看张杨的态度，即仍然表明“决定权在张杨手上”。张闻天则突然强调“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毛泽东最后作结论时，强调事情的辩证性：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又要(南京)政府又不要(南京)政府，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这是毛泽东对于统一战线的总的方针，而整个抗日期间，中共正是遵循了这一方针。
毛泽东所做的会议结论，是毛泽东始终的辩证考虑。他把蒋介石定位为“中间立场”，即蒋介石既有要抗日的一面，更有“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一面。因此，毛泽东仍然一如既往的决定“不正面反蒋”“既反蒋又不反蒋”，又要(南京)政府又不要(南京)政府，最高目的是召开“救国大会”，形成一致抗日的局面。
在此之前，毛泽东并未公开提过“召开救国大会”的口号，倒是张闻天在毛泽东纠正其“讨蒋”为中心的观点后，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提出过“召开救国大会”。西安事变发生后，张闻天却不再提“召开救国大会”了，而是强调“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西安事变前，毛泽东不提召开救国大会，是因为知道那是一句空话，而西安事变发生后，召开救国大会的条件基本具备了。做结论时，毛泽东无视“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则是南京政府在国际和国内本来就是“正统政府”，不用共产党去为这个“正统政府”争取什么。
张闻天只强调“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反而不提“召开救国大会”，实质是惧怕更加激怒“南京政府”而引来军事围剿。林克山回忆他在1937年5月召开的延安党的全体代表会议期间，曾与张闻天发生冲突：“在北平时，我就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报告送给中央，到延安后，中央同志对白区来的同志很重视，博古、张闻天都单独找我谈过。博古同我谈得很好，他赞成我的意见。不想在和张闻天谈时，发生了争论，可以看出来他不同意我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对蒋要警惕的意见。张闻天问我，这个报告是你写的，我说是的，他说，你这个意见是不对的，是个小老婆思想。我反驳说，这怎么成了小老婆的思想，我这是列宁主义的意见。他说，你主张今天跟这个合作，明天跟那个合作，这不是小老婆吗。我说，列宁主张跟同路人合作，尽可能争取同路人走到底，就是不能走到底也要尽量把路走远一些，中途有退出的可以允许，退出后再来的也欢迎。我说这是列宁的主张，怎么成了小老婆。他说，我们跟国民党合作就是跟蒋合作。我说从总的方面这样说可以，蒋介石还不敢轻易叛变，但他也可能叛变，我们思想上要做这个准备。我们还是力争他不叛变，相信他不敢随便叛变，但也要做另一手准备，如果他叛变了怎么办?到最后我问他，谁敢保证蒋介石不叛变?他没话说了。这次辩论我也得罪了他，以后在东北，又有几次我也对他提过不同意见，从此有积怨，他对我一直不好。当然那时不知道后果”云大urp。⑸——完全信赖蒋介石及其政府，是张闻天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的重大区别。王明回国后宛瑜生病，张闻天又“摇摆”到王明一边，显然不是受迷惑，而是张闻天的观点与王明基本相同。也即，张闻天随后的主张，包括12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其出发点都是基于此。
主流渲染张闻天强调“尽量争取南京政府的正统”即是争取蒋介石的“正统”，其实大谬：张闻天还不至于蠢到如此地步!张闻天也没有放弃杀蒋的主张，更不是反对毛泽东辩证主张的“以西安为中心、控制南京”(毛泽东也从来没有主张与南京政府对立，而是始终都是要联合南京政府白夜叉降诞，西安事变发生后，也是依据南京政府的内部矛盾，积极筹谋与抗日派 联合，孤立亲日派)，而是仍然遵照毛泽东的筹谋强调国共抗日统一战线是最高目的。也有可能的是根本不懂毛泽东的辩证主张，以为毛泽东的方略也是“单纯”的。但是，最为可能的如前文所说中场狂徒，张闻天对蒋介石完全信赖，怕刺激南京政府而招来军事围剿。——随后的15日，毛泽东领衔与朱德等人联名发表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中提出的“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张闻天也是赞成的。
事实上，这种单纯强调“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的做法，比单纯要求杀蒋的观点危害更大。首先是不懂南京政府本来就“正统”，其次更主要的是单纯强调蒋介石政府的正统，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助长蒋介石顽抗到底的气焰!张杨发动事变前，不但一直认为南京政府正统，而且对蒋本人也是崇敬有加，也愈发使蒋介石趾高气扬。如果张杨一味突出蒋介石“正统”的话，西安事变哪里还会发生?!
13日的会议，尽管中共中央没有形成“成熟”的策略，但毛泽东的解决方针已经成熟，即：做最坏的打算(蒋介石顽固到底)和准备，朝最好的方向(和平解决)努力。因此，两方面准备，突出的表现为“内外”井然有别：一方面对外大造舆论，给蒋介石及南京蒋派势力以政治压力，让他们清晰蒋介石就范和顽固到底的两种不同后果;一方面在会议结束后，即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明确指示其“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⑹——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是看到此时“和平解决”的条件还不具备，蒋介石是否会就范还难以断定，而南京方面发动军事进攻的可能性很大。即，如果此时以张杨的态度为态度、“争取”什么“南京政府正统”，“和平解决”的条件必然永远不会存在!
五、毛泽东促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条件的成熟——“赶毛驴上山”
为了迫使蒋介石就范，15日，毛泽东领衔与朱德等人发表了《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在督促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的同时，渲染“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正是这些宏大的“阳谋”，使南京政府内部的蒋派势力和“投降派”势力凸显出经纬分明的矛盾。投降派或亲日派利用事变的契机，企图发动军事围剿以置蒋介石于死地;宋美龄等蒋派势力看到了这一点，更看到了中共坚定的决心下蒋介石顽抗到底的必然后果。双方为此都加紧了行动。宋美龄等蒋派势力看到了亲日派“救领袖”气焰下的真实目的，阻遏了直接的军事行动，并劝谕蒋介石。
12月17日，毛泽东决定派遣周恩来去西安(按照张国焘回忆的张闻天的说法，即：毛泽东在后面出某划策，周恩来在前面奔走执行)。临行前，毛泽东叮嘱周恩来“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毛泽东十分清楚：目前所谓大政方针，只是在对西安情形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所做的一种预案;实际处理则必须视情况变化而变化。
在西安的周恩来，不停的致电毛泽东等中共中央末日农场，汇报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情形和西安的情形。但是，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达到西安本身，则更为重要：一是张杨为此“吃了定心丸”，不再茫然无措;二是促使蒋介石本人和南京政府清楚共产党已经“插手”，事情断然不会草草收场。直接的说，即促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感到了莫大的压力甚至惊悚。中共代表团没来之前，尽管张杨进行了兵谏，但捉起蒋介石后，对蒋介石仍然视为领袖而恭敬有加，以臣僚的身份苦劝蒋介石，而蒋介石则仍然端着“领袖的架子”发脾气。对此，张杨则毫无办法(这就是强调蒋介石正统的结果，也是张杨请求中共派要员前来的原因)。周恩来的到来张皓轩，不仅表明张杨对蒋是“软中带硬”，更表明张杨与中共已经联合起来，蒋介石继续顽固的话，跟蒋介石有着“血海深仇”的中共，是决然不会放过蒋介石的!——这也是蒋介石一听中共来到便十分惊悚的根本原因。
南京方面为此也迅速做出反应：“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⑺宋美龄所谓的“敌手”，很显然是指共产党。也即南京方面获悉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达到西安后，宋美龄十分清楚的知道蒋继续顽抗的话，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死于“敌手”。孔祥熙、宋子文这些蒋派嫡系，同样看到了事情发展的走向，积极筹谋和平解决。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六、毛泽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毛泽东获悉这些情况，看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遂于19日召开中央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明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会后，毛泽东起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公开表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张闻天在会议上的发言，肯定了西安事变本质是为了抗日之后，着重批评西安事变是“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南京政府最高负责人蒋介石，“于理于法”都把西安置于南京政府的敌对地位;会给中华民族带来致命打击的大规模内战爆发，妨害了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并指出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的途径。当然，同时不忘指责要求把蒋介石交由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
主流的渲染，只能拿出张闻天13日和19日会议的发言断章取义当证据。至于13日到19日这“六天”期间张闻天做了什么，都没有丝毫叙述。由主流“倒位”(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张闻天，张闻天只是挂总负责的名义，实际只起会议召集人的作用)渲染的张闻天“民主”等可知，13日会议确定的方针，张闻天无疑是赞成的。15日毛泽东领衔发表的声明，张闻天无疑也是同意的。由后来张闻天与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决议本质不同(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要员都认为蒋介石不可完全信赖，张闻天则完全信赖蒋介石)看，张闻天的两次发言，不但都是基于对蒋介石的信赖，而且根本不懂解决西安事变的辩证过程。有“学者”渲染张闻天说把蒋介石交由人民公审的口号不妥是针对毛泽东的，显然是良心问题了!
有文字渲染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也说以往审蒋的口号是不对的，很显然是断章取义。毛泽东是否如此说要存疑不必说，但就假设毛泽东如此一说，显然也不是如此歪曲的涵义。从毛泽东会上会下的一致性态度可知，毛泽东所谓的“不对”，显然是指以往单纯的“审蒋”不对，在和平解决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的情况下再继续坚持就更“不对”了，而不是说辩证解决不对!
同样，毛泽东在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后，仍然在殚精竭虑的做着最坏(蒋介石仍然不肯就范，或者因怕死而就范后，回到南京又反悔;或者即使不反悔，却要针对西安事变采取“讨逆”的军事行动)的物质准备。
对于西安事变“不合法”，张国焘回忆毛泽东也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很显然，毛泽东所指的“不合法”，不是指国民党的“法”，而是规定共产党内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即着重于共产党的“法”。张闻天的“不合法”“不合理”，显然是把国民党的“法”“理”做为“正统”。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毛泽东坐镇延安运筹帷幄，在西安周恩来等感到发生可困难时，派遣张闻天到西安。——从张杨发动事变后给共产党的电报都是给毛泽东、到毛泽东坐镇并派遣张闻天到西安奔走的实际状况残酷饭店，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确定无疑的。这在王明回国后以象棋棋理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不能直接跟蒋介石“见面”，擅自以毛泽东的名义代表共产党发表宣言，是完全一致的。
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闻天一如既往的暗中或婉转的与毛泽东“不同”
主流渲染张闻天以党的负总责之职位在西安事变中起“作用”，实质是否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事实。也只有在否定这一事实的情况下，才能厚颜无耻的篡改历史渲染张闻天之“负总责”的作用。但历史是无法掩盖的：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的实际作用，也即其真实观点，在1937年5月的党代会议期间暴露无遗。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不但殚精竭虑的促成真正的国共统一战线，运筹帷幄避免可能发生的内战，而且针对蒋介石的流氓性，仍然一如既往的晓谕全党必须坚持“又要反蒋，又不反蒋，又要(南京)政府又不要(南京)政府，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的方针。张闻天则对蒋介石表现出几乎完全的信赖，并私下打击反对其观点的干部。王明回国后，张闻天迅速转到王明一边。
因此，即使仇恨毛泽东的张国焘，多年后在咒骂毛泽东的基础上，也不得不承认：“应当说毛氏的努力，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共终于缓过一口气”。——张国焘当时是参加了西安事变解决全过程的中共核心领导人之一，其对情况的了解，不是一般人能比拟的。周恩来更是解决西安事变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并亲自奔走。毛泽东力排众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历史结论问道引灵幡，很显然是周恩来对历史的一个客观总结。
事实上，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出现分歧并不是什么问题。即使出现相左的意见，也不是什么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都是极尽自己的认知和能力把事情朝着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中共事业的方向做出了最大努力，都是应当受到尊重的。但流氓文化因为某些需要突出张闻天之时，隐瞒历史倒也罢了胡雅菁，但同时却颠倒黑白贬低毛泽东，就让人不忍卒视了。
⑴⑵⑷：《张闻天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对蒋方针》 张家康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⑶：参看张国焘《我的回忆》
⑸：摘自《说不尽的毛泽东》
⑹⑺：《毛泽东与西安事变》何立波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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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是毛泽东在纠正了当时中央一些要员“讨蒋”的错误主张后，殚精竭虑与张学良、杨虎城等地方军阀进行统一战线并取得极大的效果后，张学良、杨虎城在“跪求”蒋介石也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发动的对蒋介石的“兵谏”。张学良、杨虎城抓住时机“发动”，不仅是毛泽东预料到的，也是毛泽东殚精竭虑一直推动的，因此，西安事变既在毛泽东的意料之中，也在毛泽东的意料之外。所谓意料之外，即张、杨如此迅速果断的兵谏蒋介石之“突发”七彩海象，实出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一如既往的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方针，针对蒋介石“就范”或“死硬到底”的两种可能做出两方面准备。在中共高层内，既排除了单纯要求杀蒋的倾向，又排除了单纯尊崇蒋介石为“正统”的阻碍，辩证的运用形成国防政府和“审蒋”等舆论，迫使蒋介石走投无路因怕死而就范，从而实现了“一致抗日”的国共“抗日统一战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历史被颠倒了：对毛泽东的运筹帷幄“指功为错”，对教条主义者的掣肘却“指错为功”。这种堂而皇之的篡改历史，让人不忍卒视。
一、毛泽东力排众议，改“讨蒋”为“联蒋”
1935年8月，由王明起草的《八一宣言》，尽管与毛泽东的“统一战线”在大方向上相吻合，z92但却如同“教条宗派”以往发出“理论”之后却无法形成正确的方针策略一样，在中共高层内仍然形成了错误的方针策略倾向。
其标志就是1936年4月，张闻天等不顾毛泽东多方“统战”却决定发表“讨蒋”宣言：“4月7日追踪孔令学，张闻天和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指出：此次蒋介石令陈诚、胡宗南出马‘剿共’，封锁黄河组织华北整个‘反共’战线，显系公开降日卖国，拦阻红军东向抗日。因此，目前抗日战争，讨蒋已成中心。拟由军委下令讨伐，以利动员，以张士气，如同意请由前方拟稿发表”。毛泽东为此回电指示：“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此时，我们应掌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反共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⑴张闻天等随即回电，表示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并把“讨蒋”更改为“抗日讨逆”。
毛泽东很显然十分清楚张闻天等只是表面赞成，内心仍然是把抗日和反蒋并列，甚至仍然侧重于“反蒋”，随即以自己和朱德的名义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旨在说明中国共产党在等待蒋介石的“觉悟”，也即促使蒋介石联合抗日。——事情果不其然，6月12日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仍然“我们的主张是反对蒋介石制造内战，号召一致团结抗日，召开抗日救国大会”，毛泽东仍然继续进行纠正，指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卢振宇，以扫除抗日阻碍”。8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纠正：“‘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直到9月中旬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张闻天等才在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承认错误：“从前是把抗日反蒋并提的，这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应该根据八月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国际指示来把抗日反蒋的口号修改过来”。⑵
唯一能够直接说明“遵义会议“确立”问题的，是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我们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也即毛泽东是最高领袖。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去做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工作，硬是让张闻天替代博古担任“党的负总责”名义，并不能改变这一实质性内容。张闻天在经过出走、鸭溪会议风波、会理会议风波、草地会师等多次挫折后，尽管内心仍然很不服气，但表面上也开始遵守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决议。因此，张闻天主持后方中央做出什么决定后，都要首先向毛泽东汇报，并最后按照毛泽东的主张进行，比如“富农问题”，比如“抗日讨蒋”问题，等等。尽管张闻天内心里仍然不服气，但在党内却表现为在表明“支持”毛泽东的基础上，仍然婉转的表达自己的主张。比如“讨蒋令”被毛泽东否决后，张闻天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婉转的把“反蒋”说成“我们的主张是反对蒋介石制造内战”。直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到来，张闻天才在政治局会议上很“清爽”的承认以往是错误的。
王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起草了《八一宣言》，但却无能分清方针与具体策略的不同，张闻天等人同样如此。“一致抗日”，是“统一战线”的最高目标，但如何才能达到一致抗日，却是具体的策略。也即在“一致抗日”的大目标下，共产党必须以诚实的态度表明联合蒋介石国民党共同抗日的目的，而不能以“反蒋”的姿态出现;同时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要具体针锋相对的给予军事上、政治上的还击。——毛泽东鉴于教条宗派长期影响中共正确路线以及紊乱组织秩序的情形，宣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只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必须受中共中央的领导，改变了以往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中共中央的紊乱组织秩序。
如何达到联合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日”的目的?在中共核心层能够厘清这一问题的，也唯有毛泽东一人。“逼蒋抗日”的主张，很显然是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纠正错误观点得到的结果：“逼”是手段，“联”是目的。即，要联蒋，必须逼蒋。但如何“逼蒋抗日”?显然又是一个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在张闻天终于公开承认以往错误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
二、毛泽东创造的“逼蒋抗日”条件之成熟
毛泽东的“逼蒋抗日”，是一项辩证而繁巨的工程。而能否实现这一目的，最根本的取决于中共的统战工作成效如何，但表面上却取决于张学良、杨虎城等地方军阀是否接受毛泽东的统战，也即所谓的决定权在“张杨手中”!
表面上的“决定”因素，谁都看得十分明白，但如何把这个表面的“决定”因素变成现实，却是中共其他领导者缺乏深度认识的，更遑论教条主义者了。因此，张国焘眼中的周恩来、张闻天等，都对毛泽东“极尽打气之能事”的统战，表现出冷淡的样子，唯独毛泽东兴高采烈的“渲染”自己在做的“大买卖”。⑶
毛泽东十分明白，单靠中共去“逼蒋抗日”，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只有利用各路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各自之间的矛盾，利用地方军阀心中残存的“爱国之情”或不愿意“背汉奸骂名”的心理，促使地方军阀共同逼迫蒋介石实行联合抗日。同时，联合“民主党派”制造舆论压力并由此引起苏联、美国等国家的注意而形成国际压力，才能促使也不愿“背负汉奸骂名”的蒋介石放弃内战，共同抗日。其中，最可资首先统战的地方军阀就是张学良、杨虎城房少梅，而张扬恰巧又处在直接与红军“接触”的最前沿。张学良不但身怀“家仇国恨”，而且被国人骂为“不抵抗将军”甚至“汉奸”，又被红军打得无招架之功，最容易统战。杨虎城素有进步要求和表现，又被蒋介石排挤，也容易统战成功。对其他各路军阀，毛泽东做着同样的努力，近似于“檄文”一样的一封封书信，刺激着其他军阀的“爱国之情”。
但毛泽东明白，最关键的还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一旦对张杨的统战工作做到位，即使仍然无法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也可以联合张杨在适当时机“发动”，成立有别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抗日联合政府”来号召全民抗战。这样的形势一旦形成，蒋介石想不就范也得就范了!——这也是毛泽东即使在张学良、杨虎城对“联合政府”之事没有表示、中共要员多不以为然的情况下，仍然频频渲染“联合政府”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统战工作成效之巨大，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阶段。因此，张国焘到来后，毛泽东对其言讲只等适当时机张杨的“发动”了。毋庸讳言，张杨发动之迅速和方式，却出于毛泽东的预料。
三、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排斥教条主义者等坚决“杀蒋”的要求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后，按照张国焘的回忆，毛泽东首先抓住了解决西安事变的根本基础：“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尽管张国焘并不明白为什么中共要“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毛泽东迅速做出如此决断，的确抓住了解决西安事变最为根本的基础。尽管各地方军阀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矛盾，但与中共在“主义”上却是不共戴天，也即与中共的“矛盾”更大。正在对各路军阀统战之际，如果给各路军阀以中共与张杨共谋发动了西安事变，无疑会刺激各路军阀，使刚产生成效的统战工作毁于一旦瑠川里菜。即，如果实事求是的让各路军阀清楚西安事变只是张学良、杨虎城出于抗日之情，尤其是集“家仇国恨”于一身又处在“寄人篱下”状态下，出于义愤实行兵谏，则更容易得到其他地方军阀的同情。那么，中共在解决这一事变所处的地位，不仅超然，而且有极大的回旋余地：既实事求是，又有利于张杨和中共。
被某些“专家”誉为“有领袖气质”的张国焘都难以廓清其中的道理，何况其他人了!因而，张国焘回忆，毛泽东尽管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但却语气婉转，措辞十分斟酌，并为此遭到张闻天的反对：张闻天要求坚决表明共产党杀蒋的态度，被毛泽东痛斥乔金岭。
毛泽东后来把他解决西安事变的方式，形象的比喻为“赶毛驴上山”：蒋介石就是这头驴，不但一边在前面拉，甚至拿把青草引导，还要一边在后面用鞭子抽。深奥的哲学辩证，在毛泽东的手上，始终都是这么形象这么浅显易懂。而且，毛泽东一生都从不耍弄什么“权术”，始终是大气磅礴的“阳谋”：不但让对方看得清楚明白聂一菁，更让对方无计可施!
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如何让蒋介石就范?蒋介石是否会就范?如果不就范应该怎么解决?
毛泽东在排除了要求坚决表明杀蒋的干扰的同时，婉转的暗示张学良对蒋介石要严加看管，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所谓果断措施，也即“杀蒋”。但毛泽东的“杀蒋”，显然与单纯的要求杀蒋不同。即毛泽东暗示张学良在必要时的“杀蒋”，是指在无法调和并受到南京政府军队围剿的情况下，别无他法之时应该采取的做法。在依然掌握主动权时，则把蒋介石交由“人民公审”。而交由人民公审，也是有前提的，即在掌握主动权而蒋介石宁死也不就范的情况下，就必须交由“人民公审”。“人民公审”的意义，不在于对蒋介石本人如何，而是警示国民党政府内的投降派以及左右徘徊的各路军阀，但更主要的是掀起国际舆论，促使英美苏等国的支持。——也即：“人民公审”，实质是一种舆论战!这种舆论战，既能警醒国人，又能引起国际注意，更是明确的告诉蒋介石：顽抗到底金贝辛格，只有死路一条。
确切地说，毛泽东仍然做着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是蒋介石顽抗到底，即宁死不就范。毛泽东以渲染与张杨一起成立西北抗日联合政府为策略，告诉南京国民党：对他们蠢蠢欲动想要发动的军事围剿，早有军事上的准备何再贵，其结果只能是既赔上了蒋介石的性命，也会遭到失败。同时可以坚定张学良、杨虎城的信心。张杨敢于发动军事兵变，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所率红军部队可为“后盾”。没有毛泽东的统战，张杨无论如何也是不敢发动“兵谏”的。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实质上对如何解决事件茫然无措，这也是张学良一直要求共产党派要员共商的根本原因。此种情形下，坚定张杨的信心，以避免其茫然无措的情况下发生动囫囵吞枣造句摇，十分重要。如何坚定张杨的信心?当然只能是宏大的军事筹谋!二是蒋介石在十分清楚个人前景和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怕死而就范。很显然，首要的问题则是如何让蒋介石因怕死而就范!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让蒋介石十分清楚事情的后果：顽抗到底不但只有死路一条，而且必然背负汉奸的骂名。而且，南京政府里的蒋派体系，也十分清楚蒋顽抗到底必然发生的这种后果。也即：支持蒋介石剿共的蒋介石派系，在这种情况下，也必然成为给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应该说，毛泽东在两方面准备的情况下，更侧重于准备蒋介石宁死不就范这一结果的准备。这也是毛泽东始终的辩证高度：朝着最好的预期规定事情发展的方向，但同时做出发生最坏结果的充分准备。
四、毛泽东排除教条主义者单纯尊崇南京“正统地位”的干扰
事变的第二天，如何解决事变的问题，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住处召开了会议。会议上，毛泽东首先针对众人要求杀蒋的态度进行分析，分说杀蒋对各方面都有好处，但事情的解决有多种渠道。毛泽东强调了可能发展的两个方向。一方面是南京政府有可能被日本拉过去成为亲日傀儡政府;一方面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黄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给出初步的应对方案：在西安形成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统治的七省就范，即“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⑷
毛泽东给出的初步方案，实质是以最坏的打算为基础，做到最优的应对准备，不是“反蒋为中心”，而是“既反蒋又不反蒋”。教条主义者当然不可能理解“既反蒋又不反蒋”的辩证性。
周恩来仍然坚持事情的处理最终要看张杨的态度，即仍然表明“决定权在张杨手上”。张闻天则突然强调“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毛泽东最后作结论时，强调事情的辩证性：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又要(南京)政府又不要(南京)政府，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这是毛泽东对于统一战线的总的方针，而整个抗日期间，中共正是遵循了这一方针。
毛泽东所做的会议结论，是毛泽东始终的辩证考虑。他把蒋介石定位为“中间立场”，即蒋介石既有要抗日的一面，更有“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一面。因此，毛泽东仍然一如既往的决定“不正面反蒋”“既反蒋又不反蒋”，又要(南京)政府又不要(南京)政府，最高目的是召开“救国大会”，形成一致抗日的局面。
在此之前，毛泽东并未公开提过“召开救国大会”的口号，倒是张闻天在毛泽东纠正其“讨蒋”为中心的观点后，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提出过“召开救国大会”。西安事变发生后，张闻天却不再提“召开救国大会”了，而是强调“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西安事变前，毛泽东不提召开救国大会，是因为知道那是一句空话，而西安事变发生后，召开救国大会的条件基本具备了。做结论时，毛泽东无视“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则是南京政府在国际和国内本来就是“正统政府”，不用共产党去为这个“正统政府”争取什么。
张闻天只强调“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反而不提“召开救国大会”，实质是惧怕更加激怒“南京政府”而引来军事围剿。林克山回忆他在1937年5月召开的延安党的全体代表会议期间，曾与张闻天发生冲突：“在北平时，我就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报告送给中央，到延安后，中央同志对白区来的同志很重视，博古、张闻天都单独找我谈过。博古同我谈得很好，他赞成我的意见。不想在和张闻天谈时，发生了争论，可以看出来他不同意我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对蒋要警惕的意见。张闻天问我，这个报告是你写的，我说是的，他说，你这个意见是不对的，是个小老婆思想。我反驳说，这怎么成了小老婆的思想，我这是列宁主义的意见。他说，你主张今天跟这个合作，明天跟那个合作，这不是小老婆吗。我说，列宁主张跟同路人合作，尽可能争取同路人走到底，就是不能走到底也要尽量把路走远一些，中途有退出的可以允许，退出后再来的也欢迎。我说这是列宁的主张，怎么成了小老婆。他说，我们跟国民党合作就是跟蒋合作。我说从总的方面这样说可以，蒋介石还不敢轻易叛变，但他也可能叛变，我们思想上要做这个准备。我们还是力争他不叛变，相信他不敢随便叛变，但也要做另一手准备，如果他叛变了怎么办?到最后我问他，谁敢保证蒋介石不叛变?他没话说了。这次辩论我也得罪了他，以后在东北，又有几次我也对他提过不同意见，从此有积怨，他对我一直不好。当然那时不知道后果”云大urp。⑸——完全信赖蒋介石及其政府，是张闻天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的重大区别。王明回国后宛瑜生病，张闻天又“摇摆”到王明一边，显然不是受迷惑，而是张闻天的观点与王明基本相同。也即，张闻天随后的主张，包括12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其出发点都是基于此。
主流渲染张闻天强调“尽量争取南京政府的正统”即是争取蒋介石的“正统”，其实大谬：张闻天还不至于蠢到如此地步!张闻天也没有放弃杀蒋的主张，更不是反对毛泽东辩证主张的“以西安为中心、控制南京”(毛泽东也从来没有主张与南京政府对立，而是始终都是要联合南京政府白夜叉降诞，西安事变发生后，也是依据南京政府的内部矛盾，积极筹谋与抗日派 联合，孤立亲日派)，而是仍然遵照毛泽东的筹谋强调国共抗日统一战线是最高目的。也有可能的是根本不懂毛泽东的辩证主张，以为毛泽东的方略也是“单纯”的。但是，最为可能的如前文所说中场狂徒，张闻天对蒋介石完全信赖，怕刺激南京政府而招来军事围剿。——随后的15日，毛泽东领衔与朱德等人联名发表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中提出的“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张闻天也是赞成的。
事实上，这种单纯强调“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的做法，比单纯要求杀蒋的观点危害更大。首先是不懂南京政府本来就“正统”，其次更主要的是单纯强调蒋介石政府的正统，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助长蒋介石顽抗到底的气焰!张杨发动事变前，不但一直认为南京政府正统，而且对蒋本人也是崇敬有加，也愈发使蒋介石趾高气扬。如果张杨一味突出蒋介石“正统”的话，西安事变哪里还会发生?!
13日的会议，尽管中共中央没有形成“成熟”的策略，但毛泽东的解决方针已经成熟，即：做最坏的打算(蒋介石顽固到底)和准备，朝最好的方向(和平解决)努力。因此，两方面准备，突出的表现为“内外”井然有别：一方面对外大造舆论，给蒋介石及南京蒋派势力以政治压力，让他们清晰蒋介石就范和顽固到底的两种不同后果;一方面在会议结束后，即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明确指示其“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⑹——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是看到此时“和平解决”的条件还不具备，蒋介石是否会就范还难以断定，而南京方面发动军事进攻的可能性很大。即，如果此时以张杨的态度为态度、“争取”什么“南京政府正统”，“和平解决”的条件必然永远不会存在!
五、毛泽东促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条件的成熟——“赶毛驴上山”
为了迫使蒋介石就范，15日，毛泽东领衔与朱德等人发表了《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在督促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的同时，渲染“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正是这些宏大的“阳谋”，使南京政府内部的蒋派势力和“投降派”势力凸显出经纬分明的矛盾。投降派或亲日派利用事变的契机，企图发动军事围剿以置蒋介石于死地;宋美龄等蒋派势力看到了这一点，更看到了中共坚定的决心下蒋介石顽抗到底的必然后果。双方为此都加紧了行动。宋美龄等蒋派势力看到了亲日派“救领袖”气焰下的真实目的，阻遏了直接的军事行动，并劝谕蒋介石。
12月17日，毛泽东决定派遣周恩来去西安(按照张国焘回忆的张闻天的说法，即：毛泽东在后面出某划策，周恩来在前面奔走执行)。临行前，毛泽东叮嘱周恩来“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毛泽东十分清楚：目前所谓大政方针，只是在对西安情形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所做的一种预案;实际处理则必须视情况变化而变化。
在西安的周恩来，不停的致电毛泽东等中共中央末日农场，汇报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情形和西安的情形。但是，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达到西安本身，则更为重要：一是张杨为此“吃了定心丸”，不再茫然无措;二是促使蒋介石本人和南京政府清楚共产党已经“插手”，事情断然不会草草收场。直接的说，即促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感到了莫大的压力甚至惊悚。中共代表团没来之前，尽管张杨进行了兵谏，但捉起蒋介石后，对蒋介石仍然视为领袖而恭敬有加，以臣僚的身份苦劝蒋介石，而蒋介石则仍然端着“领袖的架子”发脾气。对此，张杨则毫无办法(这就是强调蒋介石正统的结果，也是张杨请求中共派要员前来的原因)。周恩来的到来张皓轩，不仅表明张杨对蒋是“软中带硬”，更表明张杨与中共已经联合起来，蒋介石继续顽固的话，跟蒋介石有着“血海深仇”的中共，是决然不会放过蒋介石的!——这也是蒋介石一听中共来到便十分惊悚的根本原因。
南京方面为此也迅速做出反应：“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⑺宋美龄所谓的“敌手”，很显然是指共产党。也即南京方面获悉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达到西安后，宋美龄十分清楚的知道蒋继续顽抗的话，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死于“敌手”。孔祥熙、宋子文这些蒋派嫡系，同样看到了事情发展的走向，积极筹谋和平解决。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六、毛泽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毛泽东获悉这些情况，看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遂于19日召开中央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明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会后，毛泽东起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公开表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张闻天在会议上的发言，肯定了西安事变本质是为了抗日之后，着重批评西安事变是“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南京政府最高负责人蒋介石，“于理于法”都把西安置于南京政府的敌对地位;会给中华民族带来致命打击的大规模内战爆发，妨害了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并指出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的途径。当然，同时不忘指责要求把蒋介石交由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
主流的渲染，只能拿出张闻天13日和19日会议的发言断章取义当证据。至于13日到19日这“六天”期间张闻天做了什么，都没有丝毫叙述。由主流“倒位”(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张闻天，张闻天只是挂总负责的名义，实际只起会议召集人的作用)渲染的张闻天“民主”等可知，13日会议确定的方针，张闻天无疑是赞成的。15日毛泽东领衔发表的声明，张闻天无疑也是同意的。由后来张闻天与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决议本质不同(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要员都认为蒋介石不可完全信赖，张闻天则完全信赖蒋介石)看，张闻天的两次发言，不但都是基于对蒋介石的信赖，而且根本不懂解决西安事变的辩证过程。有“学者”渲染张闻天说把蒋介石交由人民公审的口号不妥是针对毛泽东的，显然是良心问题了!
有文字渲染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也说以往审蒋的口号是不对的，很显然是断章取义。毛泽东是否如此说要存疑不必说，但就假设毛泽东如此一说，显然也不是如此歪曲的涵义。从毛泽东会上会下的一致性态度可知，毛泽东所谓的“不对”，显然是指以往单纯的“审蒋”不对，在和平解决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的情况下再继续坚持就更“不对”了，而不是说辩证解决不对!
同样，毛泽东在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后，仍然在殚精竭虑的做着最坏(蒋介石仍然不肯就范，或者因怕死而就范后，回到南京又反悔;或者即使不反悔，却要针对西安事变采取“讨逆”的军事行动)的物质准备。
对于西安事变“不合法”，张国焘回忆毛泽东也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很显然，毛泽东所指的“不合法”，不是指国民党的“法”，而是规定共产党内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即着重于共产党的“法”。张闻天的“不合法”“不合理”，显然是把国民党的“法”“理”做为“正统”。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毛泽东坐镇延安运筹帷幄，在西安周恩来等感到发生可困难时，派遣张闻天到西安。——从张杨发动事变后给共产党的电报都是给毛泽东、到毛泽东坐镇并派遣张闻天到西安奔走的实际状况残酷饭店，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确定无疑的。这在王明回国后以象棋棋理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不能直接跟蒋介石“见面”，擅自以毛泽东的名义代表共产党发表宣言，是完全一致的。
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闻天一如既往的暗中或婉转的与毛泽东“不同”
主流渲染张闻天以党的负总责之职位在西安事变中起“作用”，实质是否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事实。也只有在否定这一事实的情况下，才能厚颜无耻的篡改历史渲染张闻天之“负总责”的作用。但历史是无法掩盖的：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的实际作用，也即其真实观点，在1937年5月的党代会议期间暴露无遗。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不但殚精竭虑的促成真正的国共统一战线，运筹帷幄避免可能发生的内战，而且针对蒋介石的流氓性，仍然一如既往的晓谕全党必须坚持“又要反蒋，又不反蒋，又要(南京)政府又不要(南京)政府，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的方针。张闻天则对蒋介石表现出几乎完全的信赖，并私下打击反对其观点的干部。王明回国后，张闻天迅速转到王明一边。
因此，即使仇恨毛泽东的张国焘，多年后在咒骂毛泽东的基础上，也不得不承认：“应当说毛氏的努力，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共终于缓过一口气”。——张国焘当时是参加了西安事变解决全过程的中共核心领导人之一，其对情况的了解，不是一般人能比拟的。周恩来更是解决西安事变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并亲自奔走。毛泽东力排众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历史结论问道引灵幡，很显然是周恩来对历史的一个客观总结。
事实上，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出现分歧并不是什么问题。即使出现相左的意见，也不是什么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都是极尽自己的认知和能力把事情朝着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中共事业的方向做出了最大努力，都是应当受到尊重的。但流氓文化因为某些需要突出张闻天之时，隐瞒历史倒也罢了胡雅菁，但同时却颠倒黑白贬低毛泽东，就让人不忍卒视了。
⑴⑵⑷：《张闻天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对蒋方针》 张家康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⑶：参看张国焘《我的回忆》
⑸：摘自《说不尽的毛泽东》
⑹⑺：《毛泽东与西安事变》何立波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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