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的核心民国风范丨才性哲学家——金岳霖-三智书院
民国风范丨才性哲学家——金岳霖-三智书院
金岳霖先生是一位性情中人，但也绝不能被定义为仅仅这样的一个人。今天，小编和大家一起去了解真实的、作为学者的金岳霖和他的哲学思想。
编者按
本文部分节选自《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金岳霖卷》
（一）倾心“万人敌”
金岳霖先生祖籍今浙江省诸暨市。诸暨始设县于秦，隶属于会稽郡。祖父金春生，父亲金聘之米科内，母亲唐淑贤（湖南衡阳人）。
金聘之是前清朝三品知府，曾在晚清风气的影响下热心洋务，担任过湖南省铁路总办和黑龙江省漠河金矿总办。家里一共有九个孩子，七个男孩，两个女孩，金岳霖在家中排行第七。他对孩子们的要求是科举功名加技术实业，但结果似乎不那么成功，尤其就金岳霖而言。据说，金岳霖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骑马回家，在路上遇到了一条蛇，于是就给他最小的儿子起名“龙荪”。
金岳霖7岁时开始在长沙明德学校（胡子靖私人出资开办）读小学，13岁进入由教会开办的长沙雅礼中学，16岁那年夏天（1911年）报考清华学堂的高等科，接受有美国式特色的教育。清华学堂原是“游美学务处”附设的“肄业馆”，英国哲学家罗素参观后曾感叹说：“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
1914年，金岳霖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3年后获得商学学士学位。然而他却始终对商学不感兴趣，并在家书中说：“簿计者，小技耳，俺长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
为了学“万人敌”，他选择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他后来回忆说：“我最初发生哲学上的兴趣是在民国八年底夏天。那时候我正在研究政治思想史，我在政治思想史底课程中碰着了T·H·Green。我记得我头一次感觉到理智上的欣赏就是在那个时候，而在一两年之内，如果我能够说有点子思想的话，我底思想似乎是徘徊于所谓‘唯心论’底道旁。”
金岳霖（左二）与胡适（右二）在哥伦比亚大学
（二）从“政治”到“哲学”
金岳霖认为，有两部书对他开始学习哲学时的影响很大，其中一部是休谟的《人性论》，读之有种“洋洋大观的味道”。他称休谟问题让人苦恼，还专门提到，自己没有把“休谟”的英文名字念错，而是故意这样念——“休谟”两字的用意是“把所有的‘谟’都怀疑掉了”束氏畜猫。至于金岳霖如何回答“休谟问题”，同他读的另一本书有关——罗素1903年出版的《数学原理》。这本书给金岳霖的影响主要是方法上的——即分析方法（或逻辑分析方法）。
他说：“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他在哲学上突出逻辑分析的方法论特征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金岳霖倾心于罗素和穆尔的“实在论”，他回忆说：“我的实在主义是从早期的罗素、穆尔那里来的，这两位先生都在维特根斯特的影响下变成了马赫主义者。穆尔没有著书立说，但是他上维特根斯坦的课，曾同我一道听讲。看来他们都放弃了实在主义。现在世界上还有没有实在主义和实在主义者，我不知道。”
1925年底，金岳霖从欧洲回国。1926年至1955年，曾分别出任中国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1926年，他说：“近年来对于政治——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无论哪国的政治，极觉得灰心，而对于哲学，颇有兴趣。”他还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哲学动物，这样的人，“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的哲学问题”。
20世纪50 年代以前，是金岳霖哲学思想逐步形成的时期。那时他在大学里开的课，主要是知识论、形而上学和逻辑。他不喜欢哲学史，有时课上和学生一起读书，边读边分析，边同学生讨论。金岳霖自己曾这样说：“各思想家有‘选择’的余地，所谓‘选择’者，是说各个人既有他的性情，在他的环境之下，大约就有某种思想。”
金岳霖（左一）与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右一）夫妇
（三）“中国哲学界第一人”
金岳霖的哲学称得上是实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高度结合，是在西方哲学影响下用新的方法建设中国新哲学的结果。其思想以探求“实在”和“完美”为特质。主要著作有《逻辑》(1935年)、《论道》（1939年）和《知识论》（1983年）等。论文有《手术论》《中国哲学》《哲学与生活》等。
其著收录在《金岳霖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和《道、自然与人：金岳霖英文论著全译》（三联书店，2005年）中。
逻辑学以“本来的逻辑”为目标，以“必然的得出”为旨趣，提出了一个与其知识论和形而上学具有密切关系的逻辑哲学，较早向中国输入了一个数理逻辑系统，对最抽象的逻辑能为生活提供的最直接的便利做出了非常有力的说明。
知识论穷追知识的客观性基础，相信“真命题”没有“程度”；他站在实在论的立场上，接受罗素的分析方法，通过融会经验和理性，为知识的客观性寻求坚实的基础，克服种种唯我论和主观论。
形而上学代表了中西传统形而上学的融合。他启用了不少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并为它们赋予了新的意义，认为形而上学渴望“至真”“至善”“至美”和“至如”。他声称，自己要站在形而上学之中怡情、乐性。贺麟曾说金岳霖的《论道》“是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
1982年，金岳霖（前排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室的同志们合影留念
（四）情深意长：才性哲学家
1930，从国外回来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居住。因为梁、林夫妇的人格魅力与渊博学识，在他们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他们家的午后茶也因冰心的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成为被人们称为“太太的客厅”的文艺沙龙泽丁施奈德。
冰心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地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半脑哥，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想往的一切……”
金岳霖第一次到“太太的客厅”是被诗人徐志摩送上门的。有谁会想到，这位曾经倾情于林徽因的著名诗人薛凤强 ，对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贡献，就是给他们引见了他最挚爱的友人之一——人称“老金”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湖南人“老金”，比梁思成大6岁，比林徽因大9岁，在梁、林面前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他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近10年后回国执教，饱受欧风美雨的沐浴。老金的生活相当西化：他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插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高贵的男士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加上一米八几的个头，仪表堂堂的金岳霖极富绅士风度。
有了老金的加入，“太太的客厅”更加热闹起来，而他也成为“太太的客厅”最为忠实长久的参与者。据说，当时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女子追随老金来到北京，并与他同居了一段时期。但自从在“太太的客厅”与林徽因相识后，这位美女便被老金打发回到了美国，再也没有回来。
在人们看来，思维与处事有些“另类”的金岳霖，一时高兴，干脆卷起床上那张狗皮褥子，提了锅碗瓢盆，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择“林”而居了。
1934年客厅众人，左起金岳霖、费慰梅、林徽因、费正清、梁思成
人们常说上天对人是最公平的，给了你卓越的才，就不再给你倾城的貌；给了你才与貌，就不再给你无憾的情与爱。但是，对于林徽因这位活跃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诗人、作家、美术设计师、建筑学教授来说，却是个罕见的例外。
除了美貌和气质，人们更是赞叹林徽因非凡的才情。梁思成曾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在“太太的客厅”——洋溢着贵族化气息的“文艺沙龙”上斛律恒伽，即使聚集着包括朱光潜、沈从文、巴金、萧乾在内的一批文坛名流巨子，她仍然像一个磁场之源，成为朋友们众星捧月的核心。无论天南地北王歌慧，古今中外地谈论什么，林徽因总是灵魂人物，“人们的双眸因为这样的精神会餐而闪闪发光”。
当时许多人以一登“太太的客厅”、博得林徽因的欣赏为幸事。她对当时的青年作家萧乾说了一句“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皮奇尼尼。”立即引来许多人对萧乾的艳羡姚诗涵。萧乾曾回忆说：她善谈的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的那种闲言碎语，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费正清的夫人也回忆说：梁太太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其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那些爱慕者们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所折服，总是为她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林徽因的文弱秀丽中，不仅蕴涵着诗一般飘逸的神采，而且承载着忘我、献身精神和科学热情。也许是因为两种原本互相排斥、互相矛盾的精神气质在林徽因身上和谐如一，这让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和抽象的逻辑学教学的金岳霖教授，成为这些爱慕者中最专注和浸染最深的一位。在这样的聚会上，他从来不谈自己那些“倒朋友胃口”的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总是喜欢把话题引到林徽因喜欢的建筑或者文学、书画上来，然后侧目静听，让林徽因的神采照亮他的心灵。
“林徽因啊，这个人很特别，一国两制的核心我常常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好多次她在急，好像做诗她没做出来。有句诗叫什么，哦，好像叫‘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过了头……’”事隔半个世纪，从八十高龄的“老金”的文字中，人们依然可以想像得出张金莹，当年，他是带着怎样欣赏的目光随着如同诗歌一般跳跃着的林徽因柳希龙，游走在“太太的客厅”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有关她的每一个细微的情绪，每一句简单的诗句，都记了一辈子。
左一为金岳霖，右二为林徽因，左二为梁思成
而那时起，“太太的客厅”每天固定的茶会，金岳霖都风雨无阻地到场，并不时为林徽因诵读各种报章读物，其中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则广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多年后，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他还毫无遮拦地告诉大家“一离开梁家，我就像丢了魂似的流氓状元。”
林徽因在1931年初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庭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有时，我自己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她说的这“另一个爱我的人”，便是总能以冷静的逻辑头脑耐心听她侃谈混沌雷帝传，并每天早上让厨师做好新鲜的面包给她送去的，风度翩翩的绅士——“老金”。
1932年6月，梁思成从河北宝坻县考察回来时，林徽因已抑制不住内心的波澜。一见面她就对梁思成说：“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而后，“梁思成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他，他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变成困难。”
林徽因的信任和坦诚，让梁思成冷静地思考了一夜。第二天，他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周立璟，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说完他们都哭了。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毫无思索地回答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这件似乎让人尴尬的事，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三个人仍如旧日好友毫无芥蒂。梁思成曾对他的第二任夫人林洙说：“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黄仁俊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金岳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金岳霖随梁家一起离开北平，转道天津赴长沙。后来，又先后抵达昆明。梁、林继续经营中国营造学社，老金则任教于西南联大，但多数时间仍住在一起。再后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老金借休假的机会渡过千山万水，由云南一路跋涉来到李庄看望梁、林夫妇。当时林徽因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卧床不起，生活极度艰难，老金就买了些小鸡饲养，盼望生下蛋来为徽因补养身体。抗战胜利后，老金与梁家重返北平刘成章简介，三人在清华大学任教，又开始在忙碌的工作中共度快乐时光。
只是命运多舛，林徽因于1955年4月1日去逝，终年51岁。梁思成在林徽因死后续娶了他的学生林洙，而金岳霖再不动心，终生未娶，并待林、梁二人的儿女如同己出。难怪梁思成说：最爱林徽因的人是金岳霖，最懂林徽因的也是金岳霖。
1938年抗战期间卡那瓦罗，（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岳、林徽因、金岳霖（右二）、吴有训、梁再冰及梁从诫(两小孩)在昆明西山华亭寺。
作家张爱玲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对哲学和逻辑学保持着心无旁骛的研究激情的金岳霖，也心无旁骛地把自己的慈悲之爱，一直倾注在林徽因——这个他终身所爱的唯一女人身上。
文洁若说：“我十分崇敬金岳霖教授这种完全无私的、柏拉图式的爱，也佩服梁思成那开阔的胸怀。……这真是人间最真诚而美好的关系。”
金岳霖的爱情是他生活中最神圣的部分，也是让人感觉最神秘的部分。到了晚年，据说眼前的事情他都记不住了，但一说到早年的生活，他的记忆之门一下子就全打开了，就像钱端升夫人陈公蕙女士说的那样：“那个老金啊，早年的事情是近代史，现在的事情是古代史。”
爱情是纯粹的爱，朋友也要是纯粹的喜欢。金岳霖说，他多年以来所过的生活都是朋友间的生活。他有许多不同方面的朋友，这些朋友大都不是从事哲学的，而是从事其他领域的那个时代的一些天才，还有民间艺人、“很小的老朋友”（他喜欢跟小孩子玩）。金岳霖说，朋友需要的是彼此喜欢，他喜欢的朋友是没有世故之心的人，因为他害怕有世故之心的人。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哲学家都是些古怪的人，是不近人情的人。但金岳霖不是，他是一位非常热爱生活、欣赏生活的哲学家。他喜欢巨大的水果、古老的树，家里养过蛐蛐和斗鸡。他眼睛怕光，一年四季都戴着遮阳帽，每学期一开始给学生上课，总要说这样做不是不尊重大家。他是为人师表的人，帮助过不少生活上困难的学生，乔冠华去日本留学的学费就是哲学家给的。1963年，金岳霖在他的同乡毛泽东70岁时，认真地作了一副对联：“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行大道于寰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
西南联大时期的教授之家。后排左起：周培源，陈意，陈岱孙，金岳霖。前排左起：林徽因，梁在冰，梁从诫，梁思成，周如枚，王蒂澂，周如雁。
（五）名士眼中的“金先生”
徐志摩：“我十分热切要把我的朋友金岳霖博士介绍给你认识…他是我真正的好朋友。据我所知，他在中国知识界不在任何人之下。”
欧阳中石：“金老当年魁梧高大的身躯，一领宽博的蓝布长衫，一顶无顶的遮阳帽，黑框宽厚的近视眼镜，举止大度从容而神采奕奕的气宇，令人望而生敬，自然而然涌起一种‘景之仰之’的崇敬之情，然后接近起来，却让人时时处处感到亲切，感到爱抚。”
冯友兰：“金先生这个人，随随便便，不喜欢应酬，不喜欢说应酬话，不知道的人以为高傲，其实不是，就是那个样子。他从欧洲回来，在中国社会里看到人不知道说什么话，把中国传统礼节都忘了，见一个人，到客厅里，别人一介绍是谁…就只是嘿嘿，并说：‘后来我发现，大家都是那个样子，不需要说什么话，只是嘿嘿就行了。’”
汪曾祺：“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赵慕鹤，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盾波蝇。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曹妃甸潮汐表，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却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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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先生是一位性情中人，但也绝不能被定义为仅仅这样的一个人。今天，小编和大家一起去了解真实的、作为学者的金岳霖和他的哲学思想。
编者按
本文部分节选自《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金岳霖卷》
（一）倾心“万人敌”
金岳霖先生祖籍今浙江省诸暨市。诸暨始设县于秦，隶属于会稽郡。祖父金春生，父亲金聘之米科内，母亲唐淑贤（湖南衡阳人）。
金聘之是前清朝三品知府，曾在晚清风气的影响下热心洋务，担任过湖南省铁路总办和黑龙江省漠河金矿总办。家里一共有九个孩子，七个男孩，两个女孩，金岳霖在家中排行第七。他对孩子们的要求是科举功名加技术实业，但结果似乎不那么成功，尤其就金岳霖而言。据说，金岳霖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骑马回家，在路上遇到了一条蛇，于是就给他最小的儿子起名“龙荪”。
金岳霖7岁时开始在长沙明德学校（胡子靖私人出资开办）读小学，13岁进入由教会开办的长沙雅礼中学，16岁那年夏天（1911年）报考清华学堂的高等科，接受有美国式特色的教育。清华学堂原是“游美学务处”附设的“肄业馆”，英国哲学家罗素参观后曾感叹说：“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
1914年，金岳霖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3年后获得商学学士学位。然而他却始终对商学不感兴趣，并在家书中说：“簿计者，小技耳，俺长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
为了学“万人敌”，他选择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他后来回忆说：“我最初发生哲学上的兴趣是在民国八年底夏天。那时候我正在研究政治思想史，我在政治思想史底课程中碰着了T·H·Green。我记得我头一次感觉到理智上的欣赏就是在那个时候，而在一两年之内，如果我能够说有点子思想的话，我底思想似乎是徘徊于所谓‘唯心论’底道旁。”
金岳霖（左二）与胡适（右二）在哥伦比亚大学
（二）从“政治”到“哲学”
金岳霖认为，有两部书对他开始学习哲学时的影响很大，其中一部是休谟的《人性论》，读之有种“洋洋大观的味道”。他称休谟问题让人苦恼，还专门提到，自己没有把“休谟”的英文名字念错，而是故意这样念——“休谟”两字的用意是“把所有的‘谟’都怀疑掉了”束氏畜猫。至于金岳霖如何回答“休谟问题”，同他读的另一本书有关——罗素1903年出版的《数学原理》。这本书给金岳霖的影响主要是方法上的——即分析方法（或逻辑分析方法）。
他说：“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他在哲学上突出逻辑分析的方法论特征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金岳霖倾心于罗素和穆尔的“实在论”，他回忆说：“我的实在主义是从早期的罗素、穆尔那里来的，这两位先生都在维特根斯特的影响下变成了马赫主义者。穆尔没有著书立说，但是他上维特根斯坦的课，曾同我一道听讲。看来他们都放弃了实在主义。现在世界上还有没有实在主义和实在主义者，我不知道。”
1925年底，金岳霖从欧洲回国。1926年至1955年，曾分别出任中国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1926年，他说：“近年来对于政治——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无论哪国的政治，极觉得灰心，而对于哲学，颇有兴趣。”他还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哲学动物，这样的人，“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的哲学问题”。
20世纪50 年代以前，是金岳霖哲学思想逐步形成的时期。那时他在大学里开的课，主要是知识论、形而上学和逻辑。他不喜欢哲学史，有时课上和学生一起读书，边读边分析，边同学生讨论。金岳霖自己曾这样说：“各思想家有‘选择’的余地，所谓‘选择’者，是说各个人既有他的性情，在他的环境之下，大约就有某种思想。”
金岳霖（左一）与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右一）夫妇
（三）“中国哲学界第一人”
金岳霖的哲学称得上是实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高度结合，是在西方哲学影响下用新的方法建设中国新哲学的结果。其思想以探求“实在”和“完美”为特质。主要著作有《逻辑》(1935年)、《论道》（1939年）和《知识论》（1983年）等。论文有《手术论》《中国哲学》《哲学与生活》等。
其著收录在《金岳霖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和《道、自然与人：金岳霖英文论著全译》（三联书店，2005年）中。
逻辑学以“本来的逻辑”为目标，以“必然的得出”为旨趣，提出了一个与其知识论和形而上学具有密切关系的逻辑哲学，较早向中国输入了一个数理逻辑系统，对最抽象的逻辑能为生活提供的最直接的便利做出了非常有力的说明。
知识论穷追知识的客观性基础，相信“真命题”没有“程度”；他站在实在论的立场上，接受罗素的分析方法，通过融会经验和理性，为知识的客观性寻求坚实的基础，克服种种唯我论和主观论。
形而上学代表了中西传统形而上学的融合。他启用了不少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并为它们赋予了新的意义，认为形而上学渴望“至真”“至善”“至美”和“至如”。他声称，自己要站在形而上学之中怡情、乐性。贺麟曾说金岳霖的《论道》“是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
1982年，金岳霖（前排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室的同志们合影留念
（四）情深意长：才性哲学家
1930，从国外回来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居住。因为梁、林夫妇的人格魅力与渊博学识，在他们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他们家的午后茶也因冰心的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成为被人们称为“太太的客厅”的文艺沙龙泽丁施奈德。
冰心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地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半脑哥，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想往的一切……”
金岳霖第一次到“太太的客厅”是被诗人徐志摩送上门的。有谁会想到，这位曾经倾情于林徽因的著名诗人薛凤强 ，对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贡献，就是给他们引见了他最挚爱的友人之一——人称“老金”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湖南人“老金”，比梁思成大6岁，比林徽因大9岁，在梁、林面前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他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近10年后回国执教，饱受欧风美雨的沐浴。老金的生活相当西化：他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插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高贵的男士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加上一米八几的个头，仪表堂堂的金岳霖极富绅士风度。
有了老金的加入，“太太的客厅”更加热闹起来，而他也成为“太太的客厅”最为忠实长久的参与者。据说，当时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女子追随老金来到北京，并与他同居了一段时期。但自从在“太太的客厅”与林徽因相识后，这位美女便被老金打发回到了美国，再也没有回来。
在人们看来，思维与处事有些“另类”的金岳霖，一时高兴，干脆卷起床上那张狗皮褥子，提了锅碗瓢盆，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择“林”而居了。
1934年客厅众人，左起金岳霖、费慰梅、林徽因、费正清、梁思成
人们常说上天对人是最公平的，给了你卓越的才，就不再给你倾城的貌；给了你才与貌，就不再给你无憾的情与爱。但是，对于林徽因这位活跃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诗人、作家、美术设计师、建筑学教授来说，却是个罕见的例外。
除了美貌和气质，人们更是赞叹林徽因非凡的才情。梁思成曾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在“太太的客厅”——洋溢着贵族化气息的“文艺沙龙”上斛律恒伽，即使聚集着包括朱光潜、沈从文、巴金、萧乾在内的一批文坛名流巨子，她仍然像一个磁场之源，成为朋友们众星捧月的核心。无论天南地北王歌慧，古今中外地谈论什么，林徽因总是灵魂人物，“人们的双眸因为这样的精神会餐而闪闪发光”。
当时许多人以一登“太太的客厅”、博得林徽因的欣赏为幸事。她对当时的青年作家萧乾说了一句“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皮奇尼尼。”立即引来许多人对萧乾的艳羡姚诗涵。萧乾曾回忆说：她善谈的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的那种闲言碎语，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费正清的夫人也回忆说：梁太太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其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那些爱慕者们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所折服，总是为她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林徽因的文弱秀丽中，不仅蕴涵着诗一般飘逸的神采，而且承载着忘我、献身精神和科学热情。也许是因为两种原本互相排斥、互相矛盾的精神气质在林徽因身上和谐如一，这让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和抽象的逻辑学教学的金岳霖教授，成为这些爱慕者中最专注和浸染最深的一位。在这样的聚会上，他从来不谈自己那些“倒朋友胃口”的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总是喜欢把话题引到林徽因喜欢的建筑或者文学、书画上来，然后侧目静听，让林徽因的神采照亮他的心灵。
“林徽因啊，这个人很特别，一国两制的核心我常常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好多次她在急，好像做诗她没做出来。有句诗叫什么，哦，好像叫‘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过了头……’”事隔半个世纪，从八十高龄的“老金”的文字中，人们依然可以想像得出张金莹，当年，他是带着怎样欣赏的目光随着如同诗歌一般跳跃着的林徽因柳希龙，游走在“太太的客厅”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有关她的每一个细微的情绪，每一句简单的诗句，都记了一辈子。
左一为金岳霖，右二为林徽因，左二为梁思成
而那时起，“太太的客厅”每天固定的茶会，金岳霖都风雨无阻地到场，并不时为林徽因诵读各种报章读物，其中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则广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多年后，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他还毫无遮拦地告诉大家“一离开梁家，我就像丢了魂似的流氓状元。”
林徽因在1931年初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庭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有时，我自己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她说的这“另一个爱我的人”，便是总能以冷静的逻辑头脑耐心听她侃谈混沌雷帝传，并每天早上让厨师做好新鲜的面包给她送去的，风度翩翩的绅士——“老金”。
1932年6月，梁思成从河北宝坻县考察回来时，林徽因已抑制不住内心的波澜。一见面她就对梁思成说：“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而后，“梁思成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他，他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变成困难。”
林徽因的信任和坦诚，让梁思成冷静地思考了一夜。第二天，他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周立璟，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说完他们都哭了。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毫无思索地回答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这件似乎让人尴尬的事，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三个人仍如旧日好友毫无芥蒂。梁思成曾对他的第二任夫人林洙说：“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黄仁俊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金岳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金岳霖随梁家一起离开北平，转道天津赴长沙。后来，又先后抵达昆明。梁、林继续经营中国营造学社，老金则任教于西南联大，但多数时间仍住在一起。再后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老金借休假的机会渡过千山万水，由云南一路跋涉来到李庄看望梁、林夫妇。当时林徽因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卧床不起，生活极度艰难，老金就买了些小鸡饲养，盼望生下蛋来为徽因补养身体。抗战胜利后，老金与梁家重返北平刘成章简介，三人在清华大学任教，又开始在忙碌的工作中共度快乐时光。
只是命运多舛，林徽因于1955年4月1日去逝，终年51岁。梁思成在林徽因死后续娶了他的学生林洙，而金岳霖再不动心，终生未娶，并待林、梁二人的儿女如同己出。难怪梁思成说：最爱林徽因的人是金岳霖，最懂林徽因的也是金岳霖。
1938年抗战期间卡那瓦罗，（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岳、林徽因、金岳霖（右二）、吴有训、梁再冰及梁从诫(两小孩)在昆明西山华亭寺。
作家张爱玲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对哲学和逻辑学保持着心无旁骛的研究激情的金岳霖，也心无旁骛地把自己的慈悲之爱，一直倾注在林徽因——这个他终身所爱的唯一女人身上。
文洁若说：“我十分崇敬金岳霖教授这种完全无私的、柏拉图式的爱，也佩服梁思成那开阔的胸怀。……这真是人间最真诚而美好的关系。”
金岳霖的爱情是他生活中最神圣的部分，也是让人感觉最神秘的部分。到了晚年，据说眼前的事情他都记不住了，但一说到早年的生活，他的记忆之门一下子就全打开了，就像钱端升夫人陈公蕙女士说的那样：“那个老金啊，早年的事情是近代史，现在的事情是古代史。”
爱情是纯粹的爱，朋友也要是纯粹的喜欢。金岳霖说，他多年以来所过的生活都是朋友间的生活。他有许多不同方面的朋友，这些朋友大都不是从事哲学的，而是从事其他领域的那个时代的一些天才，还有民间艺人、“很小的老朋友”（他喜欢跟小孩子玩）。金岳霖说，朋友需要的是彼此喜欢，他喜欢的朋友是没有世故之心的人，因为他害怕有世故之心的人。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哲学家都是些古怪的人，是不近人情的人。但金岳霖不是，他是一位非常热爱生活、欣赏生活的哲学家。他喜欢巨大的水果、古老的树，家里养过蛐蛐和斗鸡。他眼睛怕光，一年四季都戴着遮阳帽，每学期一开始给学生上课，总要说这样做不是不尊重大家。他是为人师表的人，帮助过不少生活上困难的学生，乔冠华去日本留学的学费就是哲学家给的。1963年，金岳霖在他的同乡毛泽东70岁时，认真地作了一副对联：“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行大道于寰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
西南联大时期的教授之家。后排左起：周培源，陈意，陈岱孙，金岳霖。前排左起：林徽因，梁在冰，梁从诫，梁思成，周如枚，王蒂澂，周如雁。
（五）名士眼中的“金先生”
徐志摩：“我十分热切要把我的朋友金岳霖博士介绍给你认识…他是我真正的好朋友。据我所知，他在中国知识界不在任何人之下。”
欧阳中石：“金老当年魁梧高大的身躯，一领宽博的蓝布长衫，一顶无顶的遮阳帽，黑框宽厚的近视眼镜，举止大度从容而神采奕奕的气宇，令人望而生敬，自然而然涌起一种‘景之仰之’的崇敬之情，然后接近起来，却让人时时处处感到亲切，感到爱抚。”
冯友兰：“金先生这个人，随随便便，不喜欢应酬，不喜欢说应酬话，不知道的人以为高傲，其实不是，就是那个样子。他从欧洲回来，在中国社会里看到人不知道说什么话，把中国传统礼节都忘了，见一个人，到客厅里，别人一介绍是谁…就只是嘿嘿，并说：‘后来我发现，大家都是那个样子，不需要说什么话，只是嘿嘿就行了。’”
汪曾祺：“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赵慕鹤，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盾波蝇。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曹妃甸潮汐表，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却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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