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旺慈济如何获得全球影响力？有何创新及局限？-CFF2008
慈济如何获得全球影响力？有何创新及局限？-CFF2008
慈济（Tzu Chi），非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慈善组织之一。1966年由证严上人创立于东台湾的花莲一隅。多年来，其足迹遍布全球，从一个小小的地方慈善团体演变为一个全球性NGO。
据研究，早期，慈济基本上从未仰赖过政府的财务补助，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慈济之所以能不依赖公共部门的补助，得益于高效的筹款能力，而强大的筹款能力则建立在组织创新之上——财务来源的去中心化。
本文转载自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作者：李镇邦，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原标题：《慈济与社会创新》
在一个飘着细雨的12月的星期天早晨，7点，北加州森尼韦尔市（Sunnyvale）的一处公园内已经聚集了不少游民，他们在等待着每周一次慈济志愿者的早餐发放。负责这项工作的凌先生是位台湾来的移民，他已经定居在旧金山湾区超过20年了，他跟我提到，森尼韦尔市的早餐发放已经持续了5年，风雨无阻，未曾停歇过。
慈济志愿者为贫困者提供免费早餐（Douglas Ling摄影）
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在硅谷的中心地区，还有人生活得如此艰苦。凌先生热络地招呼着领取早餐的民众，他说有些人已经是熟面孔了，这些人并非都是游手好闲之人，更多是因为时运不济或是疾病的原因而落入社会的底层。
伊朗移民Abram Aznive为“慈济早餐”就餐者免费理发(Douglas Ling摄影)
一位伊朗裔的理发志愿者正在提供免费的修容服务，她说她是偶然间看见慈济的早餐发放，受到感动，从此成了一位志愿者。她每两周来一次，除了剪发，还细心地帮助男性刮胡子，帮女性修理眉毛。凌先生说她是很有名的美容师，收费很高，她摇摇头说她是移民，也曾经艰苦过，现在日子好点了，单纯想多帮帮那些需要协助的人。
除了每周日的发放外，慈济的志愿者们在湾区不同的地方还进行着好几个不同的计划，比如说，由一位谢女士领导的“幸福校园”团队，十几位志愿者每周一次或两次前往位于东保罗奥图（Palo Alto）的中学协助校内的教学活动。
保罗奥图是著名的高级住宅区，区内有着世界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斯坦福大学。然而与繁华的西边截然不同，东保罗奥图则是长期因为高犯罪率而出名。这里看不见殷实的中产阶层，都是来自社会低层的居民，以墨西哥移民居多。
幸福校园的宗旨就是协助这里的中小学老师领着孩子们在阅读课念书。我与三位慈济的志愿者中大陆来的汪女士被分配到了一个班级。一位亚裔老师带着二十多位学生，在简短的介绍后帝王蛇蜥，我们就陪伴着这些小朋友们阅读英文书籍，确定他们能正确辨认英文单词。据老师说，许多小学生刚进学校时是一句英文也不会说，也拒绝跟同学互动。一个老师面对这么多学生，她坦诚地跟我们说她无力帮助每一个孩子，即使知道他们急切地需要关怀。
在结束教室内的活动后，我们移到了一间宽敞的教室，准备接下来的小市场活动。志愿者们收集了各种礼物，如填充玩偶、小点心等，依照物品的价值定了价格，学生用通过上课时的良好表现从老师那儿得到的点劵来换取礼物，除了增加学生学习的动力外，也让他们练习算数。所有物品中“销路”最好的是洋芋片，因为学校禁止贩卖机，这里是唯一可以合法获得食物的“黑市”。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拿到多少点劵就花掉多少墨西哥跳豆，也有少数孩子小心地把点劵存起来。一个大概三年级的小孩让大家都感动得眼圈湿湿的，他说他存了一个学期的点劵，希望换得一个娃娃给他的哥哥做生日礼物，他每周都来看那个娃娃，确定有没有被人拿走，慈济的志愿者们知道这是他的心愿，也一直把娃娃收藏着汕头数码通。当他终于拿到娃娃时，大家都真心为他高兴。他说他已经选好下次要给他爸爸的礼物了。
像这样的小故事每天不止发生在最繁华的硅谷，也发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些穿着蓝色上衣白色裤子的慈济志愿者们在土耳其设立了医疗站，给数以万计的难民以帮助：他们在威力惊人的飓风袭击菲律宾后迅速动员了上千名志愿者以及救灾资源；在南亚海啸发生后，他们是第一个进驻的亚洲救助组织，从临近的东南亚国家快速调集了人手和物资。当许多号称专业的救灾团队花费巨资在装潢时髦的总部时，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设施简陋的慈济总部。
图，慈济志愿者在派发物资。付出无所求还要说感恩，这是每个慈济志工的大爱精神。
2016年4月底，慈济在其位于中国台湾花莲市的总部欢庆成立50周年时，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派了特使前来感谢慈济在过去30年间对美国社会的贡献。无独有偶，慈济也因为20年来在大陆的救助活动，在2009年成为第一个获得国务院批准的境外基金会，得以在国内募款及从事慈善活动。
我们如何理解慈济成功背后的原因？而它又是如何获得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的呢？
慈济的文化基因
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慈济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
秦晖
梁其姿
例如，著名学者、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在《以志愿提供公益》一文中，从大历史的角度提出，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由于政府长期对于社会福利的不作为，中国的民间自古以来就发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来提供社会福利，从旧时的义仓到近代因受西方宗教福利机构影响而产生的各式新式组织，中国文化中一直有着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民间福利传统。
秦晖教授的观点与另一位著名的文化社会史学者、香港大学的梁其姿教授相当接近，在梁教授的著名研究著作《施善与教化》中，她考察了当时民间精英如何面对社会问题，包括其应对策略以及由此所生的社会组织。在某些情况下，社会福利依附着既有的社会机构，例如：佛教寺庙长久以来就担负着各种福利功能，而在某些情况下，对新社会问题的回应导致了新形态的社会组织。
许多研究当代社会以及慈济的学者也都保持着类似的看法。
研究中国宗教的著名学者、波士顿大学的魏乐博（Robert Weller）及他的优秀学生、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黄倩玉（Julia Huang）曾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慈济杂糅了当代佛教的观点以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上的各种形式的宗教运动多有相似之处。
最早研究慈济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丁仁杰研究员认为慈济代表了一种传统的复苏，而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原则多有抵触。
早在20世纪90年代时，“中央研究院”的林毓生便曾经批评过慈济代表的不是现代的民主理念，而是传统的保守的儒家思想。慈济的兴起被视为一种台湾社会对民主化带来的骚动的反动。
我将上述许多类似的说法称为文化功能说。文化功能说认为文化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当某些社会功能的供给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时，社会会依据其文化传统补充不足的部分。
从文化功能说的角度看，慈济的出现和兴起只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宗教福利的延续，慈济代替政府提供了某些缺乏的社会福利，从而获得了成长的动力。文化功能说提供了我们一个方便的管道来观察文化现象，然而如许多批评者指出的，文化功能说有许多缺陷，首先，文化功能说往往只提供了一些后见之明（post-hoc knowledge），缺少对社会创新出现的机制的分析；其次，文化功能论者经常把新的社会组织视为传统的延续，而忽略了其中的新成分。
从文化功能说的角度，社会创新是件难以达成的事情，因为当传统是如此的稳定，所有的变化都会成为传统的注脚，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很难为社会创新提供需要的元素。
研究社会创新的学者，无论其理论根据为何，大多同意社会创新需要相应的组织形式的配合，具有异质性与高度弹性的组织往往是创新的来源。
例如，斯坦福大学的伍迪·鲍威尔（Woody Powell）教授在其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中，解释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生物科技公司背后的组织动力，他认为高度弹性化的学术和业界网络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
另一位以研究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地区兴起的现代资本主义金融机构而闻名的芝加哥大学约翰·帕杰特（John Padgett）教授，同样认为创新仰赖于高度异质网络的结合，不同形式的网络和结合模式深刻影响了创新的过程与结果。
这两位学者将其相似的观点进一步阐释于他们合作的重要著作《组织与市场的兴起》一书中，从众多的案例研究中，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创新产生于特定的组织网络结构之下楼南蔚，而网络结构又为地方因素所影响。这两位学者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观察慈济的维度。
慈济的缘起
图，证严法师
1966年5月，年仅28岁的证严法师与几位女性志愿者在台湾东部的花莲市成立了佛教慈济功德会。相较于开发已久的西部，由于高山的阻隔，东台湾一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出现稍具规模的汉人移民，这些移民大多集中在兰阳平原（现在的宜兰），极少深入花莲等地。
真正的大规模开发发生于1895—1945年，受汉文化影响较浅的东部成为日本人殖民的新天地。大规模的日本移民村环绕着新设立的花莲港建设，糖业资本将许多临海的平原开拓成大型的蔗田，本地劳动力的缺乏驱使许多汉人移民到东岸。20世纪30年代的花莲市具有高度发达的商业部门，并有直航的轮船连接日本的城市，花莲以及附近地区因此发展出了与西岸有别的异质性社会网络。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民党掌控的政府将开发的重点重新移回西岸，工业化初步发展，东西的差距逐渐扩大，承担大部分社会福利功能的地方政府税收差距逐渐拉大，东部的县市政府须仰赖台湾当局的财务支援，而东部的社会福利机构，包括医院等向来不如其他地区，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更无法有效应对。其中几个最棘手的社会问题是：贫穷人口的医疗问题，老年孤独者的照顾问题，意外发生时的重建工作。
宗教组织，包括基督教以及佛教组织，为东部偏远地区提供了其缺乏的社会福利服务。基督教很早就在东台湾开办医疗机构，而佛教寺庙也不时提供急难救助金给贫困人口，然而这两者都未具有真正的影响力。基督教的医疗机构太小并且分散，而佛教寺庙在东台湾的规模远比西部小，救助形式局限于传统的冬令发放，募款管道则限制在托钵化缘，缺少制度化的财务来源，对被帮助人也缺少事后的追踪，捐助人无从得知善款的用途。更重要的或许是这些宗教组织并没有企图对社会问题深入了解，基督教成立医院的目的在于传教，而佛教寺庙的社会福利功能往往流于表面的资源发放。
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慈济以非正式的地方互助会形式出现。台湾地区规定朱雯朱静，凡是社会组织都必须向法院登记以取得法人资格，但是直到 1980 年，慈济都一直维持着非正式的草根组织形式，当时台湾逐渐宽松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功德会介于宗教与地方互助会之间的模糊组织形式，都使得维持一个非正式组织的形式成为可能。非正式的组织形式意味着早期的慈济不需要过度关心组织中权力结构的安排，组织的成员可灵活调整，而组织的活动也可以随着成员的变动而变动。
慈济精舍位于台湾省花莲县新城乡康乐村，是佛教慈济功德会所在地。
慈济的组织创新
对慈善资源的需求是驱使早期慈济组织创新的主要动力。在互联网尚未出现的年代里，传统寺庙的财源包括了信徒的香火钱、田产的所得以及贩售商品的利润，大型寺庙如北港的朝天宫单单靠香火钱便足以支撑起庞大的开销。然而慈济的主体并不是一个寺庙，没有香火钱的来源，也没有庞大的田产，更没有一个在其上的跨国机构（如基督教组织）能提供初创时所需的资源。
与我们对一般东亚型非营利组织的常识相反（财务上高度仰赖政府的资助），慈济基本上从未仰赖过政府的财务补助，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慈济之所以能不依赖公共部门的补助，得益于高效的筹款能力琉璃玉米，而强大的筹款能力则建立在组织创新之上——财务来源的去中心化。
从很早开始，慈济就尝试了不同的募款方式，包括举办筹款演唱会。早在1968年社会气氛依旧紧绷时，成立不到三年的慈济就邀请了当红的歌星在花莲市举办募款演唱会，成功地在地方名流中打响了自己的名号。其次，透过报纸以及杂志等平面媒体，慈济很早就开放了远距离捐款，让不同地区的民众可以捐款给位于东部的年轻慈善组织。通过一些流通海外的佛教杂志，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慈济便已收到来自海外民众的捐款，如菲律宾、美国、新加坡及中国香港。
然而财务上的真正创新来自募款分摊制的建立。参与决策的成员被称为委员，委员均有负责募款的任务，包括证严法师在内。募款的金额及捐款人的姓名都在每月发行的《慈济月刊》上公布，慈济内部也提倡一种“为善竞争”的组织文化。与一般非营利组织设立一个专门的募款部门不同，在慈济照耀名利场，人人皆是募款人，凡是愿意协助募款的民众皆能透过简单的推荐程序成为委员而有参与每月决策会议的权利。
从筹款机制的去中心化以及分摊制的出现，早期慈济的第二个组织层次的创新就是组织决策的民主化及集体责任制的形成。
与我们对一般宗教组织的认识不同，早期的慈济决策不单单是掌控在少数领导者的手中，而是通过每月召开的委员会议决定，艾佳妮“委员”因此成了慈济志愿者的专有称呼，甚至在通俗文化中带有了神秘的色彩炼欲魔帝。
以医疗及贫病补助为例，在委员会议中，不同的委员就如同法庭的检察官般提出新发现的案例，例如社区的某户人家因为经济因素无法负担医疗费用，委员通常需要提出证据来证明补助的必要性，是否补助以及补助的方式由全体委员议决。
长期下来，慈济内部形成了对案件从调查到结案的一系列基于证据的程序。这一创新的设计从未在传统的佛教组织中出现，除了少数基督教的教派，一般的宗教团体很少允许平民信徒参与重要的决策，而以客观调查为依据的补助方式更是传统的不分彼此、一刀切式的补助无法相比的。
去中心化和相对民主的组织文化鼓励了参与慈济的成员的积极性和对组织的认同感，形成了早期慈济组织内部创新的动力。
在“为善竞争”的鼓舞下，做好事不必遮遮掩掩，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从自扫门前雪的文化中走出来，一些慈济委员开始在探访的同时也协助案主积极地改变生活环境粱博，不但扫自己家门也扫别人家门。
慈济的委员，除了基本的道德原则外，被允许用自己的方式设计筹款的机制，也被鼓励开发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让成员承担创新的任务，而责任则是透过集体的机制来确保，形成了所谓“善的循环”，也就是出于善意的创新行动往往会带来更多的创新。
在这些创新行动的背后则是慈济成员背景的高度多样性。早期慈济组织的特质使得组织容纳了各种各样的人士。证严法师的家庭背景以及其他几位初期重要领导者的商业出身，使得慈济更容易采取具有弹性的策略来面对年轻组织遇到的困难，例如正当性的不足和经费筹措的困难。成员背景的多样性进一步确保了一种开放的组织文化，使得慈济不至于过早成为一个封闭式的宗教团体。这些都有助于之后慈济的快速成长。
慈济的局限
从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很难在持续成长的同时维持其创新的动力。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韦伯式的科层化发展似乎是很难回避的宿命。如同历史上的许多大型组织，规模化以及专业化带来了管理上的效率，然而如许多研究者发现指出的，科层化的组织是创新的主要障碍。
在科层化的组织下，成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去提出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更多是萧规曹随地附和既有的运作模式。而科层化的机制往往将组织切割成不相关联的部分，长久下来，组织内部逐渐形成同质性的团体，在缺少新鲜想法的刺激下，创新变得困难。而科层化的组织又因为组织发展的关系逐渐将外界异质性的元素排除在组织之外陈芳辉，科层化程度越高，组织的界限也就越明显和严格。这些都阻碍了持续创新的动力。
在本文中，我只从创新的角度讨论了慈济的兴起。慈济的早期发展提供了一个关于社会创新极佳的在地案例，我们看到了，面对传统宗教形式的慈善无法有效解决的社会问题，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如何出现在既有的社会文化脉络中。
慈济创新的组织形式与做法仰赖于高度弹性与异质化的社会网络，开放的组织模式允许各种试验性的实践手段。在不同专业的合作下，慈济发展了独树一帜的筹款与动员模式，这一模式日后被许多相似的组织模仿，但至今尚未有组织成功地超越慈济。
即使如慈济般成功的组织也毫不例外地需要面对成长与创新的两难，如许多观察者指出的，慈济的组织文化似乎正在逐渐僵化，组织运作越来越依赖少数领导者，传旺这些都不利于创新的出现，也使得慈济在面对快速变化的外在环境时无法如过往般快速应对。
然而如本文开头介绍的案例所展示的，慈济遍布全世界的志愿者是慈济最为宝贵的组织资产，他们持续提供了富有创意的想法与实践，如何有效地将这些异质的元素整合进组织的运作中，决定了慈济的下一个五十年发展。
排版 | 润锦
慈济（Tzu Chi），非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慈善组织之一。1966年由证严上人创立于东台湾的花莲一隅。多年来，其足迹遍布全球，从一个小小的地方慈善团体演变为一个全球性NGO。
据研究，早期，慈济基本上从未仰赖过政府的财务补助，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慈济之所以能不依赖公共部门的补助，得益于高效的筹款能力，而强大的筹款能力则建立在组织创新之上——财务来源的去中心化。
本文转载自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作者：李镇邦，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原标题：《慈济与社会创新》
在一个飘着细雨的12月的星期天早晨，7点，北加州森尼韦尔市（Sunnyvale）的一处公园内已经聚集了不少游民，他们在等待着每周一次慈济志愿者的早餐发放。负责这项工作的凌先生是位台湾来的移民，他已经定居在旧金山湾区超过20年了，他跟我提到，森尼韦尔市的早餐发放已经持续了5年，风雨无阻，未曾停歇过。
慈济志愿者为贫困者提供免费早餐（Douglas Ling摄影）
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在硅谷的中心地区，还有人生活得如此艰苦。凌先生热络地招呼着领取早餐的民众，他说有些人已经是熟面孔了，这些人并非都是游手好闲之人，更多是因为时运不济或是疾病的原因而落入社会的底层。
伊朗移民Abram Aznive为“慈济早餐”就餐者免费理发(Douglas Ling摄影)
一位伊朗裔的理发志愿者正在提供免费的修容服务，她说她是偶然间看见慈济的早餐发放，受到感动，从此成了一位志愿者。她每两周来一次，除了剪发，还细心地帮助男性刮胡子，帮女性修理眉毛。凌先生说她是很有名的美容师，收费很高，她摇摇头说她是移民，也曾经艰苦过，现在日子好点了，单纯想多帮帮那些需要协助的人。
除了每周日的发放外，慈济的志愿者们在湾区不同的地方还进行着好几个不同的计划，比如说，由一位谢女士领导的“幸福校园”团队，十几位志愿者每周一次或两次前往位于东保罗奥图（Palo Alto）的中学协助校内的教学活动。
保罗奥图是著名的高级住宅区，区内有着世界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斯坦福大学。然而与繁华的西边截然不同，东保罗奥图则是长期因为高犯罪率而出名。这里看不见殷实的中产阶层，都是来自社会低层的居民，以墨西哥移民居多。
幸福校园的宗旨就是协助这里的中小学老师领着孩子们在阅读课念书。我与三位慈济的志愿者中大陆来的汪女士被分配到了一个班级。一位亚裔老师带着二十多位学生，在简短的介绍后帝王蛇蜥，我们就陪伴着这些小朋友们阅读英文书籍，确定他们能正确辨认英文单词。据老师说，许多小学生刚进学校时是一句英文也不会说，也拒绝跟同学互动。一个老师面对这么多学生，她坦诚地跟我们说她无力帮助每一个孩子，即使知道他们急切地需要关怀。
在结束教室内的活动后，我们移到了一间宽敞的教室，准备接下来的小市场活动。志愿者们收集了各种礼物，如填充玩偶、小点心等，依照物品的价值定了价格，学生用通过上课时的良好表现从老师那儿得到的点劵来换取礼物，除了增加学生学习的动力外，也让他们练习算数。所有物品中“销路”最好的是洋芋片，因为学校禁止贩卖机，这里是唯一可以合法获得食物的“黑市”。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拿到多少点劵就花掉多少墨西哥跳豆，也有少数孩子小心地把点劵存起来。一个大概三年级的小孩让大家都感动得眼圈湿湿的，他说他存了一个学期的点劵，希望换得一个娃娃给他的哥哥做生日礼物，他每周都来看那个娃娃，确定有没有被人拿走，慈济的志愿者们知道这是他的心愿，也一直把娃娃收藏着汕头数码通。当他终于拿到娃娃时，大家都真心为他高兴。他说他已经选好下次要给他爸爸的礼物了。
像这样的小故事每天不止发生在最繁华的硅谷，也发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些穿着蓝色上衣白色裤子的慈济志愿者们在土耳其设立了医疗站，给数以万计的难民以帮助：他们在威力惊人的飓风袭击菲律宾后迅速动员了上千名志愿者以及救灾资源；在南亚海啸发生后，他们是第一个进驻的亚洲救助组织，从临近的东南亚国家快速调集了人手和物资。当许多号称专业的救灾团队花费巨资在装潢时髦的总部时，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设施简陋的慈济总部。
图，慈济志愿者在派发物资。付出无所求还要说感恩，这是每个慈济志工的大爱精神。
2016年4月底，慈济在其位于中国台湾花莲市的总部欢庆成立50周年时，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派了特使前来感谢慈济在过去30年间对美国社会的贡献。无独有偶，慈济也因为20年来在大陆的救助活动，在2009年成为第一个获得国务院批准的境外基金会，得以在国内募款及从事慈善活动。
我们如何理解慈济成功背后的原因？而它又是如何获得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的呢？
慈济的文化基因
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慈济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
秦晖
梁其姿
例如，著名学者、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在《以志愿提供公益》一文中，从大历史的角度提出，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由于政府长期对于社会福利的不作为，中国的民间自古以来就发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来提供社会福利，从旧时的义仓到近代因受西方宗教福利机构影响而产生的各式新式组织，中国文化中一直有着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民间福利传统。
秦晖教授的观点与另一位著名的文化社会史学者、香港大学的梁其姿教授相当接近，在梁教授的著名研究著作《施善与教化》中，她考察了当时民间精英如何面对社会问题，包括其应对策略以及由此所生的社会组织。在某些情况下，社会福利依附着既有的社会机构，例如：佛教寺庙长久以来就担负着各种福利功能，而在某些情况下，对新社会问题的回应导致了新形态的社会组织。
许多研究当代社会以及慈济的学者也都保持着类似的看法。
研究中国宗教的著名学者、波士顿大学的魏乐博（Robert Weller）及他的优秀学生、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黄倩玉（Julia Huang）曾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慈济杂糅了当代佛教的观点以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上的各种形式的宗教运动多有相似之处。
最早研究慈济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丁仁杰研究员认为慈济代表了一种传统的复苏，而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原则多有抵触。
早在20世纪90年代时，“中央研究院”的林毓生便曾经批评过慈济代表的不是现代的民主理念，而是传统的保守的儒家思想。慈济的兴起被视为一种台湾社会对民主化带来的骚动的反动。
我将上述许多类似的说法称为文化功能说。文化功能说认为文化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当某些社会功能的供给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时，社会会依据其文化传统补充不足的部分。
从文化功能说的角度看，慈济的出现和兴起只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宗教福利的延续，慈济代替政府提供了某些缺乏的社会福利，从而获得了成长的动力。文化功能说提供了我们一个方便的管道来观察文化现象，然而如许多批评者指出的，文化功能说有许多缺陷，首先，文化功能说往往只提供了一些后见之明（post-hoc knowledge），缺少对社会创新出现的机制的分析；其次，文化功能论者经常把新的社会组织视为传统的延续，而忽略了其中的新成分。
从文化功能说的角度，社会创新是件难以达成的事情，因为当传统是如此的稳定，所有的变化都会成为传统的注脚，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很难为社会创新提供需要的元素。
研究社会创新的学者，无论其理论根据为何，大多同意社会创新需要相应的组织形式的配合，具有异质性与高度弹性的组织往往是创新的来源。
例如，斯坦福大学的伍迪·鲍威尔（Woody Powell）教授在其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中，解释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生物科技公司背后的组织动力，他认为高度弹性化的学术和业界网络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
另一位以研究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地区兴起的现代资本主义金融机构而闻名的芝加哥大学约翰·帕杰特（John Padgett）教授，同样认为创新仰赖于高度异质网络的结合，不同形式的网络和结合模式深刻影响了创新的过程与结果。
这两位学者将其相似的观点进一步阐释于他们合作的重要著作《组织与市场的兴起》一书中，从众多的案例研究中，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创新产生于特定的组织网络结构之下楼南蔚，而网络结构又为地方因素所影响。这两位学者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观察慈济的维度。
慈济的缘起
图，证严法师
1966年5月，年仅28岁的证严法师与几位女性志愿者在台湾东部的花莲市成立了佛教慈济功德会。相较于开发已久的西部，由于高山的阻隔，东台湾一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出现稍具规模的汉人移民，这些移民大多集中在兰阳平原（现在的宜兰），极少深入花莲等地。
真正的大规模开发发生于1895—1945年，受汉文化影响较浅的东部成为日本人殖民的新天地。大规模的日本移民村环绕着新设立的花莲港建设，糖业资本将许多临海的平原开拓成大型的蔗田，本地劳动力的缺乏驱使许多汉人移民到东岸。20世纪30年代的花莲市具有高度发达的商业部门，并有直航的轮船连接日本的城市，花莲以及附近地区因此发展出了与西岸有别的异质性社会网络。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民党掌控的政府将开发的重点重新移回西岸，工业化初步发展，东西的差距逐渐扩大，承担大部分社会福利功能的地方政府税收差距逐渐拉大，东部的县市政府须仰赖台湾当局的财务支援，而东部的社会福利机构，包括医院等向来不如其他地区，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更无法有效应对。其中几个最棘手的社会问题是：贫穷人口的医疗问题，老年孤独者的照顾问题，意外发生时的重建工作。
宗教组织，包括基督教以及佛教组织，为东部偏远地区提供了其缺乏的社会福利服务。基督教很早就在东台湾开办医疗机构，而佛教寺庙也不时提供急难救助金给贫困人口，然而这两者都未具有真正的影响力。基督教的医疗机构太小并且分散，而佛教寺庙在东台湾的规模远比西部小，救助形式局限于传统的冬令发放，募款管道则限制在托钵化缘，缺少制度化的财务来源，对被帮助人也缺少事后的追踪，捐助人无从得知善款的用途。更重要的或许是这些宗教组织并没有企图对社会问题深入了解，基督教成立医院的目的在于传教，而佛教寺庙的社会福利功能往往流于表面的资源发放。
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慈济以非正式的地方互助会形式出现。台湾地区规定朱雯朱静，凡是社会组织都必须向法院登记以取得法人资格，但是直到 1980 年，慈济都一直维持着非正式的草根组织形式，当时台湾逐渐宽松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功德会介于宗教与地方互助会之间的模糊组织形式，都使得维持一个非正式组织的形式成为可能。非正式的组织形式意味着早期的慈济不需要过度关心组织中权力结构的安排，组织的成员可灵活调整，而组织的活动也可以随着成员的变动而变动。
慈济精舍位于台湾省花莲县新城乡康乐村，是佛教慈济功德会所在地。
慈济的组织创新
对慈善资源的需求是驱使早期慈济组织创新的主要动力。在互联网尚未出现的年代里，传统寺庙的财源包括了信徒的香火钱、田产的所得以及贩售商品的利润，大型寺庙如北港的朝天宫单单靠香火钱便足以支撑起庞大的开销。然而慈济的主体并不是一个寺庙，没有香火钱的来源，也没有庞大的田产，更没有一个在其上的跨国机构（如基督教组织）能提供初创时所需的资源。
与我们对一般东亚型非营利组织的常识相反（财务上高度仰赖政府的资助），慈济基本上从未仰赖过政府的财务补助，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慈济之所以能不依赖公共部门的补助，得益于高效的筹款能力琉璃玉米，而强大的筹款能力则建立在组织创新之上——财务来源的去中心化。
从很早开始，慈济就尝试了不同的募款方式，包括举办筹款演唱会。早在1968年社会气氛依旧紧绷时，成立不到三年的慈济就邀请了当红的歌星在花莲市举办募款演唱会，成功地在地方名流中打响了自己的名号。其次，透过报纸以及杂志等平面媒体，慈济很早就开放了远距离捐款，让不同地区的民众可以捐款给位于东部的年轻慈善组织。通过一些流通海外的佛教杂志，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慈济便已收到来自海外民众的捐款，如菲律宾、美国、新加坡及中国香港。
然而财务上的真正创新来自募款分摊制的建立。参与决策的成员被称为委员，委员均有负责募款的任务，包括证严法师在内。募款的金额及捐款人的姓名都在每月发行的《慈济月刊》上公布，慈济内部也提倡一种“为善竞争”的组织文化。与一般非营利组织设立一个专门的募款部门不同，在慈济照耀名利场，人人皆是募款人，凡是愿意协助募款的民众皆能透过简单的推荐程序成为委员而有参与每月决策会议的权利。
从筹款机制的去中心化以及分摊制的出现，早期慈济的第二个组织层次的创新就是组织决策的民主化及集体责任制的形成。
与我们对一般宗教组织的认识不同，早期的慈济决策不单单是掌控在少数领导者的手中，而是通过每月召开的委员会议决定，艾佳妮“委员”因此成了慈济志愿者的专有称呼，甚至在通俗文化中带有了神秘的色彩炼欲魔帝。
以医疗及贫病补助为例，在委员会议中，不同的委员就如同法庭的检察官般提出新发现的案例，例如社区的某户人家因为经济因素无法负担医疗费用，委员通常需要提出证据来证明补助的必要性，是否补助以及补助的方式由全体委员议决。
长期下来，慈济内部形成了对案件从调查到结案的一系列基于证据的程序。这一创新的设计从未在传统的佛教组织中出现，除了少数基督教的教派，一般的宗教团体很少允许平民信徒参与重要的决策，而以客观调查为依据的补助方式更是传统的不分彼此、一刀切式的补助无法相比的。
去中心化和相对民主的组织文化鼓励了参与慈济的成员的积极性和对组织的认同感，形成了早期慈济组织内部创新的动力。
在“为善竞争”的鼓舞下，做好事不必遮遮掩掩，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从自扫门前雪的文化中走出来，一些慈济委员开始在探访的同时也协助案主积极地改变生活环境粱博，不但扫自己家门也扫别人家门。
慈济的委员，除了基本的道德原则外，被允许用自己的方式设计筹款的机制，也被鼓励开发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让成员承担创新的任务，而责任则是透过集体的机制来确保，形成了所谓“善的循环”，也就是出于善意的创新行动往往会带来更多的创新。
在这些创新行动的背后则是慈济成员背景的高度多样性。早期慈济组织的特质使得组织容纳了各种各样的人士。证严法师的家庭背景以及其他几位初期重要领导者的商业出身，使得慈济更容易采取具有弹性的策略来面对年轻组织遇到的困难，例如正当性的不足和经费筹措的困难。成员背景的多样性进一步确保了一种开放的组织文化，使得慈济不至于过早成为一个封闭式的宗教团体。这些都有助于之后慈济的快速成长。
慈济的局限
从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很难在持续成长的同时维持其创新的动力。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韦伯式的科层化发展似乎是很难回避的宿命。如同历史上的许多大型组织，规模化以及专业化带来了管理上的效率，然而如许多研究者发现指出的，科层化的组织是创新的主要障碍。
在科层化的组织下，成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去提出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更多是萧规曹随地附和既有的运作模式。而科层化的机制往往将组织切割成不相关联的部分，长久下来，组织内部逐渐形成同质性的团体，在缺少新鲜想法的刺激下，创新变得困难。而科层化的组织又因为组织发展的关系逐渐将外界异质性的元素排除在组织之外陈芳辉，科层化程度越高，组织的界限也就越明显和严格。这些都阻碍了持续创新的动力。
在本文中，我只从创新的角度讨论了慈济的兴起。慈济的早期发展提供了一个关于社会创新极佳的在地案例，我们看到了，面对传统宗教形式的慈善无法有效解决的社会问题，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如何出现在既有的社会文化脉络中。
慈济创新的组织形式与做法仰赖于高度弹性与异质化的社会网络，开放的组织模式允许各种试验性的实践手段。在不同专业的合作下，慈济发展了独树一帜的筹款与动员模式，这一模式日后被许多相似的组织模仿，但至今尚未有组织成功地超越慈济。
即使如慈济般成功的组织也毫不例外地需要面对成长与创新的两难，如许多观察者指出的，慈济的组织文化似乎正在逐渐僵化，组织运作越来越依赖少数领导者，传旺这些都不利于创新的出现，也使得慈济在面对快速变化的外在环境时无法如过往般快速应对。
然而如本文开头介绍的案例所展示的，慈济遍布全世界的志愿者是慈济最为宝贵的组织资产，他们持续提供了富有创意的想法与实践，如何有效地将这些异质的元素整合进组织的运作中，决定了慈济的下一个五十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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